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一篇魯迅對20年代上海興盛的咖啡文化的批評作起點，本文旨在研究在20至30年代，男性知識分子如何建構咖啡文化、與之聯(lián)系及參與其中。文章會先對上海咖啡店的情景作歷史性的回顧，并探討咖啡與殖民主義之間的關系，然后再探索民國時期的男性主體性的建構。文章顯示出作為一個聚會的地方，在咖啡店里年青及有良好教育的都市男性既可以聯(lián)誼，又能夠和女侍調情；
咖啡店以同性社群關系和異性沖動為基礎，為這些男性提供了強烈的社群意識，因此能夠吸引他們到訪�？Х鹊陜�(nèi)的男性特征 (maleness) 令這個地方能夠兼容中國現(xiàn)化性的兩個主要組成部分：消費主義及革命，兩個看來似乎互相矛盾的話語。在文章最后的一部分，會討論米歇爾．德．塞爾托對「可居住的」(habitable) 這一個概念之分析，指出因為上海的咖啡店同時承諾及拒絕成就力必多(libido)，就如它既承諾復排拒現(xiàn)代性，因此對男性知識分子來說，咖啡店是可居住的。

　　在1928年，《申報》在報上的一角刊登了一篇短文，署名「慎之」的作者在文中向讀者介紹了位于虹口區(qū)北四川路一家名為上�？Х鹊目Х鹊�。作者在店內(nèi)遇到了許多文藝界名人，當中包括魯迅、郁達夫、龔冰盧、孟超和葉靈鳳；
他們在店內(nèi)不是高談各自的主張，就是默默沉思哲學問題。慎之沉醉于這種氣氛里，并撰文向讀者介紹這個他心目中的「文化樂園」。文章見報五日后，郁達夫在雜志《語絲》上發(fā)表了〈革命廣告〉；
在這篇短文中，作者否認他與上�？Х扔腥魏侮P系，并抨擊當代知識分子對「革命」這個概念的盲目迷戀。2繼郁達夫之后，魯迅也撰文對該篇報導加以鞭撻，后來該文的篇目修訂為〈革命的咖啡店〉，收入《魯迅全集》。3在該篇雜文中，魯迅表示自己從沒有到過這類咖啡店，并在行文之間，充分流露出他非常不屑于這些場所抱持的那種自命不凡的態(tài)度。但是，沒多久魯迅卻成為了一所聞名遐邇的咖啡店--「公啡」--的常客。早于1930年代初期，公啡已經(jīng)是左翼文化運動的發(fā)源地，4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及中國左翼戲劇家聯(lián)盟的第一次籌備會議，都是在公啡舉行的，5而魯迅也多次主持了這些對形塑整個左翼文化運動的發(fā)展起著指導作用的會議。對當時的年輕知識分子與進步社會主義者來說，光顧這間咖啡店本身是一種帶有強烈認同意味的行為。6今天，公啡已經(jīng)成為了多倫路懷舊街（又名：文化名人街）的一個旅游點，它的旅游價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魯迅曾經(jīng)到訪。7

　　魯迅不喜歡咖啡苦澀的味道而鐘情中國茶，因此到公啡時，他往往會自備茗茶；
8但是在短短的二、三年間，他對咖啡文化的態(tài)度卻由堅定的批判者一轉而為中堅份子。該咖啡店本身包含了當時文化環(huán)境里波希米亞布爾喬亞（bohemian-bourgeois）與革命這兩個看來互相矛盾的維度；
從魯迅「品味轉變」這件小事件出發(fā)，這篇文章闡釋如何從上�？Х鹊赀@個豐富的文化空間文本中，看到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初對西方與現(xiàn)代的想象，以及咖啡店在不同話語系統(tǒng)的互動中，引發(fā)一種以西方為模仿對象的新閑暇文化。是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闡明咖啡店如何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空間，它能與當時知識分子的各種力量互動，從而鞏固及加強一種集體身份認同。

　　許多回憶錄提及公啡時，總愛將它視為1930年代左翼文化的圣地。雖然它的名字經(jīng)常于這些文章中出現(xiàn)，但卻從來沒有成為研究的對象。在公啡被神圣化的背后，這個場域是空白的；
咖啡店的意義，有待知名的顧客去界定。一直以來，咖啡店沒有被深入探討，而只被當成為歷史舞臺的布景；
是次研究會從文化研究角度出發(fā)，探討這個在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史上豐富的指涉空間�？臻g并非獨立于社會及歷史的，而是牽涉其中，與當中的話語、主體和客體不斷地互動著。9在公啡中，空間和話語彼此緊密相連，而非單是背景與對象的關系。雖然咖啡店空間的實踐反映出當時的知識分子文化，但思想并不能把空白的空間填滿，卻是同時發(fā)生一種體現(xiàn)經(jīng)驗 (embodied experiences)，使得咖啡店與話語都是既不穩(wěn)定，同時又是異質的。知識分子和咖啡店互相決定對方的文化的象征主義和現(xiàn)代性的體現(xiàn)，因此魯迅既是參與的主體，亦是咖啡店話語的符號。

　　在以下的篇章中，我會首先藉現(xiàn)存的資料，重構當時的咖啡文化。本文主要從三個相關的論述系統(tǒng)去研究民國時期上海的咖啡文化，它們分別為：(1) 咖啡作為一個殖民的產(chǎn)品╱符號；
(2) 咖啡店的革命氛圍與布爾喬亞的氛圍互相抗衡；
(3) 咖啡店的性別結構。透過上述三方面的討論，相信本文能夠讓我們由宏觀的國際關系到知識分子的個人意識，逐層地去認識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而這個由社會話語、再現(xiàn)及主體組成的網(wǎng)絡，會讓我們對當時的知識分子文化的密度有著更精細的認識。

