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民就是義和團的成員，這種稱謂是義和團發(fā)生那個年月的，沒有褒也沒有貶，他們的對手，被稱為教民。在那個農(nóng)民起義比較被看重的年月，中學生都知道，義和團跟太平軍不一樣，沒有統(tǒng)一的領導、統(tǒng)一的組織。但是沒有統(tǒng)一組織的拳民，卻穿著差不多的服裝，黃布包頭，紅肚兜，行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處（拳壇）“亮拳”，表演神靈附體（上法），然后舞刀弄槍，用大刀片往袒露的肚皮上砍，扎槍頂著咽喉，展示“刀槍不入”的本領。從山東到直隸，從河南到山西，北方偌大面積的土地上成千累萬的義和團，都差不多，好像背后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操控一樣。

　　拳民的“組織”：師傅、師兄、恩主……

　　很長時間以來，義和團研究是個顯學，但是學者都忙著給義和團找根正苗紅的“爹”（組織源流），只是這個出身好的爹，總也找不準，大家吵成一鍋粥，有的說義和團源于魯南半土匪性質(zhì)的大刀會，有的說源于譜系上曾經(jīng)有過造反歷史的民間教門八卦教，有的則說是源于跟教會有沖突的民間拳會梅花拳。除了這幾樣之外，學者們找到的其他的組織源流，這個教，哪個門，總括起來，能有幾十種之多。

　　“爹”找不明白，兒子的秘密自然也沒人理會，一本又一本的著述問世，但拳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之后，依舊不明白（因為沒有人屑于說）。其實，當年的史料文獻和后來的口述材料說得很清楚，義和團大體上由這樣幾部分人組成，一是老師，或者叫師傅，屬于傳道授業(yè)的。義和團的行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老師，老師都有“法術(shù)”，說起來都是從峨眉山、昆侖山什么地方下來的，有異人相授，比金庸先生還要早些，給這些山抹上了帶有氣功和武功的神秘色彩。當然，實際上這些老師，也都是鄉(xiāng)下人，本沒有什么特殊的本事，不過見過點世面，膽子大，敢說，也敢做，就成了老師。

　　好在要教的東西也不難，無非是點半像氣功、半似技巧的玩意。這種玩意現(xiàn)在依然有人玩，比如用刀往運好了氣的肚皮上砍（注意事項：不能用刀劃，一劃肯定出事），扎槍頂著咽喉（注意事項：找好角度，否則穿幫）等等。還有的有點類似于前不久曾經(jīng)很是流行的氣功，老師裝神弄鬼弄幾下，接了功的弟子們馬上像神鬼附體一樣，亂蹦亂跳，一跳老高。不同的是拳民們荷槍帶棒，手里有家伙，而且上法（接功）之后，往往宣稱自己是什么什么神仙附體，跟鄉(xiāng)間跳大神的巫婆神漢差不多，跳夠了，馬上精神萎靡，回復常態(tài)，回家照吃煎餅。當然，老師傳功，也像后來的氣功大師，總是要弟子孝敬銀錢。

　　不是一個拳壇一個老師，老師要到處走，義和團就是在老師的走村串街中流行開來的。老師雖然號稱傳的功法各有玄奧，但就跟前些年氣功熱的時候的氣功一樣，雖然大師們的門派不同，據(jù)說奧秘也各異，但基本的招式卻大致差不多，所以天南地北的拳民，比劃起來，外人看上去，就都一樣了。應該指出的是，義和團運動過后許多年，華北鄉(xiāng)村興起紅槍會的時候，類似的老師，類似的功法傳播，又出現(xiàn)了。新面孔，老招術(shù)。

　　義和團拳壇的真正骨干人物，被稱為大師兄二師兄的人，這些人或者是對氣功感悟性好，或者有點武功底子，或者脾氣比較暴，拳民行動的時候，一般都是這些人領頭，燒教堂，殺教民，動真格的，需要這些人帶頭下手。當然，下手的時候，原本在拳壇練的本事，大多用不上。對方要是弱，比如婦孺什么的，就剁成肉醬，對方如果強，堅持抵抗，多半也就算了。

