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拆遷改造總會變成文化的大劫難。比如，廣州的東山別墅洋樓就差點被連片拆毀。所幸，此事經《南方都市報》等新聞媒體報道、熱心人士呼吁、市領導過問，拆樓舉動被緊急叫停。但是，目前的舊城改造模式不變，則鐵錘、鏟車就隨時懸在這些城市原有的富有魅力的建筑頭頂上。要真心保護這類建筑及附著于其中的城市文化，就必須徹底拋棄目前的主流舊城改造模式。

　　這種模式就是引入開發(fā)商，進行商業(yè)化的、大規(guī)模成片拆毀、開發(fā)。由此，原有的街區(qū)格局、建筑布局、居民的生活環(huán)境被連根拆毀，全新的、大體量的商業(yè)建筑或住宅拔地而起。

　　這樣的開發(fā)模式確有其他不可比擬的優(yōu)勢：速度快，可以同時進行基礎設施(比如道路)的根本改造。采取這種模式，城市的面貌也可以在兩三年時間內發(fā)生根本變化，而這恰恰也正是地方黨政官員們在目前的任期內，能給官員的政績簿上大大地記上一筆。

　　然而，對生活于城市中的市民來說，這種開發(fā)模式具有十分嚴重的弊端，對于一個城市的生命來說，這種開發(fā)實為毀滅。

　　成片開發(fā)模式導致城市迅速地“異化”。原來的居民已經與其居住環(huán)境水乳交融，形成城市特有的文化。文化不僅附著于人身上，也附著于特定的空間環(huán)境，包括各種建筑、建筑間的關系、街道的格局等。這些空間環(huán)境本身又是時間過程的產物，在時間積淀而成的特定空間環(huán)境中，人們與過去、與傳統(tǒng)建立了精神上的關聯(lián)。這兩者本身又參與了人的心靈、行為方式、生活習慣，總之，塑造了具有特定文化的市民。

　　大面積拆遷必然導致人與城市的疏離。大量舊城市民被驅離原來的社區(qū)，遷往陌生的郊區(qū)，造成相當嚴重的文化與心理問題。即使有些居民幸運地留在回遷房，也生活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空間中而無所適從。媒體經常用某某老大爺、大媽“認不出北京城”來形容建設的成就。然而，一個連其居民都認不出來的城市，能算一個宜居的城市嗎？人們甚至有理由懷疑，那大量房子聚居之地還是不是真正的城市。

　　另一方面，舊城空間環(huán)境的根本改觀，使城市文脈、文化傳統(tǒng)遭到毀滅性創(chuàng)傷。比如，在拆遷后全盤重建的北京城區(qū)，幾乎找不到北京特有的文化氣息。遷入開發(fā)之后新建的住宅或者工作于商業(yè)建筑內的城市新人，本身對于此處原有的文化是異質的，全新的空間環(huán)境也消滅了他們文明化、也即融入本地文化的基本途徑。這些新人注定了將是沒有文化的———他們會有特定的行為模式，但這模式可能沒有歷史底蘊，也沒有城市、甚至街區(qū)的特色，而是千篇一律的。

　　筆者無意反對城市的維新。城市和其房屋有其生命周期，自然需要翻建，城市的結構也需要適應人的需求而有所改變。城市終究是為人的，而不能支配人。但這種改變不應當是全盤推倒重來，而應當按照城市內在的節(jié)奏自然地進行。應當是維新，而不是革命。變化應當是分散的、漸進的，不應當出現(xiàn)明顯的斷裂。

　　照此說來，理想的舊城改造模式是讓每塊土地、每棟建筑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根據自己土地和房屋的生命周期，自主地安排翻建、維修、哪怕是重建的時機。這就是截然不同于成片大規(guī)模改造的“點改造”。這樣，城市的文脈、城市特有的空間環(huán)境就能在保持穩(wěn)定的同時又不斷地自我更新。城市在人們眼中始終是熟悉的，城市將始終與人共同生長。

　　這種“點改造”模式的前提是，城市中的每個點都具有生長能力。也即，業(yè)主對于土地和建筑的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可以自行翻建房屋。當然，有些業(yè)主可能沒有這種能力，那他可以選擇轉讓產權，或者他干脆可以不進行改建。人們本來就不應當指望出現(xiàn)一個全新的街道、城市。

　　尤其是對于那些社會公認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街區(qū)、建筑，唯一可以采取的改造方案，就是這種零星的、分散的“點改造”模式，即便它們不夠文物保護、不夠歷史文化建筑的標準。政府應當鼓勵業(yè)主對過于破舊的此類建筑進行維修、翻建，但通過規(guī)劃，通過對建造方案的審查，確保其外貌和基本結構不被毀壞。這類建筑的改造成本當然很高，業(yè)主也完全可以自行轉讓。

　　總之，城市、街道、社區(qū)是有生命的。這種生命與人的自然生命之間有一種神秘的關系，這兩者之間的互動就構成了、并且持續(xù)地生產著文化。政府如果尊重人，自當尊重城市的生命。對這樣的生命，人們當然可以給它吃藥，甚至可以做手術。但目前的成片大規(guī)模開發(fā)模式則是在城市的肌體上剜肉切骨。只是，毀壞城市的生命，也等于人與文化的自戕、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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