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讀大學的時候，就知道姚文元了。與北京的李希凡相對應(yīng)，人稱“南姚北李”，是文藝理論方面嶄露頭角的新人。

　　認識姚文元，則是在五九年底，作協(xié)上海分會召開的文藝思想批判座談會上。我和戴厚英等一批來自高校中文系的學生，是在會議中間參加進去的。會議以批判十八、十九世紀西方文藝復興時期資產(chǎn)階級創(chuàng)導的人道主義、人性論為題目，針對的，卻是國內(nèi)文藝理論界。因為，他們張揚人道主義、人性論，從輿論上影響了，乃至妨礙了黨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的貫徹。

　　起初，參加會議的是各大院校中文系的老師們、報刊、出版社的編輯們。但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都曾深受西方文藝復興時期資產(chǎn)階級文藝理論的影響，并且，繼續(xù)把資產(chǎn)階級的東西奉之為當時文藝理論領(lǐng)域的經(jīng)典。批判會自然開不下去了。于是，有關(guān)方面和會議的主持方作協(xié)上海分會黨組，從本市的三所高校中文系，調(diào)集了一批學生和青年教師參加會議。與老師們、編輯們唱起了對臺戲。

　　在這個批判會上，我認識了姚文元。當時，姚文元是作協(xié)黨組成員。黨組成員輪流主持會議。但姚文元似乎從未主持過會議，也很少在會上露臉。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卻是在一次會議組織的聯(lián)歡活動上。批判會從五九年底開到了六零年初。元旦過后不久，會議即將結(jié)束時，作為慶賀會議勝利閉幕的余興。作協(xié)在滄浪亭擺了十幾個臺面。請與會者們吃一頓。飯后還有舞會。正當大家濟濟一堂，盡情享用著三年自然災(zāi)害期間難得一嘗的菜肴時，只見一個穿著灰布軍便裝、戴一頂耷拉著帽舌的灰布軍帽的人，在席間穿來走去。似乎在尋找著什么東西。這就是姚文元。

　　與我同桌的作協(xié)黨組秘書郭信和，眼光追隨著姚文元，咯咯的笑個不已。姚文元意識到他要找的東西在我們這一桌，就走了過來。他只是瞧著郭信和，不尷不尬地站在那里。也不說話。郭信和笑道：小姚，你走來走去的干嗎呀？是不是想早點溜回家去陪金英�。恳ξ脑獓肃橹�，只見嘴巴在動，不知在說些什么。郭信和這一鬧，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尤其是在作協(xié)機關(guān)工作的人，都湊過來了。七嘴八舌地要姚文元拿錢出來請客。這才知道，姚文元又拿到稿費了。再看姚文元，這哪像是個大作家呀？也不見有一點斯文相。最后，還是郭信和出來打了圓場，把被她藏了起來的姚文元的一只黃綠色軍用背包，遞給了他，說，今天就放你一馬啦�？丛诮鹩⒌拿孀由稀？停�總該請一請的吧？交給我了。實報實銷，如何？姚文元接過背包，依然不吱一聲，轉(zhuǎn)過身去，逃之夭夭了。

　　看著姚文元離去的身影，我忽發(fā)奇想。都說文如其人。事實恐怕未必。姚文元寫的文章，我讀過一些，文筆相當?shù)臐娎薄＿壿媷烂�，條理清楚。而眼前的這個姚文元，如果在他背著的背包袋里，戳一桿秤桿子出來，這不就活脫脫一個上門收購舊書報雜志者的形象嗎？

　　憨厚中帶著窩囊。

　　姚文元成為我的指導老師，是在我分配到作協(xié)文學研究室工作之后。作協(xié)四十九天文藝思想批判會結(jié)束以后，參加會議的學生和青年教師，大部分回學校去了。復旦、師大、師院三所院校的中文系，各有兩名學生被留了下來。作為大學畢業(yè)生，正式分配到作協(xié)機關(guān)下屬的文學研究室工作。我和戴厚英都在其中。我們雖然學的是中文系專業(yè)，但在文藝評論上總歸是新手。因此，作協(xié)黨組安排了這方面的專家，作為我們的指導老師。凡是我們寫的文章，照例，必須先交給指導老師看過。同意后，方能拿出去發(fā)表。姚文元被指定是我的指導老師。姚文元雖然也是作協(xié)黨組成員，卻從不見他坐班。連他的人都極少照面。只是在我剛分配到文學研究室工作時，輔導我寫過一篇小雜文。以后，就再也找不著他了。

