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著有《自由主義》（中國社科出版社）。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西方政治哲學，馬克斯·韋伯的社會政治理論，西方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發(fā)展及命運。

　　以政治學理論為業(yè)有一些特殊的樂趣，其中之一便是讀書比較泛，舉凡哲學、歷史、經(jīng)濟、法律、社會學等都與政治有關(guān)，均需有所涉獵。而且，久而久之，以政治的視角讀書，會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以歷史為例，不同的人讀歷史會有不同的感受。一部西方史，在藝術(shù)家、哲學家或文學家眼中，會呈現(xiàn)出頗為不同的景象。哲學家往往會對古希臘文明嘆為觀止，海德格爾專家陳嘉映曾盛贊“說不盡的希臘文化美”，這在哲學家中頗為典型。不過，對一個研究政治理論的人來說，西方歷史也許會展示出一幅不同的畫面。

　　當然，這里首先涉及一個問題：什么是政治？不管人們對政治如何解釋，我以為政治的基本關(guān)懷就是在一個群體內(nèi)部維持穩(wěn)定與秩序，當該群體與其他群體發(fā)生沖突時，保障安全與尊嚴。如果用這一標準來閱讀西方歷史，就會得出一些與哲學史專家全然不同的結(jié)論。

　　譬如，希臘被公認為西方文明的濫觴之地。在哲學家眼中，希臘文明美不勝收，哲學、藝術(shù)、悲劇、史詩群星璀璨，構(gòu)成西方文明的堅實基礎(chǔ)，寫下了整個人類文化史上至為燦爛輝煌的一頁。但是，如果從政治的角度來觀察，希臘文明的價值恐怕會大打折扣。當時，在愛琴海與愛奧尼亞海之間這塊今天看來并不廣闊的土地上，存在著上百個城邦，盡管這些城邦出現(xiàn)了像雅典民主這樣偉大的制度，為后人的政治理論探討提供了很多啟迪，但從政治的視角來看，希臘的政治實在難以令人憧憬。城邦規(guī)模較小，少則幾萬人，多則二三十萬人。而且，城邦之間戰(zhàn)爭頻仍。最終，以雅典和斯巴達為代表的兩大軍事同盟爆發(fā)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整個希臘文明元氣大傷。著名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詳細記載了這場戰(zhàn)爭，可謂第一部偉大的西方政治名著。

　　希臘衰頹之后，羅馬取而代之。許多人把羅馬僅僅看成一個文化的傳播者，認為在哲學、藝術(shù)、文學等方面羅馬文明比希臘文明大為遜色。但若從政治的角度視之，羅馬乃是西方第一個真正奠定了現(xiàn)代政治基礎(chǔ)的民族。波利比烏斯（Polibius）在其《羅馬帝國的崛起》（TheRiseofRomanEmpire）中描述了羅馬共和國的崛起，描述了羅馬如何從第一次布匿戰(zhàn)爭開始，經(jīng)過短短53年時間，從一個城邦共和國發(fā)展為橫跨三大洲的帝國。波利比烏斯將羅馬成功的秘密，歸因于羅馬的共和政體與公民的美德。

　　對于羅馬人的美德，巴洛的《羅馬人》有相當敏銳的觀察。巴洛告訴我們，“羅馬精神是農(nóng)夫和士兵的精神；
但既非農(nóng)夫，亦非士兵，而是農(nóng)夫－士兵（farmer－soldier）的精神”。羅馬人的性格與希臘人迥然不同。羅馬人“質(zhì)樸”、“嚴肅”、“虔誠”、“淡泊”、“勤勉”、“嚴以待己”、“無比堅強”。羅馬人崇尚“行動”，而不是思考。她蔑視希臘人的文過飾非、夸夸其談。借用我國傳統(tǒng)儒家“文質(zhì)彬彬”的提法，希臘人是“文勝質(zhì)”，而羅馬人則有“質(zhì)勝文”的傾向。

