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從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頒布到現(xiàn)在，一百年間，中國大陸經(jīng)歷了大清帝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歷史階段。歷屆中國政府一共制定、頒布過近二十部國家《憲法》或憲法性法律。壽命最長的不過二三十載，最短的可以用“轉(zhuǎn)瞬即逝”來形容。更令人困惑的是，數(shù)部《憲法》竟然未能把這個古老的國度扶上憲政之路。中國大陸學界的多數(shù)人認為，中國百年立憲史是一部不斷立憲并不斷失敗的歷史。中國百年立憲不得成功的原因究竟何在？如何才能在中國實施憲政？

　　憲法，為限制國家權力而生

　　王建勛：我覺得很多的人，對于《憲法》有一個誤解，或者對《憲法》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有一個誤解。他們總以為呢，只有國家才有《憲法》，或者說《憲法》必須是以國家為依托，才可以存在。在我看來很大程度上，《憲法》是，或者說憲政是反國家的，其實《憲法》的目的是為了對抗國家。國家是一個怪物，在憲政的這樣的一個視野當中，國家是一個吃人的一個怪獸，或者像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一樣，它是非�？膳碌囊粋�東西。那么為了規(guī)范或者限制這個怪獸，那才需要《憲法》。也就是說，從這個意義上講，《憲法》的目的不僅不是為了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而是為了限制這個國家。是為了讓每一個個人都強大起來。

　　全體公民才是憲法的制定者

　　文菲：您和很多專家學者不同的一點，就是您非常看重1922年湖南《憲法》在中國憲政史上的地位，那您為什么會這么看重它？

　　王建勛：首先在1921年的時候，湖南省聘請了13位精通憲法的這些學者或者一些政治家，來為他們關起門來，為他們起草這個，好像是在岳麓書院，為他們起草這個湖南省的憲法。其實他們速度很快，大概花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憲法草案就已經(jīng)拿出來了。當然他們在這段時間，閉門謝客，不見任何人。這個憲法草案拿出來以后呢，湖南又推選了，大概有155個審查委員會的代表，組成一個就是這個湖南省憲法審查委員會，由他們對這個憲法進行逐條的這個審查。這個審查的過程剛開始呢，非常地慢，比如第一天，就審查這個序言，31個字，就爭論了一天，爭論一天。這個審查委員會審查完這個憲法以后，那么由把這個憲法呢，交給由全省的公民來進行全民公決，公投或者說，所有的人都可以投票。

　　文菲：就是說湖南所有的民眾，都參加了投票是嗎？

　　王建勛：應該說相當多的民眾，當時湖南可能有三千萬左右的民眾，當然你要刨除那些年齡這個小的，不到這個18歲的，還有等等之類的。

　　持槍權使公民享有反對暴政的權力

　　文菲：那當我在研究1922年湖南省憲法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很奇怪的一條，那里面就寫著，他允許公民享有持槍的權利。那其實在美國，正是因為公民享有持槍權，導致了每年大約有三萬人死于槍擊，那您是怎么看待這一點的？

　　王建勛：我覺得持槍權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權利，我們通常講，如果說每個人擁有生命權或者財產(chǎn)權的話，其實，其實最好的保護者就是你自己，比如有一天你晚上，你待在家里，半夜里的時候，有人來搶劫，破門而入，你這個時候，你報警根本來不及的，對方可能很快就可以，就可以這個把你殺掉，或什么之類的，這個時候最好保護你的就是自己，就是自己。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的話，這項權力是對抗國家或者說，對抗一個變得專制的這樣的一個政府的一個有力的武器。

　　美國人當時在這個殖民地的時代，他們之所以認為這項權利是他們最重要的權利之一，他們就基于這樣的一種理念，就是當，當一個政府變得腐敗，或者變得專制的時候，人們可以推翻它，可以改變它。那么你推翻和改變它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你手里也有武器。

　　文菲：對，但就是說，所以說，你有沒有想過，當一個人，他擁有一種更強大的武器的時候，他自己的憤怒也會跟著升級。比如說如果說我手中什么武器都沒有，可能是我們兩個人爭吵的話，我也就是忍氣吞聲也就算了，但如果說我擁有槍支的話，那很可能兩個人就會升級，升級為一場你死我活的這樣一場爭斗。

