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創(chuàng)刊于1904年，經(jīng)歷晚清以來一系列風云變幻，存在了四十余年之久的《東方雜志》在上海黯然�？�，成為一個時代終結的象征之一。商務印書館高層作出這個決定是艱難的。此前，多次面臨狂風惡浪，他們都頂過來了，即使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遭到日寇毀滅性的轟炸，《東方雜志》被迫暫時�？�，但也很快復刊�？偨�(jīng)理王云五親自執(zhí)筆的復刊詞如此說：

　　我所以不顧艱苦，不避嫌怨，力排萬難把商務印書館恢復，并沒有什么高遠的目的，只是為我們中國人爭一點點的氣。

　　……

　　《東方雜志》的復刊，其意義也正是如此。

　　1993年秋天在北京創(chuàng)刊、1996年�？�整頓的《東方》雙月刊，與《東方雜志》并無淵源，但在創(chuàng)刊之前，辦刊人和最初參與設計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老《東方雜志》。總編輯鐘沛璋回憶，自己上小學時就看到過《東方雜志》，籌備《東方》期間，他曾專門到北京圖書館翻了兩天的《東方雜志》，“深受啟發(fā)，感到應該繼承過去好的傳統(tǒng)，又應該比前人做得更好”。學者劉東在《〈東方〉雜志欄目（草案）》中一開始就提出“欄目和過去的《東方雜志》應有相應的連續(xù)性”，特別設計了一個“天下縱論”欄目，“此乃老《東方雜志》之特色，不可忽略……中國尚無真正有眼光之私家時評，故于此欄需下大力，開風氣之先”。

　　在1993年的《東方》創(chuàng)刊號上，夏衍的《很需要這樣一份雜志》也提到了“很有聲譽”的老《東方雜志》，希望繼承其好傳統(tǒng)�！稏|方》副總編輯朱正琳在回憶文章中說得更直接，《東方》正是“以承接20世紀初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辦的《東方雜志》為己任”。

　　放在整個中國期刊史上，一共只出了19期的《東方》與老牌的《東方雜志》誠然不可同日而語，然而放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東方》的意義卻不可小看。正是《東方》在1990年代重新開啟了人文思想期刊的新路，強調(diào)民間性，由思想文化入手，兼容并蓄，著力辦成一個知識分子參與中國變革進程的媒介，這是一條《東方》重新開啟的道路。與1949年后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的期刊不同，與1980年代的那些期刊不同，它接續(xù)了20世紀前半葉《東方雜志》的傳統(tǒng)。雖然沒有《東方雜志》博大、厚重，更沒有《東方雜志》那么長壽（嚴格地說《東方》只存在了三年），但它在短短的三年間動員了全國數(shù)百名學者、學者型作家書寫和發(fā)表了七百多篇學理嚴謹、關注現(xiàn)實生活的文章，突破了當時思想文化界沉悶的空氣，創(chuàng)造了奇跡。

　　在它之后，改版的《方法》于1996年后迅速崛起，替代了《東方》在讀者心目中的位置，又領了二三年的風騷，許多重要作者就是《東方》的作者。到1999年3月，《方法》�？�整頓之后，周實、王平已在岳麓山下舉起了《書屋》的火把，至少燃到2001年的夏天。薪火相傳，《東方》重新開啟的這條道路沒有中斷，一直延伸到了21世紀，在許多網(wǎng)站、期刊身上，我們都能隱約看到《東方》的影子。毫無疑問，《東方》已進入歷史。周實主編《書屋》時曾約鐘沛璋回憶《東方》三年，可惜文章還沒來得及發(fā)表，他自己就被迫離開了《書屋》。我經(jīng)常想，《東方》、《方法》、《書屋》，構成了19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的一個鏈條，盡管其生命都不長，但都已悄然融入歷史。

　　《東方》的創(chuàng)刊

　　1992年5月，“全國性民間高級學術團體”、文化部下屬的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決定辦《東方》雜志，委托68歲的鐘沛璋來籌辦，就當時情況來看，他確是一個適當?shù)娜诉x。他15歲在上海參加中共地下黨，在長三角參與和領導學生運動，年紀輕輕就自辦過中聯(lián)廣播電臺、《青年知識》半月刊、《學生報》，1949年后歷任《青年報》總編輯、《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1957年后當了二十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1980年代胡耀邦任總書記時曾做過中宣部新聞局局長，對推動新聞改革有貢獻。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的成員包括張岱年、湯一介、任繼愈、侯仁之、啟功、戴逸等人，原北大黨委書記韓天石是發(fā)起人和會長，季羨林也是會長。1992年夏天，正是韓天石、王慎之夫婦約鐘沛璋、陳敏夫婦去家里做客，當面邀請他來辦這本雜志，并表示由他獨立負責編輯工作，自己不具體過問。同時，辦刊經(jīng)費也要靠他們獨立籌措。多年后，鐘沛璋回憶：“對這個突然而來的邀請，使我不得不好好思量�！彼�在沒有正式受命之前，就開始奔走于北京、上海、蘇州等地做調(diào)查研究。他和李大同拜訪過季羨林，與北大東方學系的老師座談，又向夏衍、趙樸初、王元化、王蒙、龐樸、汪道涵、李學勤等人請教（請他們做顧問），還在上海開過幾次座談會，就如何辦刊征求多方意見。他埋頭到圖書館翻閱老《東方雜志》，并設法要來了以后在臺灣復刊的《東方雜志》。事實上開始了籌辦。

　　當年8月7日，他給韓天石寫信，指出需要認真解決的4個難點：1、既要有較高的學術性，又要做到雅俗共賞；
2、如何打開發(fā)行局面；
3、經(jīng)費如何解決；
4、如何組織一個得力的工作班子。同時他分別給韓天石和季羨林遞交了一個打印的初步意見，包括《辦好〈東方〉雜志的兩個問題》、《〈東方〉雜志欄目》、《〈東方〉雜志工作人員方案》、《機構與體制》、《〈東方〉聯(lián)誼會簡章（草稿）》等5份材料。

