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共兩黨的黨軍機制源起于黃埔建軍。國民黨黨軍機制發(fā)育不全，1927年清黨后分崩離析，陷入以軍制黨、以軍干政的誤區(qū)。中國共產(chǎn)黨揚棄并發(fā)展了黃埔軍校的黨軍傳統(tǒng)，堅持黨指揮槍，把紅軍建設成為新型的人民軍隊。兩黨黨軍機制的不同走向，與國情、政治目標密切相關。

　　[關鍵詞]以軍制黨；
以黨制軍；
中國國民黨；
中國共產(chǎn)黨

　　作為聯(lián)俄聯(lián)共政策的產(chǎn)物，黃埔軍校創(chuàng)辦之初，受蘇俄紅軍黨軍機制的影響頗深。在此后的發(fā)展過程中，國民黨黨軍機制發(fā)育很不健全，大革命失敗后即趨于崩演。黃埔系軍官為核心的中央軍取而代之，成為以軍制黨、以軍干政的工具。中國共產(chǎn)黨人是黃埔軍校政治工作的奠基者。中共在建軍過程中，揚棄并發(fā)展了黃埔軍校的黨軍傳統(tǒng)，堅持以黨制軍，建立起一支黨領導和指揮下的新型人民軍隊。

　　一、黃埔軍校黨軍機制的形成與特點

　　1923年初，孫中山重返廣東，決意聯(lián)俄聯(lián)共發(fā)動國民革命。但匯集在廣東的各省部隊流品復雜，思想混亂，“似乎只有孫逸仙那支150-200人的衛(wèi)隊是完全忠于孫逸仙的，而其余軍隊只是它們的司令的私人部隊”。孫中山遂萌發(fā)“以黨治軍，以軍固黨”的建軍思想。8月，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俄，重點考察蘇軍和軍校的黨務及建制，認為有必要“按紅軍的模式訓練中國軍隊”。蔣介石回國后建議建立軍事院校，孫中山欣然采納，先后聘任蘇聯(lián)巴夫洛夫和加倫將軍為軍事顧問。

　　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全稱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成立，直隸于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孫中山認為，軍校應建立嚴密有效的黨組織，在實施政治軍事訓練的同時，還必須具備節(jié)制軍隊的功能，以此體現(xiàn)“黨化”。黃埔軍校吸取蘇軍設置政治委員、黨組織深人部隊基層的經(jīng)驗，建立黨代表制、政治部和特別黨部，組成黨政工作系統(tǒng)。

　　黃埔軍校前四期黨代表先后由廖仲愷、汪精衛(wèi)擔任，軍校發(fā)布的命令和公文，必須有黨代表副署。校屬各部門和連、營、團各級相應配設黨代表。黨代表自成體系，平行于軍事系統(tǒng)。黨代表制度又漸次推行到國民革命軍。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于1926年3月19日頒布《黨代表條例》，稱黨代表的職責為灌輸革命精神，提高戰(zhàn)斗力，鞏固紀律，開展三民主義教育，監(jiān)督軍隊各項工作。黨代表制度體現(xiàn)了國民黨對軍隊的權力，而且對政治部和特別黨部有領導和督促權責。

　　政治訓練部作為黨代表的下屬機構，職責是指導軍校的黨務、政治思想和文化工作，對外則負責宣傳和指導。黃埔軍校政治部前兩任主任戴季陶、邵元沖未開展實質(zhì)性工作。1924年11月，周恩來出任政治部主任，著重解決三件事：向軍校教導團選派黨代表，建立政治思想工作制度，成立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1926年春熊雄任軍校政治部主任，制定軍政合一的教育計劃：步、炮、工各兵種教程為七分軍事三分政治，政治科教程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強調(diào)軍事教育與政治教育并重，目的在于培養(yǎng)有政治頭腦的軍事指揮官和懂軍事的政治工作者。政治部的工作推行到國民革命軍后，要求在軍、師、團三級設立政治部，營、連設政治指導員。政治部雖然無權干預軍事長官的行政權力，但“至少在理論上控制著各軍、師、海軍局、空軍局、中央政治軍事學校以及總參謀部和軍需部中的所有黨代表。武裝力量中的所有黨、政治以及文化方面的工作都要在政治訓練部指示的指導下展開”。

　　軍校還設立特別黨部，作為黨在軍隊的組織，部隊的特別黨支部由黨員民主選舉產(chǎn)生。

　　黃埔軍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以政治理論課為主渠道，前期開設8門，后期開設26門，課程有三民主義、國民黨史、帝國主義侵華史、中國革命史、政治經(jīng)濟學、社會進化史等。軍校編印《黃埔日刊》、《黃埔潮》、《革命軍》等許多刊物和小冊子，宣傳革命思想。政治課的講授和革命刊物的編寫，大多由共產(chǎn)黨員擔任。軍校還積極為農(nóng)工運動訓練政治軍事骨干。