　　上海的咖啡店文化

　　在1920年代中末期，咖啡店成為了一股文化熱潮。在1928年8月6日《申報》出現(xiàn)的新專欄「咖啡座」，更在象征意義上鞏固了這股潮流。當時的編輯明確地表示這個專欄就如現(xiàn)實中的咖啡座，人們可以在里頭自由地就任何議題交換意見。〈咖啡座〉只維持了一段相當短的時間 (至1928年12月�？�)，但它卻可說是后來《申報》〈自由談〉的前身。〈咖啡座〉并沒有如〈自由談〉般，吸引到大量重要作家撰文，因此在研究上一直未受到太大的關注。當時，上海一位不甚知名的作者張若谷是〈咖啡座〉的中流砥柱，其作品包括了一些圍繞咖啡文化的雜文和短篇小說。除了為該專欄撰稿外，他的作品也散見其它刊物。事實上，〈咖啡座〉的編輯承認，專欄的出現(xiàn)是此于張若谷一篇投到《申報》的文章。10張若谷或可稱為這股新文化潮流的代言人，但事實上當時其它知識分子也同樣迷上了這股新文化。上文曾提及的上海咖啡為當時一位著名的作者張資平所有，11田漢在其經(jīng)營的南國書店旁也開設了 Caf? la Midi，并在報紙刊登廣告集資。12在其1921年的作品《咖啡店之一夜》(下文會有深入討論) 及1926年未完成的電影作品《到民間去》中，都有咖啡店的出現(xiàn)。當時的文化界名人如林征音等，都曾寫下不少以咖啡店為題的作品。13此外，名畫家徐悲鴻、前衛(wèi)導演史東山及蔡楚生也是咖啡店DD’s的�？�。

　　根據(jù)一篇寫于1928年的文章，當時上海的咖啡店主要集中法租界及虹口(日租界) 這兩個地區(qū)。14那時候位于法租界的霞飛路出現(xiàn)了許多仿效巴黎的露天或室內(nèi)茶座，例如巴爾干、君士坦丁堡、CPC、Dairy Caf?、DD"s Caf?、Domino Caf?、偉多利咖啡館、Kingsley、Little Coffee Shop、小男人、馬爾賽、Metropole、文藝復興、皇家咖啡館、Savannah、Sullivan"s、特卡琴卡及Victoria等。面積較小但舒適的咖啡店則遍布虹口區(qū)的北四川路，如之前所述，聞名暇邇的上�？Х燃肮�啡皆位于魯迅和許多年青知識分子居住的虹口區(qū)。15

　　這些著名的咖啡店多數(shù)位于法租界的商業(yè)區(qū)，包括霞飛路，靜安寺路及陜西北路。它們大多數(shù)都是法式咖啡店，包括馬爾賽及復興館；
當中有些是由俄國人經(jīng)營的，例如巴爾干和特卡琴卡。有說DD"s Caf?由法國人擁有，但亦有說經(jīng)營者是白俄。16翻閱現(xiàn)存的資料，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受法租界咖啡店吸引的客人，大都來自上流社會的人士；
消費力較弱的左翼知識分子則會選擇光顧位于虹口區(qū)的咖啡店，其中一些包括上海咖啡等，更是由知識分子自家經(jīng)營。根據(jù)曾見證公啡文化的電影導演湯曉丹憶述，由于公啡比較低調，同時國民政府較少留意猶太人在日租界里開設的咖啡店，因此成為了左翼人士的聚會地點。17

　　雖然如此，上述兩個地區(qū)的咖啡店其實都有著許多共同的特點。今天的咖啡店以銷售咖啡為主，但當時位于這兩個地區(qū)的咖啡店都是附屬于餐館，或兼售形形色色的食物與飲料。18一如許多當代作品中的描述，都市人往往會在咖啡店消磨一整個下午或晚上，品嘗即制的咖啡和西式糕餅；
入夜后，許多人到咖啡店則是為了要喝酒。根據(jù)一些當代的描述，在入口鋪設著地毯的咖啡店內(nèi)，西方音樂源源自留聲機流出，桌上擺放的，都是從外國進口的花瓶和煙灰缸；
店內(nèi)的顧客都互相分享他們游覽或旅居外國的經(jīng)驗，當時的咖啡店，可說是舶來品和西方生活方式的陳列館。19 在咖啡店內(nèi)蘊釀的現(xiàn)代性除了引入了西方的咖啡之外，還有一系列的商品、裝璜與及各種各樣的活動�？Х鹊甑某霈F(xiàn)，為國民提供了象征性門徑，讓他們能夠通過參與泡咖啡店這項嶄新的公共儀式來靠近西方及現(xiàn)代。

　　咖啡與殖民主義

　　咖啡店文化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并不單存在于客觀的描述。魯迅對咖啡店在態(tài)度上的轉變，正好展示了這個場域能夠包容各種意識形態(tài)和實踐，揭示了它作為文化場域的豐富性；
這無疑和中國獨突的社會政治經(jīng)驗，有著密不可割的關系。盡管從沒有親身到過上海咖啡，魯迅對這間只在報上看過的咖啡店作出了這樣的描述：

　　遙想洋樓高聳，前臨闊街，門口是晶光閃爍的玻璃招牌，樓上是「我們 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或則高談，或則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熱氣蒸騰的無產(chǎn)階級咖啡，遠處是許許多多「齷齪的農(nóng)工大眾」。他們喝著，想著，談著，指導著，獲得著，那是，倒也實在是「理想的樂園」。20

　　十分明顯的是，魯迅批評新現(xiàn)代文化的矯飾，因為它利用革命作為鼓吹消閑和消費的借口。根據(jù)魯迅的記述，咖啡店呈現(xiàn)了殖民現(xiàn)代性最差勁的一面，中國城市人都跑到那兒擬仿新的中產(chǎn)階級生活方式。新咖啡店文化之所以觸怒魯迅，是因為咖啡店所推崇的生活方式，是與它理應鼓吹的真正思想革命是互相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文中「咖啡」前出現(xiàn)的「無產(chǎn)階級」一詞，這詞在慎之的原文中不曾出現(xiàn)；
魯迅所以強調在這咖啡店飲用的咖啡都是無產(chǎn)階級的，是因為「農(nóng)工大眾」都是知識分子飲用咖啡時討論╱迷戀的客體，他們并不是真正的無產(chǎn)階級，而只是潛藏在遠遠的背景中的虛構客體。我們或許可以把魯迅對無產(chǎn)階級的強調，看成是一種嘲弄；
咖啡店真正的無產(chǎn)階級是知識分子，而非那些被客體化和理想化，以及被剝奪了公民權的「農(nóng)工大眾」主體，因此那些做作的討論，便會為遠處的農(nóng)民和工人所嘲諷。為了突顯自己與咖啡店內(nèi)的顧客的不同之處，魯迅試圖把自己置于一個真正關心農(nóng)民和工人的位置。

