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是我國外交和對外文化交流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我國對外關系的迅速發(fā)展和對外交流的不斷擴大，如何讓國際社會更加客觀、準確地了解中國，始終是值得我們外宣工作者深入研究和探討的課題。我在外交部長期從事對越關系事務，先后四次在我國駐越南大使館工作，共達18年之久，經歷過中越關系的風風雨雨，對不同時期的外宣工作有著截然不同的感受，至今回想起來仍感觸良多。
　　――作者
　　
　　往事回憶
　　
　　我于20世紀60年代初進入外交部，不久美國的侵越戰(zhàn)爭迅速升級，我國也在全國范圍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援越抗美運動。當時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后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笨偟恼f來，這期間的中越關系十分密切，可以說就是后方和前線的關系。但與此同時兩國關系中也存在一些不和諧的因素，并且在外宣方面也能明顯地表現出來。主要是：
　　對待蘇聯(lián)的態(tài)度。當時中蘇尖銳對立，中方嚴厲批判蘇聯(lián)現代社會修正主義，譴責蘇聯(lián)對越南的抗美斗爭是“假援助、真出賣”。而越南的抗美斗爭則既需要中國的援助，又需要蘇聯(lián)的援助，特別是重武器的援助，不贊成中國說蘇聯(lián)對越南是“假援助”。我國大使館國慶招待會的祝酒詞中，每當提到蘇聯(lián)對越南“假援助、真出賣”時，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的使節(jié)和外交官便紛紛退場，以示抗議，使在場的越南領導人處境十分尷尬。我大使館新聞櫥窗展出蘇聯(lián)警察在莫斯科毆打中國留學生的照片后，櫥窗很快便被人用磚頭打破。中越雙方經常就如何看待蘇聯(lián)的問題發(fā)生爭論和不愉快，成為兩國關系中的一個疙瘩。而當時批判蘇聯(lián)現代修正主義是我外宣的主要內容。在這種情況下，對越外宣工作自然困難重重。
　　對待“文革”。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內容是發(fā)動全民造反，揪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與正在全力進行抗美斗爭的越南則完全格格不入。當時越南需要中國提供大量援助，不便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但又十分擔心文化大革命波及越南，故只能在內部嚴加防范和抵制。如規(guī)定所有訪華的越南代表團，一律不得接受關于“文革”的宣傳品。有的越南人一時礙于情面，不便回絕，便暫時收下，乘無人注意時，再悄悄將其丟棄。中國大使館有時一天能發(fā)放上千本《人民畫報》，但物質條件極度困難的越南人，大都拿去墊抽屜，包書皮。在越南海防市舉行中國國慶電影周時，有一次放映“鋼琴伴唱紅燈記”專場，結果到場的觀眾只有5個人。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不久，國內給大使館發(fā)來“九大”開幕式的紀錄片，長度只有5分鐘。國內指示要舉行專場電影招待會，而且為了突出重點，規(guī)定不得加放其他影片，并要求立即把外國觀眾的反映報回。大使館經過反復研究，決定先放電影，接著舉行冷餐招待會，趁熱打鐵搜集反映。結果，所有到場的越南官員和其他國家的外交官，都一概環(huán)顧左右而言他，誰也不肯就影片發(fā)表評論。羅馬尼亞大使館武官則有意把話題岔開，舉起啤酒杯說，人們都稱贊捷克的啤酒最好，其實中國啤酒也不錯。搞得場面比較尷尬。當時中國媒體整天宣傳“形勢一片大好”、“到處鶯歌燕舞”，但越南人清楚地看到中國的形勢是每況愈下，因此越南領導人自始至終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支持或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話。在極“左”思潮的籠罩下，對越的外宣自然是陷入了死胡同。
　　
　　對越外宣的新局面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從1978年底起，中越關系處于緊張和不正常狀態(tài)，時間長達13年之久。1991年11月中越關系正�；�以來，在新的形勢下，兩國在政治、經濟、文教、科技等眾多領域的交往與合作迅速恢復和發(fā)展，隨著相互信賴的不斷增強，對越外宣工作也出現了全新的局面。
