中國曾經是一個革命的國度，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國度，一個社會貧富差距微弱、社會保障體系健全的國度，一個崇尚互幫互助的社會大家庭。在國際上，中國是革命思潮的中心，西方壟斷資本的死對頭，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倡導者。但是，毛澤東逝世后，中國政治發(fā)生了巨變。此后，中國政治一路向右、向右、再向右，告別革命，躲避崇高，一切向錢看，一切向美國看，貪污腐敗日益發(fā)展，國有企業(yè)被廉價拍賣，跨國公司長驅直入，民族技術和工業(yè)體系土崩瓦解，社會高度兩極分化，互幫互助的美德消失了，只剩下自私自利的算計、欺騙、防犯、冷漠。在國際上，中國的變化與西方世界的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浪潮遙相呼應，沖垮了蘇聯東歐，瓦解了第三世界各國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形成了一個以美國的軍事和金融力量為后盾，以跨國公司為中心，高度不平等、不穩(wěn)定的國際經濟秩序。

　　這場巨大的社會變遷造成了許多社會斷裂帶，形成了四大政治思潮：右翼自由主義，左翼自由主義，右翼保守主義，左翼保守主義（見附圖）。中國未來的走向將取決于這四大政治思潮的互動。

　　一、右翼自由主義思潮主導經濟政策

　　右翼自由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思潮，其基本特征是相信人性自私，相信市場萬能。其極端者甚至不要政府，不要中央銀行。退一步，則要求小政府、大社會，政府不要管生產，不要管企業(yè)，要開放貿易，開放金融，給外資企業(yè)超國民待遇。這一思潮相信，效率優(yōu)先，公平自然在其中。經濟學基本上成了這一思潮的獨占舞臺。因此，大多數經濟學教授、學生都是右翼自由主義的信徒。其代表人物有厲以寧、吳敬璉、張維迎、樊綱、江小涓、周其仁等，與俄國的邱拜斯、蓋達爾等人相似。他們的理念和政策主張一步步寫入了中央文件，因而在社會上影響很大。人性自私論和市場萬能論成了支持改革開放的兩大“神學信念”，將整個社會帶入到追逐利益的狂潮中。

　　但是，畢竟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一個公有制的、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右翼自由主義思潮對政策的影響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其負面后果也有個暴露過程。大體來說，這一思潮在八十年代還只是影響了人心，并對經濟體制的邊緣地帶產生作用，體制骨架還基本完整。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體制外的經濟力量急劇增長，跨國資本的活動規(guī)模大幅度增長，經濟體制的骨架就動搖了。1997年以后，國有企業(yè)“小賣大股”，直接拆毀原經濟體制的骨架。與此同時，教育市場化，醫(yī)療市場化，住房市場化全面推進，且不惜代價地加入WTO，主動與國際接軌，接受國際資本的主宰。時至今日，右翼自由主義的主張基本實現，其社會能量也已經耗盡，社會兩極分化，怨聲載道。經濟學家出來不管說什么，都會遭到公眾的痛罵。但是，右翼自由主義已經有了自己的經濟基礎，他們不但得到政府內部的貪污腐敗集團的支持，而且得到跨國資本、本國買辦資本和私人壟斷資本的支持。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經濟學教授席位仍然將控制在右翼自由主義者手中。資本力量還通過廣告投放控制著媒體。此外，人心已經被右翼自由主義改造了，公眾已經是一盤散沙、自私自利的公眾了。如果沒有重大的經濟危機，公眾很難組織起有效的反擊來。

　　二、右翼保守主義逢兇化吉、長袖善舞

　　為什么中國的右翼自由主義能夠一路過關斬將，走向極點？因為得到了右翼保守主義政權的大力支持。右翼保守主義和右翼自由主義都相信人性自私，但右翼自由主義更強調自由競爭，自發(fā)形成的經濟和政治秩序；
而右翼保守主義則堅持共產黨領導的政治秩序不變，只是在經濟領域里借重右翼自由主義的活力，以順理成章地接受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接受跨國公司的統(tǒng)治地位。現實的右翼自由主義也懂得，一個兩極分化的中國在政治上只能靠專制政治的強大的動員和鎮(zhèn)壓能力，而不能靠政治自由主義。這樣，右翼自由主義和右翼保守主義結成了一個長達二十多年的同盟。