　　《東方》的欄目最初是學者劉東在1992年6月18日幫助設計的，分“東方之謎”、“東方傳統(tǒng)”、“東方人物”、“發(fā)掘中的東方”、“東方雅趣”、“東方采風”、“東方文化圈”、“東方與西方”、“鏡中的東方”、“未來的東方”、“天下縱論”、“主筆專欄”等12個欄目。

　　當時，鐘沛璋還想找《中國青年報》記者麥天樞參與編輯。當年9月22日，他們詳談一次之后，麥給他寫了一封長信，闡述自己對當時中國社會以及辦刊的一些思考：一、一代有歷史責任心的中國知識分子要做的，“應該是以嶄新的、負責任的、有歷史耐心的姿態(tài)，深深地埋入土地和躍動著的生活的一種持久工作，應該擺脫前些年‘論斷’、‘結論’漫天飛的狀況，以建設者的心態(tài)成體系地尋根究底”。二、“中國新一代的知識者、思想者以及當政者，應該也有條件在當今社會進程中實現(xiàn)中國歷史上開新局的時代妥協(xié)——知識者必須尊重權力的合法性，永遠不再提倡和追求以‘革命’的或任何激烈的方式促使權力更替，而當政者也應該學會承認和尊重思想者的獨立地位，不再簡單地把他們當做施政工具。在這一點上，知識者應該比當政者更成熟，更有妥協(xié)的勇氣。當然，起點是成熟的理性建設和成熟的、有秩序的思想傳播。《東方》月刊應該成為保障社會安全進步的偉大妥協(xié)的一面旗幟。”三、“知識者內(nèi)部，需要一種‘目標’和‘責任心’的結合�！�…一本有影響的大型刊物，有可能在這里作出貢獻，引起中國知識界以一種負責任的態(tài)度面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文化形態(tài)這樣一些大問題。”四、“今天社會的節(jié)奏太快了，月刊應該與這一時代特征相適應……應該以一種較直接的方式面向大眾——至少是面向一般社會文化、傳播、教育工作者。因此，我主張刊物純論文只占很小的比例，思想以可讀的、活的生活的形式出現(xiàn)；
我主張辦成月刊，以較快的節(jié)奏不斷地出現(xiàn)�！丙溙鞓械乃伎紵o疑是有價值的，對《東方》的定位也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其中第一點和第三點說的差不多是一個意思，第二點提出并強調(diào)妥協(xié)也非�？少F，但《東方》的最終命運證明那只是書齋里一廂情愿的幻想，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否定社會妥協(xié)精神。在這封長信里，麥還提出了辦刊的具體想法和“欄目設計”。

　　1992 年12月23日，《中國青年報》編輯、當時賦閑在家后來成為《冰點》周刊主編的李大同寫信給鐘沛璋說，劉、麥方案各有所長，都有可取的欄目，“不失為一個較好的討論基礎”，但他認為一本有分量的雜志，文章是第一位的，欄目是第二位的。在實際操作中，欄目實際上要從屬于文章，而不能削足適履，讓文章去適應欄目。他傾向于欄目的“規(guī)定性”要弱一些，“兼容性”強一些，這樣才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1993年10月，李大同編輯的《東方》創(chuàng)刊號問世。

　　《東方》的作者

　　《東方》的出現(xiàn)有當時的時代氛圍。《中國工商時報》1994年12月31日曾刊出一篇《學刊，浮出水面》的報道，學刊紛紛以“民間刊物”相標榜，以刊物、系列叢書等形式出現(xiàn)，包括《中國文化》、《國學研究》、《原學》、《原道》、《學人》、《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今日先鋒》、《戰(zhàn)略與管理》等。它們有一些共同點，比如基本上都帶有民刊性質(zhì)，是學人辦刊，基本上都是文化、學術類刊物，這一現(xiàn)象被稱為“94學刊現(xiàn)象”。但《東方》與這些學刊又有所不同�！稏|方》雖然也從文化角度切入，卻更加關注現(xiàn)實�！稏|方》1994年第5期就發(fā)表過首都師大副教授王德勝的《民間的學術景觀——90年代大陸“學刊現(xiàn)象”》一文，指出：

　　事實上，90年代大陸知識分子在經(jīng)歷了短暫的‘無語’之后，已變得相當冷靜和沉穩(wěn)。他們以學問研討式的學院批評置換激進的社會/政治批判，不動聲色地在學理層面上展開對于中國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審視，從而掌握真正合法且符合知識分子身份的話語權。在此過程中，知識分子及其學術活動終于結構為一種‘邊緣性’的力量。

　　以此觀之90年代大陸諸家學刊的紛呈現(xiàn)象，便隱藏了與80年代大為不同的特殊性質(zhì)。種種跡象表明，它既是90年代大陸學術發(fā)展的一個新標識，同時更是中國文化精神/價值大轉型的象征。

　　用陳平原發(fā)表于《東方》1996年第6期賀詞上的話說：“我輩書生，將其作為溝通并介入社會的重要途徑，借以走出書齋�！薄稏|方》匯集了當時在中國有影響力的大批作者，劉東、王小波、李慎之、陳平原、楊東平、孫立平、王力雄、陳小雅、徐友漁、何懷宏、梁治平、秦暉、雷頤、何光滬、鄭也夫等學者、作家都是《東方》的重要作者。吳思、崔衛(wèi)平、肖雪慧、何清漣、丁東、謝泳、邵建等學者也曾在這里發(fā)表文章。

　　李慎之從1994年第3期起，發(fā)表了《辨異同 合東西——中國文化前景展望》、《全球化時代中國人的使命》、《亞洲價值與全球價值》等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這位后來被譽為“自由主義領軍人物”的知識分子，他絢爛的晚年文章可以說是從《東方》開始的。