　　越南領導人高度評價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媒體更作了大量報道。越方先后出版了《鄧小平文選》和我國其他領導人論述改革開放的著述。對于我黨的歷次黨代會十分關注，除做了大量報道外，每次都以最快的速度將大會的報告翻譯成越文，發(fā)給越共中央委員，人手一冊。1995年底至2000年7月我擔任駐越大使期間，越南社科院、國際關系學院、中央黨校等機關多次請我去介紹中國形勢和他們關心的問題。每逢我國國慶，越南中央電視臺都請我去發(fā)表電視講話。1999年國慶50周年期間，越南各報章、雜志主動向我和大使館約稿21篇，介紹中國各條戰(zhàn)線的輝煌成就和中越關系的美好發(fā)展，總共達10萬多字。我的明顯感受是，越方非但不再像過去那樣害怕中國的宣傳，而是迫切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國。
　　通過多種途徑考察中國改革開放的做法和經驗。越南從1986年提出革新開放的口號，其革新的內容和模式同我國的改革開放有頗多共同和相近之處，主要也是擺脫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由于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時間上早于越南，故越方十分注意了解中國的相關政策和措施。10多年來，越南派出大量不同級別的團組，前來考察中國的國企改革、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證券市場、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反腐倡廉、精簡機構等多種問題，包括成功的經驗和不成功的教訓。每當有一項新舉措出臺前，越南領導人都要求有關部門先考察一下中國是如何解決的。所有這些，都是向越方進行宣傳的機會。越南同志反映，這樣做很有好處，使他們少走了不少彎路。
　　十幾年來，中國電視連續(xù)劇在越南持續(xù)熱播，經久不衰。越南新聞界權威人士說，影視是一個重要的思想、文化陣地。由于越南無力生產出足夠的影視作品來滿足國內的需求，又不能接受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影視作品，是中國思想性強、藝術性高的電視連續(xù)劇幫助越南填補了這個真空，也可以說是中國的電視連續(xù)劇在幫助越南堅守這一重要的陣地。中國電視連續(xù)劇的持續(xù)播放，是一種喜聞樂見的宣傳，使越南干部群眾在不知不覺中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和感情溝通，為鞏固和發(fā)展兩國人民的友誼作出了積極貢獻。
　　兩國新聞傳媒保持了友好交往和及時溝通。雙方的黨報、黨刊、電臺、電視臺和通訊社都多次派團互訪。中國大使館同越方的上述單位都保持了密切關系。我本人不止一次給越南黨刊《共產主義雜志》和黨報《人民報》撰稿。越通社社長胡進毅、中央電視臺臺長范克覽、黨報總編洪榮、中央廣播電臺臺長潘光都是我的好朋友，彼此有什么問題，都能夠及時溝通。幾年前，當大使館就國內法輪功鬧事問題向越南通訊社通報時，胡進毅社長便表示完全理解中方采取的措施，并希望中方的措施更加堅決、有力。有了這樣的感情基礎，即使偶爾雙方出現一些不符合友好大局的出版物，彼此都能保持冷靜和克制，都相信那并不是各自國家領導人的意愿，從而都能本著大局為重的精神予以解決，不會影響兩國友好關系的發(fā)展。 　　主要體會
　　
　　兩國關系的大氣候是順利開展對越外宣的根本保障。中越關系正�；�以來，雙方本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精神，都為鞏固和加強兩國友好關系作出了不懈努力。兩國領導人每年都進行互訪，就兩國關系和共同關心的各種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達成諸多重要共識。1999年，兩國領導人又確定了新世紀指導兩國關系順利、健康發(fā)展的16字方針，即“長期穩(wěn)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近年來，中方把同一些周邊國家的關系定位為“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鑒于中越兩國都是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兩國領導人又一致同意把兩國關系的定位在上述“三好”的基礎上再增加一“好”，即“好同志”，成為“四好”。冷戰(zhàn)結束后，由于國際和地區(qū)以及兩國國內形勢的的變化，當年影響兩國關系的兩大因素，亦即開展對越外宣的兩大障礙早已不復存在。