　　黃埔軍校的建制成為國民黨建立黨軍的基礎和發(fā)源地。1924年10月組建黃埔軍校教導團，12月成立第二教導團，以黃埔?guī)熒鸀楣歉�，實行黨代表制，士兵大多來自于農(nóng)工運動中的青年積極分子。1925年4月13日，校軍改稱為黨軍，以教導第一、二團合組為黨軍第一旅，增建黨軍第三團，以后又吸收部分粵軍，擴充為黨軍第一、二師。其時，國民黨黨軍的基本特點就是仿效蘇軍的政委制，實施黨代表制，建立政治思想工作機制，以保證黨對軍隊的領導，使軍隊成為黨的工具。8月26日，黨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成立蔣介石為軍長的第一軍。北伐戰(zhàn)爭前，匯集廣東的各類軍隊先后改編成國民革命軍8個軍，共約16萬人。1926年8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公布了《政治部訓練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黨代表條例》，推廣黃埔軍校黨軍的治軍原則，在各軍設黨代表和政治部。

　　二、國民黨黨軍機制的瓦解與黃埔系的崛起

　　黃埔軍校創(chuàng)建并推行的黨軍機制，在1924年至1927年初的革命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黃埔?guī)熒�在廣東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表現(xiàn)出色，黃埔軍官教導團為核心的第一軍起過黨軍的表率作用。北伐順利進軍時，多數(shù)黃埔人和“黨軍”具有一定的國民革命意識。

　　但是，國民黨黨軍機制很不完善，在形成過程中又一再受到?jīng)_擊，到1927年夏季就崩潰了，代之以忠于個人的黃埔系集團。

　　黨軍機制迅即敗壞的首要原因是，國民黨右派的反共活動破壞了國共合作，消餌了黨軍的革命性。孫中山逝世后，戴季陶主義和“西山會議派”在理論上和組織上的分裂活動，造成了國民黨內(nèi)部思想混亂。蔣介石的反共舉措則直接摧毀了黨軍機制。

　　1926年春，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在黃埔軍校和第一軍清除共產(chǎn)黨，迫使250余名共產(chǎn)黨員退出國民黨，周恩來辭去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職務。蔣介石堅持軍校內(nèi)不許跨黨，不準成立各種組織，“一經(jīng)查出，定行嚴重究辦”。

　　1927年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上�！扒妩h”開始后不久，在廣東的黃埔軍校即遭到血洗。血洗軍校的主謀是校長蔣介石和副校長李濟深，主持人是代校長方鼎英等。黃埔軍校的清黨始于4月15日，學生全部被繳械。到5月底，黃埔軍校“逮捕之共產(chǎn)分子，共四百余人”，不少共產(chǎn)黨人遇難。政治部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肖楚女被殺害。有些逃離黃埔的共產(chǎn)黨人，最終還是被追捕殺害。黃埔軍校政治部宣傳科長安體誠在上海被捕就義，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張秋人在杭州遇難。4月中旬，廣西南寧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分校拘捕學生多名，其中周飛宇、李仁及、秦藹云、張錚等后來被處死。

　　軍校清黨期間，軍隊里也展開清黨。4月25日，南京的黃埔同學會成立清黨委員會。5至6月，朱培德和馮玉祥分別把軍內(nèi)政治工作人員“禮送出境”。軍內(nèi)清黨引起軍心動搖，戰(zhàn)斗力下降，因此到7月22日宣布停止。

　　在黃埔軍校從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三分之二以上是共產(chǎn)黨人，軍隊里中共政治工作人員也有相當比例。清黨，使黨軍機制趨于崩潰。

　　清除共產(chǎn)黨，沒有增強國民黨的凝聚力，反而演化了國民黨內(nèi)的矛盾。

　　廣東清黨后，李濟深宣布脫離武漢政府，但與南京政府貌合神離。李濟深極力保舉蔣介石的親信錢大鈞任第三十二軍軍長，目的是將他調(diào)離廣州，駐軍韶關。蔣介石則設法反制李濟深，調(diào)任黃埔代校長方鼎英為新編第十一軍軍長，立即派劉光為“代校務”，再次把副校長李濟深擱在一邊。

　　在武漢的黃埔各期畢業(yè)生、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全體學生、黃埔軍校特別黨支部等紛紛發(fā)通電譴責蔣介石。武漢政權軍事支柱之一張發(fā)奎部，大批軍官畢業(yè)于黃埔軍校，對南京政權發(fā)動“清黨”和清洗黃埔軍校表示強烈憤慨。武漢國民黨中央也譴責蔣介石對軍校和軍隊的清黨，蔣介石則鼓吹“護黨救國”，與武漢黨中央相抗爭。