　　秦暉就是借助《東方》這個平臺在學界異軍突起的學者。對此，我曾當面問過秦暉，他說在《東方》之前，已在香港《二十一世紀》發(fā)表過類似的具有社會關懷的文字，但真正在內(nèi)地破土而出還是在《東方》。

　　1993年創(chuàng)刊號上就有他的文章《“葉啟明現(xiàn)象”辨析——國有資產(chǎn)產(chǎn)權改革中的“自購自”問題》。從1994年第6期開始，他以“卞悟”的筆名連續(xù)發(fā)表《公正至上論》、《再論公正至上——起點平等如何可能》、《公正、價值理性與反腐敗——三論公正至上》、《公正為道德之基——四論公正至上》的系列文章。此外，他在《東方》發(fā)表的文章還有《“離土不離鄉(xiāng)”：中國現(xiàn)代化的獨特模式？——也談“鄉(xiāng)土重建”問題》、《好望降臨“好望角”——南非種族和解進程述評》、《圣雄人格與和解進程——南非種族和解進程述評之二》、《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契合點在哪里——回應盛洪先生的挑戰(zhàn)》等文。以“蘇文”為筆名發(fā)表的許多文章也是他和妻子金雁合作的，主要是關于東歐、俄國改革進程的論述。他在中國思想界迅速崛起，贏得了廣泛的聲譽。

　　秦暉在《東方》發(fā)表文章之初還在陜西師大，后來才調(diào)到清華大學。鐘沛璋先生2004年3月26日給我的信中說，秦暉是梁曉燕發(fā)現(xiàn)和引進，成為《東方》的作者。朱正琳回憶說：“秦暉先生撰寫的四篇論公正至上的文章當然體現(xiàn)了《東方》的關懷，而且這是始終貫穿整個雜志的一種關懷。在社會轉型的進程中，社會公正問題無疑是最重大的問題之一。記得秦暉先生動手撰寫其中第一篇文章《論社會公正》（引者注：應為《公正至上論》）之前，我們曾召開過一個組稿會（其實主要是務虛）。與會者除了秦暉、金雁夫婦以外，我能準確記得的還有徐友漁先生和陳小雅女士。當時秦暉提出了公正的主題，大家都表示贊同�！�…秦暉、金雁、徐友漁是我和梁曉燕的朋友，也是《東方》最堅定的支持者�！�

　　那個時候，秦暉已敏銳地察覺到知識界對于本土值得關注的問題關注不夠，認為要突破1980年代的文化討論模式，不要一開口就是東西文化這樣大而化之的口吻，“現(xiàn)實生活遠遠比我們既有的理論假設豐富得多”，因此提出“問題”要本土化。

　　當時辭職在家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從《東方》1994年第3期起開始露面，包括《沉默的大多數(shù)》等許多重要雜文都是在這里首發(f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自這一期起，他在“社會倫理漫談”系列陸續(xù)發(fā)表了《中國知識分子該不該放棄中古遺風？》、《論戰(zhàn)與道德》、《道德保守主義及其他》、《跳出手掌心》、《東西方快樂觀區(qū)別之我見》、《知識分子的不幸》等文，以后收入《沉默的大多數(shù)》一書。他的雜文別開新路，強調(diào)有趣，以開放的思維，特有魅力的智性語言，抓住了許多讀者的心，成為見證一個時代的文字。

　　創(chuàng)刊以后，《東方》經(jīng)常有重要文章發(fā)表，引起爭議或共鳴。1994年第5、6兩期，1980年代思想界的領軍人物李澤厚在和王德勝《關于文化現(xiàn)狀道德重建的對話》中提出了一些有爭議的觀點，其中特別是“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清朝的確是已經(jīng)腐朽的王朝，但是這個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立憲派所主張的改良來逼著它邁上現(xiàn)代化和‘救亡’的道路”。這就是他的“告別革命論”雛形。隨后，《東方》1995年第3期發(fā)表陳小雅的商榷文章《誰應當對辛亥革命負責》，認為這個責任首先要由拒絕改革的清王朝來承擔，革命黨的責任只是“建設不足”，他們的錯誤不在于“搞掉”了清政府，而“在急于一口吞下一個難于消化的‘果實’。” 同期，《東方》在“回應《東方》”欄還發(fā)表了一篇與李澤厚觀點不同的北京讀者聞冰來文《對革命要作具體分析》。

　　1996年第2期的“顧準與《顧準文集》”專題發(fā)表了朱學勤、徐友漁、劉軍寧、李銳的文章。李銳的《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文說：“馬克思主義哪些是對的，哪些是空想的，行不通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搞對了哪些；
到底是什么問題，理論問題，還是實踐問題，不搞清楚，還會犯錯誤�！蔽恼乱唤�(jīng)刊出，就引起了左派老人的反感�！稏|方》第4期在“回應東方”欄發(fā)表了署名“廬知”的《〈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質(zhì)疑》，就李銳的論點提出5點質(zhì)疑。鐘沛璋先生告訴我，李銳的文章發(fā)表后，“受到老‘左派’的攻擊，其中一位是原教育部副部長的見到韓天石，就氣勢洶洶地質(zhì)問：‘為什么登這樣反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韓回答：‘你也可寫文章說不同意見嘛！’他就叫人寫了這篇署名‘廬知’的文章，是韓轉給我們的。當時我們受到很大壓力，經(jīng)研究后還是把它發(fā)了�！�

　　“廬知”指責李銳的文章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李銳在10月1日寫了一篇反駁《關于〈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文的答辯》，對“廬知”的質(zhì)疑逐條作出回應。接著，又有北大的讀者來信，對“廬知”的質(zhì)疑提出質(zhì)疑。不過，《東方》都沒能公開發(fā)表，成了歷史檔案。

　　 《東方》的編者和“學術咨詢委員會”

