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能耗產業(yè)之出現，及企業(yè)對能源消耗的不敏感，燃油價格低可能只是一個并不重要的原因。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其他比如秦暉教授指出的“低人權優(yōu)勢”，還有，地方政府人為壓低的土地價格，政府放縱企業(yè)壓制勞工所形成的低勞動力價格。

　　作者：秋風，學者

　　十教授向總理建議提高燃油稅：每升３至４元

　　十教授聯名就公共問題發(fā)表看法，似乎成了一種時髦。有些民眾基于民粹或反智情緒，對此冷嘲熱諷。筆者倒是認為，教授們作為公民，完全有權表達自己的看法，不論其看法背后有無特殊的利益訴求。不過，我們當然也毋須迷信教授，因為，教授的知識也是有限的，他們的意見很可能根本站不住腳。

　　倪維斗等十教授提出的大幅提高燃油稅的建議，就屬于這一站不住腳的類建議。十教授為了論證其每升燃油征收3-4元燃油稅的立場，提出了若干理由，但這些理由很難經得起認真的學理推敲。

　　石油進口依賴很可怕嗎？

　　十教授首先陳述了中國近些年來石油進口大幅度增加的事實，并斷言，“石油進口依存度突破50%，指日可待”。

　　很多人士在論證中國應當控制燃油消費的時候，通常都會提及這一理由。但是，即便中國的石油高度依賴進口，又怎么樣？德國、韓國、日本不都是高度依賴進口石油？中國的外匯難道不是大多數投資于美國，好象人們并沒有覺得這有什么不安全的。

　　高能耗當然不是好事，但是，用膚淺的經濟民族主義來嚇唬人，卻不是教授們應有的理性論辯之道。

　　高能耗與燃油低價格有多大關系？

　　毫無疑問，中國目前高能耗的經濟增長方式并不可取，理當予以改變。但需要追問的是，這種增長方式的形成與燃油低價格究竟有多大關系？

　　必須承認，低燃油價格會鼓勵企業(yè)消耗更多能源，投資高能耗的產業(yè)。不過，這一激勵作用究竟有多大，需要仔細研究。直觀地看，高能耗產業(yè)之出現，及企業(yè)對能源消耗的不敏感，燃油價格低可能只是一個并不重要的原因。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其他制度性原因，比如秦暉教授指出的“低人權優(yōu)勢”，還有，地方政府人為壓低的土地價格，政府放縱企業(yè)壓制勞工所形成的低勞動力價格。所有這些意味著，投資者、企業(yè)經營者從各級政府那里獲得了大量制度性補貼，這激勵了大量高能耗產業(yè)的投資。

　　事實上，我們看到，當國內成品油價格上漲到最高水平的時候，企業(yè)的投資熱情一點也沒有減少，包括高能耗產業(yè)領域的投資。因此，試圖通過高燃油稅抑制高能耗企業(yè)，似乎要以企業(yè)無法繼續(xù)獲得其他制度性補貼、因而對能源成本較為敏感為前提。如果這些制度性補貼不能取消，則僅靠燃油高價格起不了多大作用。

　　燃油需求僅由價格決定嗎？

　　十教授的建議基于經濟學的邏輯：借高稅收抬高燃油價格，從而促使人們減少需求，改變其消費模式。他們宣稱，價格是最“合理的價格是良好的信號和強有力的杠桿”。

　　這沒有錯，但這實在是一種過于膚淺的經濟學。人們的需求不完全是由價格決定的，那僅僅是經濟學為了推理方便而假設的一種高度簡化的行為邏輯。歸根到底，人不是對價格作出機械反映的機器人，毋寧說，人的需求主要是由人的主觀價值傾向決定的，而且這種主觀傾向反過來也參與決定了價格。

　　因此，歐洲之所以流行節(jié)能的小型汽車，很可能不是因為歐洲各國政府征收了高燃油稅，或者在汽車消費稅中對小型車實行了政策優(yōu)惠。真實的原因其實在人的內心，也即，歐洲人普遍形成了一種節(jié)約能源、保護環(huán)境的價值觀念，這一價值決定了人們自覺地選擇節(jié)能的汽車。

　　同樣正是民眾的這種價值傾向，推動歐洲各國政府制定了高燃油稅政策�？梢栽O想，在一個民主社會，如果人們普遍地不具有節(jié)約能源的主觀認知，偏好低燃油稅，政府征收高燃油稅的法律未必能夠為議會通過，如美國。因此，高燃油稅是人們的節(jié)能意識之果而不是其因，人們有了節(jié)約能源的意識，政府方可出臺高燃油稅，而不是政府借高燃油稅強制人們產生節(jié)能意識。

　　在中國，已經可以看到，人們的用車觀念正在發(fā)生某種變化。比如，兩廂的小型車的比重迅速擴大，而這與燃油價格應當沒有多大關系。更多地是因為，很多青年汽車消費者具有生態(tài)、環(huán)保觀念。同樣，對大多數中國家庭來說，電費、水費開支算不上大開支，但很多家庭依然自覺地采取了種種節(jié)約水、電的措施。這就是觀念的力量。

　　一種觀念的生成，顯然取決于教育、文化、精神等等多重因素，而與稅收可能沒有多大關系。反之，在人們的消費觀念沒有變化之前，即便實行高稅率政策，也未必能夠約束人們的消費沖動。