　　部分南京部隊的官兵對蔣介石搞清黨反共也很反感，第一軍內(nèi)部出現(xiàn)左傾跡象，致使蔣介石在發(fā)動“四·一二政變”前，將第一軍的第一、二師調(diào)離上海，把桂系第七軍派駐南京和滬寧線，作為政變的軍事后盾，用青幫流氓和歸降軍閥周鳳岐所部第二十六軍鎮(zhèn)壓了上海的工人武裝。第一軍許多官兵對上海的流血慘案很不理解，第二十一師師長嚴重因不滿“四一二政變”，托病辭職。

　　國民黨的黨軍機制發(fā)育不全，軍內(nèi)政治思想工作很不平衡，經(jīng)不起沖擊。盡管黨代表制度理應是國民革命軍的基本制度，但實際上很不完整。北伐軍興之際，黨代表制度未能深人各軍基層，10余萬人的軍隊中，政工人員僅800余名，而且成分復雜，難以切實貫徹主義。軍內(nèi)政治工作偏重宣傳，在黨的隊伍建設方面沒有切實舉措。黨權對軍權的影響浮在表面，而且各軍差別很大。國民革命軍8個軍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二、三、五、六、七、八軍，分別由原湘軍、滇軍、桂軍組成，或合編而成，政治素養(yǎng)不高，政治機制殘缺不全。軍部設有黨代表，師及師以下單位政工系統(tǒng)建制不全，政工人員流動性大。最為出格的是由原桂系部隊改編而成的第七軍，只有少數(shù)幾個軍級長官加人國民黨，軍以下的單位一律不設黨政機構，共產(chǎn)黨人更被排斥在外。軍長李宗仁稱：“各友軍多為共產(chǎn)黨所滲透，唯我七軍能保持一貫純潔無染的作風�！钡诙�種類型是以粵軍第一師為基干組建的第四軍，軍官大多有過革命經(jīng)歷，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隊，但該軍受中共政治工作的影響較為深廣，并不是國民黨黨軍的典范。第三種類型，即1925年10月組建的第一軍，堪稱較為典型的國民黨黨軍。該軍由黃埔軍校教導團為主干的黨軍第一旅和革命經(jīng)歷較豐富的粵軍第四師組成，但中共黨員在“中山艦事件”后被迫退出，第一軍的政治工作大為削弱。總之，倉促組建的國民革命軍8個軍，黨軍機制大多很不完善，在北伐順利進軍之際，急劇上升的軍權壓倒了原本十分脆弱的黨權。

　　此外，黃埔軍校的軍事教育受保定軍校等舊式軍校影響較深，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黃埔第一期軍事教官44人，其中保定系20人。在不到4年時間里，黃埔軍校先后聘用保定系軍官100多名�！氨６ㄜ娦�標榜‘軍人不干政’，嚴禁各種報刊及傳布新思想的書刊和參與各種社會政治活動，以圖將學生培養(yǎng)成只知服從命令的職業(yè)軍人�！秉h軍“典范”第一軍的核心力量，恰恰是畢業(yè)于保定軍校的黃埔軍事教官。北伐前夕，同樣有保定軍校經(jīng)歷的蔣介石控制了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而且，《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規(guī)定，總司令統(tǒng)轄各軍，并管制軍事委員會的多數(shù)機構。這些因素的綜合，助長了舊軍校傳統(tǒng)的回潮，勢必削弱國民黨中央對軍隊的領導和監(jiān)督。原本就很脆弱的黨軍機制，在北伐進軍過程中迅速瓦解，軍權壓倒了黨權。半年多時間，國民革命軍由出征時的10余萬人膨脹到40萬人，大量歸降的舊軍閥部隊根本沒有建立政治思想工作機制。

　　武漢發(fā)生“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國民黨軍隊里的黨代表制度和政工系統(tǒng)形同虛設，或者干脆取消。黨軍體制瓦解之際，蔣介石注力于建立黃埔系為核心的中央軍。

　　北伐大革命階段，第一軍還不宜稱為蔣系軍隊。這是因為北伐順利進軍階段，“國民革命”還是各軍的共同目標。而且，何應欽對第一軍還有相當?shù)目刂屏�。蔣系黃埔軍官集團的形成，在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和復出之初的幾個月內(nèi)。

　　何應欽，畢業(yè)于日本士官學校，1924至1927年歷任黃埔軍校總教官、第一軍軍長、軍委會常務委員。何應欽處世圓滑，藏鋒不露，在南京政府、武漢政府、奉張北京政府鼎足而三的形勢下，極力避免卷入政治旋渦，對蔣介石的態(tài)度不很明朗�！捌摺ひ晃濉闭�變后，武漢汪精衛(wèi)派以去蔣為寧漢合流條件，派遣唐生智、張發(fā)奎部兩路大軍東征南京，北洋軍閥則策劃渡江反攻南京，上�！拔魃綍�議派”對蔣指斥升級，桂系李宗仁也在南京逼蔣下野。蔣介石成為眾矢之的。何應欽遂以第一軍為后盾請蔣下野。蔣介石失去了與各方抗衡的軍事資本，于1927年8月13日宣布辭去本兼各職。

