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世的名人日記中，《翁同龢日記》無疑是部重要作品。從前我在復旦上學，曾借閱過涵芬樓影印的手稿。后來中華書局出版了陳義杰點校的排印本，對于閱讀方便良多。翁同龢筆下十九世紀的風雨歲月，生動有趣，既有細膩的時代場景，也包含著作者思想演變嬗遞的點點痕跡，以及宮廷秘辛、朋僚交往，是研究晚清歷史的寶貴財富。

　　翁同龢記載的沙塵暴

　　許多人的日記都記錄氣象，但大略只寫“晴”、“雨”，而翁同龢則記得甚為詳細。從連綿半個世紀的日記中，我發(fā)現(xiàn)時下飽得惡名的沙塵暴，其實早已有之。比如同治九年和光緒四年，翁氏就分別記錄了八次；
光緒十年，翁氏記錄了十一次。試以光緒十四年（1888年）為例，翁同龢描述說：

　　二月十八日大風，黃沙漲天，入春第一風天也。二月二十六日晨晴，午黃氣漲天，落沙，薄暮大風始至，勢極猛也。二月二十七日午后風又起，揚塵。四月初六日午后大風狂吼，飛塵蔽天，自清明至今蓋無日不如是。五月二十五日薄暮大風從東來，黃埃蔽天……

　　翁氏的記載用農(nóng)歷，換算成陽歷，為3月30日至7月4日，沙塵暴的襲擊包含了春季和初夏，比我們今天的感受，似乎更為厲害。

　　光緒十年（1884年）春天，慈禧太后發(fā)動著名的“甲申易樞”，宮廷內外許多政治運作，在“黃沙漠漠”中悄然進行。翁同龢一面記錄他每天與誰會面，朝廷有何人事調動，一面也記錄著“大風起，沙翳天暗”。例如三月十一日，“午后風又作，俗諺應矣。發(fā)兩封奏，而盛昱一件未下，已四日矣……自巳正迄未正，兀坐看門，塵土瞇目，吁，可怕哉！”十二日，“辰初大風起霾，入夜未止……前日封事總未下，必有故也�！迸浜现�漫天翻滾的沙塵暴，光緒朝政壇也掀起了罷黜恭親王的驚濤駭浪。假如今天的影視編導，能夠運用氣候景觀，其再現(xiàn)的歷史場景，在細節(jié)上豈不更真實也更震撼嗎？

　　然而記敘老北京生活的作家們，常常卻把沙塵暴省略了。郁達夫說：“統(tǒng)觀北平的四季，每節(jié)每季，都有它的特別的好處”，“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北平的四季》）給后人的印象，沙塵暴似乎只是近年來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的產(chǎn)物，來源于放養(yǎng)山羊啃嚙了草根。坦率說來，多年來關于古城生活的文字作品，大都帶有因溺愛所產(chǎn)生的夸張，一如時下某些文化人懷念舊上海燈紅酒綠時，毫無節(jié)制地虛假矯情。幸好，翁同龢留下了他的記錄，告訴我們百年之前，北京人所面臨的惡劣環(huán)境。

　　翁同龢筆下的洋人外交官

　　翁同龢喜歡記錄他對北京外交界的觀察，今天讀來，也很迷人。光緒二年正月初十日，總理衙門舉行新年宴會，各國公使前來拜年：

　　邸及諸公先在，堂中設果席二,左右設果席八。午初起，殊形怛制者陸續(xù)至，凡八國,而來者不止八人，有參贊、有翻譯官也。每國不過一二刻，后者至則前者避去。就中威妥瑪最況鷙，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中二席，邸陪坐,總署諸公環(huán)坐,通事等或僉坐或否,余等兩旁坐,始終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臠,饑寒交迫。

　　日記中還有光緒六年十二月十日的另一場宴會：

　　到總署飯……共十人。先日國（西班牙），兩人，平平。次美國，兩人，頗讀書，一云經(jīng)史外兼看《紅樓夢》，余斥其不當看。次英國，威妥瑪，老矣，非復從前桀驁。又數(shù)人，分兩桌，肴極新鮮，次日本國，宍戶璣，其使臣也，長髯，拱手謂余曰久聞大名；
一仲田者美少年也，亦甚欽余。

