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謂政治合法性就是社會公眾基于某種價值和規(guī)范而對政治系統(tǒng)產生的認同和忠誠。這就是說，任何類型和層次的政治系統(tǒng)要贏得統(tǒng)治的合法性就應當得到民眾的普遍認可與支持，否則合法性危機就不可避免。分層次地對政治共同體、政治制度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機進行深入考察，并從構建和增強政治合法性的政績、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識形態(tài)基礎的角度分析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機的路徑。

　　[關鍵詞]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危機；
政治合法性基礎

　　政治的合法性問題，其實就是一個政治權力得以自我辯護并可以獲得認同的問題。人類政治生活的特性決定了不論誰掌握政治權力，都無法回避政治合法性問題的存在，也都無法逃避政治合法性危機的困擾。由于合法性意味著民眾對政治系統(tǒng)統(tǒng)治的支持與認同，所以，所謂合法性危機就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當一個政治系統(tǒng)開始喪失其合法性基礎時，也就失去了民眾的信任與支持，此時合法性危機就不可避免了。由于政治系統(tǒng)中的三種基本的政治對象是政府、政治制度和政治共同體，因此就存在政府危機、政治制度危機和政治共同體危機這三個層面的政治合法性危機。要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機，就必須著力于維持和強化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性或政績、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識形態(tài)基礎。

　　一

　　在當代政治學的討論中，合法性問題一直是一個熱點問題。眾所周知，權力是政治的核心，而政治權力要想持久并被人們自愿服從，就必須具有合法性，否則，政權就會出現(xiàn)危機。在當代民主理論看來，一個社會究竟由誰來掌握和行使政治權力應當由社會和民眾即政治客體來決定。政治權力主體在獲得政治權力和對其客體施加作用和影響時，應當經過社會和民眾的認同，這樣就自然產生了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從學理上說，盡管存在著以馬克斯·韋伯為代表的經驗主義的合法性、以古希臘政治學家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以及當代美國政治學者羅爾斯為代表的規(guī)范主義的合法性和哈貝馬斯重建性的合法性三種有差異性的定義，但從其差異中我們仍然可以根據一般的學術見解，簡單地勾劃出政治合法性這一概念帶有普遍性意義的含義，這就是，所謂政治合法性，就是社會民眾對政治系統(tǒng)的支持與認同。

　　政治合法性事關政治統(tǒng)治或政治管理的效度或成敗，是政治統(tǒng)治的基本要素和永恒主題，是政治權威“合法”行使權力或施行統(tǒng)治的重要前提，因此是任何政治權力都必須予以高度關注并竭力加以證明和維護的一個重要問題�！叭祟愄囟ㄕ�治生活的安排需要某種合法性的支持和證明，這幾乎是所有社會的一個通則。”［1］52

　　“如果我們把合法的政權同政治統(tǒng)治等量齊觀，那么我們就必須說：任何一種政治系統(tǒng)，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眾（對它所持有的）忠誠心，這也就是說，就無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員們緊緊地跟隨它前進�！保�2］264

　　傳統(tǒng)政治哲學對政治義務問題的普遍關注顯示，沒有對政治系統(tǒng)合法性的一些適度的信奉，任何政治系統(tǒng)都不能延續(xù)，至少不能延續(xù)很久。

　　既然合法性意味著民眾對政治系統(tǒng)統(tǒng)治的支持與認同，那么，所謂合法性危機就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當一個政治系統(tǒng)開始喪失其合法性基礎時，也就失去了群眾的信任與支持，此時合法性危機就不可避免了。從動態(tài)和系統(tǒng)的觀點出發(fā)，政治合法性基礎的強弱和增減是經常變化的，當政治合法性基礎的減弱超過其合理的水平時，就會導致政治合法性危機。從政治發(fā)展的角度看，任何一種政治體系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面臨著合法性危機的問題，“合法性危機是變革的轉折點。因此，必須在現(xiàn)代社會變革的性質中去尋找它的根源。合法性危機發(fā)生于向新社會結構過渡的時期，如果（1）當結構變革時期主要保守制度的地位受到威脅；
（2）過渡時期社會主要群體沒有參與政治系統(tǒng)的機會，或至少在他們有了政治要求之后。新社會結構建立后，如果新制度在足夠長的時間內不能滿足主要群體的期望以便在新基礎上樹立合法性，就會產生新的危機。”［3］53-54而更嚴格地講，任何社會都有產生合法性危機的可能，只是發(fā)生危機時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二

