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戰(zhàn)勝利前后，聯(lián)合政府或多黨合作政府是中共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具體運作模式。從1944年8月中共最初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聯(lián)合政府"主張，1946年1月中共與其他黨派五方共同達成的改組政府的決議，到1948年5月中共提出召開新政協(xié)會議，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聯(lián)合政府是中共十分明確而堅定的主張。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及其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集中體現(xiàn)了多黨合作下的聯(lián)合政府特質。

　　關鍵詞：政權；
聯(lián)合政府；
多黨合作

　　作者簡介：常保國，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20世紀40年代中國社會形成了三大政治力量并存的格局：國共兩黨與中間黨派，其中中間黨派是介于國共之外的第三種力量，亦稱"第三方面"或"第三勢力".在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憲政進程中，中間黨派幾乎參與了所有的重大憲政活動或運動，對推動中國政治的民主化與憲政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中間階層（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自由知識分子、無黨派民主人士）及其中間黨派，始終被中共定位于新民主主義政權的重要政治主體，是統(tǒng)治階級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中間階層及其中間黨派一直被中共視為"人民"的范圍和人民民主專政的主體力量及四個階級聯(lián)盟之一。中共在1944-1949年關于中國未來政權組織形式的選擇中，多黨合作下的聯(lián)合政府是其堅定、明確的政治宣示和新政權的具體運作模式，而按照《共同綱領》建立的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充分體現(xiàn)了多黨合作與聯(lián)合政府的特質。

　　一、"聯(lián)合政府"主張的提出及中共七大《論聯(lián)合政府》政治報告的形成

　　1944年8月17日，毛澤東在董必武向周恩來請示如何對待增補國民參政員的電報上批示：應與張瀾、左舜生商討各黨派聯(lián)合政府問題。8月23日，在同謝偉思就國共關系談話時，毛澤東提出國民黨應立即召開一切黨派參加的臨時國大并改組政府，國民政府應該立即召開一次臨時（或過渡的）國民大會，應聘請一切團體派代表參加。在人數(shù)分配方面切實可行的妥協(xié)可以是，國民黨大概占代表數(shù)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另一半，蔣介石將被確認為臨時總統(tǒng)。這次臨時國民大會必須有全權改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保持有效到憲法通過之時為止。它將監(jiān)督選舉，然后召開國民大會。我們現(xiàn)在只是要求：美國政府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1]（P.539）。

　　不久，中共即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了聯(lián)合政府主張。9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關于改組國民政府成立聯(lián)合政府問題，致電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指出：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是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tǒng)治。然后由新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貫徹抗戰(zhàn)國策，實行反攻。估計此項主張國民黨目前絕難接受。但各小黨派、地方實力派、國內外進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開明人士，會加贊成。因此，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后中國人民中的政治斗爭目標，以反對國民黨一黨統(tǒng)治及其所欲包辦的偽國民大會與偽憲。

　　毛澤東指示："望你們在起草回答張、王的信中加上此項主張，以說明這是我們對于實施民主政治的具體步驟和主張"."在這次參政會中，如取得小黨派及進步人士同意，可將是項主張作成提案。"9月5日，董必武、林伯渠出席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提出這次大會應著重討論國共談判、召開國是會議、成立各黨派民主聯(lián)合政府等問題[1]（P.542）。

　　9月27日，由毛澤東起草的林伯渠復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王世杰信中再次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成立各黨派聯(lián)合政府："現(xiàn)在惟一拯救時局的辦法，就是要求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面，由現(xiàn)在的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國各抗日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的代表，開緊急國是會議，成立各黨派聯(lián)合政府，并由這個政府宣布并實行關于徹底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并指出："我們這個建議，實是代表全國人民的要求，即貴黨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1]（P.548）10月25日，在中共中央大禮堂報告中，毛澤東指出：我們對國民黨的方針，自國共合作以來，就是改良方針，不是打倒它。因為日本人還在我國面前，現(xiàn)在的口號是改組政府、改組統(tǒng)帥部。這個口號不是改良主義的，而是革命性的[1]（P.553）。