　　以提高稅收的方式追求某種社會、經濟、文化目標，是可取的公共政策進路嗎？

　　這些年來，專家、學者們好象真的進步了。面對公共問題，他們不再要求政府直接強制民眾，而是允許民眾繼續(xù)消費，但用經濟手段進行調節(jié)。所謂經濟手段，就是征稅。人們當還記得，前兩年，為了抑制房地產市場投資、投機，有專家建議政府開征不動產稅。為了鼓勵人們保護環(huán)境，有專家建議政府開征環(huán)境稅。有些地方好象還開征過“小姐稅”。

　　輕易地訴諸用稅收手段，以稅收來對社會、經濟、文化活動進行調節(jié)，這似乎不是一種可取的社會治理思路。征稅的權力是毀滅的權力。無論以怎樣的民主程序為前提，稅收的本質都是政府剝奪民眾的一部分收入。此種剝奪理應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即滿足政府維持公共秩序這一最低限度。超出這一限度的征稅活動，需要具有十分令人信服的理由，并且經過復雜的民主財政程序來決策。鼓勵政府濫用稅收手段，必然誘導政府膨脹其權力。

　　我們有能力保證燃油稅收入之合理使用嗎？

　　在中國，鼓吹利用稅收手段來追求某種社會、經濟、文化目標，更加令人難以接受。

　　高稅收是需要制度條件的。教授們所提及的歐洲確實普遍實行高稅收政策，但這些國家都建立了自由憲政制度，都有健全的民主財政制度。生活于這種制度環(huán)境下，納稅人完全能夠確信，政府所征收的稅款會用于自己的福利。事實上，程序十分嚴謹的財政民主制度確保了民眾同意授予政府的每一分錢，最后都用于民眾。惟有在這樣的制度環(huán)境下，高稅收方可成就公平的高福利。

　　在中國，納稅人遠沒有這樣的信念。因為，稅收的征收本身就沒有經過納稅人或其代表的同意，財政支出也沒有經過納稅人或其代表同意。本次調整燃油稅稅率，就沒有經過民眾或其代表審議的程序。

　　十教授似乎根本沒有考慮這種制度背景，只是盲目地要求中國效仿歐洲的高稅收。問題是，沒有制度保障，政府每年征收的幾千億元燃油稅將會用于何處？

　　楊小凱教授的研究表明，缺乏財政民主制度的國家，只能采取低稅率政策，這是政治的奇妙邏輯所決定的。因為，缺乏財政民主，民眾必然對政府征稅持有敵意。十教授卻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不能不讓人懷疑其政治上的成熟程度。

　　什么是我們認為美好的生活方式？由專家或政府決定嗎？

　　十教授提出的將燃油稅提高到每升三至四元的建議，其立論的終極依據是，中國人應該過一種更為可取的生活，如教授們所說，“我們不能效仿美國的生活方式”。

　　這樣的命題涉及一個民族生存的根本問題：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一個民族關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決定著其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很顯然，如此重大而根本的問題，不是專家或政府所能決定的，只有民眾有能力決定，也只應當由民眾來決定。

　　平心而論，民眾確實有必要對此進行選擇，因為，人的時間有限，可資利用的資源有限，這兩者決定了，生命的本質是權衡取舍，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本質也是權衡取舍，人們不僅要選擇手段，更要選擇目標。不僅要選擇靠什么生活，更要選擇過哪種生活。比如，人們必須在開車的便利、尾氣污染、道路擁擠等等價值之間進行選擇。

　　這種選擇對大多數而言，可能表現為遵守習俗，即隨大流。但是，這大多數至少有能力對于不同的方案之好壞進行判斷。因此，重要的是讓他們看到不同的選項，使他們可以思考，可以作出判斷。

　　請誰關注這一問題？

　　因此，如果十教授對自己的建議是嚴肅的，那他們本應當呼吁全國民眾，尤其是社會各方面的精英，就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進行反思，以此積累如此大幅度地提高燃油稅的民意基礎。

　　現在，十教授僅僅向著行政部門首長發(fā)出呼吁，直接要求他考慮提高燃油稅率。在這十教授眼中，只要行政部門同意，就可以每年向國民多征收幾千億稅收。這樣的建議，只怕行政部門也不敢貿然采納。

　　我的建議

　　十教授的建議書也算是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公共議題：中國人究竟應當過一種什么樣的生活？經濟增長應當采取什么樣的能源消耗模式？但這個問題，其實目前并無答案，說中國人不應效仿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僅是一家之言，而非全民共識。問題的關鍵也正在于尋求這個共識。

　　因此，在對十教授的建議作出批評之后，我提出自己的建議如下：

　　輿論繼續(xù)進行對此問題進行討論，2009年在合適的時機，全國人大常委會籌劃組織一系列聽證會，各方面的專家、民眾代表，可以在法定程序中，發(fā)表意見。最終形成一份報告，提交后年或更晚的全國人大專門進行審議。在此基礎上，政府再對燃油稅、乃至其他與能源相關的法律、政策進行全面反思、調整。

　　這個建議基于現代治理的基本原則：人不是僅僅對金錢規(guī)則機械作出反應的動物，人也不僅僅是政府管治的對象。相反，人是主體，而人的行為由其價值決定。優(yōu)良的法律是一個社會的普遍價值的凝聚。應當十分謹慎地使用政府的權力，僅靠權力構造不出一個美好社會。惟有公民基于文明價值而采取的自主行動，才是通往美好社會的不二法門。

　　 (本文來源：金羊網 作者：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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