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共和國整整走過一個甲子的歷史了。60年前，我是一個25歲的毛頭小伙子，60年后，我垂垂老矣。古語云：“鑒往知來”，也就是說，為了更好地前行，必須清醒地回首。作為陪伴共和國走過60年風雨的老人，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老干部，近一段時間，我陷入深深的思索。

　　2008年春，在北京薄一波百年誕辰紀念會上，我發(fā)表了一篇演說。題目是：中共八十年經驗教訓，可概括為一句話，成也新民主主義，敗也新民主主義。

　　這是我長時間思索后的結論。這個結論，我想，用來總結共和國60年的歷程，也同樣適用。

　　1949年奪取政權前，我們黨實行新民主主義，我們成功了。奪取政權后，我們拋棄了新民主主義，急急忙忙搞社會主義，搞烏托邦，我們失敗了，失敗得很慘。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重又回歸到新民主主義的建設思路，并在實踐中予以發(fā)展，我們又成功了，成功得舉世矚目。

　　這樣，共和國60年的歷史就可以劃分為兩個30年，兩個人、兩個時代——毛澤東和鄧小平�！靶旅裰髦髁x”就成為如何看待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一個重要的參照物。

　　兩個毛澤東之一：有大功的毛澤東

　　1949年到1978年，這30年，是毛澤東時代；
1921年至1949年，從廣義上說，也可以看作是毛澤東時代。這樣，對于毛澤東來說，大致也可以劃分為兩個30年。這樣的劃分，當然不是單純地從時間上來考慮，而是從毛本人前后的作為考慮。簡而言之，有兩個毛澤東。

　　對于已經逝世32年的毛澤東，對他在中共黨內和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長處與短處，如何評價？應該“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采取一種實事求是的、辯證的、平和的態(tài)度。

　　許多人講，“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鄧小平說，沒有毛澤東，我們仍然會在黑暗中摸索。這句話是能夠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我們這一代人對此有痛切的感受。

　　歷史上，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帝國。一直到1820年，GDP仍占全球約30%；
但是，實際上，從所謂的“康乾盛世”甚至再早閉關鎖國時就走向衰敗了。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起，中國遭受了數(shù)不清的戰(zhàn)亂，被侵略，中國人民滿懷屈辱和悲憤。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過來的人都記得兒時的那首歌曲，其中唱到：“亡我國呀，滅我種呀。”為什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第一條就是民族主義？就是那時中國到了要亡國滅種的境地，必須用“民族主義”旗幟來拯救這種危亡�？上�，他過早去世了。在其后的軍閥混戰(zhàn)中，蔣介石雖然名義上統(tǒng)一了中國，但民族危亡的局面依舊沒有多大改變。在事關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戰(zhàn)爭問題上，當然不能說蔣介石政府是賣國的，但它有很大的動搖性，尤其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他那“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實際上縱容了日本人的入侵。而實力弱小的中國共產黨，在此民族存亡的關頭，在毛澤東等人的領導下，立場則非常堅定，寸步不讓。所以，在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特別是在抗日這個根本問題上，毛澤東和中共是非常得人心的。

　　我14歲就參加抗日戰(zhàn)爭。那時候，參加抗日隊伍，有投奔“國軍”和“共軍”的選擇。我的家鄉(xiāng)在山西，山西基本上是“國軍”的地盤，“共軍”是因為國共合作后才開拔到這里的。我很小，但我讀小學讀初中時，已讀到過毛澤東和中共的一些文字，知道毛澤東領導的“共黨”和“共軍”是最堅決抗日的。這個黨是為國家的前途是為老百姓而建立的。我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有一種非常敬仰的感情。這也是當年投奔“共軍”的所有人的基本想法。所以，八年抗戰(zhàn)，共產黨隊伍不斷壯大，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也不斷地壯大。毛澤東這個功勛是歷史性的，誰也否定不了。

　　既然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為國家為百姓的，那么，黨一直致力于解決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這也就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第三條，講“民生主義”。對于中國來說，民生問題實際上就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實質上就是個土地問題。過去，少數(shù)地主階層人口占據了大部分土地，地主所有制壓得中國農民喘不過氣來。中國歷史上多次農民暴動的目標都是奪得土地。為此，孫中山提出“節(jié)制資本，平均地權”，但他同樣也沒有來得及搞。而作為他的繼承者蔣介石卻根本看不到這一點，連一句解決土地問題的口號，他都不敢提，因為蔣在當時是地主官僚資本家集團的代表人物。