　　羅馬人對美德的追求可以在羅馬留給后代的經(jīng)典著作中得到印證。在這方面，西塞羅也許是最好的例子。西塞羅既是古羅馬偉大的政治家，又是在西方文明史中具有重大影響的思想家。他的《國家篇》與《法律篇》包含了古典共和主義理念的權(quán)威闡釋。不過，我更喜歡閱讀他的《論老年》、《論友誼》和《論責任》。尤其是《論責任》，該篇是西塞羅寫給在雅典學習的兒子馬爾庫斯的信，類似于我們的《傅雷家書》或諸葛亮的《誡子書》，字里行間充滿了對兒輩如何成人的諄諄教誨。西塞羅告誡兒子要以追求“道德上的善”為目標，履行人生的“道德責任”。盡管西塞羅的“善”的理念受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影響，但仔細閱讀他的著作，我們還是可以體察羅馬精神和希臘精神的區(qū)別。羅馬人的“善”體現(xiàn)了堅毅、質(zhì)樸，體現(xiàn)了對政治共同體的責任與摯愛，體現(xiàn)了為共同體戰(zhàn)斗、犧牲的精神。西塞羅在信中對希臘精神和羅馬精神作了對比，他說，他十分欣賞希臘哲學中對于真、善、美的孜孜追求，以及充滿思辨精神的形而上學特征，他囑咐兒子有機會一定要閱讀希臘哲學。但與此同時，他也非常明確地告訴兒子，要認真閱讀父親的演講與哲學著作�！耙驗�，雖然這些演講顯示出一種比較奔放剛健的風格，但我的哲學著作中那種冷靜謹慎的風格也是值得培養(yǎng)的。另外還因為，迄今為止在希臘人中我還未曾見到過一個集這兩種風格于一身，既滔滔不絕地演說又能平心靜氣地討論哲學的人……”

　　當我們閱讀了《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羅馬人》以及西塞羅的“三論”之后，希臘與羅馬這兩個文明在政治上的差異就非常清晰了。前者追求真善美，追求自然的正當，后者卻以美德、以共同體利益作為至高無上的標準來構(gòu)建共和國。在政治上，后者顯然是成功者。一方面，羅馬共和國內(nèi)部秩序井然有條；
另一方面，也是西方人常常炫耀的，就是羅馬從第一次布匿戰(zhàn)爭開始，以短短53年時間，建成了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偉大帝國，這個帝國奠定了整個西方后來歷史演進的物質(zhì)地理基礎(chǔ)。

　　羅馬帝國解體后，西方進入了漫長的中世紀。大約從11世紀開始，在封建制度的基礎(chǔ)上興起了現(xiàn)代意義的國家。在歐洲現(xiàn)代國家構(gòu)建以及現(xiàn)代化進程中，最早肇興而且后來最成功的，莫過于英國。包括休謨在內(nèi)的許多英國史家喜歡將英國人視為“羅馬人的后裔”。有一部在西方極為暢銷的、由SimonSchama撰寫的多卷本英國歷史，在追溯英國的歷史淵源時，著力探索羅馬與英國的關(guān)系。該書第一卷的書名《在世界邊緣》（AttheEdgeoftheWorld？）會激起讀者的無邊遐想。這片相對于當時“世界”的中心——羅馬帝國及其“內(nèi)湖”地中�！�—而言的蠻荒之地，這個由數(shù)代羅馬統(tǒng)治者苦心攻略經(jīng)營的海外殖民省，居然自詡為羅馬人的后裔，而且居然在近代成為世界的中心，成為“日不落帝國”的開拓者，成為現(xiàn)代世界秩序的構(gòu)建者！

　　英國人以羅馬后裔自居，并不是在民族或血緣意義上講的，而是在政治制度與文化層面上講的。任何一個描述英國政治制度的人都不會忽略英國憲法的混合政體原則。這一原則恰恰是羅馬共和國政體原則的近代翻版。令人遺憾的是，國內(nèi)學術(shù)界對英國近代憲政的起源與沿革尚缺乏有分量的研究。2001年，中國法制出版社重印了民國時期翻譯出版的英國著名法學家戴雪的《英憲精義》（雷賓南譯），是英國憲政難得的優(yōu)秀讀本。