　　1944年11月10日，毛澤東與美國特使赫爾利經過多次會談，最后達成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xié)定》，內容如下：

　　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應共同工作，統(tǒng)一中國一切軍事力量，以便迅速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

　　二、現(xiàn)在的國民政府應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lián)合國民政府，并頒布及實行用以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時，軍事委員會應改組為由所有抗日軍隊代表所組成的聯(lián)合軍事委員會。

　　三、聯(lián)合國民政府應擁護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則。聯(lián)合國民政府應實行用以促進進步與民主的政策，并確立正義、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請求平反冤抑的權利，人身自由與居住自由。聯(lián)合國民政府亦應實行用以有效實現(xiàn)下列兩項權利：即免除威脅的自由和免除貧困的自由之各項政策。

　　四、所有抗日軍隊應遵守與執(zhí)行聯(lián)合國民政府及其聯(lián)合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并應為這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所承認，由聯(lián)合國得來的物資應被公平分配。

　　五、中國聯(lián)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2]（P.353）。

　　對于這次會談及所達成的協(xié)議，黨中央、毛主席是滿意的。在致羅斯福的信中，毛主席寫道："這個協(xié)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八年來在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已一致通過這一協(xié)定之全文，并準備全力支持這一協(xié)定而使其實現(xiàn)。我黨中央委員會授權我簽字于這一協(xié)定之上，并得到赫爾利將軍之見證。"[2]（P.354）

　　1945年2月3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上主要討論周恩來最近關于同國民黨談判情況及小黨派會議問題的來電。毛澤東發(fā)言指出：中共去年9月提出建立聯(lián)合政府的主張是正確的。這是一個原則的轉變，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組政府，我可參加。聯(lián)合政府仍是蔣介石的政府，不過我們入了股，造成了一種條件。為著大局，可能還要忍耐一點[1]（P.576）。同日，毛澤東先后兩次致電周恩來表示不滿足中共提出的基本政治條件，萬難加入政府。"請明白告訴國民黨及小黨派：除非明令廢止一黨專政，明令承認一切抗日黨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務機關及特務活動，準許人民有真正自由，釋放政治犯，撤消封鎖，承認解放區(qū)，并組織真正民主的政府，我們是礙難參加政府的".

　　同日再致電周恩來：除堅持廢除黨治外，請著重取締特務、給人民真正的自由、釋放政治犯、撤消對邊區(qū)的包圍四條。要求直告赫爾利、宋子文、王世杰、張治中，"如這四條不先辦到，不能證明廢黨制、行民主不是騙局、我們萬難加入政府。因加入政府要負責任，沒有先行四條，我們無從負責，即使形式上廢除黨治，成立聯(lián)合政府，亦將毫無用處，不過騙人空招牌而已"[1]（P.576-577）。

　　2月13日，周恩來在重慶同赫爾利會見蔣介石，蔣宣稱：不接受組織聯(lián)合政府的主張，認為組織聯(lián)合政府無異于推翻政府，黨派會議等于分贓會議。周恩來逐條予以批駁。國共談判再次陷入僵局。3月13日，毛澤東同返抵延安的謝偉思談話，最后指出：蔣介石拒絕成立任何真正的聯(lián)合政府，他宣布在1945年11月召開國民黨一手炮制的國民大會，他現(xiàn)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導向中國內戰(zhàn)和國民黨毀滅的道路。必須向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和中國的朋友美國，講清楚蔣介石決心立即在國民黨獨占的基礎上建立立憲政府這一最新策略所具有的危險。和平過渡到憲政的惟一希望就是成立聯(lián)合政府。