　　拳壇的多數(shù)，是一般的拳民，老少都有，小的十歲上下，屬于義和團的兒童團，老的七八十的都有。這些人平時的時候，在老師的指導下，在大師兄二師兄的帶領下，在拳壇上演練，個別有條件的地方，還有民間鼓樂伴奏。這種演練，在美國學者周錫瑞看來，很有表演性和儀式性。的確，看當時人的記載，拳壇經(jīng)常有很多人圍觀，跟看戲似的。后來氣功熱的時候，每逢大師出場、聚眾練功的時候，好像看的人也很多，可見古今一個道理。當然，拳民不可能只在家門口表演，還要出去干事（其實真有不少拳民本不打算出遠門的，只在家鄉(xiāng)玩玩算了，但袁世凱做山東巡撫，非逼著拳民北上京津，說是那邊有鬼子打，實際上是以鄰為壑），出去干事的時候，殺殺燒燒，吆喝吶喊，全指著這些普通拳民。

　　除此而外，一個拳壇，還有若干不經(jīng)常出現(xiàn)卻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們算是拳壇的后臺或者叫恩主。這些人是半是鄉(xiāng)紳或者富戶，以武舉居多，武舉人和武秀才。明清兩代，雖然文、武都有科舉，但軍隊的軍官，卻基本上不由武舉來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舉基本上成了人們求個功名，改變身份，取得紳士資格的一種方便門路（比起文舉，考試也相對容易通過），因此，武舉，成了鄉(xiāng)村社會低級紳士的代名詞。這些人比較閑，好生事兒，所以，官府鼓勵拳民起來的時候，他們往往樂于摻和其間，為拳壇張羅個吃喝什么的。

　　來自文化的隔膜，被惡意地放大了

　　說起來，拳民起來，跟自打基督教開禁以來，尤其是太平天國失敗之后，綿延幾十年的民教沖突有關(guān)�！懊瘛敝敢话惴墙掏降睦习傩�，“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教會和信教的教民。兩者的沖突，有些屬于利益方面的，比如說，一個地方只要出現(xiàn)了教民群體，一個社區(qū)就出現(xiàn)了另一個中心，新的權(quán)威，這種權(quán)威對世界有一種新的解釋，這樣或多或少會令原來的權(quán)威感到一點不舒服。更多的是屬于文化方面的，屬于基督教自身的行為和中國傳統(tǒng)習俗的沖突。

　　最早的文化沖突跟民間的戲樂活動有關(guān)。唱戲以及相關(guān)的社火秧歌活動，是中國農(nóng)民的娛樂，但這種娛樂卻往往以酬神演戲的方式展開，于是被教會理解為“偶像崇拜”。因此，教會特意給教民從總理衙門討來一項“特權(quán)”，既不許教民參加活動，也不要教民分攤戲份。但是，當酬神演戲是為了求雨的時候，多少會有點麻煩，如果沒求來還好，求來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會被人視為占了大便宜，糾紛自所難免。

　　比較常見的文化沖突，跟教會的日常儀式有關(guān)，從出生、入教時的洗禮，到死前的終傅禮，平日做彌撒，以及密室懺悔，都令中國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雙方有點摩擦的時候，就更易于流于惡意揣測。一般來講，雖說中國人講究男女授受不親，但鄉(xiāng)村世界，農(nóng)家村姑，沒有條件藏在深閨，所以，男女混雜在所難免，但是這種混雜，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曠地方，一旦男女混雜在一個房間里（比如教會做彌撒），就難免引起人們有關(guān)臍下三寸的聯(lián)想，從通奸到亂交、群交。至于密室懺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釋，則聯(lián)想也就更加活躍，簡直就板上釘釘認定就是密室行淫。應該說，自從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基督教開禁以來，中國的城鄉(xiāng)產(chǎn)生了無數(shù)的關(guān)于基督教、教會、教民的訛言，有無數(shù)份的打教揭帖在流傳，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關(guān)，來自文化的隔膜，被惡意地放大了。顯然，對于打破大門進來的西方人，無論輸入的宗教本身怎樣，中國人的觀感，幾乎從進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

