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恰恰是由于其“落后”，才造成了它19世紀的“先進”；
而中國則是由于其“先進”，反而導致了19世紀的“落后”。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布羅代爾（Braudel F）將1350－1650的300年時間，視為“漫長的16世紀”。這一長時段的劃分，就是為了對應當時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明朝中國（1368－1644）在世界史上的輝煌地位，在他看來，所謂“漫長的16世紀”總體上看就是一個“亞洲、特別是中國主導世界經濟的時代”。

　　與此相對應，社會史學家Arrighi G則提出了另一個長時段的分期概念――漫長的“19世紀”（1650－1915，從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它標志著中國與歐洲之經濟社會開始走向分道揚鑣的道路，隨之而來的就是：中國、亞洲的形象在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史敘述中”的全面貶值，中國和亞洲由“普遍的世界史”所指示的前進方向，由世界歷史和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淪落為世界體系的邊緣和“東方”，甚至“遠東”。

　　構成“漫長的19世紀”的約300年，主要是指歐洲主宰整個世界的統治結構逐漸完成的歷史過程。與基督教紀年上的“19世紀”不同，所謂“漫長的19世紀”，首先是一個以“世界體系”為著眼點的地緣政治范疇，它不是孤立地考察歐洲，而是考察歐洲發(fā)生的事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于“世界體系”的影響，因此，伊曼紐爾 沃勒斯坦傾向于用“延長的19世紀”來表述它，――將19世紀“延長”，不僅僅是更有利于考察歐洲當下的事件對于“世界體系”的“延長的影響”[2]，而更為重要的是――按照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解釋――在“短促的20世紀”（1914－1991，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到蘇聯解體）結束后，人類社會和歷史仿佛又退回到了“漫長的19世紀”，――或者說，按照他的洞見，實際上，人類至今依然沒有走出“漫長的19世紀”。

　　世界體系理論提醒我們認識到：“現代”和“現代世界”并非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個空間的權力結構，它指1500年以降世界空間結構的形成和運動，世界結構運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武力和財富在空間分布上的不平等和不平衡，與流行的“國際政治”視野中的所謂“全球化”不同，[3]與人們所習以為常的社會理論也有所區(qū)別，它強調世界空間結構的形成首先是統治力量強制的結果，當然，它同時也是被統治力量反抗和革命的結果，因此，世界結構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更為重要的是：它指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一定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必須“與生產力的發(fā)展相適應”――這種所謂社會理論訴諸的“一般規(guī)律”，其實也只不過是“相對的規(guī)律”而已，同樣的，以強制和革命的方式改造社會關系、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隨后引發(fā)、造成了生產力變動，這則是另外一種“相對的規(guī)律”，正是這兩種“相對規(guī)律”的互相作用，才能說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平衡和不平衡，才能說明這種相對的平衡和絕對的不平衡，是在真實的歷史運動中展開的。而且，（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如果僅僅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那么經濟學就變成了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反過來說，如果只強調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經濟學就變成了政治學和國家理論，――而這兩者都是需要避免的。

　　作為描述世界體系結構在不平衡中互動的中長期范疇，一方面，19世紀被稱為歐洲內部社會結構的“大轉型”（Polanyi Karl），另一方面，它也被稱為歐洲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模式與歐洲之外世界的“大分流”（Kenneth Pomeranz），就前者而言，它意味著市場關系成為唯一霸權的“市場社會”模式在歐洲的形成，就后者而言，它意味著歐洲通過一種全新的“剝奪自然的方式”來剝奪全世界（剝奪殖民地資源以及煤炭的開采）�；蛘哒f，對歐洲內部而言，這意味著以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為政治主體的民族國家的興起，而對外則意味著帝國主義的擴張。

　　實際上，無論對于歐洲還是整個世界來說，在19世紀歐洲興起的，乃是一種新的霸權形式或者“新的統治世界方式”，而絕不僅僅是一種“生產方式”和“經濟模式”。居于這一新霸權核心并起著決定性作用的，首先也不是某一種新的“經濟或生產”組織形式，而是以市民社會為主體的現代民族國家“政治主體”的興起，是強權即公理的“文化霸權”的形成，是這種文化霸權以“現代價值觀”的面目，通過帝國主義國家所頻繁發(fā)動的戰(zhàn)爭得以普世化。――這表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這種簡單化的論斷，是不能解釋漫長的19世紀所發(fā)生的變動的。

　　因此，當前世界史研究的如下觀點值得重視：如Arrighi G等人指出，造成這種19世紀“大分流”或者“大轉型”的關鍵因素，“起初并不是經濟上或生產力方面的，而是軍事上的”。它首先表現為中國與英國、歐洲與其他地區(qū)之間“軍事和戰(zhàn)爭能力”的差別。正是這種軍事和戰(zhàn)爭能力的差別，正是歐洲“軍事霸權”的形成與“文化霸權”的形成，“強制性、或者說革命性地”修改并決定了歐洲人看待世界和中國的方式，從而奠定了歐洲處理與外部世界關系的方式――而后才發(fā)生的歐洲在經濟貿易方面獨占式的“領先”和“優(yōu)勢”，只不過是“從質變到量變”，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歐洲看待、統治世界的方式而已。