　　3月31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會議討論為七大準備的政治報告草案和黨章草案。毛澤東對政治報告草案作說明。他說：現(xiàn)在是有更大希望時期，我們應該在此時機提出適當?shù)木V領，動員全國人民來實現(xiàn)。這個綱領就是動員全黨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一般綱領與具體綱領的區(qū)別，過去沒有指出。其實大革命、內戰(zhàn)、抗戰(zhàn)各個時期的一般綱領都沒有變，以后還可用若干年。工農民主專政是新民主主義的本質。具體綱領在各個大小階段是不同的。長期以來找不出一個適當?shù)目谔�，現(xiàn)在有了聯(lián)合政府這個口號，很好。聯(lián)合政府是具體綱領，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權的具體形式。這個口號一提出，重慶的同志如獲至寶，人民群眾也非常擁護。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聯(lián)合政府有三種可能性：第一種是壞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我們交出軍隊，國民黨給我們官做。軍隊我們當然是不交的，政府還是獨裁的，我們去不去做官呢？我們要準備這種可能性，不應完全拒絕去做官，這是委曲求全為了團結抗戰(zhàn)，好處是可以進行宣傳。第二種可能性是形式上廢止一黨專政，實際上是獨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種是以我們?yōu)橹行�，我們的軍隊發(fā)展到150萬人以上、人口1億5千萬以上時，政府設在我們的地方。在蔣介石發(fā)展到無聯(lián)合的可能時，就應如此做。這是中國政治發(fā)展的趨勢和規(guī)律，我們要建設的國家就是這樣一個國家。但是現(xiàn)在還沒有，所以我只寫了不管多少迂回曲折，前途是光明的[1]（P.584-587）。

　　4月24日，毛澤東向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提交《論聯(lián)合政府》書面政治報告。報告闡述了中共在民族民主革命階段的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報告指出：作為一般綱領，我們在政治上的主張是，在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個全國絕大多數(shù)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民主聯(lián)盟的國家制度，即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作為具體綱領，當前我們主張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lián)合政府。在談到政治路線時，毛澤東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政治結構，指出：中國的社會，兩頭小，但是兩頭強，中間大，但是政治上是軟弱的，中間階層是動搖的。我們曾經設想過國民黨可能改造，直到今天，我們對國民黨還是"洗臉政策"，要求它修改其錯誤政策[1]（P.592-594）。

　　在中共召開七大的同時，國民黨也于5月5日——21日在重慶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拒絕了中共提出的聯(lián)合政府，決定11月12日召集國民大會，堅持其一黨獨裁政治。6月15日，在中共七大主席團會議上，討論中共是否參加7月7日召開的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問題，毛澤東說：我們不出席參政會，跟著也不參加國民大會。不參加好處很多，因為這一套都是獨裁，而以民主的招牌。"中共方面為保衛(wèi)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見，決定不參加此次會議，以示抗議。"[1]（P.605-606）

　　抗戰(zhàn)勝利后，時局發(fā)生巨變，國內出現(xiàn)了暫短的和平，蔣介石先后三次電邀毛澤東去重慶談判；
中共權衡再三，最后決定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
在國共談判期間，中共出于各種因素考慮，沒有提出聯(lián)合政府的主張，改提為黨派會議。

　　毛澤東在赴重慶談判前，曾對中國的和平和民主前途做出新的樂觀判斷。1945年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分析了中外形勢及中共應采取的方針和對策。毛澤東指出：現(xiàn)在情況是抗日戰(zhàn)爭的階段已經結束，進入和平建設新階段。全世界、歐洲、東方都是如此。我們現(xiàn)在新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過去是抗戰(zhàn)、團結、進步）。但蔣介石想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中國的局面，現(xiàn)在是獨裁加若干民主，并將有相當長的時間。我們還是鉆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