　　蔣介石下野后一度隱居家鄉(xiāng)溪口，遙控全局。蔣介石最器重的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朱紹良，通過他抓牢黃埔系軍人。蔣介石把黃埔同學會交給朱紹良指導，并關照他把該會從南京遷到杭州。朱紹良與黃埔同學會秘書曾擴情共同策劃，想方設法聯(lián)絡軍中校友，保存力量，為迎蔣復職作好準備。與此同時、朱紹良在上海收容失業(yè)的黃埔畢業(yè)生1000余人，編為一個總隊，由賀衷寒任總隊長，主持政治軍事訓練。

　　黃埔同學會是蔣介石東山再起的重要軍事資本。蔣介石在黃埔軍校任校長期間，竭力灌輸“忠孝仁愛”之類傳統(tǒng)思想觀念，培植私人感情。黃埔系早期右翼團體由陳誠發(fā)起組織，名為孫文主義學會，以對抗進步組織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爸猩脚炇录�”后，蔣介石借口這兩個組織有違親愛精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下令撤消，另行成立黃埔同學會，自任會長。黃埔同學會規(guī)定在校學生均為當然會員，強調(diào)會員效忠于國民黨，奉行三民主義，絕對服從校長的領導，不準宣傳共產(chǎn)主義，違者嚴厲懲處。黃埔同學會的成立，為蔣介石以后搞軍事干政和實施獨裁統(tǒng)治打下了初步基礎。

　　蔣介石去職后，何應欽多方遷就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撤消蔣介石在職時成立的7個補充團，命令駐守寧滬一帶的黃埔系軍官一律率部渡江，同大舉南犯的孫傳芳部作戰(zhàn)。這條命令如得以貫徹，黃埔系實力將嚴重削弱。朱紹良通過黃埔同學會，策動黃埔系軍官拒絕服從命令，迫使何應欽撤消渡江作戰(zhàn)命令。

　　8月25日，孫傳芳率領安國軍6萬余人渡過長江，屯兵南京與鎮(zhèn)江之間。龍?zhí)稌��?zhàn)關系到第一軍和南京政權的命運，成為決勝之役。第一軍各部殊死拼戰(zhàn)，反敗為勝，保住了南京政權。參加龍?zhí)稇?zhàn)役的黃埔高級軍官顧祝同、劉峙、蔣鼎文、陳誠等后來都成為蔣系重要軍事人物。

　　蔣介石對黃埔系寄予厚望，在赴日訪問前，于9月20日發(fā)表《告黃埔同學書》：“我們應當一致反省，何以一往無前的勝利中會造成不可挽救的失敗呢？第一個重大的原因當然是全體同學意志不能統(tǒng)一，精神不能團結，不顧團體需要，只逞私人意氣，同室操戈，自相殘殺，這是我們最大不幸的一點�！笔Y介石以領袖的口吻表達了他對黃埔系的強烈“責任”感，暗示他必將重新上臺：“我一刻不能忘記你們，我仍要隨時盡我指導你們的責任。我愿與你們互相勉勵，重造革命的基業(yè)�！�

　　蔣介石從日本回國后，劉峙、顧祝同、錢大鈞、衛(wèi)立煌等高級將領紛紛發(fā)表請蔣復職的通電，黃埔系團以上軍官聯(lián)名通電，“請校長繼續(xù)領導革命”。黃埔同學會由杭州遷回南京，為迎蔣復職積極開展活動。

　　黃埔同學會大搞派系活動，氣焰熾張，咄咄逼人。非黃埔系軍官大為反感，稱之為“黃禍”。呂操等人發(fā)起恢復北洋時代的四校同學會，以謀合力對付黃埔勢力。所謂四校，實際上是四個系統(tǒng)的舊軍校，指民國初期培養(yǎng)北洋軍官的將棄學堂、陸軍小學堂、陸軍中學堂、保定軍校。蔣介石復職后，為了消除“四�！避姽俑銓�抗的后患，不得不撤消黃埔同學會，并下令禁止在軍中建立同學會、同鄉(xiāng)會之類的組織。在蔣介石授意下，中央軍校內(nèi)部設置畢業(yè)生調(diào)查科，后改為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yè)生調(diào)查處。但這一調(diào)查處的職權有限，主要負責畢業(yè)生的登記考核、不具備控制軍官的職權。于是蔣介石以黃埔系親信40余人為基干組織復興社，自任社長，吸收軍內(nèi)外人員10萬人、對全軍乃至全國進行監(jiān)控。復興社的原則是：下級絕對服從上級；
犧牲個人自由，絕對服從領袖。