　　從翁氏筆下，我們讀到美國公使楊約翰“尚敦篤”，英國公使巴夏里“囁嚅浮偽，最可惡”，日本公使鹽田三郎“陋而狡”，曾紀澤與外賓周旋“作夷語，啁啾不已”，翁同龢還把某次外交活動寫成“午正各國公使來拜。一群鵝鴨雜遝而已”。把聚會的結束寫成“公使退，余等一哄而散”。這樣的語氣，前后貫穿十幾年，不外是排斥、憎惡、不以為然。每每讀到這些內容，我的眼前就浮現(xiàn)出一位身穿官服正襟危坐的中年男子，面無表情，乜視著高鼻子黃頭發(fā)們晃動進出，心中卻用刻薄的詞匯默默造句，令人忍俊不禁。

　　翁同龢被開缺的細節(jié)

　　翁同龢一生在北京做官，中過狀元，當過帝師，在光緒朝中后期，一度權傾朝野。他的思想，從保守逐漸走向變革，成為戊戌維新的重要推動人物。汪辟疆在《光緒詩壇點將錄》中，將其封作“地數(shù)星東山酒店小尉遲孫新”，可謂大噱（汪氏評點王闿運為晁蓋，陳三立為宋江），對翁的詩人才華似乎不太認可。但翁氏日記，文筆清晰精準，對重要歷史事件的記錄栩栩如生，對歷史學家來說彌足珍貴。

　　比如，他詳細記錄了他在戊戌變法發(fā)起前夕（四月廿七日），被光緒帝開缺的場景：

　　丑初微雨，既而潺潺，喜而不寐。今日生朝，晨起向空叩頭。入看摺治事如常。起下，中官傳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獨坐看雨，檢點官事五匣，交蘇拉英海。一時許同人退，恭讀殊諭：協(xié)辦大學士翁同龢近來辦事多不允協(xié)，以致眾論不服，屢經(jīng)有人參奏，且每于召對時，咨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于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察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欽此。臣感激涕零，自省罪狀如此，而圣恩矜全，所謂生死而肉白骨也。隨即趨出，至公所小憩。同人退甚遲，除授亦甚夥也。章京李玉坡、王嘉禾來，玉坡代撰謝摺，余改數(shù)語，交南屋蘇拉遞。剛、錢、廖三公皆來，余衣冠詣三處辭行。張樵野（蔭桓）來。晚與三公痛談，明日須磕頭，姑留一宿。

　　次日又記：晴，日出始起。李相國來，三公退直亦來談……午正二駕出，余急趨赴宮門，在道右磕頭。上回顧無言，臣亦黯然如夢，遂行。雨后禾有生機，惟未種者不少。未正三抵家，敬告先祠。

　　面對重大的突發(fā)變故，翁同龢的敘事從容不迫，甚至還關注了天氣和莊稼生長，恐怕這就是從前文人所說的“有古大臣之風”。幾年前，任青、馬忠文先生整理的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的日記也對本日政情有詳細記錄，與翁氏日記恰好可以相互印證和補充。

　　張蔭桓是廿六日從城里到頤和園的，他和李鴻章住在戶部公所西院。廿七日：

　　寅正起，卯初膳牌下矣。傅相冒雨進城，匆匆數(shù)語即去。余補睡至辰正。得常熟書，言昨示翁墨山冊或系族祖手筆，擬以他物互換。函末言歸期甚近，容再趨辭，殊不解也，閱竟仍睡。午初起，飯罷，潤臺、仲山先后來，乃知常熟有開缺回籍之諭，駭甚。

　　翁同龢寫給張蔭桓的短信原件，如今保存在臺灣故宮博物院，其全文為：

　　承示畫冊，此系龢族祖之筆，家牒中未載，疑更名也。擬即留篋，當以他件奉易，何如？快雨佇望霑足，歸期甚邇，容再趨辭。芋盦先生弟龢頓首廿七日顯然，通過兩者相比較，證明張蔭桓日記所記，是真實可靠的。