　　重慶談判期間（8月30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及中共中央，提出下月初向國民黨提出的11條意見，其中政治方面的主要內容有：（1）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xiàn)全國的統(tǒng)一，建立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現(xiàn)三民主義。（2）擁護蔣先生，承認蔣先生在全國的領導地位。（3）承認國共兩黨及抗日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
確立長期合作、和平建國的方針；
（4）承認解放區(qū)部隊及地方政權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功績和合法地位；
（5）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
（6）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方法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政治會議，各黨派參加政府，重選國民大會；
由中共推薦陜甘寧邊區(qū)等5省主席及江浙、廣東等10省副主席；
推行地方自治，實行普選[3]（P.18）。最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國共雙方于10月10日達成《國共雙方代表和談紀要》（即"雙十協(xié)定"），在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問題上達成如下共識："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zhàn)爭，業(yè)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tǒng)一為基礎，并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zhàn)，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雙方又同意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4]（P.4）

　　毛澤東回到延安后高度評價了會談紀要，認為第一個好處是采取平等的方式雙方正式簽定，這是歷史上沒有的。第二，有誠意的六條，都是有益中國人民的[3]（P.33）。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xié)商會議在重慶開幕。蔣介石在會議上宣布四項諾言：保證人民自由、各政黨一律平等，實行地方自治，實行普選，釋放政治犯。政協(xié)會議于1月30日閉幕，參加會議的五方（國共、青年黨、民盟和無黨派人士）最后在和平建國綱領、政府改組、軍隊國家化、國民大會和憲草修改原則達成協(xié)議。

　　2月1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目前形式和任務的指示》，指出："從此中國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勢，目前已由武裝斗爭轉變?yōu)榉俏溲b的群眾的議會斗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式來解決"[3]（P.55）。

　　二、新政協(xié)會議的基本精神：民主聯(lián)合政府與人民民主專政

　　政協(xié)會議只產生了短暫的和平，國共沖突再起，國民黨單方面召開制憲國大，中共與民盟拒絕參加包辦國大，對制憲國大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中共與民盟均不予以承認。1946年7月，國民黨大舉進攻中原地區(qū)，全面內戰(zhàn)爆發(fā)。隨著1947年7月中共由被動轉向主動，由劣勢轉向優(yōu)勢，由防御轉向進攻。中共的新民主主義憲政理論從內容上發(fā)生了變化，由原來的"聯(lián)合政府"主張，轉向了推翻國民黨政權，對國民黨由"洗臉"變?yōu)?砍頭"，建立中共絕對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政權。其具體運作模式就是"新政協(xié)會議".

　　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八項基本政策。這個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全稱；
第一次以宣言形式鄭重向中外宣布"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提出了"組成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的主張[3]（P.242）。這個政治綱領顯然與1946年1月五方通過的政協(xié)決議有本質的變化。它已把蔣介石政府排除在民主聯(lián)合政府之外，并使其成為打倒的對象；
它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非舊民主主義的國家政權。

　　1947年12月25-28日，在陜西米脂縣楊家溝召開了中共中央擴大會議。25日，毛澤東向會議提交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報告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zhàn)爭，現(xiàn)在已經達到一個轉折點"."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20年反革命統(tǒng)治由發(fā)展到消滅的轉折點。"報告規(guī)定了中共的政治綱領：

　　聯(lián)合工農兵學商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shù)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

　　同時會議還提出了三大經濟綱領："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yè)".會議決定還指出："這個報告是整個打倒蔣介石反動統(tǒng)治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帶有綱領性的文件"[3]（P.260-261）。

　　1948年1月18日，毛澤東提出反對黨內"左"傾現(xiàn)象，尤其對"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錯誤口號提出批評。指出：

　　"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是錯誤的。在鄉(xiāng)村，是雇農、貧農、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聯(lián)合一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單獨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yè)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yè)者，開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shù)民族和海外華僑，聯(lián)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shù)人打江山坐江山。必須避免對中農、中小工商業(yè)者、知識分子采取任何冒險政策。

　　2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于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草案）》中對未來新政權各階級的地位進行了界定。所有勞動人民即無產階級、農民、獨立勞動者以及一切受人剝削的人，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主體，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

　　其中，以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貧農）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國家政權的領導階級，而無產階級則是主要的領導階級。無產階級、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的任務，是聯(lián)合自由資產階級，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進而指出；
"在革命勝利以后的經濟建設中，他們也可以參加這種建設。只要中國尚未進到社會主義社會，他們是可以與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一道前進的。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中，應當允許自由資產階級及其政治團體派遣他們的代表參加工作[3]（P.281）。

