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和遇羅克一道被處決的王佩英，是一位英雄的母親。五十元工資撫養(yǎng)七個孩子，還擁有高度的政治覺悟與無畏精神。文革后，她兒子張大中艱苦奮斗，成為一名企業(yè)家。

　　陳昭宜為慘死的父親建墓

　　去年清明節(jié)前，張大中先生寫了上面的文章，印出來分贈同事親友，以紀念他的母親。

　　前年我認識張大中先生，是通過他和我的共同友人陳昭宜。昭宜的父親陳信德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日文老師，中國最好的一部日文語法書的作者。文革中，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在全校萬人大會上，北京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領導人宣布，按照“抗拒從嚴”的“政策”逮捕他，把他從人群中抓出來戴上手銬塞進汽車帶走。三個月后他在山西長治監(jiān)獄中死亡。我尋訪和記錄文革受難者，朋友幫忙在人海之中找到了他的女兒，我們得以相識。昭宜是個道德觀念堅定明確，而且有擔當、有決斷的女子。這種品質(zhì)至關重要。一九九五年她到山西找到了父親的遺骸作了安葬。據(jù)我所知，在北京大學的六十三名文革受難者中，她的父親是唯一有墓的人。

　　陳昭宜在她父親死后認識張大中。作為“黑五類”子女，他們被分配做收入最低，也最苦、最不安全的工作。昭宜對我說，張大中母親在文革中被判了死刑，你應該記載她的名字。

　　我很快給張大中先生打了電話。我先介紹了自己是誰以及為什么跟他聯(lián)絡。這樣的電話采訪和這樣的開場白我已經(jīng)做了很多很多次，但是依然每一次都有點緊張，因為不知道會得到什么樣的回應。懷疑？拒絕？驚恐？甩電話？還是友好爽快的回答？這些我都遇到過。

　　張大中談母親的生與死

　　這一次，我聽到的回答與前都不同。他說：我有你的書。我買書的時候說，還有這么有心的人，寫出來這么多文革死的人。

　　電話的那一端，好像就是在同一個房間里，他已經(jīng)取來了我的那本書。我松了口氣，知道接下來的談話會不那么緊張耗神�！段母锸茈y者》在二○○四年出版。我做了上千個訪談，在那本書里記錄了六百五十九名文革受難者的故事。書出版幾個月后，有人匿名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用很污穢的語言罵我，甚至謾罵撰文稱贊過這本書的人。那意圖很明顯，就是要所有為受難者發(fā)出聲音的人閉嘴。然而我也知道，還有另一種人在閱讀和傳播這本書。這本書把一些素使相識的人聯(lián)絡起來。

　　梳辮子的母親王佩英。

　　張大中給我講了他母親的故事：

　　我的母親名叫王佩英，生前在鐵道部設計院幼稚園工作。我的父親抗日戰(zhàn)爭時期是流亡學生，在開封認識了我母親并結婚。母親是當?shù)匾粋�富裕商人的獨生女兒，在開封女子中學讀書。父親在抗戰(zhàn)時加入了共產(chǎn)黨，后來帶著母親先到鄭州再到北京，在鐵道部當科長。一九六 ○年父親因病去世，母親帶著七個孩子過活。從一九六三年開始母親寫一些東西，批評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她要求退黨。工作單位把她送進了精神病院。

　　父親去世后，按照規(guī)定補助了一年工資。母親的工資是每月五十元。她帶著七個孩子，確實很難，有時候會心情不好。但她平常是正常的。她和家人談論社會上的一些問題，都是正常的。我也看過母親寫的詩。有點像人們所說的“打油詩”。不能說那些詩是非常了不起的偉大的詩，但意思是順的，邏輯也不混亂。

　　一九六五年，我每個星期天去安定醫(yī)院（注：北京的精神病�？漆t(yī)院）探視。母親還經(jīng)常寫。她說她光明磊落。她寄出去，寄給黨中央。她表達了她的不滿。我那時候不太懂，只是覺得恐懼，還覺得不光彩。

　　在醫(yī)院里，有一次，她說讓我們兄弟姐妹去照一張照片，“讓我看著你們”。我們就一起去照了相。還有一次，也是在醫(yī)院里，她跟我說：“兒子，我罪很重，以后可能連累你們�！蔽耶敃r沒有當回事，只跟她說，您別說這些，好好養(yǎng)病。那時候我上中學。

　　文革中，康生（注：職位最高時是第四號人物）有一個專門對精神病人的批示，說對“精神病人要具體分析”，意思是精神病人中有反革命。一九六八年，安定醫(yī)院把母親趕了出來，宣稱她沒有精神病。他們要母親工作單位把她領回去。單位里是軍宣隊，把她關進“牛棚”（設在單位里的關押本單位工作人員的監(jiān)獄）勞改。從此以后，我再也沒能見到母親。