　　1943年，延安出版的《共產黨人》曾刊登彭德懷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句白話詩：“屋漏鍋破肚皮饑，哪有心思想別的？”這至今使人印象深刻。在當時，對于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農民來說，什么婚姻、自由、人生規(guī)劃，都根本無從談起。農民渴望手里擁有土地。那一年，我在中共應縣任縣委常委兼民運部長，曾在群眾大會上演講，說戰(zhàn)爭勝利后，每個農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歸農民自己，連公糧也不用繳。也是基于這種認識的。

　　共產黨、毛澤東長期開展土地革命，并于1947年開始土改。那時候我被《晉察冀日報》派到定縣西關北街領導土改，親眼看到農民分到土地后，那種內心歡呼毛澤東萬歲、共產黨萬歲的濃烈情緒。土改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也極大地加強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不過，現(xiàn)今需要反思的是，在中共取得了全國政權以后，我們本有條件不搞暴力土改而考慮和平土改；
但很遺憾，出于調動農民積極性、使其更擁護自身政權的目的，各地土改仍然延續(xù)了暴力路線。

　　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第二條，就是“民權主義”。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建設民主政治。這一條，蔣介石也完全丟了，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及其根據地的政府，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前卻繼續(xù)捍衛(wèi)著、實踐著。

　　前幾年，有人編了一本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把我們黨在抗戰(zhàn)直至解放戰(zhàn)爭期間有關民主政治的言論，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以及《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的社論，匯編在一起。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出來，在抗日戰(zhàn)爭直至解放戰(zhàn)爭期間，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及根據地的人民政府，是把民主政治和政權建設放在重要位置上的，熱烈呼吁民主政治和政權的建設。

　　就我自己來說，我始終記得當年印象非常深刻的兩段話。第一段話是毛澤東在1944年說的。他說：“中國的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統(tǒng)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第二段話，是1944年2月《新華日報》社論中說的：“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這兩段話說得何其好啊。那時，我們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深惡之痛絕之，對一黨專政所帶來的腐敗也都耳聞目睹。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政府，要摒棄這些惡政，還權于廣大人民，我們是多么地擁護。像我這樣年少即參加革命，轉戰(zhàn)南北，出生入死，為了什么？不就是在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旗幟下，為了民族解放、為了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為了建設一個不同于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人人享有民主和自由的好政府嗎？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政府能不為人民所擁護嗎？

　　因此，民族解放、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這三個方面大獲成功，共產黨和它領導的解放區(qū)人民政府壯大起來了，在1949年建立了一個全國的新政府。毛澤東以上的功勞應當給予肯定。當然，這份功勞不是他個人的，屬于整個領導集體，屬于全黨。但是，毛澤東起到了領袖的巨大作用。

　　兩個毛澤東之二：有大錯的毛澤東

　　可是，1949年建立政權后，毛澤東就好似換了一個人，也就是說，出現(xiàn)了與此前不同的另一個毛澤東：奪取政權前的毛澤東基本上是個好毛澤東，奪取政權后的毛澤東則犯有嚴重錯誤，是一個不好的毛澤東。在這方面，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下稱《決議》），其結論總體上是正確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十七年中，中國的發(fā)展也遭受了嚴重的挫折，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嚴重失誤：包括“反右運動”“大躍進”“共產風”“反右傾”，也包括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斗爭絕對化的一系列錯誤，毛澤東都要負主要責任。而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十年“文革”，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慘重損失，可謂一場浩劫。這場“革命”是由毛“發(fā)動和領導的”，這也無可爭議。

　　因此，雖不能說晚年毛澤東27年的執(zhí)政絕對錯誤，但在重大決策上，特別是內政決策上，基本上是失誤的。他的后半生是一出悲劇。

　　“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須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薄稕Q議》中的這段分析，值得體味。