　　因此，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為什么右翼保守主義掌握了中國政權？

　　中國革命是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革命，其基本理念和口號，如“打土豪、分田地”等，都屬于左翼自由主義，追求平等、自由和獨立，不論善惡，崇尚勞動。左翼自由主義是右翼保守主義的天敵，但自身卻具有無政府主義特征，缺乏組織能力。一旦組織起來、行動起來，就需要革命理想主義，強調犧牲和奉獻，即需要左翼保守主義。無數革命者懷著“殺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倒下我一個，自有后來人”的堅強信念，走上了刑場。革命勝利后，左翼自由主義失去了打擊對象，一度銷聲匿跡。而左翼保守主義，即革命理想主義卻備受推崇，成為幾乎是唯一的公開的、長久存在的政治思潮。在一個自認為是唯物主義的國度里，事實上，公眾的精神力量達到任何宗教都難以企及的地步。但是，這種精神力量的物質基礎，即物質生活的苦難、社會關系中的壓迫和剝削，卻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相反，追求“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物質進步，卻成了社會的共同目標。所以，精神力量從歷史高峰慢慢衰落，個人的感受、物質的追求潛滋暗長。這樣，左翼保守主義盛極而衰，而右翼保守主義的力量潛滋暗長，革命體制就慢慢成為一個壓迫性、窒息性的體制。

　　左翼保守主義曾經想阻止革命體制的蛻化。怎么辦呢？左翼保守主義者一方面希望“抓革命，促生產”，“農業(yè)學大寨”、“工業(yè)學大慶”，進一步“斗私批修”，即用革命理想主義作為社會前進的動力。同時，則呼喚出左翼自由主義，用“造反有理”的口號武裝起造反派，“踢開黨委鬧革命”，打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右翼保守主義。

　　問題在于，群眾分不清楚左翼保守主義和右翼保守主義之間的區(qū)別，因為這兩者都在政權內部。隨著全社會的物質主義傾向增強，左翼保守主義的話語越來越顯得脫離實際，與群眾的心理距離越來越遠。越來越多的群眾逐漸對體制產生逆反心理，產生冷漠感和疏理感，成為右翼保守主義的群眾基礎。更進一步，群眾感受到來自左翼保守主義的精神壓迫，和來自右翼保守主義的物質壓迫。在雙重壓迫面前，左右兩翼自由主義思潮同時泛起。

　　毛澤東逝世后，左翼保守主義失去上層力量，又缺乏群眾基礎。右翼保守主義輕而易舉地通過一場政變消滅了體制內的左翼保守主義力量，順利地蛻去了革命政權的外殼。這真是風水輪流轉。經過革命風暴洗禮后，右翼保守主義衰極必盛，改頭換面，躲進了革命政權內部，茁壯成長。左翼保守主義的每一次嘗試，無論是整風，還是四清，還是文化大革命，最終不是削弱、而是增強了右翼保守主義。

　　右翼保守主義政權怎樣鞏固自身的合法性呢？關鍵在于調動左右兩翼的自由主義情緒，合力嘲弄革命理想主義，將革命理想主義當作貧窮、落后、經濟增長緩慢的總根子，當作“極左”扔到歷史垃圾堆，把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一切問題都歸到左翼保守主義頭上，而把成績都算到右翼保守主義頭上。例如，嘲笑“四人幫”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右翼自由主義起勁地批判左翼保守主義，這是理所當然的，無論在立場上還是在學理上，兩者都截然對立。為什么左翼自由主義也參加了圍剿呢？因為左翼自由主義具有自由主義的一般特征，即面向個體，追求獨立、平等、自由，不論善惡。左翼保守主義總是倡導集體主義，要求反省自身，承認個體能力和人格上的差異，承認“暫時合理的資產階級法權”。這和左翼自由主義要求立即平等、強調個性自由的氣質大不相同。左翼自由主義者也是唯物主義者，相信“屁股決定腦袋”，利益決定思想，不可能有真正代表全社會利益的理想主義者。其中，托派傾向的一支認為，毛澤東的游泳池和專列，說明毛澤東是官僚階級的代表人，他不可能代表勞動人民。斗私批修是幻想。要改變這個逐漸具有壓迫性、窒息性的體制，唯一的辦法就是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砸爛這個體制，變成群眾自治的公社。穆勒傾向的溫和的左翼自由主義者認為，包產到戶，四大自由，這是人民的勝利。甚至最好把國有企業(yè)也給平分了。只有這樣，才可能將政治權力交還給人民。

