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中國八十年代文學歷史備忘》一著之后，我回過頭去重讀那封致《讀書》雜志的公開信時，發(fā)現有必要就重建人文精神的可能性作一個更為深入的闡述。因為僅有精神的重建，而沒有重建的空間，那么重建人文精神依然會變成一句空話，會變成一種人人都可以說但人人都可以無視的漂亮姿態(tài)。就好比魚必須在水里才能存活，人文精神必須在一種可能性空間里才得以重建。這種可能性空間即是我在本文中論說的第三空間。

　　所謂第三空間，乃是介與權力話語和反對派之間的自由空間。這個空間既不是權力話語的反對派，也不是權力話語的反對派的反對派，而是獨立于權力話語和其反對派之外的第三話語空間。在一個具有活力的充滿創(chuàng)造性的文化格局里，在權力話語和反對話語之外，必須還有一個第三話語，三語并立，才使人文的重建和歷史的創(chuàng)造成為可能。

　　無庸置疑，這種第三話語空間的確立，不是基于權力話語的恩賜，而是在于思維方式的根本改變，從單向的斗爭哲學，改為雙向的同構思維。所謂同構，實際上就是同創(chuàng)，亦即人們通常所說的雙贏。我在致《讀書》雜志的公開信里曾說：

　　當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在跟外面的世界進行國際接軌的時候，國與國之間的事務就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樣，是不能動輒訴諸斗爭哲學的。國際事務早已不是我全贏你全輸的一百比零的單向斗爭關系，而已是諸如百分之五十一比百分之四十九那樣的雙向協(xié)商關系。

　　事實上豈止是國際間的事務，幾乎所有的雙邊關系，動輒訴諸斗爭哲學的歷史應該終結了。人類的文化也罷，國家的健全也罷，民族的進步也罷，假如要想有所創(chuàng)造的話，就不能再停留在斗爭的陳舊方式上，而應該轉入同構的與時俱進方式上。

　　正是基于雙向的同構方式，基于雙向同構的思維，使第三空間的確立有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共同前提，有了哲學上的共識。過去的對立統(tǒng)一也罷，合二而一也罷，黑格爾的正反合也罷，實際上都是一種單向度的封閉的哲學，而不是雙向度的開放的哲學。以前由于哲學上的封閉性，導致了實際運用當中的斗爭方式，導致了文化上沒有寬容余地的方式，動輒便是單向度的你死我活，而不是雙向度的你活我也活。其實，雙向度的開放性哲學，早在老子的《道德經》里，就已經說得明明白白。那就是幾乎人人皆知的名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在一生出二之后，不是為了回到一。因為二不是為了統(tǒng)一而生出來的對立，而是為了繼續(xù)生出三來的同構。以前的哲學，問題出在一生出二來之后，馬上把二確認為對立，從而通過對立，回到統(tǒng)一，回到一，回到唯一獨尊，回到唯我獨尊。飛龍在天之后，尚且有個亢龍有悔，可是唯一獨尊和唯我獨尊卻從不后悔。以前的哲學，從來不向二生三進化和過渡，而總是人為地打斷二向三的進化，人為地窒息三生萬物的可能性。

　　我曾經在《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亦即論《紅樓夢》一著中，以上帝造亞當，從亞當的肋骨里繼續(xù)造出夏娃，然后蛇引誘夏娃吃禁果，最后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開始人類歷史的故事中，指出蛇在三的位置上的創(chuàng)造性。又以女媧煉石煉出頑石賈寶玉，賈寶玉作為神瑛侍者給絳珠仙草澆水，然后又以木石前盟對金玉良緣，指出薛寶釵在三的位置上進入引出整個故事的“三生萬物”意味。在此，我想進一步闡發(fā)三的意味。三不是一個簡單的序數，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進化位置。因為萬物不是在一的位置上出現的，也不是在二的對立中派生的，恰恰是在三的確立之后產生的。三，是個創(chuàng)造的位置，是進入可能性空間的一扇大門。幾千年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什么總是停滯不前，或者說不斷地陷入歷史的循環(huán)，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三的被拒絕和三生萬物的被阻斷。