　　盡管在魯迅對當時咖啡話語的批評中，在意識形態(tài)上無產(chǎn)階級這個意念是重要的，但對于魯迅和他所批評的知識分子來說，這些農(nóng)民和工人并不是那些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真正在種植場中出賣勞力去栽種咖啡、飽受剝削的勞工，而只是一群和飲用咖啡毫不相干的中國人。對于魯迅來說，「無產(chǎn)階級咖啡」是一種能夠喚醒飲用者對無產(chǎn)階級的關注的飲料；
在這里農(nóng)民和工人是一種文化╱心理的影響，而不是和作為商品的咖啡有著實際連系的一群。在魯迅的文章中，并沒有指向咖啡的物質性及其包含的勞動力，對那些飲用「無產(chǎn)階級」咖啡的人來說，恐怕亦是一樣。換句話說，在這些中國的咖啡店里，咖啡是去物質化的，只是一種影響和象征。

　　咖啡與殖民地圖上咖啡店的關系，或者可從馬克思所提出的商品拜物理論 (commodity fetishism) 來理解。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外表只是一種表面性的掩蓋，它隱藏了其底下勞工被剝削的情況，故此商品的交換價值并沒有反映出在生產(chǎn)過程中耗費的勞動力。21 馬克思將勞動力與外表二分，將前者視為商品的真正價值；
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換價值 (exchange value) 很大程度上是由資本主義偽造而成的，這種經(jīng)濟制度有效地抹煞在商品生產(chǎn)過程中對勞工的剝削。馬克思對商品所作的分析，對后世是影響深遠的，但他的觀點也受到后結構主義者的猛烈評擊，認為馬克思將生產(chǎn)凌駕于交換價值，忽略了文化意義及商品透過其外觀傳達的象征面向。22

　　咖啡與咖啡店的關系或者可從商品拜物理論中的勞工和交換關系來理解。在咖啡和咖啡店之間，如果咖啡是一種商品，其生產(chǎn)過程極大地剝削了勞動和自然生態(tài)，那么咖啡店則可視為構成和展示咖啡交換價值的地方�？Х鹊昙毿牡亟�構出既吸引又輕松的文化環(huán)境，來隱藏商品制造過程中的嚴重勞動剝削。以馬克思和布什亞有關商品拜物的討論為出發(fā)點，如果我們希望對咖啡與現(xiàn)代性之關系作出完整的文化分析，那么我們對咖啡的勞動生產(chǎn)和咖啡店所展示的文化交換價值，都應要作出深入的了解。咖啡，作為產(chǎn)品和作為商品，在不同的地區(qū)有非常不同的顯現(xiàn)，作為消費者，歐洲殖民者毫不注意咖啡的種植和處理，被殖民者卻清楚地看到它的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過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3咖啡的歷史是以嚴峻的勞動條件，以及對于被殖民的非洲人、加勒比海人及其土地的剝削寫成的，而在過去的三個世紀，這些都與殖民者浪費的消費模式并置在一起。24咖啡生產(chǎn)的歷史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是糾纏在一起的。

　　不過，即使在不同的發(fā)展中國家，咖啡的價值是屬于文化象征抑或是農(nóng)產(chǎn)品，很大程度上要視乎該國家的殖民經(jīng)驗。由于中國獨特的半殖民結構，在中國的半殖民現(xiàn)代化中，咖啡對中國造成的影響主要是商品的而非農(nóng)業(yè)的，咖啡是進口消費品而非出口物。雖然中國南部的氣候適宜咖啡種植，但從來沒有大量種植這種農(nóng)產(chǎn)品�？Х炔槐划敵墒怯米鞣N植、收割及加工的植物，而是作為消費商品介紹到中國來的�？Х仍谥袊�的商品位置，顯然沒有令到中國與其它殖民國家并置，但中國人飲用咖啡卻無疑是源于對后者的模仿。我們可以透過咖啡與茶業(yè)、煙草和鴉片這三種常見的進口商品的比較，分析中國獨特的殖民經(jīng)驗。

　　茶葉在18世紀時經(jīng)貿(mào)易由中國引進歐洲。一般來說，歐洲人飲用的茶葉都不是來自中國的，英國人的茶葉便全都是在其殖民地種植的。與英國人一樣，荷蘭人很快就明白到，若在殖民地種茶，茶葉的成本價格遠低于由非殖民地的中國入口，因此，荷蘭和英國公司便將種茶業(yè)大規(guī)模遷移到爪哇、印度和錫蘭。25從茶葉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就勞工和原料方面，中國的重要性遠低于其它在殖民地版圖上的國家。吸引帝國主義勢力的，是其龐大的市場；
而在市場上謀取暴利，正是大企業(yè)積極地把煙草推進中國的誘因。26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大眾文化中，咖啡非重要的商品；
相對于在內(nèi)地及報章上鋪天蓋地的煙草廣告，有關咖啡的宣傳并不多見�？Х戎皇艿揭恍〈橐暱Х茸鳛楝F(xiàn)代性標記的年青精英所歡迎——相對的罕有性正好使咖啡成為能夠掌握現(xiàn)代品味的有力象征；
而只有特權階級如上流社會及知識分子，才會有這份品味。相對對咖啡的迷戀，中國人所以反對鴉片，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帝國主義入侵的象征；
相對來說，咖啡并不會如鴉片那樣讓人深染毒癮，因此中國人并沒有大力抗拒。但除此之外，我相信咖啡所以沒有受民族主義者的攻擊，是因為這種商品與知識分子關系密切。在民國時期，咖啡與咖啡店都不屬于中國民眾，但它們與知識分子文化的聯(lián)系卻使兩者有著文化性的指向。因此，咖啡店會是一個從知識分子角度研究中國文化現(xiàn)代性的理想場域。