　　就這樣，在右翼保守主義的領導下，左右兩翼自由主義合力圍剿了左翼保守主義，形成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的唯物主義的社會狂歡—這三個思潮都具有唯物主義特征。

　　有意思的是，為這場合圍提供理論正當性的，恰恰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具有左翼自由主義特征，其階級分析理論可以和托派觀點一致。照此理論，新中國形成了新階級，即官僚資產階級，因此必須發(fā)動新的階級斗爭來推翻現政權，必須把毛澤東當作官僚資產階級的總代表。馬克思主義又有右翼保守主義特征，其生產力決定論正好可以批判強調精神作用的左翼保守主義。正是馬克思主義，將左翼保守主義當作封建主義來批判，將左翼保守主義的努力當作超越歷史階段的唯意志論，而毛澤東則被看成是唯意志論者。這樣，一個名義上的共產黨政權就可以在馬克思主義的“補課論”中，找到與右翼自由主義結盟的理論正當性。

　　這場狂歡大體持續(xù)到1989年。此前，左右兩翼自由主義者對右翼保守主義的真面目還沒有看清，維持著大體的共識。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中，右翼自由主義感覺已經羽翼豐滿，可以擺脫馬克思主義的外衣，直接搞言正名順的資本主義了。而工農群眾則日益不滿右翼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不滿政府的腐敗化，更不滿右翼保守主義的政治專制。這樣，一度形成左右兩翼自由主義合力挑戰(zhàn)右翼保守主義政府的政治風波。

　　這時，右翼保守主義擺出左翼保守主義的面孔，以社會主義的正統(tǒng)自居，爭取到工農群眾和部分左翼自由主義力量的支持，清算了右翼自由主義者中的主張政治自由的勢力，平息了風波。風波結束后，在左翼自由主義的鼓勵下，政權內部殘存的左翼保守主義勢力也有所抬頭，搞了三年脫離群眾的“反和平演變”。右翼保守主義受到威脅后，在政治上迅速打擊了這些殘存的左翼保守主義勢力，在經濟上則放手采用右翼自由主義的經濟主張，正式形成了政治上的右翼保守主義和經濟上的右翼自由主義的結盟。此后，右翼自由主義旗幟飄揚，改革開放大踏步前進。

　　三、左翼自由主義重返歷史舞臺

　　時至今日，右翼自由主義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結盟開始動搖。兩極分化嚴重，公眾對右翼保守主義政府的信任日益下降。為了防止信任資源的進一步流失，政府開始疏遠右翼自由主義，而啟用某些左翼自由主義和左翼保守主義的政策建議。例如免除農業(yè)稅，提倡和諧社會等。同時，聽任公眾將怨氣發(fā)泄到右翼自由主義頭上。右翼自由主義固然已經有自己的經濟基礎，不怕公眾的痛罵，但是，考慮到自身的發(fā)展需要，也準備拋棄右翼保守主義政府，提倡政治體制改革，以便直接為國際資本服務。