　　特別被惡意放大的隔膜，還有教會育嬰堂收養(yǎng)棄嬰事件。在過去，中國農(nóng)村比較普遍地存在溺嬰的現(xiàn)象，主要是棄養(yǎng)女嬰。雖然背后有生活的無奈，但不能說不是一個惡習。當然，中國也有人辦育嬰事業(yè)，收養(yǎng)棄嬰，但這個事，做得比較大的，還是教會的育嬰堂。育嬰堂收來的棄嬰，很多本身生命條件就不太好（視棄養(yǎng)的時間長短而定），收來之后，嬤嬤們往往把拯救嬰兒靈魂看得比拯救他們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嬰堂的嬰兒死亡率比較高。當育嬰堂將這些死嬰集中埋葬的時候，麻煩就來了。過去棄嬰東死一個，西丟一個，狼吃狗叼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但一個地點，一個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于是傳說這些孩子，都是教會害死的，更進一步傳說教會拐來中國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藥，挖眼睛點銀（可以將鉛點化為銀）等等。有的育嬰堂為了鼓勵人們幫助收棄嬰，往往會給那些送來孩子的人一點報酬，但是就是有匪類，為了這點報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這種匪類一旦暴露，就會把屎盆子扣在育嬰堂頭上，“坐實”了有關(guān)的訛言。轟動全國的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鬧起來的。

　　清政府的作為，使和解的可能化為烏有

　　當然，由文化隔膜導致的沖突，在基督教的傳播歷史上，并不稀罕。從理論上講，隔膜是會隨著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風習固然怪異，中國人見得多了，自會見怪不怪，隨之而來的會是理解，甚至和解。只要彼此沒有因誤會形成對抗，只要彼此的敵意沒有形成刻板印象，沖突就會消散。但是，當時清政府的作為，卻使這種和解的可能化為烏有。

　　基督教雖然開禁，被允許放了進來，但對于清政府來說，這只是高壓之下的權(quán)宜之計。清廷大員們的如意算盤是明開暗禁，用奕盉的話來說，就是天主教系屬異端，“雖已開禁，仍當暗為防范�！保ā痘I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僅某些官員出頭限制甚至撲殺教會人士，而且一些鄉(xiāng)紳有組織的對基督教的抵制活動，背后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沖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參與調(diào)停審理，多半是在兩下“拱火”，刻意把雙方的敵意人為地加以擴大。后來談到教案，有一個流行的說法，說是官府一般都屈從于西方的壓力，偏向教會一方。這個說法其實只說對了一半。事實的后一半，據(jù)我查閱教務教案檔的所見，是這樣的：每當發(fā)生教案的時候，只要打上衙門，負責審理的官員，開始都向著民方，有時候甚至是毫無道理地偏袒，整個審理呈現(xiàn)一邊倒的面目。但是，在這種時刻，西方國家的公使和領事往往會出面干預，這種干預，有時甚至帶著炮艦。在根本不對等的外交壓力下，由于總理衙門的參與，案件又開始翻過來，到了這個時候，官府又開始向著教會和教民了�！敖谭胶銊伲�民方恒屈”，僅僅是一個統(tǒng)計不完全的結(jié)果，產(chǎn)生這個結(jié)果的過程，往往被人們忽略了。

　　最為奇特的是，無論怎樣審理，官府是絕不會讓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許許多多諸如教會淫亂、挖心、采生折割之類的指控，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敗的情況下，并沒有人來澄清，給人感覺是官府屈從于洋人的壓力，胡亂斷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氣壯的民方感到含冤負屈，誤會不但沒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當在審理過程中，發(fā)現(xiàn)沖突的民方原來對教會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時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題大做，過分懲罰“肇事”的民方，同樣激化了矛盾（參見張鳴《被燎掉的大胡子》，《讀書》1999年6月）。官府利用信息的控制，權(quán)術(shù)的運作，基本做到了即使對西方讓步，也點燃了民眾對西方的怒火的目的，為官府日后在和西方爭斗中，利用“民氣”，埋下了伏筆。