中方作出歷史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蘇聯(lián)解體后，越南領導人對前蘇聯(lián)的批判更是十分堅決和徹底。越南領導人曾說，好端端的一個蘇聯(lián)共產黨竟毀在戈爾巴喬夫一個人的手里，試問他們的民主集中制到哪里去了?中國方面對當年批判蘇聯(lián)現代修正主義也做了客觀、冷靜的評價。1989年5月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到訪的戈爾巴喬夫時說：“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笨梢哉f，兩國關系已掀開了新的一頁，友好的大局為開展對越外宣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根本保證。
　　實事求是應是開展對越外宣的根本指導思想。通過對“文革”期間極“左”思潮的批判和撥亂反正，人們端正了思想路線，恢復了清醒的頭腦，不再夜郎自大、夸夸其談，在外宣方面只希望讓外界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既看到中國的進步和發(fā)展，也看到中國的落后和問題。記得云南省外辦一位老領導曾講過一個真實的故事：大約在20世紀70年代，外交部組織駐華使節(jié)到云南參觀。但當時的物資供應極為匱乏，為制造一個市場繁榮的場面，當地領導事先找好一家商店，把各種商品擺放得琳瑯滿目，挑選幾十名黨員和信得過的基本群眾，每人發(fā)給50元人民幣，屆時在外賓面前扮演顧客，表演購物。待外賓走后再把“購買”的商品退回，把50元錢上交�，F在回想起來簡直就是笑話，但當時確實就是這樣做的。事實證明，繁榮的假象并不能騙過外國人的眼睛，只能欺騙自己。如今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就舉世公認。就越南來說，所有的越南訪華代表團回國后，都會向我講述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不停地稱贊中國寬闊的高速公路、林立的高樓大廈、干凈整潔的街道、應有盡有的商品和人們漂亮的穿著。而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已經認不出當年的北京來了�！泵鎸υ侥吓笥训馁潛P，我的內心感受可以拿央視“焦點訪談”中的一句話來表述，即“用事實說話”。我相信百聞不如一見，相信越南人看到的是最真實的。當他們贊揚中國的進步和發(fā)展時，我反而強調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指出中國從根本上說還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存在的問題仍然很多，今后的任務還十分艱巨。向越方介紹中國形勢時，要注意一分為二，講成績要留有余地，不要講得太滿。事實證明這樣講對方容易聽得進去，顯得更加樸實，效果更好。
　　注意尊重對方，防止居高臨下的大國主義。越南有8200萬人口，在東南亞各國中列居第二，但對于中國來說仍是小國。越南領導人也坦誠地對中國領導人說，越南是小國，越南黨是小黨。但我從多年的切身感受中體會到，越是小國，民族自尊心越強，越怕別人看不起。面對這種情況，無論在處理兩國關系方面，還是開展對越外宣方面，都更應注意尊重對方，防止大國主義的表現。例如越南領導人多次強調要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應該說態(tài)度是很誠懇的。但中方絕對不能以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去給人家“講課”，而只能謙虛、客觀地介紹自己的做法，包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做法，供對方參考。在這方面有幾件事至今仍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次，越南黨的一位政治局委員會見中國一個到訪的代表團。在談到某一個問題時，對方十分謙虛地提到要學習中國的經驗。這時中國代表團團長便準備拉開陣勢，從頭講起。當時我也在場，便立即給這位團長遞去一個便條，告訴他會見只有30分鐘，對方是越南黨的政治局委員，在這樣的場合不適宜長篇大論地開講，建議他注意掌握時間。還有一次，我國一個證券代表團訪越。當時越方正準備開辦證券市場，迫切希望了解中國的做法和經驗。但中方團長很不“見外”，擺出架勢要教給對方如何去做。當對方說他們的班子只有七八十人時，中方團長便說，絕對不行，起碼要有200人。對方說他們的辦公地點是在一棟樓房的一層。中國團長說，一層絕對不夠，最少要占兩層。