　　因此，Arrighi G說：

　　隨著近代歐洲軍商合一的民族國家體制在168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中被制度化，中國的正面形象隨后黯然失色了，這不是因為歐洲經濟上成就有多么偉大，而是歐洲在軍事力量上的領先地位。歐洲商人和冒險家們早已指出過由士大夫階級統治的國家在軍事上的薄弱，同時也抱怨過在與中國貿易時遇到的官僚腐敗和文化障礙。這些指控和抱怨將中國改寫成一個官僚腐化嚴重且軍事上不堪一擊的帝國。這種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又進而將中國納入西方對中國的政治想象中，從而使得中國由一個值得仿效的榜樣，變成了“英國模式”的對立面，后者在西方的觀念中日益成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霸權。[4]

　　實際上，Arrighi關于19世紀歐洲“文化霸權”和“軍事霸權”在互相強化中突飛猛進地增長的論斷，可以看作是對馬克思如下觀點的運用：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指出：構成“經濟現實”的并不是抽象的“經濟”，而是“物質的生產方式”與“一定的意識形式”的結合，后者包括特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處理國際關系的方式。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構成”，既包括物質生產方式的革命，也包括歐洲資產階級看待、統治世界的方式的轉變。而在Arrighi看來，這兩種變化（經濟霸權和文化霸權）實際上很難截然分開。而其中歐洲軍事力量在漫長的19世紀的不斷發(fā)展，則是促成這種總體性變化的最鮮明的動因。

　　而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的論述可能更為簡捷精辟，他說：

　　從世界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yè)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之前，而是在這以后；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fā)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之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fā)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資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生產力的大發(fā)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之后。拿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來說，――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17世紀）以后，才進行工業(yè)革命（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yè)才大大發(fā)展起來[5]。

　　我認為這種描述是符合事實的，尤其是：它比簡單的“物質生產方式決定論”更能真實地揭示19世紀發(fā)生的“大轉折”或“大分流”的復雜性和總體性。

　　實際上，即使在18世紀的歐洲啟蒙主義的視野里，中國的形象、特別是中國的政治體制依然還是仰慕的對象，而不是“落后”的范本：歐洲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特別是法國大革命）的根本目標就是打倒和終結封建貴族的特權制度，而消除封建割據、實現國家政令完全統一的中國君主開明專制制度，因此就成為歐洲啟蒙運動所推崇的政治體制，這其實是十分自然的。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回顧歐洲資本主義的“史前史”時，曾經這樣形象地說：“我們想起來了，當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靜止的時候，中國和桌子開始跳起舞來，以激勵別人。”

　　例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經典著作中這樣指出：在整個漫長的18世紀，對于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而言，“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贊揚。只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贊美――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后來全體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
一切官職均經科舉考試獲得；
國家只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和知識分子奉為貴族�？吹竭@樣的國家，他們嘆為觀止，心往神馳。[6]”

　　托克維爾還指出，在漫長的16－18世紀，與當時處于戰(zhàn)亂分裂的歐洲比較而言，中國政治上的統一（“大一統”）被認為是其強大的根本，它包括中國不實行歐洲式的貴族分封制度，國家統治者無需向貴族特權勢力讓步妥協，從而可以“不持偏見的”執(zhí)政（唐之后，中國的皇子皇孫們不過是“衣食稅祿”，并無形成“獨立王國”之可能），也包括在中國世俗的、而非宗教的知識得以重視，“有用之術”而不是“出身”成為個人身份取舍的關鍵，這一條尤為科舉制度所保證，特別是在1570年代之后，隨著大量進口美洲白銀，國稅漸次收銀，對官僚的支付從此為銀，于是職田、公田制度漸歸衰落，中央政府對于官僚――特別是封疆大吏的支配漸趨完全，而隨著官僚制度遂以成熟，隨著中央權力增加，隨著大地主的分崩，中小地主遂得均分官僚地位的機會，其標志就是科舉制度權威的確立[7]――因此，在歐洲的啟蒙主義者看來，如果中國有貴族的話，這個貴族階級也只能是“世俗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封建貴族特權集團。而且，中國已經完成了宗教的世俗化，自春秋諸子之學到宋明以來的理學都不是宗教，而是哲學，無論是作為小地主階級（士）的意識形態(tài)，還是作為文官官僚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其支配作用表明：人們可以根據“理性的法則”而非“宗教的權威”來處理、裁判事物和協調糾紛――盡管從春秋戰(zhàn)國到宋明，所謂“理性的法則”一直是變化的。

　　令歐洲啟蒙思想家們嘆為觀止的，當然不僅僅是這種開明專制的、理性的政治制度，而主要是指中國經濟在19世紀之前所占據的世界核心地位，亞洲的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二，到1775年，亞洲生產著世界上80％的產品，也就是說，占人類人口三分之二的亞洲生產著世界上五分之四的產品，而同理――到1775年，占人類人口五分之一的歐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僅僅生產著世界上五分之一的產品。直到19世紀初，這樣的事實也并沒有因為工業(yè)革命而改變。