　　中國歷史上有無數次機會可以允許三的存在，然而三最后總是落入被消滅的境地，從而導致萬物無以激活和歷史無以生長。其最早的歷史成因，我在歷史小說《商周春秋》的自序中有所論及，并將在以后的文化歷史論著中進一步闡發(fā)。而其最近的一次教訓，便是三在中國晚近歷史上與中國文化復興的失之交臂。我指是五四新文化這一歷史契機的得而復失。

　　五四時期對儒家的激烈反對，不是沒有歷史合理性的。問題在于，為什么每一次對具有強烈的話語權力意味的儒家的反對，最后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對儒家的肯定上，以致時至今日依然還有諸如新儒家之類的歷史余音？我的看法是，對三的拒絕已經進入整個民族尤其是知識分子的集體無意識，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創(chuàng)傷。不僅權力話語者拒絕三的存在，而且話語權力者也拒絕對三的思考。所謂的新儒家，說穿了乃是話語權力遞給權力話語的一個香噴噴的熱吻。這是在新在歷史條件下一些茫然于中國晚近歷史的學者，對當年五四精神的某種反動。

　　在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曾經出現過對三的討論，或者說，三的意識曾經有所覺醒，但最終沒有成為一種歷史的潮流，沒有獲得歷史的合理性，沒有獲得存在的歷史許可證。當時所謂的第三種立場，第三種人，其背后的文化意味不僅沒有得到重視，反而遭到了嘲笑。無論是當政者，還是反對派，包括反對派中的文化主將魯迅，都不以三為然。魯迅雖然具有深刻的歷史洞見，但魯迅也沒能跳出傳統(tǒng)的思維定勢；
魯迅雖然首創(chuàng)了國民性批判，但魯迅最終也沒能完全擺脫集體無意識創(chuàng)傷的纏繞。這既是對三的漠視，也是二本身的悲劇，也是反對派的歷史悲劇。無論是對于權力話語的一來說，還是對于話語權力的二來說，三的存在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旦三不存在了，那么二的反對必然陷入對一的認同。這種認同雖然是悲劇性的，但骨子里又是喜劇性的，就像新儒家那樣，是一種在權力話語面前的撒嬌。歷史上的激烈反對和憤怒批判，最后都不約而同地會演變成嬌滴滴的認同，從而使二半推半就地投入一的懷抱。就連五四新文化的批判，最后也變成了對一的認同。

　　因此，要真正重新闡發(fā)五四的新文化精神，絕對不能回到儒家，也不能回到所謂的道家，而應該回到老子，回到老子的《道德經》。所謂的道家，摻入了許多韓非子的因素在內，與老子的《道德經》相去甚遠。我想，這也即是我在公開信里所說的那段話的涵義所在。我說，重建人文精神乃是—

　　每一個生命個體在極權傳統(tǒng)和極權話語下的自我確認和精神放飛。這是一種回到生命本身的努力，用老子在《道德經》里的說法叫做，“返者，道之動”。重建人文精神非但不是趕時髦趕潮流的學院競賽，也不是西方著名人文學者艾賽亞。柏林所批評的那種缺乏歷史意識的相對主義和機會主義，而且恰好是對古典時代的體味和回歸。

　　這同時也是其中另外一段話的意味所在：

　　這樣的回歸當然意味著對歷史文化的重新審視，對集體無意識創(chuàng)傷的精神修復。個體的每一步回歸，無不意味著對群體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種種病痛的深切體味和自我醫(yī)治。一個民族的精神歷史，通常就在這樣的回歸中向前展開。對歷史的精神承擔，其實正是在個體的自我回歸中實現的。

　　要實現個體的自我回歸，除了個體本身的努力之外，便是第三空間的確立。第三空間的確立，既是個體自我回歸的結果，也是個體自我回歸的邏輯前提。個體的自我回歸，必將導致第三空間的需求。而第三空間的有無，又決定了個體自我回歸的是否可能。在魚和水之間，假如說回歸的個體是魚，那么第三空間則是相應的水。