　　悲劇的核心是什么呢？有很多人在探討。有人把毛澤東的變化主要歸咎于個人品質、“帝王術”那一套，在我看來，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有片面性。不錯，毛澤東古書讀得多，他爛熟《資治通鑒》，也的確有封建帝王的思想，“帝王術”那一套他也用過，比方說，拉一方打一方等等。但這不是問題的實質。依我看，毛的悲劇的產生，大致有這樣三個原因：一，對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在認識上有誤區(qū)；
二，背離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三、制度的缺失，中國沒有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體制。

　　先說第一條。毛澤東有著濃厚的“烏托邦”情懷，也就是劉少奇說的“農業(yè)社會主義”思想。后來，學者胡繩概括為“民粹主義思想”。毛澤東努力在中國搞試驗，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繼續(xù)革命”為手段，借助政權的力量強制推行。他憧憬每個村莊人人勞動，人人自由，人人有權，人人平等，人人有文化，甚至每個村莊都有大學，兵民一體，學校同時是工廠。他的夢想是如此“美麗”。平分土地沒幾年，就搞合作化；
剛剛搞了初級社，馬上就拉起高級社，緊接著就鬧人民公社，鍋碗盆勺一概歸公。當他這一套實踐證明根本行不通并為人們所反對時，他就拿出“繼續(xù)革命”、“階級斗爭為綱”的武器，打擊不同意見�！胺从遗伞薄胺从覂A”都是如此。即便在三年大饑荒餓死千百萬人后，他那一套搞不下去了，在七千人大會上，他作了檢討，但緊接著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強化階級斗爭學說�？梢娗按螜z討時，他的烏托邦主張并沒有改變，不過是政策上作了暫時讓步。到1965年，形勢稍有好轉，他馬上準備和發(fā)動了“文革”。“文革”的本質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繼續(xù)革命”，實現(xiàn)他的烏托邦。

　　公允地說，毛能這么“折騰”，也不能把賬全算在他身上。1949年我們奪取政權后，一方面，大家都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清醒的沒有幾個；
另一方面，經過長期的革命實踐，毛的威望在全黨全國完全樹立起來了，跟著他走，能有錯嗎？

　　以我自己的經歷而言，解放戰(zhàn)爭時期，我學習了一些蘇聯(lián)的東西，知道了農民要搞集體化，按勞付酬。解放后，在新華社華北總分社，形成了這樣一個概念，社會主義就是集體化、大生產、“蘇維埃加電氣化”。后來到了馬列學院，經過學習，又受到“八大”精神的鼓舞，我當時的理解是：在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后，除了認真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外，國內的任務主要是提高生產力，使國家盡快實現(xiàn)工業(yè)現(xiàn)代化、農業(yè)現(xiàn)代化和國防現(xiàn)代化，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我和我的朋友們都覺得毛澤東和黨中央當時作出的決策，是朝著這個目標努力的。那時，我們都會說毛澤東講過的那幾句話，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新中國建立起來了，我們想怎么畫就怎么畫。那時我們真是認為中國甚至整個世界好像只是我們手心里的面團，我們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們這種對毛服膺的心態(tài)，也助長了毛的為所欲為。

　　再說第二條。這第二條，事實上與第一條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為有第一條的原因，毛才能棄置新民主主義理論。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出發(fā)，深刻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中國革命的規(guī)律而創(chuàng)立的科學理論。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勝利后，必須經過較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和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然后才能進入社會主義，并具體規(guī)定：“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彼�認為，中國民主革命勝利后的社會不是資本主義，又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還容許資本主義存在和發(fā)展。在1945年《論聯(lián)合政府》中，毛澤東甚至說要使資本主義有一個“廣大的發(fā)展”。在那個時候，就說共產黨搞革命可以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要堅定地反對民粹主義，（注：民粹主義思潮出現(xiàn)在19世紀中葉的俄國。一些代表小生產者的知識分子，以人民的代表者和社會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間去”，發(fā)動農民打倒沙皇的封建統(tǒng)治制度，建立以村社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其主要觀點是：否定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必然性，甚至本能地、先驗地仇視資本主義，認為通過貧苦農民的“村社建設”就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毛主席恐是我們黨內第一人。可惜的是，建國后從1953年開始，毛澤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強調這條總路線的實質是解決所有制問題，實行消滅一切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就把新民主主義理論拋棄了。