　　伊斯頓認為政治系統(tǒng)中的三種基本的政治對象是政府、政治體制和政治共同體［4］192。而民眾對政治系統(tǒng)支持的具體對象可分為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結合在同一政治過程中的許多人組成的群體，對政治共同體的支持常常被稱為“國家的認同意識”問題）、典則（regime即制度，政治系統(tǒng)中對政治活動的一系列制約，由價值、規(guī)范和權威結構三部分構成）和當局（the anthorities，權威角色的承擔者，也就是具體的掌權者）三個方面［4］198-261。因此，對合法性危機問題，也可以從這三個層面進行透析。他指出：“如果支持的輸入衰減到起碼的水準之下，就會使……政府、政治體制和政治共同體一個一個地與系統(tǒng)成員相脫離，這就給系統(tǒng)造成了壓力。與這三個方面或與其中一兩個方面有政治關系的成員，將會在支持衰減造成的干擾中幡然醒悟，使得系統(tǒng)不再能提供一個能夠自行決策的政府，一個普遍贊同的政治體制，甚至不再能保證系統(tǒng)成員的組織團體相互合作，這種干擾必將導致系統(tǒng)的徹底崩潰�！保�4］184-185

　　我們可以據此認為，政治合法性危機存在政府危機、政治制度危機和政治共同體危機三個層面。

　　政府危機。是指政府不能滿足群眾的愿望，失去了群眾的信任和支持，而引發(fā)的自身地位合法性的危機。因此，政府合法性危機實際上就是政府的信任危機和權威危機。政府合法性的確立既要遵循已有的規(guī)則，更要作出良好的政績；
否則，其合法性危機就不可避免。“遵循已建立的規(guī)則和有效性是政府合法化的關鍵�！保�5］30

　　但在許多國家其政府的建立及其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遵循程序化的規(guī)則，這就使其統(tǒng)治本身已經隱含著某種合法性危機。而就政績或有效性而言，亨廷頓指出：“在民主國家，統(tǒng)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賴于他們滿足一些關鍵選民對他們政績的期望……那些在職的統(tǒng)治者不可避免地會作不出政績，這樣，他們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會在選舉中被擊敗。一群新的統(tǒng)治者會接替他們�！保�6］64

　　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是如此，對于廣大的發(fā)展中國家的政府來說更是如此。在全球化和現(xiàn)代化進程中，趕超的壓力使發(fā)展中國家政府的職能與能力嚴重不對稱，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失敗往往成為政府信任危機的重要誘因；
在經濟發(fā)展基礎上出現(xiàn)的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又會使民眾產生某種“相對剝奪感”。在此情況下，社會公眾就會把對社會分配的不滿，變成對政府政策的不滿，從而可能引發(fā)政府的合法性危機。

　　政治制度危機。指的是現(xiàn)有政治制度失去了廣大民眾

　　的信任與支持而導致其合法性喪失的危機。政治制度危機一旦出現(xiàn)，隨之而來的往往是和平的或暴力的政治革命�！叭绻�這種合法性危機的結果，不僅使國家的基本結構發(fā)生變化，而且也使整個社會的基本結構發(fā)生變化，我們說，這就是革命�！保�2］262

　　政治革命是實現(xiàn)政治權力迅速變更、用一種政治制度取代另一種政治制度的激烈的變革，是政治體系發(fā)生的全面質變。正所謂“革命成了最終的懲罰”［4］263。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及其最終崩潰不可避免。但在當代，由于發(fā)達國家經歷了長期的“理性化”過程，實現(xiàn)了較高程度的政治制度民主化和政治生活法制化，所以它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韋伯所謂的“法理型權威”的基礎上，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基本制度和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故而其政治制度危機在當代并不具有經常的和顯性的特征。然而，在發(fā)展中國家，由于其政治制度化水平低，其政治合法性主要建立在政績基礎上，在這種情況下，“威權政權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績，將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績好了，也將失去合法性。”［6］59