　　稍稍考察一下老子和孔子的文化位置，人們就可以發(fā)現，老子的《道德經》是一種第三空間話語�！兜赖陆洝芳炔皇钱敃r的權力話語，也沒有絲毫話語權力意味。相反，孔子所作的《論語》也罷，《春秋》也罷，《易》辭也罷，甚至對《詩經》的刪選也罷，都是向權力話語或者看齊或者認同或者校準彼此之間距離的話語權力話語�？鬃釉捳Z與老子話語的一個根本區(qū)別，在于所選擇的發(fā)言立場或者說發(fā)言空間的不同。孔子不僅以權力話語為發(fā)言的著眼點，而且為取得權力話語的認同奔波了一生。這和老子什么都不想說，最后被人逼著說了一番話全然不同。至于他說了之后人們聽不聽，當不當回事，老子根本不在乎。說是一種自由，聽也是一種自由。老子話語沒有強迫人聽的話語權力意味。但孔子話語，尤其到了孟子，卻不許別人不聽，連王者都得聽，不聽不行。孔孟話語說到后來甚至專橫到了想要剝奪人們不聽的權利。就話語空間而言，老子話語是第三空間話語，而孔子孟子話語卻從一開始就是第二空間話語，具有鮮明的毫不含糊的與權力話語相應的話語權力指向。非常不幸的是，后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大都具有孔孟話語情結。直至今日，依然舊習不改。無論是新儒家還是新左派，骨子里都是為王者言。

　　假如可以用話語空間作為文化歷史的座標，那么先秦諸子各自的話語空間所在就一目了然了。在這里我想指出的是，莊子話語當然是權力話語持有者無法占用的；
但帝王之術里通常所謂的黃老之術，卻被人們誤以為是對老子《道德經》的運用。事實上，人們經常運用的并非是真正的老子思想，而是韓非子的權術思想。為什么幾千年來的學者也罷，思想家也罷，總是從韓非子的立場理解老子，其原因就在于，舍此無法將老子話語納入權力話語或者話語權力體系。老子思想當中最重要的關鍵話語，諸如“返者道之動”，回歸嬰兒，無為而治，小國寡民，不僅難以為權力話語持有者所選用，而且無法讓深具王者師情結的中國知識分子所理解。把老子的第三空間話語誤讀成第二空間話語，可能是老子《道德經》問世之后最為反諷的一個文化現象。當那個守關者硬讓老子留下一部《道德經》時，他不會想到老子為什么不想說的原因所在，他不會想到老子即便說了，后人也不會聽明白的。歷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專家學者們，不從韓非子的角度，似乎無法理解老子似的，唯有將老子說成了韓非子，大家才能心領神會。由此可見，第三空間一旦喪失，就連閱讀其話語的可能性也跟著消失了。而要讀懂老子《道德經》，一個首要的前提就是回到第三空間。

　　由于孔子孟子的努力，使中國文化歷史上的第三空間缺如，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成為歷史事實。這樣的事實是如此的頑固，以至五四新文化的興起都沒能最終取得歷史性的突破。五四的新文化話語，在最初的時候，是具有第三空間性質的。但由于種種原因，主要是由于來自北方那個鄰國的影響和某些江湖氣十足的所謂革命家基于權力野心導致的歷史選擇，也由于新文化創(chuàng)建者當中諸如陳獨秀那樣的文化領袖對那個北方鄰國的盲目崇拜，最后斷送了五四新文化成為第三空間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西方的文藝復興，卻是個第三空間話語獲得成功的例子。在國王的權力話語和教會的話語權力之間，一場席卷歐洲的文藝復興，崛起了以理性和人的解放為特征的人文主義文化，從而建構起了第三空間話語和第三話語空間。由于三的這種確立，導致了萬物的生長，導致了西方從黑暗的中世紀進入了生氣勃勃的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時代的近現代歷史文化巨變。

　　假如明白了歷史的這種變遷，那么我所說的重建人文精神的真正涵義所在，也就清楚了。這絕對不是抵抗商業(yè)文明之類的文化姿態(tài)，而是借助商業(yè)文明所提供的歷史契機，重新獲得五四以后喪失的第三空間。