　　他也許從來就沒有認我這個門生。

　　但在我來說，不管怎么樣，一朝為師，終身是師。人間尚有“一字”師，我就曾有過這么一位“一文”師。我曾因工作需要，閱讀過他寫的大部分文章。當時，對我的這位“一文”師還是很佩服的。

　　在單位里找不著他。六四年，我隨孔羅蓀去丁香花園寫批判托爾斯泰文藝思想的文章時，卻又經(jīng)常能夠見到。

　　見了面，彼此也不招呼，更不對話。就跟陌生人似的。

　　丁香花園內(nèi)，有一個很大的園子。園子邊上有一條水泥鋪的走道。工作之余，我常常會踩著從伙房偷偷弄出來的黃魚車，在走道上兜著玩。一般人都以為，踩黃魚車與踩自行車是一回事。其實并不。把握黃魚車的籠頭與把握自行車籠頭使的力有所不同。胡錫濤是騎自行車的能手，他見我這個騎自行車要有人在后面扶著的人，騎著黃魚車悠游自在的樣子，挺不服氣的。他要和我比拼踩黃魚車。

　　擂臺擺起，華東局《內(nèi)刊》編輯部的人和寫作班子的人都來助興。姚文元當時也在場。這次比拼的結(jié)果是，胡錫濤踩著黃魚車，一頭撞到走道邊的夾竹桃樹叢里。夾竹桃的枝椏挑落了他戴著的眼鏡。幸好，人沒傷著。

　　此情此景，圍觀的人們驚驚咋咋的。唯獨姚文元，視而不見似的，雙手抱胸，站在一邊，一聲不吭。

　　事后，我問胡錫濤，姚文元與他下棋的時候，是不是也這么冷漠？不茍言笑？胡錫濤說，才不呢。輸了棋，他會耍賴。

　　六五年，姚文元關(guān)起門來寫《海罷》的文章，作為他的助手，羅思鼎小組辦公就在武康路２號二樓，也是處于戒備森嚴的絕密狀態(tài)。可能是為了來羅思鼎小組處查找資料，或者與他們一起研究文章上的事情，在此期間，姚文元曾到武康路２號來過多次。見到我，也跟不認識似的。每次來，都會留下到吃了午飯再走。姚文元衣著非常隨便。吃飯似也極不講究。武康路２號一天三餐都是從延安西路市委機關(guān)食堂送來。一般情況，送飯師傅每次都會稍稍地多帶幾份飯菜。一方面讓就餐者有點選擇余地。一方面，萬一來了客人，也可以應(yīng)急。姚文元留下吃飯，從不要求通知食堂增加飯菜或帶點好菜。到了吃飯時間，隨便拿上一份，有坐就坐，沒坐就站著。唏哩嘩啦地吃了起來。碗里的飯菜倒是吃得干干凈凈的，但在他的嘴邊、乃至衣襟上，都會留下不少的飯粒和菜汁。他一點不在意�？嫔纤�的那只幾乎永不離身的黃綠色軍背包。招呼也不打一個，一走了之。

　　從作協(xié)四十九天文藝思想批判會之后，到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姚文元一直是文革前上海市委的筆桿子、喉舌。文章的任務(wù)一篇接著一篇。篇篇都是政治任務(wù)。他的拘謹、極少與別人溝通，恐怕與他的工作性質(zhì)有著很大的關(guān)系。試想，與人交流，說一些今天天氣哈哈哈，你好我好大家好之類，沒意思。而他撰寫并發(fā)表評《海罷》的文章，是毛主席親自在那里指揮，當時的市委書記陳丕顯、曹荻秋等人一起參與過討論，這些，他能說嗎？當然不能。我有點同情他，他仿佛是生活在一個不允許與別人溝通、只能自閉的境地之中。因為，他充當?shù)氖钦�治傳聲筒的角色。所以，對他的種種不近人情之處，也就只有理解兩字而已。