　　而亞洲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主要就是由于亞洲的農業(yè)奇跡，它不僅僅表現為由皇帝帶頭，自上而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近代歐洲“重農學派”認為，這種親耕的文化象征儀式背后，實際上有一整套社會發(fā)展模式在――因為中國最高統治的象征是“神農”，這決定了統治者必須象征性地“親耕”以及與百姓“并耕”，它因而預設了一個“勞動的共同體”，甚至預設的是“不勞動者不得食”初期經濟社會主義理想。[8]而根據《呂氏春秋·愛類》，“神農”的教義是這樣的：

　　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也。女有當年而不織者，天下或受其寒也’，故身親耕，妻親織。

　　這說明農業(yè)的發(fā)達是一個“勤勞社會”的產物，但卻不意味著農業(yè)的發(fā)達將造成社會必然停留在農業(yè)社會的階段，――農業(yè)的發(fā)達必然促使一部分過剩人口轉而從事工商業(yè)，這是中國戰(zhàn)國時代就已經發(fā)生的事實，而這導致了漫長的“重農抑商”的爭論，今天，即使在商品經濟極度發(fā)達的日本，其天皇依然保持親自種植水稻的象征性傳統。事實上，整個18世紀，亞洲的農業(yè)生產率2倍于歐洲，而中國南方則8倍于英國，雜交水稻的種植技術令每個歐洲的旅行者驚訝不已，18世紀20年代，法國人皮埃爾·普瓦夫爾就是這種中國農業(yè)奇跡的贊嘆者之一，他所驚訝的是：為什么這么少的耕地能養(yǎng)活這么多的人口。皮埃爾 普瓦夫爾的中國旅行日記，后來成為推動法國啟蒙運動，――特別是成為孟德斯鳩探討中國問題的著作（《論法的精神》）的重要資料來源。

　　當然，中國并非獨自做到了這一切，中國生產技術的領先，其實是廣泛的世界交往和聯系的結果，這同時表明：關于中華帝國“從來閉關自守”的看法，不過是19世紀中后期才在歐洲產生的。在《1421，(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發(fā)現美洲》這部登上紐約圖書排行榜的杰作中，Gavin Menzies通過對大量的航海圖的歷史整理和考辨，揭示了16世紀以鄭和大航海為先導的、由中國所締造的世界經濟貿易體系的形成。Gavin Menzies指出，大明船隊的遠航不僅是世界上第一次環(huán)球航行，更重要的是：明代龐大的船隊裝載著大量的學者，使得船隊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個流動的海上實驗室。而包括《本草綱目》、《永樂大典》這些百科全書的編纂，離開了大航�；顒訉τ谖锓N的收集、采集和編目，離開了系統的、大規(guī)模的科學調查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也正是通過這樣的科學航海活動，大量的植物品種被引進中國，包括雜交水稻技術在內的巨大科學突破，因此最早在中國產生，這是中國農業(yè)奇跡的另一成因。而同一時期歐洲的情況則可以說是與中華帝國恰好相反，羅馬帝國崩潰造成了歐洲經濟和農業(yè)生產水平長期的倒退，“黑暗時代”導致的的科學和知識水平落后則加劇了歐洲的衰敗，野蠻和無知更使得歐洲陷入綿延千載的軍閥割據和混戰(zhàn)。而與鄭和航海所表現出的巨大的知識和科學旨趣截然相反，即使葡萄牙和西班牙為掙脫穆斯林封鎖而開始的航海活動，也僅僅對金銀和香料感興趣，而對包括搜集和引進物種在內的科學活動完全不感興趣――與中國的航海相比，后者不過就是純粹的“海盜”行為。[9]

　　作為英國皇家海軍的退休領航員，Gavin Menzies與500年前那位資助了哥倫布航海的葡萄牙王子亨利有著共同的癡迷和愛好：大規(guī)模地搜集和研究航海地圖，密切關注航海技術的變革。也正是對古代航海地圖的熟諳，使得他具有超出一般的歷史學家的洞見，從而得以窺見一般研究者難以接觸到的歷史秘密。Menzies的研究證明：亨利王子能成為300個歐洲貴族中唯一一個愿意資助哥倫布出海的人，其實絕不是偶然的，這主要是因為亨利搜集到了聯系歐洲、美洲和亞洲的航海地圖，而這些海圖的出發(fā)地都是中國。亨利王子要派遣哥倫布去中國，明顯不是受到馬可·波羅傳說的蠱惑，而是根據他所收藏的航海航行線路的指引，也就是說：把哥倫布引向美洲的，是明朝航海家遺留下的海圖：

　　As I ended my researches in the Torre do Tombo，a mood of utter confusion engulfed me. I spent a misty evening sitting in a bar on Lisbon’s waterfront，Looking out at Henry the Navigator’s statue. His enigmatic smile was one I now understood. We both shared a secret: he had followed others to the New World.