　　張蔭桓還記錄，當他聽到翁同龢落難的消息后，隨即前去看望（這點翁也在日記中提到了）。由于光緒帝廿八日要召見康有為、張元濟，所以二人早一天趕到頤和園，張蔭桓安排他們與下午返園的李鴻章共進晚餐（這個細節(jié)為張氏日記獨家披露）。遙想翁師傅六十九歲生日，未得祝福，卻被罷黜。消息傳出，朝野有幾多議論，他自己內心有幾多掙扎？喧囂的白天過去，幽幽燭光之下，李、康、二張在一處小飲，翁同龢與軍機大臣剛毅、錢應溥、廖壽恒在另一個庭院“痛談”。此時，戊戌變法的大戲正緩緩拉開序幕，代表變法與保守陣營的領軍人物，居然卻在頤和園外相聚。真實場景蘊含著如此豐富的戲劇沖突張力，恐怕任何作家也無法料及。

　　孔祥吉用稿本考訂翁同龢日記

　　日記也不可盡信。

　　和運用一切史料一樣，使用日記，同樣需要進行審慎的考證。這方面，歷史學家孔祥吉先生，對于翁同龢日記稿本和刊本所作的比較研究，是一個精彩案例。

　　翁同龢日記原稿一直由其家族珍藏，l925年，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行世。其后，有人發(fā)現(xiàn)翁氏在戊戌政變之后，曾對日記進行了改刪，甚至稱日記有“諱飾與捏造”之嫌。影印日記也能作假嗎？這使歷史學家忐忑不安起來，需要尋找原稿本來作考證。翁氏日記原稿，1948年由其五世孫翁萬戈攜至美國，前些年，孔祥吉在美國見到了原稿，終于解開歷史謎團。

　　孔祥吉發(fā)現(xiàn)，翁同龢日記確有少量改刪，而改刪的情形大體有兩種：

　　一是翁同龢生前對日記的改刪。鑒于戊戌政變后，局勢恐怖，翁氏懼怕被牽連，故對日記中與康有為交往的記載，做了改動，比如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初九日記：

　　飯后李莼客先生來長談，此君舉世目為狂生，自余觀之，蓋策士也。

　　上世紀三十年代，學者金梁指出，李慈銘卒于甲午十一月，翁次年記其來訪，顯然是個破綻。孔祥吉通過核對原稿，發(fā)現(xiàn)“李莼客”三字系挖補粘貼，做工十分精細，幾乎看不出明顯痕跡，需以強光透視，才可看出修改輪廓。從原文的上下文意上推斷，他認為應為“康有為”。嘉慶以后，清朝不再作興“文字獄”，然而戊戌政變，六君子棄市，使得退隱江湖的翁同龢，依然擔心因日記獲罪，只能在家中做些手腳，當時令人窒息的恐怖氣氛，由此可見一斑。

　　二是翁萬戈之父翁克齋委托張元濟進行影印時，出于種種原因遮掩部分原文。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有一段天津教案之記敘，其文曰：

　　天津義民殺法國領事，焚其教堂兩處，并殺其從人數(shù)名。先是迷失幼孩者多，有篷匠乘高見二小兒尾一人，縱跡得之，鳴于官。

　　影印者在“迷失幼孩者多”與“有篷匠”之間，遮掩去“或言外國剜眼珠及心配照相藥”。顯然，二十世紀的刊行者認為，這些荒唐愚昧的語言，實在有損翁同龢的形象。

　　孔祥吉將他的發(fā)現(xiàn)收錄在《清人日記研究》中，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一讀�？紫榧�指出，這樣的研究好處有三，一是更準確地了解翁同龢其人。翁同龢早年并不是站在變法立場上的，他甚至屬于典型的守舊派官僚。甲午戰(zhàn)爭后，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使翁氏思想產(chǎn)生巨大轉變。二是戊戌政變之后，翁同龢害怕被牽連，故對與康有為有關的日記做了極少改動，日記其他部分仍可放心大膽地征引。三是當年商務印書館影印翁氏日記，雖有為尊者諱的考慮，亦是人之常情，無足深責。

　　歷史學家猶如獵人，總在歲月的森林中逡巡。孔祥吉的研究成果，宛如繞過密密匝匝的大樹，探視到樹蔭背后躲藏著的長耳兔子，翁家和學術界，都得以心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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