　　“四·一二政變”和“七·一五政變”后，政治部成了軍事長官的幕僚機構，國民黨軍內(nèi)的黨軍關系變成了油與水的關系。蔣介石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來替代系統(tǒng)的革命理論教育，而對于三民主義的理解，國民黨內(nèi)部分歧嚴重，實際上失去了主義和共同目標�！包S埔精神”異變?yōu)椤胺�從校長，精誠團結，矢志反共，不成功便成仁”。30年代前期國民黨用法西斯主義、儒家道德觀來教育軍隊�？谷諔�(zhàn)爭以后，受美軍建制影響，取消了政工機構，國民黨軍隊成為一支沒有政治靈魂的軍隊，在解放戰(zhàn)爭中迅速潰敗。

　　三、中國共產(chǎn)黨堅持并發(fā)展“黨指揮槍”原則

　　黃埔軍校是國民黨培養(yǎng)軍事干部的搖籃，也是共產(chǎn)黨培養(yǎng)軍政人材的一個基地。國民黨軍隊與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在黃埔建軍的基礎上，經(jīng)歷了不同的發(fā)展階段。黃埔軍校是政治大舞臺，多種政治力量在這里交鋒，多種人才從這里產(chǎn)生。

　　《軍官學�？歼x學生簡章》開宗明義：“本校希望對于軍隊有徹底的改良進步，故擬使全國熱心有志堪以造就之青年，得有研求軍事學術之機會，并教以三民主義，稗養(yǎng)成良好有主義之軍隊，以為黨軍之下級軍官�！蹦菚r大部分省份的國民黨改組工作依靠共產(chǎn)黨人的指導幫助，因此中共在許多地區(qū)主持了招生工作。毛澤東在上海執(zhí)行部負責長江流域和北方各省考生的復試。參加創(chuàng)辦黃埔軍校，是中共早期軍事活動的開端。黃埔軍校首批學生500余人，其中共產(chǎn)黨員80多人。黃埔軍校共培養(yǎng)出3000余名共產(chǎn)黨畢業(yè)生。

　　處于國共合作的復雜形勢下，中共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用特殊的方式積累黨軍建設經(jīng)驗。中共在黃埔軍校的早期組織火星社成立于1924年底，活動到1925年9月，吸收第二期學生60余人，第三期約30人。中共在黃埔軍校設有支部，一期書記蔣先云，二、三期書記楊基綱，周恩來全面負責。第四期政治班460人中有99名共產(chǎn)黨員。建立于黃埔軍校的中共特別黨支部，是中共在軍界成立的第一個黨的基層組織。不久，中共在葉挺獨立團和國民革命軍其他一些部隊以及馮玉祥的國民軍中也建立起自己的組織。到第一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后期，中共從政治上直接掌握的部隊中，黨組織已普遍發(fā)展到團設總支，營設支部，連設小組。這對于開展政治工作，加強中共對軍隊的影響力，起了重要作用。

　　共產(chǎn)黨人承擔了黃埔軍校大部分政治思想工作。周恩來、熊雄、包惠僧(1927年后脫黨)先后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季方任政治部副主任，肖楚女、葉劍英、惲代英、聶榮臻、張秋人、高語罕、于樹德、韓麟符、張求實等先后擔任軍校的政治總教官、教官等職，學生大隊的大隊長、區(qū)隊長中有眾多共產(chǎn)黨人。毛澤東、蘇兆征、劉少奇、吳玉章、張?zhí)�雷等著名共產(chǎn)黨人曾去軍校作演講。在黃埔軍校擔任過政工工作的共產(chǎn)黨人數(shù)以百計，為中共獨立開展武裝斗爭造就了一批軍政人才。

　　1924年，中共兩廣區(qū)委設立軍事委員會(后改為軍事部)，周恩來任軍委書記。12月，周恩來等主持建立了“海陸空大元帥府鐵甲車隊”，由共產(chǎn)黨員徐有章、周士第擔任正副隊長，廖乾吾任黨代表，士兵大多從工農(nóng)青年積極分子中選拔。1925年11月中旬，以鐵甲車隊為基礎，從黃埔軍校抽調(diào)干部，成立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四團(次年改稱獨立團)，葉挺任團長，周士第任參謀長，“該團建立黨的支部，各連建立黨的小組，團的干部任免、調(diào)動和人員補充，都由中共獨立決定”。這支部隊成為中共最早直接領導和掌握的部隊。

　　然而，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嚴重右傾，認為共產(chǎn)黨人的工作應限于搞民眾運動和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不要干預軍事行政，不要涉及軍權。因此，共產(chǎn)黨人在黃埔軍校和軍隊的工作偏重于政治思想，對組建自己的武裝不夠重視。北伐戰(zhàn)爭期間，黃埔軍校畢業(yè)生中，共產(chǎn)黨員和共青團員約有2000人，他們具備在軍隊里擔任軍事骨干的能力，但大多從事政治工作。