　　文革后，我走訪了和母親一起關“牛棚”的人。一位俄文翻譯，兩位老干部，和我母親在一個屋子里關過三個多月。她們講了她被抓走那天喊了什么，被打成什么樣子。她們也說到“牛棚”里的一些細節(jié)。她們說，在那里每天乾造反派派給的活兒，我母親干得麻利、專注。清理爐渣，她把沒燒透的煤核都撿出來再燒。倒騰大白菜，她把白菜碼得平平整整，還找來長木棒，橫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層大白菜碼在橫棒上，好讓空氣流通。那時候她們的工資都被扣，只發(fā)很少一點錢，而且在食堂吃飯不許買肉菜只許買素菜。可是我母親為了省錢，連素菜都沒有買過，天天窩頭咸菜。她告訴她們她想念家里的孩子們，特別想念我小妹妹，也是我家唯一的女孩兒。她們說她是個神志健全心地善良的女人。

　　她們說，我母親在“牛棚”里寫了一些小紙條，出去勞動的時候散發(fā)了。造反派發(fā)現(xiàn)后，闖進“牛棚”就把她按倒在地，拳打腳踢，毒打完又逼她“交代反革命罪行”。但是她一聲不吭。她們勸她別寫了，那沒有用。她說，我和你們不一樣。你們會出去。（意思是我不會了。）她們說，我母親是“寧死不屈”。

　　一九六八年的國慶日，中午，“牛鬼蛇神”也被押到食堂。飯?zhí)美锶撕芏�。我母親站到人前，大聲地說出：“打倒毛澤東”。一幫“革命群眾”涌過來，把母親打得昏死過去，又送公安局。此后沒有任何手續(xù)，在公安局關了一年四個月。

　　一九七○年初，我哥哥的單位在北京修地鐵，說單位里討論反革命名單，有她。那時候把這種材料發(fā)到每個單位“教育”大家，老百姓有多大怨言也不敢說。我媽媽一月二十七日判決，立即執(zhí)行。我那天晚上六點才知道。在馬路邊上，聽到參加“公審大會”的人議論：在工人體育場……公判大會。街道委員會把死刑判決書貼在我們院里，白紙黑字，上面還有紅勾勾。

　　三個月后，有個人到家里來，說是法院軍管會派來的，拿了一張紙，要簽字。我哥哥簽了字。他說了沒幾句話就走了。印象里這個人穿戴不太整齊，隨隨便便的。他拿的那張紙給我們看了，沒有留下副本。是不是判決書？沒有給家人送過判決書。那是一份表格似的東西。

　　一九七七年，我為母親申訴。母親說的那些話，寫的那些東西，確鑿無疑。她“攻擊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是真的，喊口號也是真的，“打倒毛澤東”也是真的。但是她曾經(jīng)被送進過精神病院也是確實的。后來就以“精神病”為理由，一九八○年給我母親平了反。

　　死刑沒有判決沒有記錄沒有程序

　　張大中母親的生和死，透過幾十分鐘的講述，用以上兩千字寫記下來。盡管我已經(jīng)聽到和寫下上千個受難者的悲慘故事，依然感到透不過氣來的壓抑和難過。我不知道說什么才好，只是告訴張大中：我這里有你母親的材料。

　　在那份從舊貨攤子找到的材料上，有二十名“現(xiàn)行反革命”的判詞。其中只有遇羅克，編號為一○，是已經(jīng)進入公眾視野的一位英雄。那另外的十九人呢？他們到底是誰呢？在同一時期還有許多別的判決書，那上面被作為“反革命分子”判死刑或者長期徒刑的人，又是誰呢？在真實的生活中他們是什么樣的人呢？這些已經(jīng)無法出聲的受難者的家人在哪里呢？我一直想把他們一一尋找出來，記錄下來。

　　在那份材料上，張大中母親的編號是十一。說她散發(fā)了一千六百份“反動” 傳單，這數(shù)量不是真的，但是她確實寫過反對文革和毛澤東的詩和文章。然而即使在這個已經(jīng)大大夸大事實的判詞里，書寫“反動”文字也只是她唯一的“罪行”，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在中國古代，只有殺人和謀反才判死刑。在斯大林三十年代的“肅反”中，幾百萬人被送去“勞改營”，他們的“判決書”上寫著“根據(jù)法律第五十八條第一或者第二或者第三……款”作出判決。判決王佩英死刑卻沒有援引任何法律條文。至于懲罰標準，在納粹德國，集中營的規(guī)章說：任何人在書信或別的文件中詆毀國家社會主義黨或者政府元首者，禁閉兩星期和鞭打二十五下。（見《第三帝國的興亡》英文原版二七二頁。此書有中文版，董樂山翻譯。）

　　在法律程序方面（在法律上“程序”是特別重要的），對王佩英根本沒有開庭審判，哪怕是裝樣子的審判都沒有過。她被判處死刑，不能上訴。她被殺害，家人根本沒有得到通知，也不能去告別。她也不能留下遺言。被判刑者上訴的權利在中國古代是有的。正史上記載李斯在刑場上懷念帶著黃狗打獵的日子，歷史小說中華佗醫(yī)生把他的著作托付給了獄卒，戲劇中有竇娥在被處死前宣稱上天將六月降雪以證明她蒙冤。在張大中的母親案里，這些權利全都沒有。那時文革的“打擊反革命運動” 正在中央文件的統(tǒng)一指導下在全國進行。因言論可以判處死刑，判死刑后不準上訴立即執(zhí)行，都是中央文件里明文規(guī)定的。不通知家屬，不發(fā)給家屬判決書，北京上海全國都一樣。這個“革命”如此徹底，不但把幾千年來死刑的定罪標準改變了，還把死刑的判決程序改變了，并且把死刑的執(zhí)行方式也改了。