　　咖啡文化的唯智主義

　　對于現(xiàn)代中國來說，在很大程度上咖啡的意義是通過它與小眾的精英唯智主義的連系而產(chǎn)生的，特別是作為剛萌芽的中產(chǎn)階級╱革命情懷的展示客體，都是通過咖啡這個媒體而完成的。因為中國獨特的殖民經(jīng)驗，咖啡既非產(chǎn)品也非商品，卻是一種特別的唯智主義，同時仿效和抗拒現(xiàn)代和西方的文化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年青的知識分子在咖啡店飲用咖啡的經(jīng)驗并不是劃一的，咖啡既是從代表帝國主義力量的國家引進的商品，同時又是理想的西方文明社會的象征，知識分子必然對這種互相矛盾的象征意義有著微妙的感受。

　　魯迅對咖啡店在態(tài)度上的轉變，反映了這個流動的場域，是可以兼容虛無的消費主義和革命情懷的。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有著相類似的掙扎，他們每每都處在欲求和批評西方帝國的夾縫。事實上，中國的咖啡文化毫無疑問地是根據(jù)浪漫化了的巴黎模式來塑造的。對歐洲人來說，咖啡和咖啡店指涉了嚴肅與文明�？Х鹊曜鳛楣�共領域，被認為是法國大革命最具影響力的場所之一，因為這場革命的許多重大事件都是在咖啡店里策劃或發(fā)生的。27 咖啡店被認為是讓人們可以在輕松的氣氛里交換主張的地方，它具體地表征了西方文化引以自豪之特點：知識分子集體參與改進社會及人類文明。雖然在咖啡店里知識動力和言語交鋒是無可避免的，但它也見證了文明如何透過愉悅的形式被培養(yǎng)起來。

　　香港學者呂大樂指出六十年代后期，在 Caf? do Brazil進駐奢華的購物區(qū)海運中心后，香港首次出現(xiàn)了知識分子的咖啡文化：

　　[Caf? do Brazil] 的開幕，讓年青的知識分子在空間和心理上，得以將咖啡室和創(chuàng)意及另類文化連系起來。對于那些批判殖民國家，以及根殖于資本經(jīng)濟的社會不平等現(xiàn)象的年青知識分子來說，這亦是探索激進的社會思想和政治的園地。28

　　盡管咖啡店的平等主義及造反的環(huán)境都是繼承自巴黎的模式，作為乘客登上遠洋客輪之處的海運碼頭，以及那美輪美奐的購物中心，曾經(jīng)是香港人通向西方及現(xiàn)代的窗戶。在Caf? do Brazil里，年青的大學生和文化工作者混在游客與購物者當中，一起去消費和宣揚西方式的娛樂，與40年前咖啡文化在上海的霞飛路萌芽不無相同之處。離開了西方，因著咖啡入口的性質，消費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自然而然使其蘊含的平等主義變得復雜化。公啡盡管有著革命的氣氛，其西方意涵是不容否認的；
這種與西方文明的隱性關系，是魯迅從1928至1930年對咖啡店看似矛盾的態(tài)度的重要標記：魯迅可能將咖啡店視為某種巴黎社會生活的象征，這種社會生活包含著革命的種子，另一方面也充斥著反動的消費者生活方式。借著譴責咖啡商品及咖啡店消費的一面，魯迅才可以自若地在投進空間內(nèi)屬于革命的角落。

　　魯迅到公啡去的時候，經(jīng)常都自備中國茶。他所以會在咖啡店出現(xiàn)，也許是他對那些喝咖啡的同伴勉為其難的支持，他對喝茶的堅持，卻也暗示了茶和咖啡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二分：茶富有生產(chǎn)力，但咖啡則不然。其妻許廣平憶述，魯迅常常說：「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29如果茶和咖啡是截然二分的，那么咖啡店和茶館的文化意義也當然有別�！覆桊^」就是傳統(tǒng)中國吃茶店，同時具有飯店和劇場等不同類型的的功能：有些茶館只供應茶和簡單的開胃菜，有些備有精致的佳肴，更多則以場內(nèi)的表演聞名。30 不過，這些茶館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它們結合了提供傳統(tǒng)娛樂及飲品的功能。按其大小、位置和等級，有些茶館可上演一整套京劇，有些則只可以作為唱曲和說書等簡單表演的場地。31傳統(tǒng)的吃茶店常常被現(xiàn)代精英份子描述為舊社會的陋習，32年輕、嚴肅但輕松的咖啡店，與混亂、嘈吵和熱鬧的茶館剛好是一個強烈的對比。

　　史葛．哈連 (W. Scott Haine) 認為，在十九世紀，巴黎的咖啡店取代了街道的角色，把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政治與家庭、罷工計劃與性交易匯集在一起。鄰居、各行各業(yè)的人士、情侶，甚至一家大小，都能夠在他們狹小的公寓及充斥家具的房間以外，找到讓他們能夠盡情娛樂的地方。根據(jù)哈連的意見，十九世紀的巴黎咖啡店是在職人士建立階級意識，和非正式但重要的社區(qū)關系的地方。33 國內(nèi)的茶館可能比上海的咖啡文化更接近哈連筆下那些十九世紀的巴黎咖啡店，因為它不單是社交和娛樂的場所，也是民間法庭和公共教室。34正如李孝悌所論證的，茶館在晚清草根階層的啟蒙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許多公開講座、讀報及政治討論都在茶館舉行，這些都直接幫助了中國人民對文明社會的參與。35 如果說巴黎咖啡店再現(xiàn)了歐洲現(xiàn)代文明社會的縮影，那么中國大城市的傳統(tǒng)茶館都有著類似的重要性，除了社會化以外，茶館更提供了多樣化的娛樂。換句話說，傳統(tǒng)的茶館似乎都能夠集娛樂與教育于一身，在孕育社會陋病的同時，也產(chǎn)生進步的思想。