　　《東方》創(chuàng)刊前夕，鐘沛璋擬聘請上�！睹妊俊分骶帉彶荜栆黄饋砭帯稏|方》。1993年8月26日晚上，曹在讀完創(chuàng)刊號的主要稿件后寫信給鐘說，“總的感到政治傾向過于‘激進’，似乎辦成了一本‘精英文化’(指一段時期內(nèi)知識分子中‘超現(xiàn)實’的激烈批判態(tài)度——作者注)的雜志。特別是李大同同志明確表示他的組稿指導思想就是要‘文化批評意識’，明確否定學術性強的稿件（如束景太教授的《太極圖》）和民俗文化的介紹（如對于‘儺戲•儺文化’的介紹）。這就使我非常不安。也許因為我長期謹慎小心，并且生活在政治空氣不濃的上海市，和北京人的思維方式和思考內(nèi)容有許多不同之處�！彼�所顧慮和擔憂的是——“當讀者還沒有擁戴這本雜志，視它為自己一份精美的精神食糧時，就會被‘極左’者輕而易舉地抓住把柄，‘扼殺在搖籃里’！”“我衷心希望《東方》的文化色彩濃重些，政治色彩淡薄些，或者說政治傾向含蓄些、更容易被大多數(shù)人接受些。”

　　這封信最后說：“創(chuàng)刊號元化先生的稿件請一定發(fā)表，蘇州束教授的文章也一定發(fā)表，元化的文章發(fā)表，本身就是‘傾向’，有號召力。束先生的文章發(fā)表，既是刊物的文化色彩的重要方面，又可團結、吸引大量中間的知識分子。請酌定�！�

　　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了王元化的《清園夜讀后記》，也發(fā)表了《儺•儺戲•儺文化》一文，但對于束景太教授的《太極圖》，唯一的編輯李大同與總編輯鐘沛璋之間發(fā)生了嚴重分歧。

　　李大同不僅直接參與了《東方》的創(chuàng)刊，而且獨自編輯了創(chuàng)刊號，從設計欄目、組稿、編輯、封面、版式到校對都是他一個人。1993年9月25日，他在編完創(chuàng)刊號以后，就寫信向鐘沛璋正式辭去副總編輯一職，表示自己已為《東方》創(chuàng)刊盡了最大努力，校對就做了6校，3個月來冒著酷暑來回騎車，光一個封面就跑了5趟，身體折騰得筋疲力盡。創(chuàng)刊號上沒有“李大同”署名，直到1995年第1期的“編后語”才首次提及李大同對《東方》創(chuàng)刊號的貢獻，“當時編輯部尚未建成，他獨力擔負了幾乎全部編輯工作。”李大同在《冰點故事》中披露了自己辭職的真正原因，就是上面說的《太極圖》一文。

　　《太極圖》最終沒有發(fā)表。但李大同去意已定。

　　李大同辭職，梁曉燕、朱正琳，以及編輯齊大任進入《東方》。在公開的回憶文章里，鐘沛璋對他們都有介紹。朱是著名哲學教授張世英的弟子，哲學碩士，本來在湖北一家大學編哲學刊物，文筆好，《東方》許多期的卷首語都出自他的手筆。梁原是1980年代影響很大的《走向未來》叢書編輯，“她知識廣泛，思想敏銳，與專家學者有廣泛的聯(lián)系，是一位難得的出色的編輯”。在寫給我的信中，鐘先生說：“梁曉燕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編輯。”“她在創(chuàng)刊號后自始至終地參與《東方》策劃、組稿和編輯工作�！饼R大任是北師大的碩士，“她自始至終參與了《東方》的編輯工作，對編發(fā)稿件和每期稿件的計劃過程，她都清楚”。

另外還有一位兼職的特約編輯張，她長期主持文學藝術這個欄目，組織了詩歌、戲劇等專輯。美術顧問尹吉男自1994年第3期起介入，對《東方》刊載的美術作品、形式設計都有非常具體的指導。

　　在李大同之后，《東方》幾個副總編同樣有個性，有主見，編者之間也存在著一些分歧和矛盾。朱正琳到1996年第2期后就已離開。

　　鐘沛璋對《東方》1994年第3期的版式設計、彩頁中突出刊登的實驗戲劇等都有保留意見，為了尊重他們的探索，身為總編輯的他作了讓步。他說自己做了幾十年編輯，養(yǎng)成了重視來稿的習慣。對于有些來稿，他看后都批注了意見，幾位具體負責編輯的有時候沒有理睬，甚至不作說明地退稿。他在1994年5月31日難得地用軟筆、豎式寫信給兩位副總編和編輯，“請考慮為建立編輯部的正常秩序，作幾條規(guī)定”。他表示自己“不是一個好自以為是、專斷的人，而樂于隨時聽取和接受一切好的意見。但也希望我的合作者能認真理解和對待我的意見”。

　　同時送去他《關于〈東方〉雜志的幾點思考》，請他們安排時間議一下。在這份打印材料最后，他強調(diào)了《東方》“編輯部”的建設，認為《東方》的編輯要具備獻身精神、學習精神和團結精神。編輯部的團結一致，全社職工的團結一致，是我們事業(yè)興旺的保證。編輯部應該提倡不同意見的互相探討和爭論，同時要學會互相尊重，善于合作共事。在這里強調(diào)團結，用意顯而易見。

　　《東方》籌備時，他也曾想過請原《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藍翎和劉東來做副主編。藍翎沒有來，劉東也推辭了。鐘沛璋在創(chuàng)刊前幾次到過劉東家。劉東曾寫過一篇《愿〈東方〉更上一層樓》，“我雖作為一介書生，自度才力不逮，未敢貿(mào)然承接那種非我所長的組織工作，但終因鐘先生盛情難卻，遂不得不拉來陳來、梁治平、葛兆光、陳平原、雷頤諸君襄助，為《東方》雜志成立了一個小小的‘學術咨詢委員會’”。