　　六七年初，姚文元與張春橋一起受中央文革指派來上海指導工作。他在武康路２號和張春橋一起會見了寫作班徐景賢、朱永嘉等人以后，單獨留了下來。當時，正值晚餐時，我們已經(jīng)吃得差不多了。正好還剩余有兩份冷飯、冷菜。他和羅思鼎小組的朱維錚兩人就這樣吃了起來。

　　六七年初的武康路２號，夸張點說，有點像列寧攻打冬宮前的斯莫爾尼宮。它是造反派們活動的中心。底樓、二樓辦公室人來人往，亂哄哄的。羅思鼎小組的人把姚文元帶上了三樓寢室。我也跟了上去。

　　姚文元就這樣一邊站著，飯粒、菜汁飛濺地吃著，一邊與羅思鼎小組的人有說有笑。從認識姚文元以來，我是頭一次看到他和周圍的人有說有笑的模樣。仔細打量這時的姚文元，一身戎裝。軍大衣披著。看上去，雖然并不顯出英武，但以往的邋遢相是全然不見了。只有吃飯時的一副吃相，依稀還是當年模樣。也依然不和我招呼，形同陌路。

　　徐景賢考慮到他現(xiàn)在的身份，回家多有不便。就把他的愛人金英接到武康路２號。于是，我的宿舍就成了他們夫妻鵲橋相會的地方了。我?guī)е�姚文元下樓到我的宿舍。他愛人金英已�?jīng)在那里了。我不認識金英，姚文元也不給我介紹。

　　正在我要離開的時候，忽然想起一件事。五十年代，姚文元的關(guān)系還在作協(xié)機關(guān)的時候，曾認購過５００元公債券。一直存放在作協(xié)機關(guān)主管后勤的楊仁初那里。文革以后，單位里亂哄哄的。楊仁初怕萬一丟失，對姚文元沒個交代。便把這５００元公債券交給了我。讓我得便時轉(zhuǎn)交給姚文元。

　　當我到樓下辦公室里取了公債券返回宿舍的時候，房門依舊開著。只見夫妻倆相對而坐，剛才與羅思鼎又說又笑的姚文元又不見了。他對我去而復返，問也不問。我把公債券遞到他手上，他隨手往桌子上一放。我急了。５００元，幾乎相當于我大半年的工資。楊仁初把它托付給我，我是有責任的。我說，你倒是放放好啊。姚文元用他那雙水泡眼瞪了我一下。總算把公債券塞到軍大衣的口袋里去了。

　　我轉(zhuǎn)身替他關(guān)上了房門。我的宿舍，雖然在整幢樓房的一個角落。萬一給人發(fā)現(xiàn)，我倒是沒有什么，姚文元豈不麻煩？

　　此時此刻，上海的造反派還不知道張春橋、姚文元已經(jīng)到了上海哩！

　　我與姚文元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guān)系？老實話，說不清楚。領(lǐng)導與被領(lǐng)導？不那么直接。我與他中間，隔著好幾級階梯呢。師生？我是這樣想的，可他未必認同。朋友？更是八桿子打不著的事。反革命團伙？豈非把毛澤東推到了反革命團伙頭子的位置上了？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那末，為什么我們又時常會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呢？

　　　　從五九年起，在作協(xié)文藝思想批判會認識；

　　　　一起參加全國第三次文代會；

　　　　輔導過我寫文章；

　　　　一起在丁香花園，武康路２號文革前市委寫作班共過事；

　　　　在他和張春橋的促使下，文革前市委寫作班集體造反；

　　　　造反后，武康路２號一度成為他和張春橋與上海各路造反英雄們的會所；

　　　　《朝霞》叢刊創(chuàng)刊號，送給上海市委所有領(lǐng)導人手一冊，只有他表示支持與鼓勵；

　　　　看到《外國文藝摘譯》以后，也只有他，提醒編者，每期刊物的前面，必須有導讀文章，對資產(chǎn)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東西有所批判；