　　Menzies在這里所提到的哥倫布所依據的航海圖，是1424年制作的Pizzigano海圖，這幅航海圖對加勒比海域的情況標注的已經十分清楚，而哥倫布1492年10月24日的日記中，則更為清楚地佐證說：“根據我看到的海圖，那些島嶼就處在這個地方”。同時，Menzies又根據朝鮮《強理圖》的抄本，證明了早在1402年，――即達·伽馬環(huán)繞好望角航行前80年，明朝的船隊就已經到達好望角，《強理圖》是根據中國明代初年的《混一強理歷代國都之圖》中加以日本、朝鮮地圖制作而成，這本由明代中國所繪制的海圖，忠實地反映了西非海岸的形式，如果說它與今天的高精確圖有什么差異，那不過就是當時的海圖作者沒有考慮到西非海岸的海流速度而已。

　　在這些細密的研究的基礎上，Menzies指出，鄭和船隊并非只到達了非洲大陸的東海岸，實際上，他們繞過了好望角，經過非洲西海岸，過美洲，經馬格蘭(Magellan)海峽進太平洋，而后才回到中國。

　　無論Menzies的結論是否最終能為歐洲史學家們所廣泛接受，但確定無疑的是：正是明朝的航�；顒訉⒋罅棵乐薜氖澄�、作物從美洲引入中國，促進了全世界范圍內的物質交流，這成為促使中國率先發(fā)生農業(yè)革命的外部條件。農業(yè)的高產量－食物價格的低廉－低工資（相對高的食品購買力）－高競爭力，正是這一系列相關和遞進的關系，成19世紀之前東風壓倒西風，亞洲壓倒歐洲，印度的棉布、稻米，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席卷世界市場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衫原熏、小澤輝智和Arrighi將這種創(chuàng)造出亞洲奇跡的生產方式稱之為與英國后來的“工業(yè)革命”不同的“勤勞革命”，并認為這是中國經濟長期領先于世界的內部條件。

　　所謂“勤勞革命”，主要是指通過不斷尋找、挖掘質優(yōu)價廉的勞動力，來刺激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模式，Arrighi這樣比較“勤勞革命”與“工業(yè)革命”說：第一，與向設備和機器投資不同，“勤勞革命”的模式特別強調向勞動力投資，以此培養(yǎng)勞動力的靈巧和協作精神，它主張“向高質量的勞動者要效益”。第二，與通過企業(yè)之間的競爭來削減成本，并最終造成大企業(yè)的高投資、高壟斷的資本主義企業(yè)模式不同，“勤勞革命”的生產模式，是通過組織彼此利益相關的層層承包和轉包體系，通過相關承包層之間的合作、而不是單純強調競爭，最終將生產落實到小企業(yè)乃至家庭的靈活性、專門知識和低工資的結合上去，以這種合作的方式來不斷削減生產成本。也就是說：通過壯大中小企業(yè)，而不是大的壟斷企業(yè)來爭取利潤。

　　上述學者一致認為：“勤勞革命”是完全不同于歐洲19世紀“工業(yè)革命”的另一經濟發(fā)展模式，這種以“勞動力尋覓型投資”和“勞動力密集型出口”為標志的經濟騰飛和發(fā)展道路，就是“漫長的16世紀”以來中國經濟領先世界的要害。盡管在19世紀中期，中國“勤勞革命”的發(fā)展模式被西方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擴張暫時打斷，但是，196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復興――隨后就是1980年代中國經濟的重新崛起――則標志著“勤勞革命”的模式的復活，今天看來，“勤勞革命”是一種真正的可持續(xù)的發(fā)展模式，它是促使世界經濟擺脫資本主義模式的深刻危機，并再創(chuàng)世界經濟新時代的根本動力所在。[10]

　　實際上，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開始接受如下觀點：如果把中國持續(xù)千年的世界領先地位與今天的重新崛起聯系起來考慮，那么中國在19世紀后約100年的落伍不過是一個偶然插曲。霍布斯鮑姆在《1789－1848，革命的年代》這部劃時代的著作中也曾經這樣寫到：“18世紀后期，許多非歐洲的大國和文明顯然仍以平等之地位，勇敢面對白種商人、水手和士兵。偉大的中華帝國當時在滿清王朝的統治下，處在鼎盛時期，天下無敵�！盵11]而按照Kenneth Pomeranz（彭慕蘭）的統計，直到在1800年，作為歐洲經濟上最先進國家的英國，在主要經濟指標上仍然落后于清王朝，特別是，當時英國最權威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仍然把中國而不是英國視為市場經濟的典范，中國依然被當作歐洲經濟上仿效的榜樣，斯密在1797年的《國富論》中肯定地說：“中國比歐洲任何一個地區(qū)都富強”――他根本沒有預見到中國的經濟、中國的“生產力”會走向衰落：

　　The improvement in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seem likewise to have been of very antiquity in the provinces of Bengal in the East Indies，and in some of ea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Even those three countries(China，Egypt and Indostan)，the wealthiest，according to all accounts that ever were in the world ，are chiefly renowned for their superiority in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

　　China is a much richer country than any part of Europe[12]

　　而斯密的上述判斷所依據的也許就是費正清所指出的那個最為簡單的理由：在斯密那個時代，歐洲農奴的生活狀態(tài)肯定比中國的小農要差得多。――最富有啟示性的，則是沃勒斯坦極其辨證的解釋，英國恰恰是由于其“落后”才造成了它19世紀的“先進”，而中國則是由于其長期“先進”，反而導致了19世紀的“落后”。