　　由于國門的打開，人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確實很精彩。而其最為精彩的，就是第三空間話語所展示出的種種文化景觀。比如在美國這樣的第三空間話語空前發(fā)達的國家里，最容易贏得人心的，不是權力話語，也不是話語權力，而是第三話語空間里的各種明星。一個天王巨星的地位，絕對是在一個美國總統(tǒng)之上的�？偨y(tǒng)是暫時的，而明星卻是永恒的。在瑪麗蓮?夢露面前，連權傾一時的肯尼迪都黯然失色。不管在床笫間彼此曾經有過什么樣的不公平。要不是肯尼迪因為被暗殺而贏得的同情，其結局很可能會跟后來的克林頓相近。即便作為美國的象征人物，夢露都遠勝于肯尼迪。否則，當年的安迪。沃霍為什么選擇夢露而不是選擇肯尼迪作為他的現代繪畫原型呢？夢露可以如同可口可樂一樣風行，但肯尼迪卻永遠躺在一片歷史的迷霧之中。

　　不過，饒有意趣的是，在權力話話語空間里的美國總統(tǒng)，一旦完成了總統(tǒng)的任期，很可能會以著書立說的方式，轉入第三空間。雖然一些總統(tǒng)回憶錄具有權力話語帶來的權威色彩，但其發(fā)言的立場和位置，卻是第三空間的。第三空間的存在，既給退休的話語權力者找到“進亦樂，退也樂”的生存余地，也給權力話語持有者的非權力化帶來了可能。比如肯尼迪的夫人，杰奎林?肯尼迪，就是一個最為著名的從權力頂峰轉為大眾明星的美國式的歷史經典。也正是第三話語空間這種可以將權力變成明星的文化效應，致使那個前總統(tǒng)夫人嫁給希臘船王，成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事實，絲毫不妨礙美國民眾對她的好感和崇拜。

　　第三空間話語和第三話語空間對于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對于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在一個沒有第三空間的文化當中，不要說第一夫人或者皇后的改嫁，是如何不可思議，即便是一個文學家或者藝術家的生存困境，都會讓道德審判找到理直氣壯的根據。比如中國歷史上的周作人，德國歷史上的指揮家福特文格勒，等等。從這意義上說，第三空間同時也意味著寬容。而事實上，沒有第三空間和沒有寬容，通常是同時出現的文化心理疾病。在僅有一和二的文化空間里，不僅沒有寬容，也無法寬容。因為那是個你死我活的空間，沒有余地的空間。就算是退一步海闊天空，也找不到地方可退。

　　由于種種歷史的原因，中國文化喪失第三空間已經太久太久。中國文化假如要重新振興的話，那么第三空間話語和第三話語空間的建立，將成為重建的前提。而第三空間一旦出現，那就不僅將成為中國歷史文化的復興的一個歷史標記，也將成為整個人類文化的一個轉折。中國文化其實是非常有潛力的文化，關鍵在于能否被重新激活；
而被重新激活的關鍵，又在于能否建立第三空間。中國文化一旦被激活，那么在東西方文化交流過程中的西學東漸，就將轉向東學西漸。

　　2001年，我在參悟《金剛經》和《壇經》的基礎上，以“返者道之動”和“回到嬰兒狀態(tài)”為觀照基點，重新翻譯和闡釋了老子的《道德經》。9月6日，我完成整個的翻譯和闡釋工作。5天之后，便發(fā)生了9。11悲劇。在這之前，我并沒意識到《道德經》和美國文化之間有什么關聯，雖然《道德經》在美國是最為著名的中國文化經典，光是譯本就有將近一百種。但在9。11歷史事件過去的兩年之后，我突然明白了這兩者之間的關聯。我明白了不僅中國文化將會以回到老子《道德經》作為復興的契機，而且美國文化甚至西方文化，都會從《道德經》里獲得某種激活因素，使彼此轉入一個新的融合點。在那樣的融合面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論和薩依德的后殖民理論，乃是各執(zhí)一端的偏頗。在物性的文明之間，也許確實會產生沖突；
但在人性的文化之間，融合的可能遠勝于沖突的理由。當然，這將是另一個文化課題。

　　我想以這樣的話結束本文，假如老子的出關是中國文化第三空間失落的象征，那么中國文化第三空間的失而復得將隨著從人文精神上的回到老子而實現。

　　2003年10月27日寫于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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