　　　　《朝霞》事件后，他對蕭木說，正式任命我擔任副主編，是否對工作更有利……

　　　　一直到后來七六年五月的那次談話。

　　不知道姚文元怎么看待這些關(guān)聯(lián)。我覺得，無非是黨內(nèi)思想路線、派別斗爭的需要罷了。只不過，他是車馬炮，我是小卒子而已。

　　七六年五月，我在濟南魯迅著作注釋座談會后北上北京，原本是只去見張春橋的。不知為什么，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把我找了去。當時我猜想，多半是《朝霞》事件的關(guān)系。姚文元在《朝霞》事件之后，曾要蕭木帶信給徐景賢，要他認認真真地再讀一讀馬克思的《哥達綱領(lǐng)批判》，去掉一些私心。他這次把我找去，也許是對我在《朝霞》事件中的表現(xiàn)的一種支持和鼓勵。

　　在見過張春橋后的一天晚上，蕭木把我從《紅旗》雜志社的招待所接到姚文元的住處。我曾一直以為姚文元和張春橋是在一起辦公的。蕭木告訴我，毛主席提醒王、張、江、姚不要搞上海幫以后，姚文元就主動搬出釣魚臺了。

　　也許因為是夜里的緣故，視覺有些模糊。姚文元的住處，像是一所過去京官們住的，有好幾進深的老房子。姚文元的秘書接著我們以后，在黑咕隆冬的走道里，彎彎繞繞走了好些時候，才來到一間感覺大而無當?shù)臅�議室。會議室只在進門的一頭亮著燈。整個房間昏昏暗暗的。桌椅、墻壁看上去都非常陳舊。我們還沒坐定，姚文元就進來了。

　　話題自然從濟南召開的魯迅著作注釋座談會說起。姚文元自己也是魯迅研究者。對這次會議似乎一直很關(guān)注。他說，周海嬰（魯迅之子）給有關(guān)方面寫了一封信，提出，當前在魯迅的研究上，存在著否定一切的傾向。這就是召開這次座談會的起因之一吧。

　　還說，《光明日報》的內(nèi)參上，有你在這次座談會上的發(fā)言摘要。我們都看到了。你的觀點是對的。否定也是繼承的一種方式。否定一切就不對了。魯迅說的“拿來主義”，倒洗澡水不要把澡盆里的孩子都倒掉了。都是這個意思。

　　接著，講到發(fā)生在一個月前的天安門廣場事件。他說，當時，政治局的人都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站在會議室的窗前，可以看到廣場上的景象。人頭攢動，一點不亞于毛主席接見紅衛(wèi)兵時那樣的場面。現(xiàn)在看來，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門廣場事件，實際上也是暴力。還是恩格斯說得對，階級斗爭，最終還是暴力解決問題�！沧ⅰ�

　　從姚文元處出來，我問蕭木，房子這么大，又這么破舊。辦公廳的人怎么也不幫忙收拾收拾？蕭木說，他們哪里會把姚文元放在眼里。姚文元身上穿的軍大衣，好幾年了，都磨破了。沒人管。還是張春橋說了話，他們才給Q了一件。

　　“四人幫”剛垮臺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社會上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對林彪，一下子就恨起來了；
對劉少奇，是恨了很久才恨起來；
對鄧小平，是怎么也恨不起來；
對“四人幫”，則早就恨在心里了。我后來想，是不是辦公廳的人在那時候就把姚文元恨上了？

　　回到住處，我把姚文元剛才說的那些話，盡可能地寫了一點回憶筆記。我覺得，朱永嘉對我這次來北京的期望值是太高了。指望著我能多拔幾根雞毛，拿回去讓他當令箭來使。其實，我心里明白，張、姚想見我，決不是要我去匯報工作。或是想通過我傳達什么。既非匯報工作，又沒有傳達的義務(wù)。所以，在見他們的時候，沒有做筆記�；氐阶∷�，趁著記憶猶新，記上幾筆備忘。主要是回寫作組對朱永嘉有個交待。

　　我是住在《紅旗》雜志社用來接待來京寫作或修改文章的作者的招待所里。與我大學時住的學生宿舍差不多。簡陋得很。而且我住的這間房，房門正對著燒水的鍋爐間。人來人往的十分嘈雜。

　　叫我更頭痛的是，每當我見過張或姚的次日，胡錫濤都會到我的住處，軟磨硬逼，要我透露一點“新的精神”給他。我是一句沒有。為此，胡錫濤從此不再叫我的名字。就叫我阿慶嫂（樣板戲《沙家浜》中的主角）。滴水不漏。我回敬他，叫他胡司令（樣板戲《沙家浜》中的反角，草包司令胡傳魁）。