　　除了政治制度外，英國人認為自己的文化也與羅馬文化有相似之處。像羅馬人一樣，英國人質(zhì)樸、堅毅，不尚浮華。他們在哲學上不耽迷過于形而上學的思辨，文學藝術(shù)上也不崇尚令人目眩的虛華成就。英國哲學以經(jīng)驗主義為特征，與歐洲大陸的唯理主義形成鮮明對比�；�于這種哲學之上，英國人在探討政治問題時注重歷史與經(jīng)驗，從不試圖根據(jù)抽象的形而上學理念推導出現(xiàn)實的政治原則。英國著名史學家G.M.Trevelyan在其多卷本的《英國歷史》（HistoryofEngland）中曾自我解嘲似的寫道，英國產(chǎn)生過偉大的政治家，卻沒有出現(xiàn)過偉大的政治理論家，英國政治的奧秘是由孟德斯鳩等歐洲大陸學者發(fā)現(xiàn)的。我以為，G.M.Trevelyan在這里并不是恭維大陸理論家，而是為英國人注重實際、不尚浮華的文化自豪。

　　當然，最能體現(xiàn)羅馬精神現(xiàn)當代風貌的首推美國。西方近年來的研究表明，美國憲法的共和主義精神帶有強烈的羅馬影響的烙印�！傲_馬的榮耀、權(quán)力與美德”激起美國制憲之父的無限向往�！傲_馬的榜樣給了美國人民試圖建立一個均衡的大陸共和國的勇氣……而羅馬墮落為專制主義以及后來英國的墮落為美國提供了令人恐懼的警示�！睙o論從美國制憲時期重要人物的筆名，演講的引文，還是制度的設(shè)計，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羅馬的影響。最近國內(nèi)翻譯出版了兩卷本《辯論：美國制憲會議記錄》，對于任何想要了解美國政治和歷史的人來講，這本書都是值得推薦的。該書詳盡記錄了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的全過程，再現(xiàn)了當時的著名政治家的風貌。認真閱讀過這部文獻后，任何人都不會懷疑，美國憲法是在羅馬模式、英國憲政模式的基礎(chǔ)上構(gòu)建的。而且，麥迪遜、漢密爾頓等憲法之父身上所展示的美德，恰恰是我們所熟悉的堅毅、審慎、務實、愛國的羅馬精神。美國人從建國第一天起就有在新大陸構(gòu)建“新羅馬”的夢想，這一夢想持續(xù)至今，愈久彌堅。

　　如果按照這樣一種方式來閱讀西方歷史的話，就會發(fā)現(xiàn)西方歷史幾千年，盡管文學、藝術(shù)、科學、哲學等方面英才輩出，燦爛多姿，但是在政治方面真正成功的例子，不過羅馬人及其后裔，即古羅馬、英國和美國。如果允許我作一種比較簡單化的概括的話，西方文明在政治上實際存在兩個傳統(tǒng)：一個是上述“羅馬－英國－美國”的傳統(tǒng)，另一個則是希臘開啟的傳統(tǒng)。后者在中世紀的基督教精神中得到升華，又在從黑格爾到海德格爾的近現(xiàn)代德國哲學中得到更為完善的展現(xiàn)。德國哲學家大多崇拜希臘哲學，因此德國人在政治上也追求至善至美，追求永恒的自然正當與絕對的真理。這一特征既可以從康德哲學中看到，也可以從當代德國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哲學家那里發(fā)現(xiàn)。但是，正如當代英國一位極為出色的政治哲學家彼德·拉斯萊特（PeterLaslett）所言，政治乃至關(guān)重要之大事，絕不應輕易交付哲學家處理。政治事務的處置需要審慎、務實與堅毅，需要經(jīng)驗和智慧，而哲學家只能提供理性與原則。哲學指導下的政治很難成為成功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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