　　4月30日，中共城南莊會議公布了紀念"五一"節(jié)口號，第一次提出了新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問題。9月8-13日，毛澤東在中共西柏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稱九月會議）上做報告，共講了8個問題，其中明確提出"人民民主專政"概念：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專政。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在中國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適的，不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3]（P.343）。

　　11月14日，新華社發(fā)表了毛澤東寫的評論《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一文。認為無論從結果和數(shù)量上中共都占有了優(yōu)勢。原來預計從1946年7月算起，大約需要5年左右的時間打敗國民黨，現(xiàn)在看來，從現(xiàn)在起，只需一年左右的時間即可從根本上打倒他們。并于12月25日，將蔣介石等43人列為頭等戰(zhàn)爭罪犯。12月30日，新華社發(fā)表了毛澤東寫的1949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文章指出：

　　要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凈地消滅一切反對勢力，不動搖地堅決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tǒng)治，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

　　在1949年1月會議上，毛澤東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含義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說：

　　人民民主專政也是獨裁，人民民主獨裁，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人民內部是民主，對敵人是獨裁。他特別指出：對這個問題宣傳的不夠，甚至黨內也有人弄不清，一聽獨裁就臉紅，其實獨裁是對敵人的，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階層、集團、黨派。這是基本問題，必須講清。講清就有主動權，否則就沒有主動權，沒有道理好講[5]（P.331）。

　　1949年1月30日，北平解放那天，蘇聯(lián)特使米高揚秘密來到西柏坡，毛澤東向米高揚闡明了中共即將建立的新政權的性質是"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使用"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在建立新的國家政權問題上，毛澤東向米高揚指出：

　　這個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而究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稱為人民民主專政更合適、更為合情合理。但國家政權的領導權是在中國共產黨手里，這是確定不移的，絲毫不能動搖的�？傊�，將來政府的組成是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為骨干，同時需要不斷加強和擴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5]（P.312）。

　　3月5-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毛澤東在會上明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任務，即團結全體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同時團結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

　　6月30日，毛澤東撰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以此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文章闡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思想。"中國人民在幾十年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3]（P.523-524）。

　　8月28日，新華社發(fā)表了毛澤東所寫的《四評白皮書》社論。社論針對艾奇遜罵共產黨領導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指出：這個政府是對于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于鎮(zhèn)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xiàn)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對于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但是艾奇遜的話有一半是說錯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對于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3]（P.559-560）。

　　9月30日閉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大會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宣言》，宣言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xiàn)已宣告成立，中國人民業(yè)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遵循共同綱領，在全中國境內實施人民民主專政".

　　三、1949年政治協(xié)商會議與多黨合作下的"聯(lián)合政府"特質

　　需要指出的是，1948年5月中共提出建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與1944-1946年提出的"聯(lián)合政府"有很大的區(qū)別。1944-1946年的聯(lián)合政府是國民黨主導的政府，中共與民盟、青年黨、無黨派是以參政黨的身份進入聯(lián)合政府的。用毛澤東的話說，"聯(lián)合政府仍是蔣介石的政府，不過我們入了股，造成了一種條件。"[1]（P.576）在政協(xié)會議改組政府問題上，中共力爭使作為多數(shù)黨的國民黨在政府席位中不超過1/3，并謀求與民盟等黨派形成對國民黨具有"否決權".政協(xié)會議閉幕后，中共高層研究了與國民黨搞小協(xié)定，長期合作，不搞兩黨交替執(zhí)政的具體合作構想。①[具體合作的辦法見第3章，周恩來提出的長期合作的辦法是：（1）保持政府以外的兩黨協(xié)商（政協(xié)可普遍化，遇有爭論即協(xié)商）；
（2）聯(lián)合選舉；
（3）公開說明1/4否決權，備而不用；
（4）有效地參加政府，不僅今天，憲法實施后亦如此。王沛：《全國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國共談判述略》，《中共黨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51頁]具體合作的構想甚至在政協(xié)閉幕6天內已向國民黨提交了準備參加改組后的國民政府委員8人名單，提出了有關政府部門的具體職務。②[中共準備參加改組后的國民政府委員8人名單：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周恩來、劉少奇、范明樞（如范不能去則提彭真）、張聞天8人，并以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分別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兩部長和不管部�！睹珴蓶|年譜》（下），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頁]后來由于國民黨自恃武力和一黨獨大的心態(tài)，引發(fā)了內戰(zhàn)，喪失了國共合作組成聯(lián)合政府、走向民主的重要機會。