　　他們同時也是《東方》的重要作者。創(chuàng)刊號上，他們6個人都親自上陣，每人寫了一篇文章，以后《東方》也常有他們的文章。鐘沛璋給我的信中說，這個學術咨詢委員會是劉東推薦設立的，“對聯(lián)系學術界起了較大的作用，前后開過五六次會，都在劉東家里，會后一起吃頓飯，是義務性質(zhì)，刊物上未列名”。本來《東方》要將他們列名，因為他們“堅持不愿將自己的名字與《東方》雜志的那些資深顧問列在一起，所以外間多不知曉——其實從《東方》雜志尚未面世的時日起，它的主要學術咨詢工作就是由幾位年紀輕輕的學子承擔的�！�

　　直到《東方》1995年第1期的“編后記”，才首次公開這個“學術咨詢委員會”和他們6人的名字：“正是這幾位中青年學者，不僅傾其全力為創(chuàng)刊號助產(chǎn)催生，而且至今不曾間斷地與編輯部多方合作。他們之于《東方》的貢獻，遠遠超出了‘學術咨詢’的范圍�！�

　　 劉東他們在《東方》幕后確實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支持。每次開例會，他們都會對每篇文章毫不留情地說長論短。最初劉東曾擔心編者會受不了，不過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多余的，他們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合作關系。第一年，每次例會上，他們在具體細節(jié)上對刊物的意見幾乎都是否定性的。但一年后，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從總體上看，這本刊物值得肯定和贊許了。陳來的一句話代表了他們共同的看法：“不管怎么說，《東方》雜志總算成氣候了！”

　　1996年10月，《東方》接到停刊整頓令之后，他們并沒有意識到《東方》的事業(yè)不能繼續(xù)下去了。當時還在編第6期，“學術咨詢委員會”開了最后一次會。這幾位中青年學者提出的意見是：一、雜志還是要有鋒芒，即要有獨到的，能醒人耳目的論述，要能領先提出思想文化的話題，否則雜志就沒有生命力。二、但要善于避開當局忌諱的鋒芒，路子還是很寬的，要善于去發(fā)現(xiàn)去打開。三、要善于從思想文化深層上提出問題，而又不露鋒芒。

　　《東方》的讀者

　　《東方》一直重視讀者來信。從1994年第1期起就有“編讀往來”欄，發(fā)表部分讀者來信。既有許紀霖、李慎之等許多學者的來信，更多的還是普通讀者的。自1995年第3期起，這個欄目改名“回應《東方》”。陶世龍的信就發(fā)在第4期上，甚至有些爭議性的來文也安排在這里，比如不同意顧準關于“史官文化”的觀點，比如質(zhì)疑李銳的那篇文章。

　　在《東方》保存下來的來信中，讀者來自各個層面，遍及全國各地。有大學老師，有報紙編輯，有電視臺工作人員，也有大學生、中學生，還有農(nóng)民。天南海北，內(nèi)蒙古、成都、深圳、湖南農(nóng)村……深圳大學的張文華一年中帶7個人走進了《東方》。1996年6月15日，在他主持的小型聊天沙龍中，主題就是聊聊《讀書》和《東方》，參加的10人有留英的文學博士，有書店經(jīng)理，有外語教授，有記者。還有大學生愿意為推廣《東方》而盡力，其中有武漢水利電力大學宜昌校區(qū)電氣系的學生、廈門大學的學生。河北邯鄲市大名一中201班的王磊為了買《東方》合訂本而去銀行貸款，他在1996年12月9日的信中說：

　　非常遺憾的是：沒能買到《東方》九四年合訂本，其實，當時我得到有九四、九五的合訂本的消息時，若及時匯款，也不會失之交臂。但當時我手邊沒有錢，為了能得到合訂本，我到銀行去貸款幾次，終無結果。萬般無奈之下，只好寫信給您先給留下九四、九五年合訂本。等您的信就像等待一件神圣的禮物一樣。很快，您回了信，但九四年合訂本已售完……當時，我的心像碎了一樣，其中的滋味，又有誰能知道？在這里，我非常感謝您答應為我留九五年的合訂本，使我的心里充滿了陽光！現(xiàn)在，九五、九六的《東方》我都有了！

　　今年家遇洪水，秋季顆粒不收，但我仍然訂了《東方》、《隨筆》、《旅行家》等。我真的離不開它們！

　　成都一位讀者來信說，《東方》敢于直面社會、正視人生，訂閱一年，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東方》三周年，還有深圳讀者發(fā)來賀電。在所有讀者來信中，我發(fā)現(xiàn)了一封北京大學研究生楊子立的來信，郵戳上收到的日期是1997年1月14日。他讀了1996年第4期那篇批李銳的《〈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質(zhì)疑》，“覺得如梗在喉，不吐不快”。要求編輯將信轉給“廬知”，并且隨信附了郵票。他的信就廬知的5點質(zhì)疑逐條提出反駁。最后他對“廬知”說，“如果您的共產(chǎn)主義信念十分堅定，我相信您也信仰‘實事求是’，希望您來信探討中國的出路，共同為國出力，寄來地址，定登門造訪，如果您用大棒子打人是別有目的，則道不同，不相與謀。”

　　年輕的楊子立留下了他在北大的地址，真實姓名，可是就連《東方》的編者也不知“廬知”是何許人，信當然沒能轉達，也不可能在“回應《東方》”欄發(fā)表。

　　 “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的專題胎死腹中后，1996年6月28日成都讀者謝順田來信提出疑問，看了封面和編者的話，知道專題是追思“文革”三十周年，翻開來卻變成了“環(huán)境”，“翻遍全書也枉費心機”。他甚至痛心疾首地責備編輯是不是欺蒙讀者？7月8日，湖南衡陽泉溪村的一個66歲的讀者伍學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讀了《東方》第3期的“重要啟事”后，寫了一篇文章《封面標題和〈M站〉》寄給編輯部，講述了自己少年時的遭遇，買了一本叫《M站》的書，但買到了書，他最想看的那篇文章《M站》標題下卻有一個括號，注曰：“奉命免刊”，因此大失所望�！爸匾獑⑹隆闭f的“因故變動內(nèi)文”和“奉命免刊”有何不同？“封面標題不及更改”和斬除了《M站》內(nèi)文的《M站》書名有何不同？他最后說：“真理的閃光總會沖破重重濃霧，源源顯現(xiàn)出來。當今之世，冀望控制思想自由，已經(jīng)無可奈何了。”