　　就北伐戰(zhàn)爭進展總體情況而言，國共合作的因素仍起著作用。國民革命軍8個軍都設有黨代表，中國共產(chǎn)黨和國民黨左派基本掌握了政治工作的領導權。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是國民黨左派領袖鄧演達，第二、三、四、六軍的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分別是共產(chǎn)黨員李富春、朱克靖、羅漢和林伯渠。中共政治工作人員在戰(zhàn)場上身先士卒，努力鼓舞士氣，取得顯著效果。

　　攻占武昌后，中共對掌握革命武裝力量采取較為積極的步驟，將獨立團擴編為三部分：原獨立團改組為第四軍第二十五師第七十三團，葉挺抽調(diào)部分骨干組建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以獨立團的另一部分為基礎建立第七十五團。1927年6月，中共又派七十三團參謀長盧德銘出任武漢國民政府警衛(wèi)團團長。此外，中共掌握和影響較大的部隊還有賀龍指揮的第二方面軍第二十軍，朱德領導的南昌軍官教導團，以及武漢軍政學校等。

　　國民黨當局搞血腥清黨，迫使共產(chǎn)黨絕地反擊。1927年夏開始了國共兵戎相見的十年內(nèi)戰(zhàn)，并形成兩支性質(zhì)不同的軍隊。1927年三次著名的武裝起義，同中共“黃埔人”都有關系，成為中共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工農(nóng)紅軍的起點。南昌起義，原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任前敵委員會書記，指揮全局戰(zhàn)斗。原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聶榮臻，以及林彪、陳庚等眾多黃埔畢業(yè)生也參加了起義。曾任黃埔軍校教官的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參與籌劃南昌起義。南昌起義的主力來自中共掌握的第二方面軍部分部隊，即賀龍指揮的第二十軍，葉挺指揮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第十一軍第十師，第七十三團，以及第二十五師大部。參加南昌起義的還有朱德的第三軍軍官教育團等部隊。

　　廣州起義，葉挺任總指揮，葉劍英任副總指揮。起義主力是葉劍英指揮的教導團，前身為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屬于中共掌握的黃埔系統(tǒng)。武漢分共之際，張發(fā)奎組建第二方面軍軍官教導團，把1700名軍校生編人其中。中共在該教導團設黨支部，連設黨小組，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接任該團團長，改稱第四軍教導團。葉劍英，1924年黃埔軍校建立時即任教授部副主任，掌管軍事理論的學科教育。惲代英，黃埔軍�？傉�治教官，并任軍校的中共黨團書記，在廣州起義中任蘇維埃政府秘書長。

　　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同“黃埔人”也有關系。毛澤東雖然沒有在黃埔軍校擔任過職務，但曾到黃埔軍校作演講。“黃埔人”盧德銘任工農(nóng)革命第一軍第一師總指揮，在9月23日的激戰(zhàn)中不幸犧牲。盧德銘，中共黨員，黃埔二期生，留校任政治部組織科員，歷任葉挺獨立團營長、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五師七十三團參謀長、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wèi)團團長。中共掌握的有黃埔情結的警衛(wèi)團，是秋收起義的主力。

　　經(jīng)過三次武裝起義，中共開始有了自己的革命軍隊，并揚棄和發(fā)展了黃埔軍校時期的黨軍傳統(tǒng)。毛澤東說：“內(nèi)戰(zhàn)時期的中國紅軍，保存了并發(fā)展了北伐時期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的民主傳統(tǒng)”；
“國民黨的軍隊本來是有大體相同于今日的八路軍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時代。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紅軍以至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fā)展的。”

　　南昌起義南下部隊于1927年10月至11月，對部隊進行了“贛南三整”，整編部隊，重新登記黨團員，成立黨支部，把部分黨團員分配到連隊，加強基層工作。秋收起義部隊經(jīng)過三灣改編，確立了“支部建立在連上”的原則，排、班建立黨小組，團、營建立黨委，并在團、營、連設立了黨代表，由選舉產(chǎn)生的黨代表擔任黨支部或黨委書記，負責黨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宣傳教育。部隊重大問題都要經(jīng)過黨組織集體討論，保證了黨對軍隊的有效領導，奠定了以黨制軍的初步形態(tài)。井岡山上，毛澤東和朱德部組建為紅四軍，進一步健全黨代表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以及軍政合作制度。