　　事實上，上海的茶館亦曾于二、三十年代嘗試改革，以適應新興的都市消閑文化；
當時，有些廣東茶室開始于茶樓里引入現(xiàn)代歌舞表演。青蓮閣是最有名的現(xiàn)代茶館之一，里頭不但有茶樓，還有彈子房、西洋景和哈哈鏡，著實是一個娛樂中心，36而妓女更可以在館內(nèi)與客人調情。37 一些新的茶館特別受剛萌芽的咖啡文化影響，例如新雅茶館就把自己包裝成西化的茶室，經(jīng)營一種既清新且輕松的氣氛。另一方面，上海的咖啡店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抄襲巴黎咖啡店的模式，它是一所集咖啡店、餐館、小酒館及雪糕店于一身的場所，在上海的咖啡店除了可找到形形式式的佳肴美酒外，還有各式各樣的不含酒精的飲料和冰淇淋�，F(xiàn)代化的茶館和咖啡店并非正統(tǒng)文化的承繼者，它們奮力要追趕城市人急促轉變的品味，是在民國時期上海出現(xiàn)的嶄新社會空間。

　　不過，新的茶館文化始終是傳統(tǒng)的延續(xù)，它將現(xiàn)代娛樂和流行文化置入同一地方內(nèi)，因此總是多元的�？Х鹊暌恢睕]有提供中國茶客習以為常的現(xiàn)場表演；
與此同時，中國茶也無法供應咖啡所包含的外國性，以及其蘊含的文化進步性。據(jù)載，新雅會特別照顧外國客人，不但為他們推薦餐館里最好的中國菜，并會送上筷子作為禮物。38 故此，不論新雅如何嘗試進行改革，它的特色仍然是清晰的中國性。當時的黑幫常以茶館作談判場所，很多時都會以激烈的打斗作結。39 二十世紀上海的咖啡店所以有別于新式的茶館，是因為它們蓄意套上西方的光環(huán)，它與電影院、汽車、舞廳等其它象征和舊中國是完全分割的。茶館的改革無疑是文化潮流，但它并未能產(chǎn)生出上海的咖啡店所孕育出的唯智主義。

　　咖啡店空間的性意涵

　　在上文中，我從社會歷史的角度，解讀了民國時期上海的咖啡和咖啡店，闡述了中國的咖啡店在消費咖啡的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不同種類的能指及所指，同時亦解釋了國家的殖民經(jīng)驗，如何使到咖啡店成為包容知識分子夾在欲求與仇恨西方的困境的場域。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梳理出咖啡的社會歷史，而是要探討中國當時知識分子的文化，因此下文會集中討論知識分子如何經(jīng)驗，以及如何為空間和活動賦予意義。我不會以簡化的方式去理解主體的形成，將主體看成是被動地和人為地受意識形態(tài)所建構。40為了要以將上海的咖啡店看成是一個活躍的話語場域，我們需要深入地觀察顧客的主體性，以探索空間實踐的復雜性，以及社會的豐富性。我所以選擇以性別結構為焦點，是因為它是男性知識分子一個劃一的集體身份。由于大部份咖啡店的顧客本身都是作家，我選擇透過深入研究一些有關咖啡店的作品，以分析他們?nèi)绾螢榭Х鹊曩x予意義的同時，咖啡店又如何指示 (signify) 他們。

　　魯迅寫作〈革命咖啡店〉的時候，并不知道自己后來會成為公啡的�？�。他在文中列出三個他從不光顧這類咖啡店的理由：他不喜歡喝咖啡，寧可選擇傳統(tǒng)的中國茶；
他的時間全都用來研究傳統(tǒng)小說，因此沒有閑暇；
此外，他不如年輕革命家那樣，擁有華美的外表。41在魯迅的批評中，有兩點是十分有趣的：首先，魯迅以嘲笑的口吻，形容自己所以沒有成為咖啡店的常客，是因為他沒有需要具備的素質：西方品味、閑暇及現(xiàn)代化的外型。換句話說，魯迅認為咖啡店的空間是由明顯的「排拒性」所組成的。如果咖啡店被歌頌為實踐新興的現(xiàn)代文化的場地，過時的或沒有文化的就應該讓路給新一代。慎之將咖啡店形容為波希米亞的天堂，因為它是一個?滿差異的場域�？墒牵�魯迅敏銳地指出這空間的一致性：咖啡店不能忍受過氣的事物 (茶)，沒有閑情逸致 (低下階層)，或者未能換上新裝的人 (不活躍的消費者)。這種排拒的結構是現(xiàn)代消閑場所的特征，場內(nèi)所生產(chǎn)的愉悅是以秩序和消費為基礎的；
因此，這種結構并非上海的咖啡店所獨有�？Х鹊瓯恍麄鳛檫M步的及有文化的，然而它的空間秩序，卻是摧毀差異后的產(chǎn)物。

　　但是，即使以魯迅敏感的文化觀察力，他亦未能察覺一個非常重要的排拒結構：性別。在這篇雜文中，他提到：「至于咖啡店，先前只聽說不過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飽眼福』罷了」42。魯迅顯然沒有忽略了空間內(nèi)的性內(nèi)涵，但這只成為了另外一個他厭惡咖啡店的理由。因為對階級的敏感，他把自己置于階級的結構外，然而他并沒有把自身放于性別結構之內(nèi)。我認為正因為魯迅對自身性別位置的不自覺，促使了他在兩年后于咖啡店出沒。