　　12月15日，廈門大學學生宋承志來信說，在1996年第3期封面上明明看到本期的專題是“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而里面卻變成了“環(huán)境：生存與發(fā)展”，他感到困惑不解�！拔矣X得我們對“文革”應該進行一下反思，而至今這方面我們做得似乎很少，即使有也被壓制或不敢見世，所以我輩對“文革”有許多的疑惑。在《東方》上只看到文題不見文章很遺憾。”

　　一位來自內(nèi)蒙古的讀者殷三仁寫了一首《讀〈東方〉第3期〈重要啟事〉》的詩：

　　叫你記住的，你要記牢，“忘記就意味著背叛”；

　　催你遺忘的，你要忘掉，“過去的就讓他過去”。

　　不許記憶的，誰也不準再提，一如從來沒有那檔子事。

　　再過三十年，親歷者死凈，等于世上原本沒有那段日歷。

　　讓時光把歷史沖洗成空白，好隨心作鶯歌燕舞的圖畫；

　　讓血腥的案卷在大內(nèi)塵封中朽爛，成為永遠無人問津的古謎。

　　但是，誰見過歷史“因故變動”？“不及更改”的豈止是標題？

　　年年講天天講千萬不忘的，難免如蛛絲隨風而逝，

　　從版面上被撕掉的，卻早已銘刻在人們心里。

　　愛惜芳心呵，《東方》！愛惜芳心呵，《東方》雜志！

　　1996年12月30日，武漢水利電力大學宜昌校區(qū)的讀者肖建修來信并匯款郵購1997年全年的《東方》。他在信中說自己對《東方》情有獨鐘，建議《東方》加強宣傳。“像我所在的學校原是一所普通院校，知道《東方》的人不是很多，我訂閱后，經(jīng)我的推薦陸續(xù)有人訂閱了，但圖書館我還沒有能說服他們，若擺上大學的閱覽室貴雜志的影響就更大了。同時在宜昌的郵局也沒有見到過貴雜志的身影和宣傳單，九五年末我記得貴社給我寄來了一張海報，我貼到了一合適位置。效果如何，我無從統(tǒng)計�！痹凇稏|方》消失在歷史的地平線上之后，這些帶著讀者體溫和生命呼吸的來信尤其顯得珍貴。

　　《東方》�？�前后

　　對辦刊人鐘沛璋來說，他有“引導文化風氣之先，形成一種新的文化群落”的自覺。早在1994年5月31日，他在《關于〈東方〉雜志的幾點思考》中，就對刊物的性質(zhì)、定位、思想性、多樣性、知識性等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其中說：“作為知識分子參與中國變革的媒介，思想性是刊物的靈魂。要善于抓住中國變革中知識分子普遍關心的問題，發(fā)掘真知灼見，從思想上、學術上開展討論，兼容并蓄，形成良好學風。要發(fā)表能夠一新耳目、發(fā)人深思，對現(xiàn)實有所觸動的文章，引起社會的關注。又要注意穩(wěn)妥，善于保護自己�！痹谔囟ǖ臅r代環(huán)境下，在保護自己和辦好刊物之間是有矛盾的�！邦櫆屎汀额櫆饰募�》”的專題、“文革三十周年追思”的專題，以及一些文章屢屢犯禁，最后《東方》終于遭遇了停刊整頓的結局。

　　自1996年春天起，《東方》就受到了壓力。但有關方面只是想“扭轉其自由化傾向”，還沒有到“堅決關閉”的地步。在4月18日出版的《期刊審讀情況反映》1996年第18期，新聞出版署期刊管理司審讀小組摘選了《東方》近期幾篇文章的觀點，有第1期陸建華的《多樣化進程中艱難的規(guī)范化努力——1995年中國社會近觀》、蘇文的《山重水復應有路——前蘇東國家轉軌進程再述評》，有第2期李銳的《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劉軍寧的《理想之敵 理想之友》。李銳文章被摘出來的只有一句話：“中國今天的經(jīng)濟改革已經(jīng)超過了馬克思，這很了不起。但政治上只搞了點行政改革。在民主化進程方面，離顧準的思考還差得很遠。腐敗與權力并生，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審讀小組將這些觀點摘出來，其用意不言而喻。

　　當時《東方》要繼續(xù)生存下去，如何通過1996年的年檢已成為當務之急。在壓力之下，東方文化研究會的一些人一反過去肯定《東方》的態(tài)度，開始批評《東方》。韓天石的秘書胡文彬在5月22日手寫了一份《關于對〈東方〉的反映》，其中說，“一些同志，其中包括一些老同志”對《東方》的傾向性提出許多質(zhì)疑、批評，比如“有幾期都有一兩篇傾向性有問題的文章，在談論‘自由’、‘民主’、‘公正’、‘人權’等問題時，有些語言很錯誤。使人驚訝，‘真敢說！’” 還有對于1996年第2期的專題“連篇肯定——全面肯定顧準”很不滿，等等。