　　1929年12月下旬召開古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chǎn)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明確指出，要在紅軍中建立黨的領導中樞，健全黨的各級機制，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各級黨組織嚴格執(zhí)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實行黨的集體領導，要有黨的觀念和鐵的紀律。這就從根本上劃清了我軍與舊式軍隊的界限。決議精神在各地紅軍中得到貫徹，使紅軍成為中共的黨軍，成為新型的人民軍隊。

　　四、國共兩黨黨軍機制興衰的必然與歷史啟示

　　1927年是大動蕩、大分化之年，國民黨當局的清黨反共和中共的絕地反擊，都與“黃埔人”密切相關。此后“黃埔人”分屬國共兩大陣營，經(jīng)歷了22年的較量。中間力量仍有錯綜復雜的變化，但大抵在兩極之間搖擺、歸依。

　　1927年，蔣介石以黃埔系為后盾，走向權力的頂峰，建立“蔣家王朝”，成為國民黨第一號實力人物。毛澤東退居井岡山，播下革命火種，許多有過黃埔軍校經(jīng)歷的共產(chǎn)黨人逐漸接受了他的領導。22年后，蔣介石困守孤島，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

　　中國共產(chǎn)黨和毛澤東領導軍民打敗“蔣家王朝”，有眾多因素。于此就雙方的黨軍關系作一探討。國共兩黨處理黨軍關系的原則和方法有明顯區(qū)別，效果也截然不同。作為“黨軍”，黨與軍的關系必須突出黨對軍隊的領導權，黨的領導權要體現(xiàn)集體的意志和決策。一旦黨政軍大權集中于一人，當集權者的政見與黨的宗旨和任務發(fā)生分歧時，黨軍關系就會異變?yōu)閷�抗性質(zhì)：不是黨服從武力，就是集權者交出軍權。孫中山的權威形象使他的政治思想能代表國民黨領導集體的意志。孫中山去世，國民黨中央的政治權威黯然失色，蔣介石得以獨攬黨政軍實權，國民黨中央無論個人還是集體，都無法有效約束他。尤其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黨權削弱后，軍權勢必上升乃至惡性膨脹。北伐期間雖然設有總政治部，但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沒有隨軍行動，也就是說，黨權對軍權的監(jiān)督約束機制在戰(zhàn)爭實踐中沒有充分發(fā)揮作用，蔣介石行使總司令職權時，在他身邊沒有可以操作的具體約束機制，也沒有可以約束他行為的人。

　　中國共產(chǎn)黨從建軍之初起，就把軍隊置于黨中央的領導之下，建立起黨對軍隊有效的領導體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1927年秋上井岡山到1935年初召開遵義會議，在革命道路和方法等重大問題上，毛澤東等手握兵權的共產(chǎn)黨人同黨中央的觀點時有分歧，但黨指揮槍的原則為黨內(nèi)一致認同、并貫穿始終。中共武裝斗爭歷經(jīng)曲折，最終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堅持黨指揮槍，堅持以黨制軍。

　　以黨制軍，就是以黨義指導和治理軍隊，以黨權監(jiān)督約束軍權。以黨制軍的前提之一是，黨在軍隊中的組織機制要健全，建立一支高素質(zhì)的政治思想工作隊伍，切實有效地實行黨對軍隊的領導和督促，保證黨的決策和任務得以全面貫徹落實。國民黨從建立黨軍到組建國民革命軍8個軍，前后僅一年時間，其意在于盡快將以黨制軍的原則推廣到集聚在廣東的各色舊軍隊，但推行黨軍模式過于倉促，舉措不力，黨代表制度在多數(shù)部隊僅僅懸浮在軍一級，軍政治部的工作也未能普遍深人到師團級。國民革命軍沒有真正實現(xiàn)“黨化”，而作為黨軍基干的第一軍由于排斥了中共黨員，思想處于混亂狀態(tài)。北伐戰(zhàn)爭打響后，黨權在軍中急劇下降。中國共產(chǎn)黨在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過程中就將“支部建在連隊上”，黨在部隊的組織機制系統(tǒng)有力，軍隊成為執(zhí)行黨的任務的工具。

　　組建優(yōu)良黨軍的另一前提是思想統(tǒng)一，主義鮮明，信仰一致。孫中山認為，軍人要理解主義和革命目標，才能“發(fā)生奮斗精神”。黃埔軍校以新三民主義為旗幟，曾發(fā)揮了良好的政治凝聚作用。國民黨在孫中山去世后，政治思想方面的分歧表面化，五花八門的三民主義爭斗不休，法西斯主義獨裁理論和儒家的“四維八德”說教交相使用，國民黨軍隊失去了主義，失去了長期目標，成為一支沒有靈魂的軍隊。中國共產(chǎn)黨以馬列主義理論為指導，有明確的政治綱領，軍隊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扎實而有針對性，成為有革命理想的軍隊。