　　李歐梵指出，咖啡店為現(xiàn)代男性知識分子提供了三種樂趣：咖啡本身，咖啡店作為與朋友詳談的地方，以及動人的女侍。43 讓人上癮的咖啡無疑會誘惑客人再次光顧，作為一個聚會的地方，咖啡店亦吸引了年輕人和讀書人，因為它向這些人提供了強烈的社群意識。男顧客在同性社群關系 (homosocial bonding) 和異性沖動 (hetersexual impulse) 相互制約的基礎上，在建立同性情誼的同時，也和女侍打情罵俏。雖然咖啡店亦歡迎女性出現(xiàn)，但兩性的等級制度還是相當僵化的，特別是在男顧客與女侍的關系上。在1928年，一篇在《語絲》刊登的隨筆便批評一間由數(shù)名「革命知識分子」開設的「無產(chǎn)階級」咖啡店，特意以美麗的女侍作號召，并以她們?yōu)橘u點。44

　　可以肯定的是，在民國時期的咖啡店出現(xiàn)的女性除了女侍外，還有其它女性；
不過，當中似乎有一個顯然的傾向，就是把咖啡再現(xiàn)為一個男性的空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它仍然可以「為一種記憶或一個故事所開啟，被某些東西或某人而繼承」。71

　　若將塞爾托的說法套入是次研究，在左翼知識分子追求革命，而現(xiàn)代主義者渴求自由的情況下，我們或可將「現(xiàn)代性」解讀為構成中國咖啡店話語的最重要的「可信的」承諾，但它也揭示了它的匱乏：雖然現(xiàn)代性是咖啡店對顧客的承諾，但這個承諾將永遠都無法實踐，而女侍則象征了徒勞的追尋。這種持繼的尋覓 (現(xiàn)代性和女性) 界定了咖啡店是「可居住」的，這亦解釋了為甚么都市的男性總愛泡咖啡店。正如張若谷的〈俄國復興館〉里所顯示的，當四個主角得意洋洋地離開咖啡店，彷佛剛享受過美妙的高潮的時候，那兩個真正希望歡好的詩人，卻被拒絕進入「隔離房間」�？Х鹊昙葢�允又拒絕性的滿足，它以同一種方式應允和拒絕他們對現(xiàn)代性的夢想。在咖啡店中尋求革命、差別、甚至性滿足可能都只是妄想，盡管如此，這些都是個人的經(jīng)驗和情感；
根據(jù)塞爾托的說法，它們避免了對現(xiàn)代性劃一的理解。

　　知識分子在咖啡店中過剩的「力必多」表現(xiàn)了民國時期的現(xiàn)代性并不只有革命及消費等大話語，也有難以表述的種種親身實踐�，F(xiàn)代性不僅是一組由西方引入的意念和意識形態(tài)，它亦是一組不同個體之間具體但可能互相矛盾的集體經(jīng)驗。二十世紀初建立的咖啡新文化讓我們理解到中國的現(xiàn)代性中，除了包含了軍事入侵或哲學反省外，也有新的文化概念及愉悅，以及不同程度的欲望、壓抑、以及虛張；
這正好反映出現(xiàn)代性作為一個多重的具體經(jīng)驗�？Х鹊暝谔峁┘安荒芴峁└锩�與歡娛中實踐了現(xiàn)代性的空間，知識分子對現(xiàn)代性這個夢想的不懈追求，使咖啡店成了他們的家；
而追尋和夢想始終都是個人和主觀的。

　　但是，塞爾托傾向把「可信的」浪漫化，把夢想變成顛覆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主觀可能，但這個想法很可能忽略了構成夢想本身的權力結構。塞爾托發(fā)現(xiàn)過剩的情感會對后設論述作出反抗，但他沒有提出這些「剩余物」(residues)也可能源自其它霸權架構。如果咖啡店那些活躍但被壓抑的「力必多」揭示了現(xiàn)代話語的偽裝性，「力必多」本身也是權力的結果。在前文提及的文學作品中，女性是咖啡店里最明顯的客體，她承載著男性聚集在咖啡店里的所有因由。但她的意義卻是不穩(wěn)定的，這點可在田漢的〈咖啡店的一夜〉清楚看到：孤苦的女侍只身跑到上海去尋找一個新的家庭，希望她的初戀情人會跟她結婚，給她一個新的家。透過否定女侍的愛，故事意圖對女性的順從和浪漫作出批評。不過，話劇以白秋英宣布她與年輕知識分子林澤奇結拜為兄妹作結——這是以另一種手法去實現(xiàn)浪漫和家庭，盡管是高度壓抑的�？Х鹊晁�蘊釀的性欲是不會被允許得到滿足的，而咖啡店依然是中國半殖民的現(xiàn)代性證明和失敗的場域。開放的結局差不多是無可避免的，因為田漢根本難以對現(xiàn)代性作出強烈質疑，而空洞的角色也不能帶出一個明朗的將來。女性懸而未決的位置揭示了在充斥著焦慮的咖啡店不曾完成的現(xiàn)代化。換句話說，性并不是解放，卻是現(xiàn)代性的征候。

　　如果我們進一步質疑塞爾托「可居住的」的意念，就會發(fā)現(xiàn)在個人的實踐及對現(xiàn)代性的渴求中，并不能抹煞中國現(xiàn)代性中殖民歷史的軌跡。個人的追求和情感持續(xù)與他人的互相影響，使它們成為公眾的經(jīng)驗，同時它們亦受到當下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正如我在前文指出，對于很多非洲人和加勒比海人來說，咖啡在物質上示意了殖民主義剝削，因為對他們來說，咖啡并不只是一棵需要花費許多勞力去培植的植物，更是直接代表了他們家庭和國家的經(jīng)濟情況。雖然對中國的城市人來說，咖啡不曾成為一種個人與國家殖民經(jīng)濟的直接實踐，但對于中國人來說，咖啡卻有另一種意義：通過愉悅與文化，殖民客體既模仿復對抗殖民宗主。雖然我們可以確定中國的現(xiàn)代化主要是由帝國資本主義所強加的，但正因為文化常常都是由意識形態(tài)打造而來，卻又能夠擺脫意識形態(tài)，因此對現(xiàn)代性的研究必須包括最分散及最松散的文化經(jīng)驗。

