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一系列重要的轉變和新體制的雛形都出現在這一時期。在此期間，經濟學界展開了許多問題的討論。今天的青年人來看那時的文獻，一些似乎不言而喻的事情，竟成為討論的中心，如果不加說明，可能會不明就里。考慮到這點，我作為親歷者，試對某些問題討論的背景給予簡要說明，以便為有興趣的人提供線索�！　�

　　1、關于按勞分配理論的討論

　　從1977年～1978年，經濟學界召開了四次按勞分配理論研討會。這次討論可以說是學術界解放思想，沖破"文革"帶給人們的精神枷鎖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討論。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但是在一段時間中，仍然受到"文革"中那套理論的束縛，許多工作開展不起來。其中按勞分配就是一個遭受污名的禁區(qū)。為其正名成了政治禁忌。因為這樣做就否定了需要長期實行所謂"全面專政"的根據，就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黨在社會主義階段的基本路線"。在這樣的壓力下，在經濟活動中把報酬和勞動緊密聯(lián)系起來的方法不敢使用。顯然，這樣的精神禁錮不打破，生產是不可能搞好的。當時經濟學者大都對這一點看清楚了。但因為直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開時，政治報告中仍肯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肯定"文革"中宣傳的基本路線，所以當時碰這個問題仍有政治壓力。那時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還沒有展開，"兩個凡是"的障礙還沒有搬開。而經濟學界已經通過按勞分配的討論在事實上去沖擊這個問題了。

　　經濟學界雖然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但報刊上基本上仍然在講"文革"中的一套。直到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fā)表一篇有關按勞分配的文章（《貫徹執(zhí)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才標志著按勞分配的名譽得到正式恢復。這篇文章是國務院研究室搞的，由馮蘭瑞執(zhí)筆。國務院研究室的前身就是"批鄧"前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批鄧"后一度準備取消，"四人幫"倒臺后被保留下來，改名為國務院研究室。文章在1978年初寫出后，鄧小平同志看過，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見修改后才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的。但是發(fā)表后還受到堅持"兩個凡是"的人（汪東興）的攻擊，質問"是哪個中央批準發(fā)表的"？！那時，還沒有直接針對"兩個凡是"把問題從根本上捅開。

　　2、社會主義模式的多樣性

　　1978年，中央派出一個代表團出訪南斯拉夫。代表團的團長是李一氓，我和喬石是副團長。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是實地考察、接觸，然后向中央提出報告，說明南斯拉夫的基本狀況，對于我們和南共聯(lián)盟的關系是否應恢復提出意見。這里的歷史背景是，在南共聯(lián)盟和斯大林發(fā)生分歧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也中斷了和南共聯(lián)盟的關系。南斯拉夫的實踐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次考察形成了一個概念，那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模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出訪回國后，代表團給中央寫了報告。根據代表團的報告，黨中央決定恢復和南共聯(lián)盟的關系。這意味著，在社會主義模式的多樣性問題上，黨中央的觀點有了變化。

　　1978年8月（從7月6日到9月9日），召開了國務院務虛會。到會的有幾十個人。我認為這個會議可以看作黨的高級領導人開始重視改革的一個具有標志性的事件。這個會議是由鄧小平同志提出、由李先念同志主持召開的。

　　在國務院務虛會上有幾個東西受到注意。一個是南斯拉夫考察結果，它使我們在思想上更加明確了社會主義模式的多樣性。另一個是谷牧同志訪問西歐六國的報告。過去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中對資本主義只有批判，但這個報告認為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中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這個務虛會一直開到9月才結束。會議情況向中央做了匯報，得到中央的重視。鄧小平、李先念當然很重視。葉劍英副主席對這個會特別重視，認為開得很成功。會議也引起華國鋒的注意。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工作由中央財經委員會具體負責。當時建立了四個小組來負責研究改革的具體問題：一個是體制組，由張勁夫負責；
一個是引進組，由汪道涵負責；
一個是結構組，由薛暮橋負責；
一個是理論方法組，由我負責。幾個小組非常活躍，研究了許多問題。1979年底中央又派我?guī)ш犎バ傺览�考察改革。這次考察加深了對社會主義的多種模式的認識，同時使我們對改革過程的許多具體問題有了更多的了解�！�

　　3、生產力標準和所有制改革

　　"文革"中，批判所謂"唯生產力論"，宣傳"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造成很惡劣的后果。批判"唯生產力論" 的一個理論根據是列寧曾批判過"生產力論"。事實上，這個根據是很成問題的。我的看法是，在哲學中，承認物質是第一性的理論，稱為"唯物論"；
承認意識第一性的理論，稱為"唯心論"。那么，承認在社會發(fā)展中，生產力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第一性的，理應稱為"唯生產力論"。"唯生產力論"正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觀點。

　　"四人幫"倒臺后的一段時間中，在許多人的觀念中仍將"唯生產力論"作為貶義詞，一些文件中也這樣來使用。人們還不敢真正把體制的選擇放在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fā)展的標準上來考慮。我認為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1976年冬天召開了農業(yè)學大寨第二次會議，當我看到文件上仍然把"唯生產力論"作為一個錯誤觀點來對待時，就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個電話，表示不同意這種寫法。這個意見被反映到當時的中央領導那里，幾個領導把我找去，問我的看法。我就把為什么不應批判"唯生產力論"的道理講了一番。后來，我和林子力等同志對"唯生產力論"問題進行了一番研究，他們專門寫了一部批判對"唯生產力論"批判的書。

　　1979年，我寫了一篇文章《對待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本態(tài)度》，我講到，馬克思主義者對待所有制的態(tài)度是：凡是最能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我們就贊成，就支持；
凡是雖能促進、但這種促進作用不大的，我們就不能那么贊成，不能那么去支持；
凡是不能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我們就堅決反對。

　　這種說法當然是有針對性的。在當時的不少干部頭腦中，存在著另外的標準，這就是"大"和"公"。所有者的范圍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根據這種標準，不管生產力的水平如何，不管什么樣的所有制更加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無條件地依據"大"和"公"來評價各種所有制的優(yōu)越程度，來確定所有制政策。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學界曾就所有制形式、結構的改革發(fā)表過意見，展開過討論。有的經濟學家提出的一些重要見解，如對國家所有制進行改革的必要，當時受到主管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人的壓制。這種狀況持續(xù)了好幾年。

　　從80年代后期起，對所有制改革的研究再次活躍（現在流行的用語是產權改革）。從政治背景上看，所有制改革問題研究的再度活躍和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和十三大肯定發(fā)展多種經濟成份有關。

　　4、關于生產目的問題的討論

　　1978年春季，我和一些經濟學家開始討論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當時提出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針對性。第一是針對解放初期從蘇聯(lián)學來的計劃和安排社會生產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從若干種主要產品的增產指標出發(fā)的。第二則是針對我國改革前一段時期內事實上實行的按照"重工業(yè)-輕工業(yè)-農業(yè)"的次序來計劃和安排的整個社會生產的狀況。

　　從關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到80年代初期又進一步衍生出關于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的研究和討論。當時提出了"為什么國民生產總值不能準確地表示一個國家的經濟生活？"等若干和我國的經濟、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目標有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環(huán)境問題當時也被提出來了。在我的印象中，當時是在關于經濟、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的研究當中，結合國民生產總值指標之缺陷來加以討論的。

　　5、"商品經濟"和m"市場經濟"

　　在第三次按勞分配討論會上，已經提出要把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與按勞分配結合在一起研究。80年代初，經濟學界已經有不少人主張在我國發(fā)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有人使用了"商品經濟"一詞，以強調這種經濟和商品的緊密、系統(tǒng)的聯(lián)系。比如廣東的卓炯，就是對發(fā)展商品經濟的主張講得比較早、比較徹底的一位經濟學家。北京和其他地方的一些經濟學家也寫過這方面的文章，提出這樣的主張。1982年，有的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人認為發(fā)展"商品經濟"的觀點是"精神污染"，并不準在報刊上宣傳發(fā)展"商品經濟"的觀點。有一個單位搞了一個內部材料，把發(fā)表了發(fā)展商品經濟意見的人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正確的"，歸入這一類的人只有很少數；
第二類、第三類是有問題的，第四類則是有嚴重問題的，也就是積極主張發(fā)展商品經濟的人。在這一段時間中，主張發(fā)展商品經濟，便有搞"精神污染"之嫌，甚至使用商品經濟這個詞也變得很敏感。