　　1948年5月，隨著戰(zhàn)局逆轉，主客易位，中共勝利在望的情況下，提出召開由中共領導的新政協(xié)會議，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但此時之"民主聯(lián)合政府"與以往的"聯(lián)合政府"已有很大的區(qū)別：第一、它是由中共領導的，各黨派不是平等的。根據(jù)中共新民主主義憲政理論，新政權是由無產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絕大多數(shù)中間黨派都經歷了一個逐步轉向、接受中共領導的過程。第二、民主聯(lián)合政府已經排除了"國民黨反動派"以及對中共敵視的黨派，也就是說，國民黨連參政黨的地位都不存在。第三、只有擁護或接受中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黨派和個人才能獲準進入新政協(xié)會議和政府部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從對新政協(xié)參加黨派及人員的嚴格挑選過程可得到說明。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新政協(xié)是在政府體制上是中共一黨獨裁的政府，相反，它是高度包容了廣大中間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政府。無論從中共政治決策還是在領導人的政治主張中，這都得到了高度強調。

　　1949年1月毛澤東向蘇聯(lián)特使米高揚解釋即將成立的新政權的組成及其成員問題時，申明：它必須是個聯(lián)合政府，名義上不這樣叫，而實際上必須是聯(lián)合的，有各黨派、社會知名人士參加的聯(lián)合政府。這些黨派已同我們合作多年了，他們在知識界、海外僑胞中有一定的影響，我們準備繼續(xù)團結他們，照顧他們，給他們在政府不滿的各個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5]（P1242）。毛主席說：我們不能再長征了，我們要千秋萬代長坐北京，沒有黨派人士進入政府就不行。安置他們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置[6]（P.398）。

　　如前所述，毛澤東在1949年1月會見米高揚時曾明確提出：新政權盡管名義上不叫聯(lián)合政府，而實際上就是聯(lián)合政府，是有各黨派、社會知名人士參加的"民主聯(lián)合政府".從中共后來的新政協(xié)籌劃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來看，都充分體現(xiàn)了"聯(lián)合政府"特征，從而確立起多黨合作制度。下面分別從政治協(xié)商會議、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及司法四個權力系統(tǒng)的組成中，分析中共新政權中的"聯(lián)合政府"因素。

　�。ㄒ唬┐�議機構中民主黨派的構成情況

　　根據(jù)《共同綱領》的規(guī)定，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在全國人大制度沒確立之前，它就是中國的代議機構�！豆餐�綱領》序言中規(guī)定："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第十三條又規(guī)定："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zhí)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并付之以行使國家權力的職權。"因此"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在本質上是全國人民的代表大會".據(jù)林伯渠介紹：新政協(xié)籌備會經過近三個月的艱苦工作和反復協(xié)商，最后確定了662名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代表名單。"在協(xié)商并確定這個名單的時候，籌備會首先注意的是政治上的嚴肅性。？？國民黨反動政府系統(tǒng)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及其反動分子不容參加"，代表共分五類：

　�。�甲）黨派代表，（乙）區(qū)域代表，（丙）軍隊代表，（�。﹫F體代表，（戊）特邀人士。

　　表一：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名單簡表①[據(jù)《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整理，載《五星紅旗從這里升起：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誕生記事暨資料選編》，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535-538頁]