　　為了《東方》的生存，鐘沛璋作了大量努力。這年6月27日，他給安全部部長賈春旺寫信，并送上1995年的《東方》合訂本。當時《東方》副總編輯梁曉燕正受到安全部門調(diào)查。他在信中說自己對梁有多年的了解，“她是一位愛國的、有責任心的同志”。7月4日，他寫信給中央黨校副校長、《求是》雜志總編輯邢賁思，同時也送上1995年的《東方》合訂本，希望得到理解。這些信都未得到只字回音。（當時海外輿論稱邢為“左傾保守集團”的重量級人物，臺灣《中國時報》6月20日有則報道《中共決加強控制意識形態(tài)領域》說，在北京近期召開的一次意識形態(tài)會議上，身為中共中央意識形態(tài)領導小組副組長之一的邢賁思發(fā)言說，“目前思想理論界及新聞出版界內(nèi)部，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泛濫程度極為驚人，其中以《讀書》、《東方》、《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和《戰(zhàn)略與管理》幾種刊物最為嚴重，頻頻地對一些重大原則問題發(fā)出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言論，并且在知識界開始形成某種凝聚力�！�…過去我們講‘寬松’，為《讀書》這樣的刊物留下了一個窗口，卻造成了今天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擴散，這是一個教訓。而對于像《戰(zhàn)略與管理》和《東方》這一類問題嚴重的刊物，如果短期內(nèi)不能扭轉其自由化傾向，就必須堅決地關閉，不容其繼續(xù)占領社會主義的輿論陣地”。）

　　到9月10日，風聲日緊，《東方》已是風雨飄搖。鐘沛璋給最高領導人、老同學江澤民寫了一封信，其中說道：“今年是曾對我們民族造成巨大創(chuàng)傷的‘文革’三十周年。為改變‘文革在中國，研究在國外’的現(xiàn)象，《東方》約請幾位學者寫了一組‘文革’研究的文章。后接到文化部報刊宣傳處通知不能發(fā)表，就臨時抽掉了這組稿件，重新?lián)Q稿，重新制版，延遲了一個月才出版�！泵鎸Α巴？�整頓”的威脅，他說：“為此不但要向訂戶退賠，造成很大經(jīng)濟損失，使幾年來積累的訂戶全部喪失，更重要的這將會在國內(nèi)國外造成很不利的政治影響：偌大的一個社會主義中國，竟容納不下一本知識分子的刊物？”信中還引用了許多古老的名言，比如：“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撥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此后，他在1997年4月7日又寫過一信，均無回音。）

　　其間，他曾以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會長韓天石的名義起草過給中宣部部長丁關根、文化部部長劉忠德的信，還起草了一份《〈東方〉是一本怎樣的刊物？》，闡明辦刊宗旨、編輯方針和具體內(nèi)容，隨信附上。他前后發(fā)出的信有三十多封，歡迎各方面對《東方》批評指教，說明《東方》的事業(yè)是堂堂正正的。這些信幾乎都沒有回音。當時，他聽杜導正說，上海的陳沂和江澤民熟悉，可以請陳去說說不要停刊，于是寫信求助。結果陳回復杜，把信轉給了鄭必堅。這些信中，幾乎都提到了兩篇文章、一個專題引起的爭議，1994年第5期李澤厚等《關于文化現(xiàn)狀•道德重建的對話》（有一段貶低辛亥革命的話，隨后組織了2篇專文批評）、1996年第2期李銳《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隨后刊出了質(zhì)疑該文的文章），還有就是1996年第3期并沒有面世的“文革三十周年追思”專題。

　　在�？�整頓之前，《東方》有的文章發(fā)表前也曾送文化部報刊宣傳處審閱，比如1996年6月25日送給著名黨史專家、國防大學教授王年一論述“文化大革命”的一篇稿件，以后未見刊出。8月14日，文化部辦公廳報刊宣傳處給《東方》“關于《東方》雜志不宜發(fā)表《毛澤東的宗教和陷阱》一文的復函”，根據(jù)是新聞出版署期刊管理司的（1996）第068號復文。這和“文革三十年”那個專題被叫停，臨時撤下一樣。

　　1996年10月4日，新聞出版署向文化部辦公廳下達了“關于同意《東方》雜志�？�整頓的復函”[期管字（1996）085號]，全文很簡單。

　　文化部辦公廳：

　　辦刊函（1996）173號收悉。

　　經(jīng)研究，我們原則上同意你部的意見�！稏|方》雜志自1996年第6期起停刊整頓。何時復刊，視整頓結果再定。

　　新聞出版署期刊管理司

　　抄報：中宣部出版局，

　　抄送：北京市新聞出版局。

　　10月16日，文化部報刊宣傳處召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張學書、副會長兼《東方》總編輯鐘沛璋前去。該處長黃河浪正式告知《東方》�？�整頓。為什么要�？�，無論新聞出版署還是文化部，自始至終都沒有說明。但黃表示《東方》1997年第1期�？�，春節(jié)后復刊，給他們留下了一點希望。

　　11月4日，東方文化研究會給文化部報刊宣傳處的請示報告說，自8月16日決定整頓，到1997年1月，用5個半月的時間做好整頓工作，希望能在1997年2月復刊。

　　 11月11日、12日路透社、法新社來電采訪，《東方》沒有透露實情。對于法新社提問：“你們是不是因為登載評論顧準的文章受到官方的批評？”他們回答：“我們沒有接到過任何官方的批評。對我們登載評論顧準的文章，是有人有不同的意見。后來《東方》也登載了不同意見的文章�！�10月16日，報刊宣傳處曾專門交代過，“關于《東方》�？�整頓的事，不必對外聲張”。所以，在接受外電采訪時，他們十分注意，“盡可能回避談及，不給人以口實”。目的當然是希望能在1997年盡早復刊，不要節(jié)外生枝。從1996年11月到12月，他們先后給文化部送過兩份關于《東方》雜志的整頓報告。