　　從根本上說，建立“黨軍”的目的是為了革命，為了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黨軍與人民軍隊在本質(zhì)上理應是一致的。孫中山對此曾有所認識，他在對滇、贛、粵各軍演說中強調(diào)古今革命性質(zhì)不同，古代革命是以改朝換代為目的的“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則為人民革命”。孫中山倡導“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的三大政策，體現(xiàn)了實行“人民革命”的強烈愿望。但是國民黨內(nèi)部對革命存在不同理解，當北伐大革命深入到社會革命，由國民革命向解放工農(nóng)勞苦大眾的階級革命轉(zhuǎn)化時，許多國民黨人懼怕并反對工農(nóng)運動，國共兩黨發(fā)生了根本分歧。

　　國民黨當局企圖通過清黨來徹底劃清兩黨關系。但是，清黨也打擊了國民黨內(nèi)部的左派和其他各色持不同政見者，削弱了國民黨對軍隊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扒妩h不僅沒有起到純潔黨的隊伍，嚴密黨的組織和增強戰(zhàn)斗力的作用，相反導致國民黨自身組織的分裂和人才的逆淘汰�！弊詮那妩h后，國民黨以黨制軍的體制徹底瓦解，陷入以軍制黨、以軍干政的誤圈，結果必然是軍人跋扈，統(tǒng)治專制，派系林立，黨爭不休。中共在反對清黨的過程中建立起自己的武裝力量，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實行以黨制軍，宏觀上用黨的思想路線來指導軍隊，軍隊建制方面黨政體制從上到下一以貫之，落實到連隊，乃至排、班。對中國共產(chǎn)黨來說，槍桿子只是一種工具，必須服從于革命事業(yè)的需要，必須執(zhí)行黨的方針政策，必須全面接受黨的領導。

　　“清黨”以后，國民黨軍隊中的黃埔人稱為黃埔系，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國民黨派系斗爭的特點。黃埔軍校的軍事教官大多畢業(yè)于保定軍校或日本軍事學校，原本就有不少舊思想、舊意識。黃埔系軍人抱成團，加劇了嫡系與非嫡系、中央軍與雜牌軍之間的矛盾。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有過黃埔經(jīng)歷的共產(chǎn)黨人雖然為數(shù)眾多，但從來不自認為黃埔系，外界也沒有人從共產(chǎn)黨黨軍政干部中劃出黃埔系這么一個群體的，這是因為共產(chǎn)黨內(nèi)不允許另立山頭，因為共產(chǎn)黨一直有效地實行以黨制軍。

　　以黨制軍符合中國國情，變通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合理的成分，賦予傳統(tǒng)政治中“以文制武”觀念以新的涵義，使之適應新的歷史時期和時代使命。自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的二千多年，大凡“以文制武”得以貫徹的時期，則中央政權穩(wěn)固，地方聽命于中央；
反之，武夫干政，以軍制政，則中央式微，地方軍閥成尾大不掉之勢，或幾個政權并存，中國陷人分裂。這一歷史規(guī)律，在1927年的中國再次得到證實，悲劇的導演和實踐者是國民黨蔣介石，依仗武力覓取小勝，終于導致大敗。中國共產(chǎn)黨和毛澤東則變通“以文制武”的傳統(tǒng)，堅持黨指揮槍，走出失敗，向勝利進軍。

　　國共力量此消彼長，以黨制軍還是以軍制黨，與雙方長遠目標不同固然有關，就當時情況看，國共兩黨上層的成員構成差異較大，思想觀念上“代溝”較深，也是重要因素。國民黨元老大多是原同盟會成員，是在反清斗爭中成長起來的。他們的革命思想較為陳舊，在清帝退位后，實際上沒能產(chǎn)生堪稱理論體系的新的革命思想。許多老國民黨人留學日本，接受的是經(jīng)過東洋化的西式思想意識。國民黨的高級軍官或畢業(yè)于舊式軍校，或接受國民黨老黨人陳舊過時的思想理論，思想觀念上大抵屬于“老一代”的。

　　共產(chǎn)黨的早期領導人和理論工作者，大多是在清政府垮臺后成長起來的，世界觀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也形成于帝國主義政治、經(jīng)濟、軍事全面危機的階段，尤其受蘇俄革命影響，不少共產(chǎn)黨骨干曾留學西歐或蘇俄，他們?nèi)菀捉邮芗みM的新思想，又善于把握國情和形勢，具備改造舊中國的活力。

　　國共兩黨的黨政軍骨干之間存在廣義的“代溝”，包含著清末民初社會新陳代謝沉積下的互相沖突和值得反思的內(nèi)容。新陳代謝的歷史規(guī)律，在兩黨誰勝誰負的角逐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以黨制軍還是以軍制黨，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反映出“代溝”差異的一個方面�？梢哉f，國共兩黨兩軍的不同命運是這場較量的一個縮影，關鍵之年1927年已經(jīng)埋下了伏筆。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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