　　通過該表分析可知，在662名代表中，共產黨員占44%，各民主黨派占30%，工農和各界無黨派代表占26%，充分體現(xiàn)了民主性和利益的多元性。

　　表二：14個黨派代表人數(shù)分布簡表②[同上]

　�。ǘ�）中央人民政府中民主黨派的組成情況

　　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于1949年10月1日選舉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63人。中央人民政府組成人員如下：

　　主席副主席共7人，其中中共占4人，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高崗為副主席；
無黨派和民主黨派副主席3人，分別為無黨派代表宋慶齡、民革主席李濟深、民盟主席張瀾。

　　在中央人民政府56名委員中，中共29人，約占52%；
黨外人士27人，約占48%.其中黨外人士有：何香凝、賽福鼎、陳嘉庚、馬寅初、馬敘倫、郭沫若、沈鈞儒、陳叔通、司徒美堂、李錫九、黃炎培、蔡廷鍇、彭澤民、張治中、傅作義、李燭塵、李章達、章伯鈞、程潛、張奚若、陳銘樞、譚平山、張難先、柳亞子、張東蓀、龍云。

　�。ㄈ�）政務院組成中的黨外人士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三次會議，任命了政務院及下轄34個部、會、院、署、行的正職領導，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成立。其組成如下：

　　總理副總理共5人，中共3人，其中周恩來任總理，董必武、陳云為副總理；
黨外人士2人，分別為民建的黃炎培和無黨派人士郭沫若。

　　15名政務院委員中，中共6人，黨外人士9人。他們是：譚平山、章伯鈞、馬敘倫、陳邵先、王昆侖、羅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黃紹竤.在政務院所轄34個部、會、院、署、行中，擔任正職的黨外人士有14人，占正職人數(shù)的1/3強。他們是：

　　郭沫若，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

　　譚平山，人民監(jiān)察委員會主任；

　　黃炎培，輕工業(yè)部部長；

　　朱學范，郵電部部長；

　　章伯鈞，交通部部長；

　　李書城，農業(yè)部部長；

　　梁希，林墾部部長；

　　傅作義，水利部部長；

　　沈雁冰，文化部部長；

　　馬敘倫，教育部部長；

　　李德全，衛(wèi)生部部長；

　　史良，司法部部長；

　　何香凝，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

　　郭沫若，中國科學院院長；

　　胡愈之，出版總署署長。

　　表三：政務院系統(tǒng)組成中的黨外人士

　　（四）司法系統(tǒng)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由民建主席沈鈞儒擔任。

　　1949年9月21日，民建代表黃炎培在第一屆政協(xié)全體會議上的發(fā)言，他將建立新政權比作建造一座大廈，非常形象地說明了新政權中多黨合作、階級合作的特點：

　　我們要在這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中間，在東半個地球大陸上邊，建造起一所新的大廈來。這一所新的大廈，已提名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所新的大廈，是鋼骨水泥的許多柱子撐起來的。這些柱子是什么？第一是中國共產黨，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qū)、人民解放軍、各少數(shù)民族、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這些單位就是一根一根柱子。鋼骨水泥是什么？就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分子的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所新的大廈的基礎是什么？說理論基礎吧，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所新的大廈最高的頂尖上邊，飄揚著一面大旗，大旗上寫的是什么？是新民主主義。①[《民主建國會代表黃炎培在第一屆政協(xié)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49年9月21日），載《五星紅旗從這里升起：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誕生記事暨資料選編》，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頁]

　　從以上簡要對比分析可知，中共不但在新民主主義憲政理論方面給予中間階層和中間黨派（民主黨派）以明確的憲政地位；
在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實踐方面，以《共同綱領》為基礎成立的新政權，也真實地踐行了中共的"民主聯(lián)合政府"的諾言。