　　這種對"商品經濟"嚴加管制的形勢對學術界造成了一定的壓力，有的人回避使用"商品經濟"的說法，而尋求迂回的表達，但也仍然有一些經濟學家不回避使用"商品經濟"一詞，他們努力論證發(fā)展商品經濟的必要，通過各種途徑表達自己的見解。

　　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把發(fā)展商品經濟肯定下來。經濟學家們不再回避使用"商品經濟"這個詞了。

　　關于"市場經濟"，有的人看法是，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是同義語，不必刻意將它們分開。80年代，我在一些講演中，是將這兩個詞混用的。有的主張市場取向改革的經濟學家，認為"市場經濟"的用法比"商品經濟"更準確，更能體現我們改革的方向，他們特別強調使用"市場經濟"這個詞。有的人贊成使用發(fā)展商品經濟的說法，但不贊成說發(fā)展市場經濟，他們擔心這樣會背離社會主義。有一些人本來反對發(fā)展商品經濟，在中央文件肯定發(fā)展商品經濟后，不再反對使用"商品經濟"一詞，但認為"市場經濟"是不能講的。所以有一段時間是各說各話。事實上已經有一些經濟學家和實際工作者在講發(fā)展市場經濟的話了。但在90年代初到鄧小平視察南方講話之前的大約兩年時間中氣氛有一些變化，發(fā)展市場經濟的主張似乎有了一些政治風險，所以不少人在一段時間中回避使用"市場經濟"。這種狀況到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講話后開始轉變。

　　6、社會主義階段問題研究

　　1980年，有兩位經濟學家在總結我國在經濟體制、經濟政策上的失誤時，認為這和把我國社會發(fā)展做了過高估計有關。他們由此提出要研究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fā)展階段問題，特別強調要重視我國社會發(fā)展的現階段和經典作家所描繪的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差距。他們認為當前中國還處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他們的文章被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領導人看到后，認為是否定我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要組織文章批判。但這種做法為許多經濟學家所不贊同，一些不同意那篇文章觀點的經濟學家也不愿在這時候、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寫批評文章。我反對進行那樣的批判。我認為這兩位經濟學家提出了很重要的問題，這就是要研究我國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問題。

　　因為經濟學界不響應，所以"批判"未能進行下去。由于有"批判"一說，因此關于我國社會所處階段問題的正常討論也沒能展開。但我認為，澄清階段問題上的認識仍是重要的，認識到我國社會與經典作家所說的生產力高度發(fā)展、消滅了商品生產的社會主義之間的差距是重要的。因此，1981年我在參與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主張要將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寫入文件，以便更深刻地認識走過的彎路。當時有的同志不同意這樣做，還發(fā)生了爭論。但最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還是寫進了文件。

　　這樣，"初級階段"的研究具有了"合法性"。十二大召開之前討論胡耀邦政治報告時，對于要將"初級階段"寫入報告的主張，得到胡耀邦的贊同。這樣，在1982年召開的中共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胡耀邦的政治報告中又一次講到"初級階段"。1986年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我參加了對這個文件的起草。在這個文件中，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置于重要地位，而不只是簡單提到。

　　但是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畢竟講的只是黨的工作中的一個局部問題，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問題，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涉及的事實上是更具全局性的問題。因此，六中全會閉幕以后，胡耀邦主持討論十三大政治報告的起草時，許多人主張以"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報告的主線，展開進行論述。我參加了當時的討論，所持的也是這樣的主張。后來的報告，就是以"初級階段"作為主線，展開了關于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黨的建設的論述。

　　于光遠，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中顧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

　　來源：《領導者》25期，天益網受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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