　　學者胡繩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一文中指出：毛澤東在建國后的重大失誤之一，是離開新民主主義的正確道路，以民粹主義觀點看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急于消滅資本主義。這一評論，觸及到了建國后我們黨在毛澤東領導下一系列“左”的失誤的思想認識根源。胡繩以非凡的勇氣指出這一點極其重要，不但對于我們從更深的層次，即從究竟應該以馬克思主義還是以民粹主義看待問題制定政策這一理論層次，來理解和總結毛澤東的失誤非常有益；
并且，在中國這個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占絕對多數(shù)的國家，警惕那種往往容易從民粹主義出發(fā)，誤把民粹主義路線當作人民大眾路線，來處理路線方針政策問題，更是具有理論和現(xiàn)實雙層針對意義。

　　再說第三條。毛澤東1944年答中外記者團的談話中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zhàn)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系與對外關系，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zhàn)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zhàn)后繼續(xù)團結�！边@話當年我們就印象深刻，認為說得很符合實際，很對很對。

　　然而，為什么到了1949年建國后卻沒有實現(xiàn)?我想答案之一是，這是制度方面或者體制方面的問題，我們中國缺少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體制。1980年，鄧小平在談到毛澤東的錯誤時說：“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fā)生。”

　　鄧小平這些話說得好，這也是建國后毛澤東犯錯誤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我想，很多人也和我一樣記得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中對”。1945年黃炎培同幾位民主人士訪問延安，談到治國的方略，他對毛澤東說，希望中共諸君找出一條新路，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泵珴蓶|這段話強調民主，強調人民監(jiān)督，強調人人起來負責，看起來很對很好。但是，這是他上臺（在全國執(zhí)政）以前的話；
上臺以后，情況變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變了，這些話就不作數(shù)了。1957年他動員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請求他們“監(jiān)督”，結果他打了五十五萬人為“右派分子”；
并且公然說他當初的動員是“引蛇出洞”。

　　我年輕時候信仰的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最活躍的因素是生產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決定上層建筑，簡單地概括就是“經濟決定政治”�，F(xiàn)在，經過了這么多年的風風雨雨，我有些醒悟了。1949年后毛澤東之所以犯大錯，他能隨隨便便拋棄黨的決議中確立下來的新民主主義建國方略，能為所欲為地追求他的“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能隨心所欲地打擊持反對意見的人，就是因為我們的政治體制，沒有提供制約他的很好的政治機制。一個社會為什么需要好的制度，原因有兩條：一條，人是可能變的，品質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品質好的人也可能變得很壞。二條，權力很誘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漢越可能抵擋不住它的誘惑。一種好的制度，能夠管住掌權的人，使他們不可能站到“法”之上來損害人民的利益。西方哲人說：“不受制約的權力腐蝕人，絕對的權力絕對腐蝕人�！庇腥苏f：“那種不受其他權力制約的權力，是一種什么樣的壞事都能干得出來的權力�！睔v史證明他們說得很深刻。所以，對越是權力大的職位越要有嚴密的立法管住，并且非得有其他權力來制衡不可。只有幾種權力相互制衡，人民的權利才有保障，國家才能長治久安、繁榮昌盛。

　　我覺得，一個真正實現(xiàn)了民主的社會，是可以適應各種不同的經濟形態(tài)的。一個沒有好的政治體制的社會，不但可以阻止民主政治的發(fā)展，也會扼殺生產力，不讓它發(fā)展。中國的現(xiàn)代歷史用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只是我們付出的血和淚也實在太多了。

　　鄧小平：“叫什么主義都可以”

　　毛澤東之后的鄧小平，是一位劃時代的人物。盡管他在世時，有人就對他頗有微詞；
盡管對他的評價，若干年后才能更清楚一些。但在我個人看來，從他主持的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yè)來看，他在中共黨史上、中國現(xiàn)當代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殺的，論功績，比起毛澤東恐怕還會大一些。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這是扭轉乾坤的壯舉。鄧小平帶領人民開辟了這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順應人民要求的發(fā)展道路，迎來了中國經濟大踏步前進的時代。