　　沃勒斯坦在比較中英兩國的土地制度時曾這樣指出：自16世紀就開始的英國圈地運動，之所以一開始沒有招致反抗，乃是因為歐洲原有的土地制度是與落后的“農奴制度”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由于歐洲的農奴本來就沒有土地，因此，所謂圈地運動“剝奪農奴土地”的說法也根本無從說起，即歐洲的農奴本來一無所有，他們在圈地中失去的不過是“枷鎖”而已。正是由于農業(yè)生產和農業(yè)技術的高度發(fā)展，才使得小塊的土地所能養(yǎng)活的人口的數量不斷增加，從而促成了大莊園制度，即歐洲那種依靠農奴勞動的封建制度在中國的不斷解體，導致了越來越多的勤勞小農和小生產者數量的擴大――因此，歐洲的農奴與同時代的中國小農處境根本不同，他們的經濟地位完全缺乏可比性。而農奴土地制度和小農土地所有制之根本不同，進一步導向沃勒斯坦所揭示的著名的歷史悖論：英國恰恰是因為土地制度的落后（農奴制）反而走向了先進（圈地和土地經營的資本化），而中國由于其先進（小農土地所有制的平均和平等）而導致落后（無法實行大規(guī)模的土地資本化經營）。

　　按照羅志田和Joanna Waley-Cohen等學者的研究，所謂“中國無視18世紀歐洲的技術發(fā)展”這種觀念，其實是工業(yè)革命完成很久之后才產生于西方，隨后才被投射到對鴉片戰(zhàn)爭的解釋之中的，而即使在鴉片戰(zhàn)爭的時代，火車、電報、鐵甲軍艦等現代科技手段，對于中英雙方而言也還都是未知之物，換言之，近代以來象征西方“先進”、“優(yōu)越”的“船堅炮利”，到鴉片戰(zhàn)爭時代基本上還不存在，所以，當時不僅中英雙方國家經濟實力大致相當，所謂中英之間經濟水平之先進/落后的二元對立根本不能成立，而且，即使在技術層面，所謂“現代/西方”，“傳統/中國”的對立性區(qū)分也并不成立[13]。

　　關于小農生產和小農經濟、乃至“小農”之“根深蒂固的落后性”的定見，其實也是現代制度的產物，特別是現代西方軍事入侵的產物。正如歷史學界的研究已經證實的，19世紀中期以來，英國工業(yè)革命的產品和商品對于由小農經濟支配的中國市場而言，其實并沒有真正的競爭力，英國工業(yè)革命的主要商品：棉布和呢絨，實際上在中國也均沒有市場，因此，英國打開中國大門所依賴的只能是大炮和鴉片。這充分表明：真正摧毀了中國以小農為主體的經濟的，并非工業(yè)革命的生產方式，恰恰相反，它一方面是英國通過戰(zhàn)爭的方式以強買強賣（特別是武裝走私鴉片），以此破壞和摧毀市場公平競爭，另一方面則是由于西方的金融壟斷，而后一點尤其關鍵。

　　實際上，西方世界在貨幣金融方面的強勢地位，在16世紀美洲白銀發(fā)現之后就已經形成了，正是這種貨幣金融的強勢，促成了西方世界通過其所掌握的大量白銀貨幣，逐步“擠進”亞洲經濟貿易體系，從而西方的“貨幣優(yōu)勢”與亞洲的“人力優(yōu)勢”，西方的“資本優(yōu)勢”對亞洲的“勤勞革命”的模式，也由此逐步奠定。而19世紀以來的大變局則又是一個根本的轉折，特別是隨著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一系列的戰(zhàn)敗，西方的金融貨幣“優(yōu)勢”則一舉變成了西方的金融“壟斷”，并且從此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一方面，一系列的戰(zhàn)敗，更使得中國背上了天文數字的戰(zhàn)爭賠款，而另一方面，中國以此開始的“富國強兵”運動，則又使得近代以來的中國通過大量向西方借款的方式深深陷入西方的債務陷阱，中國遂成為西方的債務奴隸。把中國從輝煌的頂峰推向深淵的，除了軍事失敗之外，就是西方的金融壟斷，近代以來，西方的貸款只是養(yǎng)成了中國非生產性的買辦資產階級，而使得整個中國的生產活動――特別是欣欣向榮的農業(yè)生產活動，因為資金的根本缺乏、市場的破壞、買辦資產階級的腐敗而陷入徹底崩潰，從而人民饑寒交迫、國家貧窮、流民四起，社會動蕩。