　　張大中先生后來寄來了他母親的一張照片：一位梳辮子的母親，樸素，沉靜，溫和，穿過生死的界限，她從照片上看著我們。

　　王佩英是一個幼稚園的阿姨，也是一個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見的人，這本來是每個人生來應有的權利。然而，在不準批評權力當局不準批評最高統(tǒng)治者的年代，一個有不同聲音的人就成了“精神病”人；
在法制不存、暴力肆虐、迫害橫行的文革中，死刑更進一步成為對持有不同聲音者的最“方便”和徹底的“解決”方式；
即使在文革被否定之后，也只能以“精神病”為理由得到平反，而不是明晰宣布：要有言論自由，不能以言論治罪。

　　實際上，今天我們連她的言論都無從得知。除了“平反書”和判詞，看不到關于她的檔案資料，也看不到她為之付出了生命代價的詩文。這場革命的后果是如此干凈徹底，后世人既不知道受難者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們的遭遇，更不知道他們的思想。

　　我沒有真的見到過像張大中的母親這樣勇敢而堅定的人，也不能確定這樣的人在現(xiàn)實中可能起到什么作用。我和我母親討論過張大中的母親。我母親很肯定地說：文革時期，無數(shù)人受到迫害，已經(jīng)是非常恐怖，而且，聽不到任何人敢對文革做任何道德上的法理上的哪怕是很小的批評，更是令人在心理上絕望。假使那時候她能聽到張大中母親的聲音，一定會是極大的精神上的支撐和指引。大多數(shù)人或者不能思考或者沉默屈服。但張大中的母親是不一樣的。她是一位英雄。

　　決心為母親做一座雕像

　　張大中先生也跟我談到別的受難者。在他的中學，北京礦業(yè)學院附中，有一位名叫朱鴻志的語文老師，班主任，四十來歲，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遭到毒打，然后被關在學校。半夜，他到學校樓后的小樹林里上吊死了。他說：聽到朱老師的死，我當時心里是同情不是是非，而是同情，自然而然的同情。我想起我自己的母親，她因為寫詩寫文而被關在精神病院里。

　　我對他在這樣的上下文中這樣有力地使用“同情”一詞印象深刻，雖然張大中先生說他自己“文學不行”不知道怎么來寫出他的母親。中文在傳統(tǒng)的用法上，“同情”的最早的意思只是“同時同樣的情”，比如，一些人一起高興或者都很不高興。但在當代漢語中，“同情”和英文的 compassion一樣，是指因他人遭受的痛苦而引起感情，意味著對他人受難不會無動于衷�！巴�情”比“伶憫”要強烈，往往伴隨著為減輕他人痛苦而采取行動的愿望。有沒有同情，或者說人是否具有這種感受力，不但對了解、判斷和記憶關于迫害的歷史非常重要，而且上也是人的道德養(yǎng)成的基礎。文革是前所未有的大規(guī)模的迫害，同時必然也就充滿對“同情”的否定和壓制�？梢哉f，“同情”是文革中最受摧殘也最為匱乏的感情之一。

　　王佩英得到“平反”后，法院付給她的家人三千塊錢，她的工作單位又付了四千塊。不過當局從來不肯明確承認那是對錯判死刑的賠償。王佩英有七個孩子。張大中先生用他得到的一千塊錢開了一個電器小作坊，一步步發(fā)展，成為一個大企業(yè)家。幫我找到他的陳昭宜發(fā)奮讀了大學，現(xiàn)在是一名外國語教師，過著清潔寧靜的生活。她多次催促這位患難之交：你要紀念你的母親，一定要為你的母親做些什么，不要把工作和賺錢看作最重要的，要常�？纯醋约旱男暮挽`魂。

　　張大中先生于是想要為他的母親做一座雕塑。他說，有一次他走在美國街頭，突然看到一位被捆綁的年輕英雄受難的銅像，頓時禁不住淚流滿面，因為這讓他想起了他的母親。他想找一位雕塑家。我也對此做過一點建議。他的母親的雕塑應該是什么樣的呢？這座雕塑將怎樣表現(xiàn)對他母親的紀念呢？我不是藝術家，但他的這個主意讓我再次思考“紀念”的意義。（我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建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已經(jīng)九年。）就像“同情”比“伶憫”強烈，“紀念”也比“記憶”強烈。“紀念”中包含著清醒的價值取向和道德選擇：要不要紀念？紀念誰？紀念什么？通過紀念會譴責什么？紀念將在歷史和現(xiàn)實、死者和生者之間建立什么樣的聯(lián)系？我期待著，在那座正在構思中青銅雕塑面前，我們將紀念她，講述這位梳辮子的母親的故事，譴責殺害她的暴行，也沉思自己是否記住和實行了在幼稚園里就聽到的友好、誠實、公平、動腦子這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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