　　建國之初，中共黨內一部分人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左"傾關門主義仍有一定影響�？床黄鹈裰鼽h派和民主人士，也不滿于安排民主黨派代表人物擔任政府的領導職務，有人提出，"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對于民族資產階級強調斗爭和限制，要求提早消滅私人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6]（P.404）。為統(tǒng)一黨內認識，1950年3月，中共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統(tǒng)戰(zhàn)會議，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作了題為《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新形勢與新任務》的報告。李維漢在報告中指出：民主黨派現(xiàn)在基本上都是新民主主義的政黨，今后中共仍需繼續(xù)鞏固與其合作，提出可以對民主黨派進行批評、建議，但要在組織上尊重他們的獨立性，不能從組織上控制他們。李維漢報告中有關民主黨派的問題在會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的認為，"民主黨派應皆是一個進步分子的團體，應由大到小，由多到少，由政治上的復雜到統(tǒng)一，由與我黨有距離到無差別，不應在政治上抬高他們，在組織上擴大他們，為我們找麻煩"；
有的建議，"要使民盟成為非黨布爾什維克的組織"；
甚至有的認為，民主黨派為民主而成立，現(xiàn)在革命已經勝利，"民主黨派是包袱"，他們的功勞不過是"一根頭發(fā)的功勞"，可有可無。如上看法的共同目的是要取消民主黨派，建立"清一色"的由共產黨人組成的國家政權[6]（P.405-406）。毛澤東在大會上針對黨內對待民主黨派的"左"傾觀點進行了批評，他講了大意如下的話：對民主黨派及非黨人物不重視，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不僅黨內有，黨外也有。認為民主黨派是"一根頭發(fā)的功勞"，一根頭發(fā)拔去不拔去都一樣的說法是不對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是聯(lián)系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從他們的背后聯(lián)系看，就不是一根頭發(fā)，而是一把頭發(fā)，不可藐視。要向大家說清楚，從整體看，從長遠看，必須要有民主黨派，政權中要有他們的代表才行。我們對民主黨派在抗戰(zhàn)時有"團結、抗戰(zhàn)、進步"的口號，今天應該是"團結、建設、進步".要團結他們，尊重他們，要給事做，使他們進步。對民主黨派的經費問題，干部學習和失業(yè)問題，民主人士的旅費問題，都要幫助解決。要把民主黨派的干部當作自己的干部一樣，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對于他們要平等，不能蓮花出水有高低。要實行民主，現(xiàn)在許多人已有好多氣沒有機會出，要出的氣不外兩種，一種是有道理的，一種是無理的，對于有理的應接受，對于無理的給他們講道理。我們要有氣魄，不怕批評，我們連蔣介石都不怕，還怕民主人士批評？充其量讓人罵娘。人家拿《共同綱領》來與我們斗爭，就讓他斗，讓他爭。君子動口不動手，不讓批評，他當面不能說，背后一定說，結果就會鬧宗派主義，黨內也一樣。所以一定要敞開讓人家說[6]（P.406-407）。

　　周恩來也在會上做了兩次報告，批評了黨內對待民主黨派的"左"傾觀點。各民主黨派中都有而且必須有進步分子，這樣才能與我們很好合作。但不能把民主黨派搞成純粹進步分子的組織。若都是進步分子，還有什么意義呢？里面必須包括廣大中間分子及一部分右翼分子。民主黨派在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有一種看法，認為沒有他們，豈不少些麻煩？這是不對的。我們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現(xiàn)階段是四個民主階級的聯(lián)盟，工人階級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碰到其他階級的人，問題只是有組織與無組織罷了。事實說明，有組織比沒有組織更好[7]（P.171-172）。

　　會議經過討論、學習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黨內基本上統(tǒng)一了思想。

　　參考文獻：

　　[1]《毛澤東年譜》（中），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毛澤東年譜》（下），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中共代表團梅園新村紀念館編：《國共談判文獻資料選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中央移駐西柏坡前后》，中央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

　　[6]張憶軍主編：《風雨同舟七十年——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關系史》，學林出版社2001年版。

　　[7]《周恩來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來源：《政法論壇》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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