　　將19世紀中國的持續(xù)衰落歸咎為“小農經濟”不適合工業(yè)化大生產，這種論斷的所謂“科學性”可謂千瘡百孔，它表明那些“最流行的結論”往往是最值得反思的東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值得指出的是：無論是孫中山以“耕者有其田”為口號的“三民主義”，還是共產黨以“減租減息”、“土地改革”為先導的“新民主主義”，甚至以“聯產承包”為標志的中國改革，――其首要目標都是為了滿足千百萬中國小農的要求，其初步方略也都是以發(fā)揮小農經濟的優(yōu)勢來恢復中國的經濟和生產，這恰恰是因為小農經濟乃必須正視的中國現實。但是，的確只有毛澤東才深刻地意識到：中國小農經濟和以小農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崩潰之根本原因，絕非簡單地由于它作為一種“落后的生產方式”，由于這種生產方式不符合歷史潮流，由于它“跟不上時代”，中國小農經濟的破產的原因，從根本上說是帝國主義軍事侵略和西方金融壟斷的結果，因此，只有毛澤東才提出了小農要“組織起來”和“實現聯合”。――而在帝國主義和民族解放戰(zhàn)爭時代，毛澤東所說的這種“組織起來”，首先就是指小農在軍事上組織起來，或者說也就是以古代的“民兵制”來對抗“募兵制”（《通典 兵制》早就指出過募兵制的弱點：“事小敵脆則可用也，事巨敵堅則煥然離也�！保┟珴蓶|所創(chuàng)造了“人民戰(zhàn)爭”的思想，正表明了組織起來的小農在軍事上煥發(fā)出的巨大力量。解放后，毛澤東所主張的“互助合作”和“集體化”道路，其核心其實則是指小農在金融上組織起來，借以擺脫缺乏生產資金和產業(yè)轉型資金的困境。這表明：要了解中國，既需要認識漫長的小農經濟和小農社會的輝煌，也要看到近代小農在中國軍事失敗和金融破產的情況下的悲慘處境，只有認識到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都是小農的客觀現實，從而才能最終認識到：在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時代，小農經濟的輝煌和以小農為基礎的經濟是不能簡單地恢復的，而千百萬小農要生存下去，中國要發(fā)展，就必須戰(zhàn)勝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階級的軍事侵略和金融壟斷，實行軍事勝利和金融財政上的徹底自主――而認識到這一點的惟有毛澤東。

　　既然中國經濟社會的輝煌是被西方的軍事打擊和金融壟斷所終結，那么，我們我們就必須認識到軍事革命和金融壟斷在漫長的19世紀的重要作用。西方的軍事革命，除了“軍商合一”的體制外，則是海洋戰(zhàn)爭所支配的戰(zhàn)爭技術革命和現代國際法準則的確立，在這個問題上，卡爾 施密特有深刻的洞見，對此我們將另外論述，而對于金融壟斷的形成，除了美洲白銀開采所確立起的西方貨幣優(yōu)勢這個歷史因素外，近代西方的“好戰(zhàn)主義”，乃是促成現代信貸制度形成的真正原因，這其實也是資本主義制度起源的真實秘密。由于現代資本主義信貸制度，也起源于西方的戰(zhàn)爭籌款制度，因此，我們可以說軍事革命和金融革命這二者是19世紀西方得以控制世界的要害，而二者之中最關鍵的依然還是軍事暴力的革命，因為沒有戰(zhàn)爭籌款之頻繁和急需，現代資本主義的信貸制度也不可能產生。因此，戰(zhàn)爭問題或者西方軍事革命，則是西方戰(zhàn)勝亞洲和征服世界的要害，“強制”也是19世界最核心的問題。

　　綜合起來看，Arrighi對于19世紀中英沖突的描述，即它所指出的文弱的“士大夫統治的國家”遇到了“歐洲商人和冒險家”統治的國家，――與其說是指向 “先進”與“落后”兩種生產方式的沖突，不如說它更預示著19世紀歐洲價值觀對于“文明和野蠻”的大顛倒：在19世紀歐洲的視野里，“文弱”成為一種罪惡，而野蠻、冒險和掠奪則成為“新道德”。與經濟與社會的大分流相對應，這其實更是一種“道德與法的大分流和大轉型”，正是由歐洲主導的對人類道德譜系的重新書寫，才使得“武力征服和支配”成為19世紀歐洲道德的核心、法律制度的核心。用Antonio Gramsci的說法就是：它表明19世紀歐洲“文化霸權”的核心內容是“強制”而不是“交流”，是壟斷而不是“競爭”，當然更不是“包容”[14]。

　　19世紀歐洲文化霸權的形成，在尼采的“主人道德”學說中得到最為透徹的說明和最獨特的表達�！墩摰赖碌淖V系》這部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一年問世（1887年）的經典著作，根本意義就在于以“宣言”的形式，宣告了19世紀歐洲價值觀劃時代的突破，它無情地踐踏了一切人類文明既有的價值標準，并將其視為“奴隸道德”、“弱者的倫理”，而將戰(zhàn)爭、征服、掠奪、殺戮和統治，稱為“主人道德”、“強者的邏輯”，認為后者才是“文明”和“現代文明”的真正實質。尼采學說以“強者與弱者”的永恒對立，徹底顛倒了劃分“野蠻與文明”的價值法則，從而將歐洲19世紀張揚的“強權即公理的法則”，視為人類新的價值觀、新法律觀的起源，并以此重新書寫了人類價值、道德譜系。