　　拳民所謂的神靈，無非是些農(nóng)民熟知的戲曲人物

　　拳民，就其大多數(shù)而言，實際上就是在戊戌變法失敗后，在頑固派官員“民氣可用”的判斷下，被利用形成的武裝群體。不過，拳民最厲害的武器，是他們宣稱“刀槍不入”的法術(shù)，和法術(shù)背后的神靈。也可以說，拳民的“刀槍不入”，是他們上法時附體的神仙們賦予他們的。

　　當然，沒有誰可以真的刀槍不入，法術(shù)，都是既騙自己人，也騙觀眾的玩意（只是騙不了洋人）。不過，從拳民上法（附體）概率比較高的一些神靈人物上面，倒是可以透出他們的另一些秘密。

　　當然，所謂的神靈，無非是些農(nóng)民熟知的戲曲人物，比如三國的關(guān)、張、趙、馬，《西游記》里的豬八戒、孫悟空、沙和尚，還有公案戲里的黃天霸等等。我統(tǒng)計過，這三類人，是拳民上法的時候，出現(xiàn)概率最高的，也就是說，當他們宣稱自己被神靈附體的時候，都喜歡說自己是這三類神靈。三國英雄豪杰多了，但是，拳民卻根本不選曹魏和孫吳陣營里的人物，無論典韋、許褚、張遼、徐晃，以及周瑜、黃蓋、太史慈有多么了得，但他們的眼里卻只有關(guān)羽、張飛、趙云、馬超和黃忠�？磥�，受到西太后眷顧的拳民，既在乎自己的“忠義”，也在乎自己的“正統(tǒng)”。唐僧三徒屬于那種原先在野，后來被官府招安，終成正果的神（佛），特別是孫悟空，金剛不壞之身，惹多大的禍都死不了，很難不讓拳民們喜愛。至于黃天霸，那是朝廷命官的鷹犬，專門為清官效命，剿滅那些采花大盜（有暗指那些淫亂的洋人洋教的可能）的。而且朝廷里特別贊賞拳民的大臣中，號稱清官的剛毅，認為某些義和團的大師兄，就是他的黃天霸。

　　在拳民大面積興起前夕，不管出于什么動機，西太后戊戌政變，粉碎了清廷向西方學習的變革前程。但是，當初之所以發(fā)動這場變革的外部壓力，一點也沒有因六君子的人頭落地而減少，反而使清朝政府更讓西方包括日本看不上眼，壓力反而更大。為了應付壓力，向前既然不肯，就只有向后看。從“民氣可用”到“刀槍不入”，拳民，只是頑固派官員給西太后找來的抵抗工具。甘當工具的拳民們，雖然做事的時候有點荒唐，亂殺亂燒（北京前門大柵欄商業(yè)區(qū)，就毀于他們的一把火，幾萬無辜的教民和用了洋貨的人被殺），在八國聯(lián)軍還沒有啟動的時候，就非要從大毛子殺到十毛子，把一切西方的東西，掃蕩干凈，其實思想意識卻和中央保持一致（缺乏教育，沒有灌輸，能做到如此，真是難得）。只是他們借以做工具的資本實在是太可憐，法術(shù)不過來源于鄉(xiāng)間的巫術(shù)和氣功，而且還是不太像樣的巫術(shù)和氣功，附體的神靈，不過是他們在戲曲里熟悉的人物，想借點宗教的力，卻又不大明白，服裝雖然統(tǒng)一，不過是圖個吉利（黃、紅吉色），說是八卦分團，但大家都稱自己是乾字團，爭當老大，其他的七卦，幾乎沒人用。連喝的符，念的咒，都跟道教沒多少關(guān)系，全靠自家糊弄。

　　這些拳民秘密，在當時和過后的一段時間里，其實不是秘密，只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有意要把事情弄糊涂，才成了秘密。這些秘密不弄清楚，拳民，也許還會回來。

相關(guān)熱詞搜索：義和團 秘密 張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