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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相不一定非得是公共知識分子，但應該是私人知識分子，也就是有修養(yǎng)，有思想的個人。任何公共人物都應該具備阿奎那（Aquinas）發(fā)展了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后指出的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美德：謹慎、藝術、智慧、知識和理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關于謹慎談論了很多，但他很少實踐宣揚的東西。議會下院這個當今幾乎看不到知識分子的地方產(chǎn)生了糟糕的影響。布朗放棄早熟的學術生涯投身政治，保存了知識分子貴族的架子，卻沒有得到同行的稱贊。

　　按除了最近英國政客外的所有政治人物的標準，布朗的書呆子趣味并不是稀罕的事情。維多利亞時代的文人進入政界是常見的，如精通當時整個文化的格萊斯頓（Gladstone）或者其小說至今仍然因為文學成就被人閱讀的迪斯雷利（Disraeli）。這種學者型政治家的最后一個例子是曾經(jīng)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丘吉爾。在工黨領袖中，蓋茨凱爾（Hugh Gaitskell）、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邁克爾·富特（Michael Foot）是知識分子，雖然只是這個名稱的最后狂歡。看看布朗的夏天閱讀書單吧：有小說家塞巴斯蒂安·�？怂梗⊿ebastian Faulks）、托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哈利波特》作者羅琳（JK Rowling）、隨便一個羅伊·杰金斯（Roy Jekins）或者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都會認為他是確實不怎么樣。他的閱讀面雖然范圍廣泛，但在世界性文化中還是有缺陷的。當然，布朗說他純粹為了愛好閱讀加繆（Camus）和薩特的著作。上個世代的知識分子其實是閱讀這些人的法文原著的，還有的人更不得了，閱讀其他外國作家的原文作品。迪克·克羅斯曼(Dick Crossman)因為研究柏拉圖的著作而成名，埃諾奇·鮑威爾（Enoch Powell）是自尼采以來最年輕的古希臘教授。和他們相比，布朗的閱讀書目框架是區(qū)域性的。但是，和他的知識分子上司不同，他沿著光滑的梯子爬上政界的頂峰。

　　戈登·布朗是典型的蘇格蘭知識分子。這種人常常被認為是“教師”（教師后者牧師）或者是“牧師之子”（布朗就是）。他最喜歡的是好為人師，部分是想掩蓋自我意識到的自學背景。他喜好辯論，甚至是愛爭論的，性格拘謹，甚至憂郁，有大男子主義思想，甚至達到厭惡女性的地步。畢竟，蘇格蘭知識分子的原型是約翰·諾克斯（John Knox）是第一個吹響可怕的壓制女性號角的作者。

　　謹慎和冷靜：這正是國家新領袖希望別人看到的品質(zhì)。我們不知道布朗的精神信念是什么，如果有的話。他在這些事情上的沉默和托尼布萊爾形成對比，布萊爾從天主教厭惡到后來實行的道德相對主義對政策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約翰·布朗牧師的精神可能傳給了兒子，但是在作為副主教的十年，他并沒有企圖阻止為兒子提供“道德指南”的家庭價值的衰落。布朗想當然地接受讓他成為現(xiàn)在自己的猶太教基督教文明，但似乎對官僚主義的社會民主對子孫后代的威脅視而不見，這些正在破壞文明的基礎。（最新的例子：通過福利制度而形成的事實上的一夫多妻制）

　　布朗或許引用鼓吹返回維多利亞價值的美國新保守主義者格特魯?shù)隆ずＤ瑺柗ú迹℅ertrude Himmelfarb）或者詹姆斯·威爾遜（James Q Wilson）,但是為了什么目的呢？我看不到證據(jù)顯示他把海默爾法布對法國人的批評（和英格蘭蘇格蘭和美國對比）的啟蒙實踐。他以犧牲自由為代價追求平等（勞拉斯賓斯的觀點（Laura Spence），相信國家的力量而不是個人力量的信念（公共服務），拒絕鼓勵表現(xiàn)美德的行為（婚姻，獨立和自我修養(yǎng)）所有這些都和海默爾法布的政治家對待窮人和少年當作成人的呼吁相沖突。布朗在性格上與其說接近海默爾法布的英雄，布朗的可卡迪中學（Kirkcaldy）的校友亞當斯密（Adam Smith）倒不如說和海綠色的不受腐蝕的人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更接近。

　　即使布朗后來發(fā)現(xiàn)的愛國主義也有些不真實的地方，如果和與丘吉爾或者甚至撒切爾聯(lián)系在一起的根深蒂固的英國生活方式的熱愛相比的話。布朗的英國性格有一種做作的味道，實際上損害了他的宣傳目的。布朗還決心通過聲明放棄任命主教和牧師的特權而開始追求長老會（Presbyterian）廢除英國圣公會的事業(yè)。他可能認為這樣會使得和英國穆斯林的融合更容易一些。如果那樣的話，他錯了。伊斯蘭分子會得出結論說英國圣公會奄奄一息，加倍努力要用哈里發(fā)取而代之。天主教和猶太教在極端伊斯蘭和世俗主義的雙重威脅面前可能把廢除圣公會作為無關緊要的行為。

　　我回憶起布朗幾年前在宣傳羅伯特·斯凱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的傳記活動中對凱恩斯高度贊美，以及偶爾證明思想開闊的言論。但是他作為思想家的自我滿足產(chǎn)生對別人的某種傲慢的冷漠。布朗可能結識了一些當今重要的知識分子領袖，但我懷疑他是否像布萊爾在1997年那樣樂意屈尊向知識分子尋求支持。正因為布萊爾意識到自己的缺陷，他尊重知識分子的伙伴，這是布朗做不到的。首相知道該使用知識分子比本身是知識分子更重要。

　　譯自：“Just a bookworm?”by Daniel Johnson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9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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