　　在《論道德的譜系》的開篇，尼采就大聲疾呼：所謂的“文明”和“道德”的實質就是“軟弱”，標榜“文明與道德”乃是十足的“弱者的哲學”，而既然“文明”實際上就等于“軟弱”，那么“文弱”就是人類最大的惡德。尼采以含混的方式揭示了基督教文明“惡的起源”，在反抗羅馬帝國和阿拉伯人的雙重統治中誕生的基督教，一方面內涵著征服羅馬和歐洲的執(zhí)著野心，孕育出一個“惡”的上帝，即尼采所謂：“我13歲那年，善與惡的觀念就開始追蹤我；
當時，我就這個問題寫了我的第一篇哲學習作，我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就是：公平合理地把上帝尊為惡之父”――而另一方面，尼采又時刻呼吁歐洲必須警惕東方文明和異教的滲透和腐化：“我理解了風靡一時的同情的道德，甚至連哲學家都被這種道德傳染了，弄病了，這不正是我們那變得可怕的歐洲文化最可怕的病兆嗎？這不是迂回地走向新佛教，走向一種歐洲人的佛教，走向虛無主義嗎？”[15]

　　在《論道德的譜系》中，尼采還以吊詭的滔滔雄辯，力圖進一步證明“好與壞”、“善與惡”的區(qū)分，其實不過是在“騎士”與“教士”永恒的斗爭中產生出來的，是“文弱的教士”用來反對和“妖魔化”“騎士精神”的弱者的武器，尼采宣稱：所謂的文明、善良和仁術其實都是奴隸的道德，這統統都是奴隸和弱者戰(zhàn)勝“強者”、“騎士”和“主人”的騙術，而歷史上的一切奴隸和教士之所以要推崇“文明”和道德，“就是因為他們本身軟弱無能，就是因為他們忌妒強者”。而歷史上的“文明”和“道德”的譜系，無非都是弱者發(fā)明和編造出來，用以戰(zhàn)勝強者的“軟力量”，而尼采指出：只有當這些“可惡的弱者”連同其文明、道德的虛偽說辭被揭穿、這些“文明的渣滓”被強者無情的消滅干凈之時，才是人類真正認識自己并獲得進步和發(fā)展之日。

　　這就是為什么盧卡契會認為：尼采是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潮的開創(chuàng)者，所謂“非理性主義”的實質就是指戰(zhàn)爭和強制，也就是強權的邏輯。尼采盡管生活在帝國主義的時代尚沒有全面到來的時代，但是，他卻以最鮮明和集中地方式預言了歐洲文明的帝國主義本質，《論道德的譜系》等一系列歐洲文化著作，扭轉了歐洲啟蒙的價值取向，它以宣言的形式，――或者說是以哲學的啟示錄形式，提出了帝國主義時代的文化和倫理問題。正如盧卡契所指出的，離開了尼采的神秘的和詩意的表述，我們就無法將西方現代的非理性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的暴力實踐聯系起來：

　　尼采本人并沒有經歷帝國主義時期，因此，他有機會以神秘的形式――提出和解決后來時期的主要問題。這種提出和解決問題的神秘形式加深了他的影響。這不僅是由于這種神秘形式成了帝國主義時代日益占統治地位的哲學表達方式，而且是由于這種神秘形式使他能夠以如此普遍的方式提出帝國主義文化、倫理和其他問題，以至于他始終是反動資產階級的居于領導地位的哲學家，無論形式和反動派所采用的策略發(fā)生什么變化。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zhàn)之前，尼采就已經獲得了這個地位，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他仍然占用這個地位[16]。

　　尼采學說代表著19世紀歐洲文化霸權的實質。盧卡契說，也正是19世紀的到來，以暴力的方式宣告了歐洲啟蒙思想的崩潰，這也就是盧卡契所謂“理性的崩潰”。而隨著“優(yōu)勝劣敗”、強權即公理、非理性、好戰(zhàn)的價值觀在歐洲獲得支配地位，與之伴隨的是歐洲“戰(zhàn)爭技術的革命”，而不是抽象的“生產力的革命”。鴉片戰(zhàn)爭之前（1836年），一份來自廣州的英國間諜報告曾經這樣言簡意賅地提出了19世紀文明的嶄新標準：“現在，文明社會進步的評判標準很可能就是‘殺人技術’的熟練程度，實施相互毀滅時的盡善盡美的多樣性，以及學習使用它們的技巧�！报D―而這種“殺人技術”或者戰(zhàn)爭技術的“革命”，在卡爾 施密特所提出的“海盜倫理”與“海洋時代”或“海戰(zhàn)時代”相互作用的戰(zhàn)爭理論中得到體現；

　　而海戰(zhàn)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觀念之上的，敵人的貿易和經濟應該成為攻擊的目標，在這種戰(zhàn)爭中，敵人就不僅僅是參戰(zhàn)的對手，而且也包括敵國的所有成員，海戰(zhàn)的實質在于，其攻擊的不僅僅是軍事目標，也包括非軍事目標，無論是軍事人員還是平民，男人還是女人，老人還是幼童，無一例外。[17]

　　施密特所謂“空間革命”和“海洋時代”的降臨，是建立在歐洲殖民主義對其他國家主權的漠視的基礎上的，它的前提是“海洋自由論”：強權即公理、“占有”即“擁有”，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就是：在以爭奪利益為本位的“全球市民社會”擴張中，一切“國家主權”都是偶然的、臨時性的。