　　這是因為，經濟發(fā)展為民主政治制度提供了基礎，所以由迅速經濟增長或經濟衰退所造成的危機都會削弱威權政治的合法性。因此，政治制度危機在發(fā)展中國家往往具有常態(tài)性的特征。政治共同體危機。在有些國家，它指的是部分民眾或群體存在共同體意識或國家意識的淡漠。強烈的政治懷舊感、對現(xiàn)有政治形式的厭惡、對新的政治觀念和價值的渴望等構成了阻礙形成整體認同的因素，導致對既有政治共同體或國家的“認同危機”。一旦政治共同體的合法性出現(xiàn)了危機，“隨之而來的就是分裂主義運動，即使是在立國已久的國家里，隨著新問題，特別是那些涉及語言和文化同一性問題的出現(xiàn)，政治共同體已解決了的邊界問題也會再次被提出來�！保�7］39

　　政治共同體危機在世界各類國家中都有可能存在。政治共同體或國家的認同危機一旦出現(xiàn)要想加以解決是非常困難的�！爸辽僖话泐愋偷南到y(tǒng)，如絕對意義上的歐洲君主制國家，民主制國家，或者專制國家，當對它們的支持已經消失時，它們就都明白無誤地瓦解了�！保�4］247

　　這三個層面的合法性危機既有可能是相互關聯(lián)的，也有可能是相對獨立的。從相互關聯(lián)來看，政治共同體的合法性危機往往連帶著政治制度和政府的合法性危機，而政府的合法性危機嚴重時可能會波及到政治制度以至政治共同體，使后者也相應地發(fā)生合法性危機�！叭绻�一個系統(tǒng)不能在最低限度內滿足大部分有關成員的起碼要求的話，那么，就不可能阻止這些人發(fā)展自己深刻的不滿情緒。這種不滿首先是針對當局的。不過，只要有可能，不滿還是會變化的。特別是，如果這些不滿一而再、再而三地產生，輸出方面卻依然沒有什么改進，那么不滿就不可能不轉向典則甚至政治共同體”，“倘若一旦大多數的系統(tǒng)成員認為他們已無法影響當局并由此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那么，他們就很可能感到有必要轉而訴諸嚴厲手段，努力從根本上改變現(xiàn)存典則，甚至摧毀現(xiàn)存的政治共同體。大多數的社會政治革命都合乎這一模式。”［4］278

　　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機同樣有可能會向政治共同體和政府兩個方向擴展，導致它們也相應地產生合法性危機。從相對獨立的方面看，政府合法性危機往往會或者說更經常地會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共同體具有合法性的情況下單獨爆發(fā)，而政治制度危機相對于政治共同體來說也往往可以獨自發(fā)生。從另一方面看，這三個層面的合法性危機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國，盡管有些層面的合法性危機在有些國家是潛在的，而有些層面的合法性危機在有些國家則是顯性的。

　　三

　　鑒于政府、政治制度和政治共同體這三個層次是由淺入深地存在于政治系統(tǒng)中的，因此一般而論，政府危機比較容易解決，因為它畢竟屬于淺層的政治合法性危機，但政治制度和政治共同體危機則屬于深層次的合法性危機，因而其危害更大，解決起來更為不易。對于任何一個現(xiàn)實的政治社會而言，重要的是必須避免發(fā)生合法性危機由淺入深的連鎖反應。一旦危機由政府開始深入到政治制度再殃及到政治共同體，那就意味著整個政治系統(tǒng)發(fā)生了徹底崩潰。對于當今世界的許多國家來說，不論它是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不論它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也不論它是大國還是小國，這決非危言聳聽，而是經常可以看到或已經看到的嚴酷的政治現(xiàn)實。