　　胡錫濤是個滿世界跑的人。從北京到上海，凡是見到熟人，就說我這個人不夠朋友。是個絕情之人。我一點也不生氣。因為我也是個編輯，知道“上面的精神”對于編輯來說，確是至關(guān)重要。但，一則，實在是無“精神”可說，再則，即便有，按著我的個性，我也不會張揚的。

　　“四人幫”垮臺以后，當《紅旗》雜志社的清查小組要胡錫濤把七六年五月我去北京的事說說清楚的時候，他對姚漢榮說，當時，真是恨死了這個人�，F(xiàn)在，感激涕零。阿慶嫂滴水不漏，還真是救了他一把。因為，無論是北京還是上海的清查組都認為，七六年五月我去見張、姚，與七六年十月發(fā)生在上海的所謂反革命武裝叛亂有關(guān)聯(lián)。如果當時，那怕我只跟他說上一句、兩句，他就給攪到陰謀武裝叛亂的事件中去了。倒一輩子霉去吧。

　　從北京回上海后，連家都沒回，朱永嘉把我直接從機場接到寫作組。等著現(xiàn)炒現(xiàn)賣。那天正好是星期天。辦公室里除了朱永嘉、王知常、還有徐景賢，沒有其他人。我根據(jù)自己的回憶筆記，把張、姚對我說的話，盡可能詳盡地作了匯報。完后，我的記事手冊就一直放在辦公桌的抽屜里。所以，在“四人幫”垮臺前，除了前面說的三人，再加上蕭木（在北京與王、張、姚見面的事，都由蕭木安排并陪同）。沒有向任何人再說過此事。包括我的丈夫張春生。

　　在認識姚文元這長長的十幾年里，他總共和我說過幾句話，屈指可數(shù)。而七六年五月的那次談話，我在他那里待的時間前后不到一小時，他對我說的話，卻是比十幾年加起來還要多得多。

　　　　在我見到的三個人中，他也是說話最多的一個。

　　　　張春橋是聽我說，只是表露出他很愿意聽的樣子。

　　　　王洪文，則是話沒有說上幾句，就忙著吃喝玩樂。之所以見我，恐怕是做給張春橋看的。

　　從六七年初，姚文元與張春橋受中央文革委派，聯(lián)袂回上海指導工作，并且，從此以后，凡是公開場合，有姚必有張，有張必有姚。像個連體人似的。這種現(xiàn)象，在從古到今的官場中，不能說絕無僅有，也是極為少見。而且，在我心目中，姚文元和張春橋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因此，一直以來，有一個奇怪的想法總是揮之不去。他們之間的聯(lián)合是一個怎樣的聯(lián)合？也許因為姚文元是個文人，而張春橋是個政人。文人要有所依附，政人要有所宣揚，互相需要罷了。但從姚文元和我的談話中，使我感到，更主要的，恐怕還是因為姚文元和許多文人一樣，對權(quán)力的興趣，不及對文章的興趣。他的有關(guān)階級斗爭的種種理論，從老祖宗們的經(jīng)典中來，然后運用到他所寫的文章中去。寫得頭頭是道，而在實際的權(quán)力場中，卻是一個沒有實踐能力，或許，是個不想去爭去搶的權(quán)力盲。所以張春橋能夠與之聯(lián)合。

　　姚文元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書呆子。

　　一九八○年底，我從看守所出來，被安排在市印刷六廠包裝車間勞動已經(jīng)一年多了。忽然有一天，宣傳部負責與我聯(lián)系的人通知我，收拾行李去北京。

　　當時，林彪、“四人幫”一案即將開庭審理的事已有耳聞。把我叫去，自然是陪“四人幫”接受審判。家里的人有些緊張。我倒還好，死豬不怕燙。反正就這么一回事吧。與我同機前去北京的人中，我認識的就一個，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到達以后，何秀文就與我分開了。聽說，他去了部隊的招待所。我被安排在西苑賓館。

　　巧了。一九六○年，全國第三次文代會，上海代表團的住地，就在這西苑賓館。物是人非。昔日的堂上客，今日已是階下囚了。

　　我住在賓館底層浴室對門一間可能是臨時拾掇出來的房間里。電燈、電話俱全。洗澡就在對門。行動是自由的。

　　至此，我還不知道叫我來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過了一、二天，可能是檢察院的人，通知我，要我在審判“四人幫”的法庭上指證姚文元。指證他是如何通過與我的談話為上海武裝叛亂出謀劃策的罪行。