　　王建勛：不一定會如此，因為一方面從這個每年，你比如說，我們總是關注美國或者其他的一些允許公民有持槍權的這些國家，有多少暴力事件，死了多少人，其實我們應該看一看，在沒有槍支的社會，比如我們這樣一個社會里，每年因為，因為這個，他的權利或者自由受到侵犯的人，跳樓跳橋，死的人可能絕不亞于美國這個，這個因為持槍權而死的這個人數(shù)。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不是直接選舉產(chǎn)生

　　王建勛：1954年這個憲法呢，它由這個全國人大來制訂，我覺得這個從主體上來說，這是不適當?shù)�，或者說不合適的，我們說憲法制訂它區(qū)別于普通的法律，它應該由人民制訂，或者是說，當然人民制訂，不一定意味著每一個人直接參與，而是意味著要通過特殊的方式，由特殊的人來制訂，比如你專門為制訂憲法，那么選舉出來一個制憲委員會，專門選出來一些人，為了表決投票，而成立的一個組織。應當是通過這樣的一種方式來這個，這個制訂這個憲法，當然有些國家，干脆是全民公決的方式。我覺得從我們這個1954年這個憲法來看，它沒有讓更多的人參與進去，那人大代表一共才多少人，基本你幾千人，在我們這個社會里是，太小太小的一部分。

　　文菲：就說它的選舉是不公開，不透明的，所以不能代表廣大人民的意志。

　　王建勛：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呢，它因為我們的全國人大代表，是間接選舉產(chǎn)生的，是由這個地方的，地方的，或者說是由這個各省市，直轄市的，然后省直轄市的，又是由下面間接選舉，這一層一層的間接選舉上來的，不是這個選民直接選舉。這是一個問題，當然西方的通常這個議員都是直接選舉，尤其是在下議院的議員，一般都是民眾直接選舉的。另外就是說，從這個選舉的方式上來看的話，它也不是自由選舉，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一個候選人，通過自由的方式來選舉它這些人大代表，而是里邊有很多各種各樣的這個，比如你是不是黨員，等等之類的一些限制。所以導致了這個，就是成為人大代表的人，可能并不真正地能代表人民。

　　中國大陸農(nóng)村應該實行真正的村民自治

　　文菲：那我知道，您自己也是非常支持這種自下而上的憲政改革的，您曾經(jīng)在三味書屋的一次演講中，您提到了，您說中國如果要實行自下而上的憲政改革，那首先要從村莊和社區(qū)的自治實踐和政治實驗開始，那能不能給我們具體說一下您的想法？

　　王建勛：就是說，中國這個立憲的話，在我看來應當走一個自下而上的這種路子，從鄉(xiāng)村社區(qū)立憲開始，當然有人可能會說，我們現(xiàn)在不是在搞什么村民自治，社會自治，怎么沒發(fā)揮作用，或者是鄉(xiāng)村的選舉，已經(jīng)選舉了二十年了，怎么也沒有見到什么效果呀。那么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是，其實也就是，就是說現(xiàn)在這個村莊和社區(qū)的這個自治，不是真正的自治，這個真正的自治的話，在我看來應當有一個，每一個村莊和社區(qū)，為他們自己制訂他們這個村里的根本法，或者憲法，而不是像今天一樣，今天是我們國家通過一個什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為大家已經(jīng)規(guī)定好了，你們每個村莊怎么做，你們這個村里要選幾個這個村委會委員，什么必須有一個婦女主任什么等等之類的。

　　實施憲政最終取決于每一個公民

　　文菲：那其實前不久，我也看了一篇文章，就是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的院長季衛(wèi)東寫的一篇文章，那他其中說到，中國憲政改革的最大阻力，就來自于上層的，上層的這種利益。那可以說，就是由少部分人壟斷了中國的經(jīng)濟利益，而這部分既得利益者，他們是深化改革，是持著一種抵觸心理的，那您認為是應該怎么解決這一問題？

　　王建勛：西方人獲得這種自由或者法制的過程，一直都是一個不斷斗爭的過程，不斷地施加壓力的這樣的一個過程，雖然在上層里邊，也許有一些開明的人士，或者是改革派，但是主要的動力其實還是來自于下面，下面也有這種要求改革的這種訴求，和這種不斷施加的這種壓力。

　　迫使這個，這些既得利益者呢，來改變自己，或者放棄一些。我覺得從，從這個長遠來看的話，這種，這種改變?nèi)匀皇莵碜杂诿癖姷倪@種壓力，當我們的權力和自由受到侵犯的時候，我們要不停地來這個呼吁，就是來保護我們的權力和自由，來爭取，通過各種各樣的努力和方式來爭取，而不是指望著別人，或者說，指望著這個社會，這個體制，它自己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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