　　顯然，要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機，就必須著力于維持和強化政治合法性的基礎。由于政府、政治制度和政治共同體在政治系統(tǒng)中處于不同的層次，因此其合法性基礎的側重點也不盡相同。一般而言，遵循既有的規(guī)則和擁有良好的政績對于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來說至關重要；
公平、正義與合理是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根本依歸；
而文化意識形態(tài)上共有的認同感則是政治共同體的政治合法性的關鍵所在。但是，這種區(qū)分并不具有絕對的意義，因為顯而易見的是，每個層次的政治系統(tǒng)的政治合法性基礎都是多樣化的，并且都是會隨時空環(huán)境的變遷而發(fā)生流變的。因此，作為一般意義上的政治系統(tǒng)來說，其合法性基礎必須是一種綜合性的，必須具備一般的意義。那么，本人認為，作為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礎應該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其一，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性或政績基礎，主要是指政治權力的實際作為，是指政治權力對社會進行政治管理或政治統(tǒng)治的實際業(yè)績。

　　它至少包括經濟的發(fā)展、社會的穩(wěn)定、民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及社會關系的和諧、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維護以及在國際上獲得應有的地位和尊嚴等方面。盡管在作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的作用上可能存在著差異，但是，對于任何一種政治權力的統(tǒng)治合法性而言，政績在政治合法性中的意義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可低估的�！坝行�性虧空”是任何類型的政治體系的合法性的天敵。其二，政治合法性的民主政治制度基礎。上升為法的制度是公共價值觀念符號化的產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它在公眾普遍同意的基礎上設定了程序化的政治體制和政治行為準則，從而可以在穩(wěn)定的政治框架內實現(xiàn)政治的合法性。其中憲政制度是最為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規(guī)范體系，它不僅規(guī)定了政治權力合法性的來源，而且也賦予了政治權力運行上的合法性。這與韋伯所主張的法理型合法性統(tǒng)治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從民主政治的發(fā)展要求來看，民主政治制度合法性基礎的構建為民主政治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套穩(wěn)定的合法性支持。民主作為“一種社會管理體制”，構成了現(xiàn)代社會政治合法化的捷徑。其三，政治合法性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基礎。作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所指的主要是人們的認知、價值觀、信仰等理念方面的內涵。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tài)上的反映。”［8］384

　　而意識形態(tài)則是觀念性的文化的一種特殊形式，是文化的辯護、辯解方面，是文化上積極關心建立和保衛(wèi)信仰和價值的模式。文化意識形態(tài)與政治權力之間往往存在著一種親和關系，政治權力一般都需要文化意識形態(tài)為自己提供一種合法性支持�！昂戏ㄐ岳锩嫣貏e包括占有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影響。在分析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時，不能低估主要依靠統(tǒng)治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那些合法性的存在�！保�9］246

　　文化意識形態(tài)對政治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作用主要體現(xiàn)為：辯護、解釋、證明，即通過辯護盡力形成一致化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以此來解釋和證明政治權力的合法性；
約束、整合、凝聚，即通過約束政治系統(tǒng)內部成員對相關規(guī)則和制度的遵守，來整合和凝聚集體成員的意識，克服集體行動的障礙，降低整個社會成員對政治權力的抵觸和反對情緒，進而鞏固其統(tǒng)治的合法性；
激勵、動員，即有效地激發(fā)社會個體成員的信心和熱情，堅定實現(xiàn)行動和目標的決心。

　　這三方面的政治合法性基礎與傳統(tǒng)的社會系統(tǒng)三分法是大體一致的，即我們可以認為政治合法性應該建立在以經濟成就為代表的統(tǒng)治績效、民主政治制度和主流文化意識形態(tài)基礎之上。鑒于政府、政治制度和政治共同體的政治合法性基礎的側重點各有不同，因此，要化解可能出現(xiàn)或已經出現(xiàn)的合法性危機，對于政府而言，就應主要著力于建立和強化其有效性或政績基礎；
對政治制度來說，主要應建立和強化體現(xiàn)現(xiàn)代政治價值理念的民主憲政體制；
而對于政治共同體而言，則應著力于通過文化意識形態(tài)來強化民眾的國家政治共同體意識。但需要強調的是，對于處于政治系統(tǒng)中任何一個層次的政治權力主體而言，要避免出現(xiàn)合法性危機，維護其長久的政治合法性，上述三個方面的基礎是缺一不可的。只有同時具備了這三方面的條件，政治權力主體才能贏得民眾的普遍支持與認同，從而奠定并延續(xù)其統(tǒng)治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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