　　鄧小平曾坦承，他讀書不多，他只懂得對人民好一點，辦一點實事。趙紫陽同志生前也曾對我說，他不認為鄧小平有這個理論那個理論，而就是四個字：求實膽大。這種說法是否準確，姑且不論；
可以肯定的是，鄧小平的治黨治國的路線確實突破了中共層層陳規(guī)陋習。個別人譏諷“白貓黑貓論”，說它不夠深刻，但是，國家富強，百姓生活幸福，這就是一切！鄧小平為這個目標奮斗了一生。

　　鄧小平和毛澤東的最大區(qū)別在哪里？在我看來，就是鄧小平重新回到了1949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演變而來的，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質上是新民主主義論的回歸和發(fā)展。

　　鄧小平理解的新民主主義的內容又是什么？政治思想上，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并不是法律不是指令；
政黨制度是多元的，不能叫多黨制，而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多黨是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但這是靠共產黨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靠說理，靠服人；
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人大，而不是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六七千萬中共黨員僅是全國13億人口中的一部分。經濟上，更是多元的，有國有的，也有大量私營的，中外合資的，個體的，哪種形式對發(fā)展有利，誰就占主體地位。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管理上，也是從一元化向多元化漸進，在毛時代不可能有的西方文化也已陸續(xù)進入國內。

　　應當說，鄧小平這種理解，是從進行中國建設的現(xiàn)狀出發(fā)的，而不是機械地去強調什么主義。

　　在《鄧小平文選》中，我們能讀到這樣的話：大意是，我們搞了二十多年社會主義，可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并沒有搞清楚。我至今記得一篇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對非洲領導人的談話記錄，遺憾的是它沒有收到《鄧小平文選》里。第一句，“我勸你們現(xiàn)在不要搞社會主義”；
第二句，“我建議你們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第三句，“只要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對這段話，我非常欣賞，最后一句話尤其精彩。上面引述鄧小平的幾句話，是否字字絕對準確？我不敢說死，但大意絕不會錯。

　　盡管在有些人眼里，鄧小平這些話足以扣上“叛徒”的帽子，但是，面對著毛澤東時代留下的窮困凋敝的局面，先去強調什么主義再發(fā)展，勢必又會陷入到毛時代那種抽象的社會主義純潔性標準的爭論中而不能自拔。先確立改革開放的國策，讓人民、國家富裕起來，再談什么主義也不遲。這正是鄧小平的高明之處。

　　經過幾年發(fā)展后，黨的十三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什么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1949年建國前，我們黨確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準備階段。這個階段，毛說要十五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這個階段是什么？可以說是“準備階段”，我看叫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沒有什么問題。所以，在我看來，如果不從政治上摳字眼的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質上就是來源于新民主主義理論，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回歸。而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回歸了新民主主義理論，但更發(fā)展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比如說，鄧小平的“把發(fā)展生產力作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制的發(fā)展，必須服從于發(fā)展生產力的要求”的思想，就是對幾十年流行于國際和國內的“生產關系至上”的錯誤認識的突破；
“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的思想，就是認識到，我們既往生產力的發(fā)展所受到的束縛，不是來自資本主義，而是來自于某些對社會主義的錯誤觀念相聯(lián)系著的不適當?shù)纳鐣�主義經濟體制；
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打破對計劃經濟的迷信，打破對市場經濟的禁忌，不但肯定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利用市場經濟這種手段,而且肯定社會主義社會應當把資本主義制度下積累起來的、有利于社會經濟發(fā)展進步的一切市場經濟的經驗，利用過來為社會主義服務。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個新概念的重要性更表明，我們所實行的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符合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而不能依據抽象的社會主義純潔性的標準。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每走一步都充滿著爭論。爭論的焦點無外乎所謂的“姓資姓社”的問題。如果我們從“新民主主義的回歸與發(fā)展”這個角度來考慮，是不是可以減少一些無謂的爭論？當然，這方面理論有待學者闡述完善，進一步公開地把道理講透，而繼續(xù)糾纏“姓資姓社”其實是沒有意義的。現(xiàn)實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我們目前的生產力水平、人民的覺悟程度、社會組織程度、科學技術發(fā)展水平等一系列因素，都決定了現(xiàn)在的中國只能執(zhí)行鄧小平主張的這樣一條路線。以后會怎樣？過一百年再說。未來會是一元化嗎？我看未必，恐怕會更多元，更文明。但展望未來，為未來奮斗，不能再靠“烏托邦”思想。