　　莫明其妙

　　“四人幫”垮臺以后，關(guān)于七六年五月姚文元與我談話的這件事，毫不夸張地說，交代過不下幾十次。但我敢肯定地說，沒有一次是把姚文元的這次談話與上海的武裝叛亂相聯(lián)系的。檢察院的這一事實從何而來？而且，在通知我作證之前，既沒有問過我愿不愿作證，也沒有向我這個證人核實證詞。這個被譽之為世界矚目的審判，在這些細節(jié)之處，也太不講究司法程序了吧？

　　雖然，我是“四人幫”一案的涉案人員。但對這次審判，和許多人一樣，寄以厚望。一方面，通過司法介入來解決共產(chǎn)黨內(nèi)的思想路線斗爭，史無前例。感到新鮮。還有點莫名的興奮。畢竟，此舉說明，我們的社會在進步，想到要法治了。另一方面，希望通過審判，能解開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一個心結(jié)，“四人幫”究竟是怎樣陰謀篡黨奪權(quán)的。

　　現(xiàn)在倒好，要我為姚文元這一子虛烏有的罪行出庭作證。說有，是偽證。說沒有，是拒不作證。這不里外不是人嗎？

　　思之再三，我給有關(guān)方面寫了一份思想?yún)R報。提出了我對要我指證姚文元這件事情的看法。其一，姚文元在我七六年五月去北京見他時，的確對我說過，階級斗爭最終還是暴力解決問題這樣的話。但他同時還說，這是恩格斯說的。他是用恩格斯的關(guān)于階級斗爭的觀點來看文化大革命，來看天安門廣場事件。這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的一句套話而已。其二，姚文元對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是在七六年五月的北京。我回上海向?qū)懽鹘M領(lǐng)導朱永嘉匯報，也是在七六年五月份。而上海的武裝叛亂，發(fā)生在七六年十月份。姚文元怎么可能未卜先知？

　　思想?yún)R報交出去以后，過了幾天，來了許多人，房間里坐得滿滿的。像是主持與我見面的人（來的人，我一個都不認識。既不自報家門，也沒人向我介紹。我不知該怎么稱呼）說，我的書面意見，有關(guān)方面知道了。他們之所以今天來找我，是要我當著他們的面，再次闡明一下自己的想法。這有何難。思想?yún)R報上怎么寫的，我就怎么說了。并且，再三聲明，我不是拒絕作證。只是從這次世人矚目的審判，怎樣才能經(jīng)得起歷史的檢驗的角度來考慮的。

　　坦白地說，如果一定要我上法庭作證，那末，到了法庭上，非但不是指證，反過來為姚文元辯解的事，我也不是做不出來。但我不是一個奸刁之徒。遇事當面敷衍，臨了來個突然襲擊。這種有悖于為人之道的事，我也決不會做的。我想這滿屋子的人中，總會有幾個明白人在里面吧？

　　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時，想得最多的，當然還是這次審判“四人幫”的事。司法介入黨內(nèi)兩條路線斗爭。史無前例。是個進步。但是，也許正因其沒有先例，看上去總有些走樣的感覺。

　　證人出庭作證，本是檢察部門的事。可是，通知我來北京的，是上海市委宣傳部。這又是那一出？證人的證詞，未經(jīng)核實，就要求其出庭作證。有這樣的規(guī)矩嗎？還有，檢察部門是從哪兒取的證？從證人的交代材料中？我從未有過姚文元七六年五月與我的談話和七六年十月上海發(fā)生的“武裝叛亂”有關(guān)聯(lián)的交代。那末，是從徐景賢、朱永嘉、王知常的交代材料中？也就是說，從張三或李四那里取證，叫王二麻子出庭作證。鬧到最后，還不是事實。

　　司法的嚴肅性何在？

　　這次開庭審判“四人幫”一案的時候，有關(guān)方面一再強調(diào)、反復重申：要經(jīng)得起歷史的檢驗。那就交給歷史檢驗去吧！

　　節(jié)錄自《生逢其時——“文革”第一文藝刊物〈朝霞〉主編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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