　　從尼采到約翰 施特勞斯，從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靡非斯特到王爾德“暴力即是美”的化身“莎樂美”，在歐洲構筑其19世紀的文化霸權的歷史過程中，暴力逐步代替了真善美，暴力本身甚至成為了真善美，這毫無疑問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文明大轉型”。而一旦我們認識到：19世紀的降臨，是以暴力和霸權邏輯對人類文明和價值譜系的大顛倒為前提發(fā)生的，一旦我們充分認識到：為這種暴力邏輯驅動的歐洲軍事技術的大革命在漫長的19世紀的核心作用――那么，按照尼采所敘述的全新的價值譜系，既然1840年的中國是被“打敗”的，再來辯論中國與英國究竟誰對誰錯，誰代表“文明”、誰代表“更好的經濟發(fā)展模式”，這從根本上就變得毫無意義。1840年的中國“打”不過英國，這本身就是一個最為斬釘截鐵的“價值驗證”。在19世紀歐洲“超于善惡之上”的 “權力意志”視野里，“好與壞”、“善與惡”、“是與非”、“文明與不文明”――這些標準在尼采那里，統統都不過只是“弱者的虛構”而已，實際上，只有“強與弱”、“死與活”這兩條路可供選擇――弱者和戰(zhàn)敗的一方如果選擇活下去，就必須將愚昧落后、“發(fā)展的陷阱”等等所有罪名承擔起來。因為在19世紀歐洲的道德譜系中，最惡劣的道德就是“軟弱”，而文弱就是“奴隸的原罪”。

　　因此，必須看到：由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率先發(fā)動的侵略亞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主義的非正義戰(zhàn)爭，不但使得英國在19世紀獲得了統治中國、亞洲和世界的權力，而且，更為重要、也更為根本的是――它更使得英國掌握了現代歷史敘述的“話語權”、文化霸權。正是這種關于現代世界史的普遍主義敘述、正是這種“價值的顛倒”，正是這種文化霸權，才使得一場非正義的侵略戰(zhàn)爭被敘述成“道義”的戰(zhàn)爭。

　　而重新反思19世紀，就意味要拋開工業(yè)革命、技術創(chuàng)新、文藝復興這些既成的說辭，首先去直面軍事暴力、金融壟斷、文化霸權這些最基本的歷史真實，去面對19世紀歐洲的上述“價值顛倒”，也意味著重新檢討19世紀歐洲對于“人類道德譜系”的重新書寫。反之，只有完全站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立場上――或者全盤接受其“國際法”，不假反思地將19世紀視為“現代”的開端和標志，不假反思地將19的“英國霸權主義模式”視為檢驗“現代”的標準和尺度，才會“自然地”得出鴉片戰(zhàn)爭是“文明戰(zhàn)勝愚昧”的正義戰(zhàn)爭的結論。

　　換句話說，是否接受19世紀“強權邏輯”為“現代”普世標準，這也是判定中國是否一貫“愚昧野蠻”的前提，而判定中國一貫“愚昧野蠻”，則又是全盤接受19世紀英國“強權邏輯”普世性的條件。而在這個意義上，人們甚至忘記了：使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主導的世界史敘述得以成立的，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場戰(zhàn)爭――即鴉片戰(zhàn)爭的勝負。

　　今天看來，20世紀以來，中國雖然在毛澤東的率領下，以“人民戰(zhàn)爭”的方式擺脫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軍事侵略，但是要真正擺脫西方帝國主義金融壟斷和文化霸權，中華民族要實行真正的獨立和復興，確實還有十分漫長的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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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系作者新著《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降的中國與世界》的第二章 第一節(jié)。

　　[2] 參見伊曼紐爾 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三卷，第321頁，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3] 伊按照沃勒斯坦的解釋，歐洲一般的時間范疇總是與“現狀”和“當下”聯系在一起，因此，歐洲的“國際政治是關于現狀的東西，反映追求自身直接利益最大化的多種力量的互動”。而“地緣政治卻是別樣的東西，它指涉的是一些結構性的制約因素，這些因素控制著世界體系中的主要行為者為求取長期性政治和經濟利益而發(fā)生的互動。”所以，“也可以說，對地緣政治的分析就是對中長期的結構和趨勢的分析�！甭�紐爾 沃勒斯坦，《東北亞和世界體系――處于體系性大危機之世界的地緣政治分析》，牛可譯，《文化縱橫》，2009年第2期

　　[4] Arrighi G，《從東亞的視野看全球化》，載《中國年度學術》，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5]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1－132頁

　　[6]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7年，198頁。

　　[7] 陶希圣，《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一冊，新生命書局，1932年，第5－6頁

　　[8] 參見陶希圣，《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一冊，第175頁，上海新生命書局，1932年

　　[9] Gavin Menzies，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Happer Perennial，2003，P69-70

　　[10] Arrighi G，《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3－209頁。

　　[11] 艾瑞克 霍布斯鮑姆，《1789－1848，革命的年代》，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頁

　　[12] 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1977，rep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7）20，348

　　[13] 羅志田，《后現代主義與中國研究》，《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4] 參見Antonio Gramsci，《獄中札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15] 尼采，《論道德的譜系》，三聯書店，1992年，第6頁

　　[16] 盧卡契《理性的毀滅：非理性主義的道路－從謝林到希特勒》，第273頁。

　　[17] C 施密特，《陸地與海洋》，華東師大出版社，2006年，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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