　　注釋：

　　1. 本文譯自Laikwan Pang, “The Collectiv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Caf? Culture in Republican Shanghai”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7, no. 1 (March 2006): 24-42. 作者十分感激該學術期刊兩位匿名評審大量見解獨到的評語，同時亦十分感激我的兩位研究助理郭詠詩及王瓊。當然，我對文中所有的錯誤或不當分析負上全部責任。

　　2. 郁達夫：〈革命廣告〉，《語絲》，第4卷第33期(1928.8.13)：44-45。

　　3. 魯迅：〈革店的咖啡店〉，《語絲》，第4卷第33期（1928.8.13）。收入魯迅《三閑集》，并《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116-119。

　　4. 現(xiàn)存的公啡是根據(jù)已被拆卸的公啡重建的。根據(jù)當?shù)貧v史學家王鳳青的研究，原本的公啡位于北四川路1093號，現(xiàn)址為上海時裝商廈；
見吳曉青：〈三年自制檔案紀錄歷史建筑〉，2004，http://www.why.com.cn/eastday/node19599/node37028/node37029/userobjectlai590689.html。但是，根據(jù)在1927年及1931年出版的《上海商業(yè)名錄》，公啡咖啡店的地址是北四川路998號，位處北四川路與多倫路的交界；
參海音：〈現(xiàn)代文人與老上海的咖啡店〉，《縱橫》，第11卷：57-60。竇樂安路就是現(xiàn)時的多倫路；
據(jù)名錄顯示，該咖啡店以銷售糖果為主。有說公啡的店東為猶太人，但亦有說是挪威人。公啡似乎與魯迅在發(fā)表于1928年的那篇雜文中猛烈抨擊的上海咖啡位于同一區(qū)域，因為兩家咖啡店均設在二樓。但是，我無法找到兩店之間的任何聯(lián)系。

　　5. 吳黎平：〈同國民黨文化「圍剿」進行堅決斗爭的潘漢年〉，《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2期（1983）124-126；
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5）146-47；
趙銘：〈左翼戲劇家聯(lián)盟是怎樣組成的〉，載文化部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委員會編：《中國左翼戲劇家聯(lián)盟史料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1），51。

　　6. 我沒有找到任何解釋這家咖啡店名字由來的文獻，「公」似乎指向孫逸仙的共和主義，「公啡」顯然是該咖啡店登在官方名錄上的名稱 (參考腳注4)，該店的外藉店東可能是受了當時共和主義氛圍的影響而取名；
不過，當然這或許不過是店東投機之舉。

　　7. 姚德懷：〈語文散記〉，《語文建設通訊》，第71期(2002)：
68。

　　8. 陳子善及倪文尖：〈酒吧∕咖啡館與上海與我〉，載包亞明、王宏圖、朱生堅等：《上海酒吧：空間、消費與想象》（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76；
陳明遠《人˙仁˙任》(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1-18。

　　9.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 Nicholson-Smith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91), 72.

　　10. 該篇文章于1927年11月4日刊出，題目是〈咖啡〉；
參〈咖啡店〉編輯：〈開幕詞〉，《申報》，1928年8月6日。

　　11. 陳子善：〈上海的咖啡香〉，《新民晚報》，2004年9月19日。

　　12. 青亭，〈咖啡店的一席話〉，《申報》，1928年9月6日；
參于1928年8月11日刊登之廣告。

　　13. 許道明與馮金牛：《深夜漫步：林征音散文集》，(上海：漢語大詞曲出版社，1995)。

　　14. 黃震耀，〈我們底上�！�，《中報》，1928年12月30日。

　　15. 我是在不同的文獻里找到這些咖啡店的名字的，大部分資料都是來自回憶錄及文學文獻；
此處所錄的店名和地址未必完全準確，而這份名單亦未能涵蓋1920至1930年代上海的咖啡店。事實上，有些咖啡店在不同的資料中以不同的名字出現(xiàn)，文中錄下的都是我認為可信性較高的店名。資料來源包括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上海人民出被社，1996）；
陳子善〈上海的咖啡香〉；
董樂山，〈舊上海的西餐館和咖啡館〉，載陳子善編：《夜上�！罚ū本�：經(jīng)濟日報出版社，2003），228-229；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許道明與馮金牛 《深夜漫步：林征音散文集》；
許道明與馮金牛：《馬國亮集：生活之味精》，(上海：漢語大詞曲出版社，1995)；
張若谷：戰(zhàn)爭、飲食、男女，(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93)。個別在《申報》〈咖啡座〉專欄內(nèi)發(fā)表的文章也含相關資料。

　　16. 海音，59。

　　17. 蔣為民主編：《時髦外婆：追尋老上海的時尚生活》（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3）89。

　　18. 鯤西：〈咖啡館的一角〉，《新民晚報》，2004年9月19日。

　　19. 黃震耀，〈霞飛路上的咖啡店〉，《申報》，1929年1月6日。

　　20. 魯迅：〈革店的咖啡店〉，116。

　　21.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rans. Samuel Moore and Edward Aveling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71) 41–48.

　　22. Jean Baudrillard,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in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ed. Mark Poste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8–118.

　　23. 有別于葡萄樹，歐洲的土壤并不適合咖啡樹生長；
為了滿足歐洲市場迅速增長的需求，咖啡于溫暖的新殖民地區(qū)被廣泛種植，但這個耕作決定卻帶來了勞動剝削，以及對環(huán)境造成影響。以巴西為例，當?shù)氐慕?jīng)濟極依賴咖啡出口，為了生產(chǎn)咖啡，樹林被快速采伐，對自然環(huán)境造成難以彌補的破壞。

　　24. 更多有關咖啡的歷史，可參考Bennett Alan Weinberg and Bonnie K. Bealer, The World of Caffeine: The Science and Cultur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Drug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1), 及Mark Pendergrast, Uncommon Grounds: The History of Coffee and How It Transformed Our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7–20.