　　鄧小平留下的未竟事業(yè)是政治體制改革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我們已經實踐了30年。這30年來當然也是問題叢生，困難重重。但是，鄧小平時代的30年與晚年毛澤東時代的30年，放在一個甲子的歷史變遷下去認識，去比較，中國近30年的進步何其巨大，又何其艱難！簡直是富有戲劇性的歷史變革。反對改革的人士可以對今天充滿抱怨，可又有誰能把中國拉回到30年前？60年的風風雨雨，個人的經歷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這也是允許的。但是，兩個30年的變遷，是歷史的大變革，是歷史的大進步，是能夠超越個人的經歷，也能夠超越個人看問題的角度的。未來中國的方向不是一目了然了嗎？

　　近來，有一種聲音逐漸在引起人們的注意。這種聲音是，主張反對新的“兩個凡是”，這顯然是指對鄧的評價。的確，鄧小平不是神，也不是完人，他不可能句句正確、事事正確，有的也恐有大的失誤，對他確實不能搞“兩個凡是”。但我以為，必須仔細分析應該支持什么、反對什么。應當承認，鄧小平最重要的思想精神遺產，就是堅定不移地在中國推進改革開放方針，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其實質即新民主主義的回歸與發(fā)展。這是必須繼續(xù)弘揚的主要遺產，而他的失誤與不足的地方要改進和完善。

　　鄧小平生前曾說過，“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睘榇耍�他在1980年和1986年曾有過兩個極為精彩的講話，闡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有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觀愿望。當時，像我這樣的老同志們，都熱切地期望鄧能把政治體制的改革提上議事日程。為什么期望？是因為我們覺得，鄧在全黨、全軍、全國有極高的威望，他的魄力也已為事實所證明。但遺憾的是，鄧卻步了，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進展不大，改革一直在“跛足”進行。因此，我以為，鄧小平留下的最大的未竟事業(yè)就是政治體制改革。

　　在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完成鄧未竟的事業(yè)，越來越成為時代強烈的呼喚。像我這樣八十多歲的老人，都能感到這種時代的呼喚，中南海比我們的感受應更加深刻。恩格斯在評價歐洲文藝復興這個偉大的歷史時代說過這樣一段著名的話：“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备母镩_放30年，造就了鄧小平這位巨人。鄧小平去世后，江澤民那一屆中央領導人繼承了鄧小平的路線，并且根據時代的要求，力所能及地向前推進。現(xiàn)在，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發(fā)展，時代對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的胡錦濤這一屆中央領導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越深入，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就越迫切。因此，這個時代，也仍然是需要巨人并且可以造就巨人的時代。

　　2009年紀念共和國成立60周年，必然也是思想解放、爭議紛呈的一年；
加之國際經濟風云動蕩，中國國內的改革大業(yè)也面臨嚴峻考驗。對于改革開放的爭論，似乎又有一輪蜂起的態(tài)勢，有些人不免憂心忡忡。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戲擬一副對聯(lián)的上聯(lián)給我：“左安門，右安門，左右交匯新華門，左右安穩(wěn)”。他沒有想到下聯(lián)，但從上聯(lián)看，他是有些擔心的，甚至有些消極情緒在里面。而依我看，盡管有所謂的“左”和“右”的爭論，但“新華門”的態(tài)度是明確的，那就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高高舉起的改革開放偉大旗幟不能動搖，鄧小平理論不能動搖。

　　古今中外的政治家行事都要權衡方方面面，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國際形勢如此復雜多變之時，謹慎周到極有必要。改革的促進者們應當理解、支持和富于建設性地提出主張。而政治家的思考必當是先講是非，后講利害；
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既是決策的出發(fā)點，也是決策的歸宿。至于什么是“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從建國60年中的兩個30年的對比中，從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的最主要區(qū)別中，從新民主主義理論回歸與發(fā)展的歷程中，是不難搞清楚的。改革發(fā)展到今天，最能體現(xiàn)“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就是繼續(xù)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不動搖，并完成他“未竟的事業(yè)”，即政治體制改革。

　　歷史的潮流浩浩蕩蕩，我是樂觀的，也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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