　　導致《東方》�？�的主要理由之一：“文革”三十周年專題，在1996年11月1日給文化部的《關于東方雜志的整頓報告》中做了如下檢查：“中央有關部門，過去曾多次發(fā)文通知報刊上不要刊登有關‘文革’的文章。中央宣傳部出版局和新聞出版署期刊司還把這些發(fā)文編入《期刊出版法規(guī)政策須知》一書，發(fā)給各家雜志�！稏|方》雜志編輯部沒有進行學習，卻自認為今年是‘文革’三十周年，應該發(fā)表一些進行學術研究的反思文章。幸虧報刊宣傳處在審稿時指出，臨時決定停印，抽換了這組‘文革’稿件。而在倉促中又未及對已印好的目錄作更改，引起一些讀者疑問，造成了不良影響�！痹�12月提交的關于《東方》停刊整頓工作報告中，就1996年第6期的缺點和不足作了檢討：“因部里同志曾經(jīng)打過招呼，要我們不要張揚�？�整頓一事，所以未能在刊發(fā)的文章中體現(xiàn)編輯部對以往錯誤的認識；
發(fā)表的讀者來信中，有些學術界人士對《東方》有揄揚過當?shù)囊缑乐�詞，發(fā)稿前應商請作者刪節(jié)而未及做。”

　　早在1996年6月24日，鑒于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領導對《東方》的支持發(fā)生動搖，鐘沛璋就給韓天石寫信，最初表示了辭職的意向。7月1日，他正式向韓、季兩會長辭職，請東方文化研究會半年內(nèi)物色繼任人選，他可以干到年底。1997年1月24日他再次提出辭職，得到批準。

　　1997年3月18日，香港《東方日報》刊載的新聞《著名文化刊物疑遭整肅 東方雙月刊編輯部總辭》，稱《東方》總辭的原因是1996年最后一期以創(chuàng)辦三周年為名刊登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來信，表示對《東方》的愛護與支持，被指控在整頓期間以這種方式表達讀者對雜志的愛護，有“擁兵自重”之嫌。翻開這一期，最顯眼的就是季羨林、任繼愈、王元化、張岱年、龐樸、陳平原、葛兆光等學者，以及前文化部副部長王濟夫、前國家體委副主任徐才等人的來信、祝辭，占了兩頁。其實，這一期在內(nèi)容上已作了很多妥協(xié)，比如陳晉的《作為讀書人的政治家——毛澤東》作為重點文章。有很多文章明顯也是要給上面做個姿態(tài)而發(fā)的。

　　為了能在1997年復刊，《東方》積極籌劃，在1997年編輯工作設想和改版方案中，改變了一些欄目，提出了許多新的設想，比如找自然科學家來寫科學與人文的文章等（以后《方法》雜志在這方面有很大收獲）。為征求意見，《東方》曾召開近十次小型座談會。1997年第1期也編好了，目錄中有“人文理想與大學教育“專題，包括謝泳的《西南聯(lián)大的學術傳統(tǒng)》、陳來的《東京大學人文教育改革一瞥》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特稿有肖雪慧等關于“義務教育與社會公正”的對話，還有朱學勤、何清漣、陳彥等人的文章。

　　然而，一切努力終歸無效。文化部傳下話，對《東方》第6期內(nèi)容特別是刊登一組紀念《東方》創(chuàng)刊3周年的專家學者來信表示不滿，復刊被擱置了。1997年1月24日，鐘沛璋再次給丁關根寫信，寄上改版方案，希望高抬貴手。同月，為了爭取早日復刊，他在和季羨林面談后寫信給季，希望季能以學者的個人身份給江澤民寫信，并代擬了一份草稿。季擔心因此“火上加油”，沒有同意。這年12月16日，他再次寫信建議季羨林給江寫信，又一次代擬了信稿，季還是拒絕了，理由是即使寫了最高領導人也看不到，而且越過丁關根不好，認為可以給丁寫信。

　　1997年7月30日，有人給前《中國青年報》總編輯、東方文化研究會的副會長張黎群寫信，稱《東方》是“目前中國最值得看的雜志”，抗議�？�整頓的處理。

　　兩年后，經(jīng)過無數(shù)的努力，《東方》終于復刊，此時鐘沛璋和他的那套班子早已離開，無論內(nèi)容、風格，《東方》都不再是那個曾經(jīng)的《東方》�？梢哉f，《東方》 1996年第6期就成了它的絕響�！稏|方》悲壯地隕落，在當時的輿論空間之下，它有三年的生命已經(jīng)不算短了。

　　7年后，朱正琳回憶說，《東方》只是一種過渡性的刊物，碰巧擁有一批讀者（而且越來越多），是一種歷史的機緣。我覺得并不是碰巧，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到來之前，《東方》之所以在短期內(nèi)迅速崛起，聚集了大批優(yōu)秀的作者，抓住了那么多讀者的心，不是偶然，不是碰巧，而是必然。在特定的歷史段落，這本有著民間刊物的自覺，追求獨立性，力圖介入現(xiàn)實，將知識分子的聲音傳達給社會的雜志，事實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公共論壇角色。人們在這本雜志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夢想，太多的希望。而那個時候表達的渠道也是非常稀有，這就難怪一本有品質(zhì)、有理想的刊物一面世，就會在林林總總的讀物中凸現(xiàn)出來。這一點，在接下來的《方法》、《書屋》身上我們也可看到。

　　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追求自由發(fā)表見解，以貢獻自己的才智，為本民族的進步出力，為人類的文明增光。但是道路都如此艱難。一次次成功，又一次次挫敗。

　　鐘沛璋晚年舉起的《東方》，只是歷史接力棒中的短短一程。神圣的追求不止，接力棒閃耀的光芒不熄。1997年，他已過了古稀之年。3月27日，《東方》在短期內(nèi)已無望復刊，全體編輯人員黯然離開。梁曉燕、齊大任聯(lián)名寫信與他道別：

　　鐘老：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在您的帶領下，為《東方》而工作的一千個日日夜夜，感謝您給了我們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增長閱歷，豐富人生。

　　您永遠是我們心目中值得尊敬的長者和領導。

　　……

　　望您保重！

　　梁曉燕

　　齊大任

　　97年3月27日

　　來源：《領導者》27期。天益網(wǎng)受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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