　　25. David T. Courtwright, Forces of Habit: 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rden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6. 參考Sherman Cochran, “Transnational Origins of Advertising,” in Inventing Nanjing Road, 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 1900-1945, ed. Sherman Cochran(Ithaca: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9) 37–58.雖然煙草公司 BAT的煙草來自內(nèi)地，但與其說中國是它們的種植場地，說成是市場似乎更為貼切。

　　 27.(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W. Scott Haine, The World of the Paris Caf?: Sociability among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89-191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7.

　　28. Tai-lok Lui, “The Malling of Hong Kong,” in Gordon Mathews and Tai-lok Lui (eds,) Consuming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29. 《魯迅全集》，第20卷（北京：魯迅全集出版社，1938）663。

　　30. 茶館作為表演場地的討論，可參考Joshua Goldstein, “From Teahouse to Playhouse: Theaters as Social Test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2, no. 3 (Aug 2003): 753-79.

　　31. 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635.

　　32. Qin Shao, “Tempest over Teapots: The Vilification of Teahouse Culture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4) (Nov 1998): 1009-1041.

　　33. W. Scott Haine, The World of the Paris Caf?: Sociability among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89–191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34. See Di Wang, “The Idle and the Busy: Teahouses and Public Lif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engdu,”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vol. 26, no. 4 (May 2000): 411–37.

　　35.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0–1911》（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49，107。

　　36. 屠詩聘編：《上海春秋》（香港：中國圖書編譯館，1968）下14，據(jù)上海中國圖書雜志公司1948年版重印。

　　37. 同上

　　38. 胡根喜：《老上海：不僅僅是風花雪月的故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36–38。

　　39. 沈宗洲、傅勤：《上海舊事》（上海：學苑出版社，2000）609–10。

　　40.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1. 魯迅，117。

　　42. 同上，116。

　　43. Leo Ou-fan Lee, 21–22.

　　44. 世安：〈無產(chǎn)階級的咖啡店〉，《語絲》，第4卷第37期(1928.8)：35-36。

　　45. 許道明與馮金牛：《深夜漫步：林征音散文集》，72-75，153-154。

　　46. 許道明與馮金牛：《馬國亮集：生活之味精》，69。

47.

　　 田漢：〈咖啡店之一夜〉，1924年發(fā)表，重印于《田漢全集》第1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99–128。

　　48. 張若谷：〈俄國復興館〉，載《戰(zhàn)爭．飲食．男女》（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3）。重印于陳子善編：《夜上海》（北京：經(jīng)濟日報出版社，2003）217–20，及許道明、馮金牛編：《張若谷集：異國情調》（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6）36–39。

　　49. 同性社群與異性欲望的關系，可參考Eve K. Sedgwick,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50. 許道明、馮金牛編：《張若谷集：異國情調》，135–47。

　　51. 溫梓川，〈咖啡店的侍女〉，載《咖啡店的侍女》（上海：世界文藝書社，1930）。

　　52. 廬隱：〈咖啡店〉，發(fā)表于《婦女雜志》，第16卷第12期（1930），重印于肖鳳編：《盧隱》（香港：三聯(lián)，1983）172–74。在二十世紀初的日本咖啡店，可說是高級的銀座酒吧的前身；
顧客付出的價錢除了可讓他們享受到咖啡之外，還有優(yōu)雅而嫵媚的女性相伴。參 Edward Seidensticker, Low City, High City: Tokyo from Edo to the earthquak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3), 201; 載于Leo Ou-fan Lee, 21。上海與日本兩地的咖啡文化也有深厚的關系，參若谷 (張若谷) 〈咖啡〉，《申報》，1927，4。

　　53. 廬隱，173。

　　54. 若谷 (張若谷) 〈咖啡〉，1927。

　　55. 魯迅，117。

　　56. 當時一些進步的批評家就常常否定左翼電影的浪漫元素，認為愛情會腐化革命精神。參Laikwan Pang, Building a New China in Cinema: The Chinese Left-wing Cinema Movement, 1932-1937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92–94.

　　57. 陳丹燕：〈上�？Х瑞^的編年史〉，《聯(lián)合文學》，第204期（2001年10月）14。

　　58. 薛理勇：《舊上海租界史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280。

　　59. 薛理勇，281。

　　60. 陳丹燕，15–16。

　　61. 可參考，例如Zhang Yingjin, 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Configurations of Space, Time, and Gend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85–207; Francesca Dal Lago, “Crossed Legs in 1930s Shanghai: How ‘Modern” the Modern Woman?” East Asian History 19 (June 2000): 103–44. Louis Edwards, “Policing the Modern Woman in Republic China,” Modern China 26.2 (April 2000).

　　62. 田漢，110。

　　63. 佚名：〈中國哪些人在喝咖啡？〉，《知識經(jīng)濟》，第12期(2002)：79-80。

　　64. 王唯銘：〈指向空洞的咖啡文化〉，《游戲的城市》（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149。

　　65. 這些作家常常假設一個窺淫癖的位置（voyeuristic position）去描寫愛侶的表演。例如：毛尖：〈咖啡館里可以做甚么〉，《上海通信》專欄，《信報》，2003年8月15日；
梁昶：〈街邊咖啡座〉，同上，2004年2月10日。

　　66. 包亞明編：《上海酒吧》，117-33。

　　67. 現(xiàn)時一股新的咖啡文化在上海某些高尚住宅區(qū)急速發(fā)展，以紹興路為例，區(qū)內(nèi)有一些由外國人經(jīng)營的咖啡店；
店內(nèi)食物和飲品的定價都異常昂貴，它們主要是移居當?shù)氐耐鈬�人及游客聚集的地方�?

　　68. 這種譴責的語調見于整本《上海酒吧》。雖然編者在引言中表明，他們希望調查上海酒吧和咖啡店如何作為公共空間，這本書看來違背了編者的良好意愿。包亞明，2–5。

　　69. Andrew D. Field, “Selling Souls in Sin City: Shanghai Singing and Dancing Hostesses in Print, Film, and Politics, 1920–49” in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1922–1943, ed. Yingjin Zhang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99–127.

　　70.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05–06.

　　71. 同上，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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