　　大體從九十年代末期起，左翼自由主義各派系日益活躍。其中有穆勒式的左翼自由主義，大體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和城市白領的利益，否定毛澤東時代，肯定改革開放，但要求是一個公平的私有化、公平的市場經濟。有馬克思式的左翼自由主義，大體代表城市下崗工人。有毛澤東式的左翼自由主義，其成份較復雜，如撇開其左翼保守主義傾向不說，則大體代表農民和農民工。有托派的左翼自由主義，主要是一些城市激進青年，缺乏特定的階級基礎。有無政府主義的左翼自由主義，大體代表龐大的打零工群體。還有恐怖主義型的左翼自由主義，在日益增加的走投無路者中間越來越有吸引力。由于各自的經歷所限，左翼自由主義各派相互攻擊，相互排斥，無法形成有效的聯盟。由于自身的自由主義傾向，各派系內部也都缺乏組織，只是一些吵吵嚷嚷的烏合之眾。大概正是因為這兩大特征，所以右翼保守主義對他們聽之任之，并不在意，還可以彰顯言論自由，政府開明。但是，如果出現重大的社會危機，這些派系都會積極參與，以各自的方式打擊右翼保守主義。

　　四、左翼保守主義開始復蘇

　　在唯物主義狂歡的八十年代，左翼保守主義是三派共同的打擊目標。進入九十年代后，左翼自由主義開始從狂歡隊伍中分離出來。盡管左翼自由主義各派的階級基礎不同，但是共同懷念一個公正的、清貧的、勞動光榮的時代，從而形成了第一波毛澤東熱。這標志著左翼保守主義開始走出低谷。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不久，右翼自由主義和右翼保守主義也拉開距離。右翼保守主義感到勢單力孤，不得不拉毛澤東做自己的虎皮，為政權的合法性作辯護。這樣，形成了民間自發(fā)、官方支持的第二波毛澤東熱。這兩波毛澤東熱使右翼自由主義感到十分恐慌，并使其中部分人發(fā)生分化。一部分右翼自由主義者左轉，成為穆勒式的左翼自由主義，并且學習毛澤東的方法與策略，積極與群眾聯系，組織維權運動，以打擊右翼保守主義。一部分右翼自由主義者轉向右翼保守主義，強烈地主張用鎮(zhèn)壓和收買兩手維護政權的穩(wěn)定。

　　毛澤東是中國左翼保守主義的主要成份。但其他的左翼保守主義成份也日益活躍，其中儒家和基督教最引人注目。事實上，在毛澤東被妖魔化的日子里，儒家一度是維系社會倫理的主要資源。這里必須指出，在毛澤東時代，表面上儒家學說受到了嚴厲批判，但是勤勞、孝順、尊老愛幼、互幫互助等優(yōu)秀的儒家型道德在共產主義道德在外衣下達到了極盛。毛澤東被妖魔化后，社會輿論一切向錢看，正是這些相對穩(wěn)定的儒家型道德給日常經濟生活提供了最起碼的信任資源。在新的毛澤東熱到來后，儒家和毛澤東思想傾向于握手言和，共同反對右翼自由主義和右翼保守主義。

　　基督教也是一股左翼保守主義力量，只不過這股力量來自西方，更容易與西方體制結合，更容易得到西方跨國資本的青睞，因而備受中國各界的懷疑。但是，有一個基本事實值得尊重：社會邊緣群體，失業(yè)、失地、老弱病殘、婚姻或事業(yè)受挫的群體更容易接受基督教，對物質生活感到厭倦、失望、迷茫的群體也容易接受基督教。隨著兩極分化的加劇，基督教家庭教會也迅速發(fā)展，信徒人數已經達到數千萬。如果這股左翼保守主義的力量與穆勒式的左翼自由主義力量結合，并得到跨國資本的支持，那么，一旦重大的社會危機來臨，很可能成為一支真實的政治力量，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完成中國的全盤西化。

　　五、結束語

　　未來一段時期內，如果右翼保守主義能夠借助毛澤東的旗號調動左翼自由主義群眾，實質性地打擊或壓制右翼自由主義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則政權的危機可推遲到來。如果繼續(xù)屈服于既得利益集團，只是用小恩小惠收買部分群眾，那么政權的危機可能加速到來。當右翼保守主義迷信權力，一意孤行時，客觀上將加速其他三大思潮的發(fā)展和聯合，釀成巨大的社會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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