當時我馬上補充說，中方所說的意見只是從中國的情況出發(fā)的，最了解情況的仍然是越南同志自己，究竟要多少人的編制和多大辦公面積，完全由越南同志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在這方面我記得江澤民同志說過一句十分重要的話。1997年越共總書記杜梅訪華期間，曾提出希望中國幫助越南培養(yǎng)干部。他誠懇地說，西方國家也曾幫助越南培養(yǎng)干部，但他們往往懷有其他意圖，而中國則不會，中國絕對不會對越南干部搞什么“和平演變”。江澤民表示對越方的要求愿給予積極考慮，但中國“絕不做教師爺”。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指導思想，要求我們要尊重對方，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能居高臨下，指手畫腳。
　　要堅持求同存異，切忌強加于人。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面對這種形勢，中方一貫強調世界的多樣化和世界格局的多極化，呼吁要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他們的發(fā)展道路和模式。既然如此，我們在從事外宣的時候，更要注意每個國家的特點，了解他們和中國的異同，從而使我們的外宣工作更有針對性和說服力。在介紹中國情況和對某一問題的主張時，不應強求對方接受，而應抱著寬容的態(tài)度，允許對方有一個思考和消化的過程，也應允許對方有不同意見和看法，即使對方不贊成，也沒有什么關系。對外國朋友提出的一些尖銳的問題，或對我國情況表現出的某種困惑，要本著誠懇的態(tài)度，耐心做解釋工作，而不應動輒就認為他們對中國不友好。反過來說，對于外國的事情，我們也并非事事都贊成，但這并沒有因此而影響彼此成為好朋友。在這方面，過去的教訓實在太多了�！拔母铩逼陂g，中越雙方經常爭論的一個話題，就是“反帝必反修”。中方總是希望越南朋友接受“反帝必反修”。甚至有個別人在宴會上也要問越南朋友：敢不敢反修?要反修，咱就干杯。弄得宴會氣氛極為緊張。事實證明效果適得其反。
　　要加強學習，做懂得外宣的行家。當前我國外交工作大體可分為四個方面，即同周邊國家的關系、同大國和發(fā)達國家的關系、同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關系和多邊外交。對于上述四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李肇星外長解釋說：穩(wěn)定周邊是首要任務，同大國和發(fā)達國家的關系是關鍵，同發(fā)展中國家的關系是基礎，多邊外交是重要平臺。目前我國的周邊國家共有29個，其中同我有共同邊界的國家15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越南都是貫徹穩(wěn)定周邊戰(zhàn)略的重要一環(huán)。因此搞好對越的外宣工作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為此，就需要對越南的國情、其內外政策和中越關系進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兩國關系的歷史和現狀，特別是存在什么問題以及雙方的主張。這就要求外宣部門和第一線的外交官加強學習，做到知己知彼，胸有成竹。這樣的外宣工作才能更有針對性，才算真正把工作做在了點子上。對于兩國關系中的一些分歧和一時談不攏的問題，要心平氣和地闡述中方的觀點和主張，讓對方能夠聽進去、能夠理解，即使對方不能接受，也能讓其感受到中方解決問題的誠意。而這就需要講求外宣的藝術和政策水平，需要花功夫鉆研、學習。另外，對我們國內的事情和方方面面的政策也要有更多的了解，特別是身處第一線的外交官，要隨時應對駐在國官員和各界人士提出的種種問題。一次，越共中央思想文化部(即中宣部)副部長提出讓我介紹一下中國的精神文明建設問題，我用了一整天反復閱讀了中央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并設想了對方可能會提出什么問題。結果那位副部長關心的問題是：中國領導精神文明建設的組織系統(tǒng)如何?每個省有多少人專門從事這項工作?每年用于精神文明建設的經費是多少，來源于何處?各省的經費是中央直接撥給，還是自己籌措?等等。結果我只好如實地承認對此不太清楚，答應待了解后再向他通報。這件事告訴我，盡管我們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但多知道一些就多一份主動。
　　當前中越關系正處在較好的發(fā)展勢頭。2005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越南期間，對兩國建立“四好”關系的深刻內涵又進一步做了具體闡述，指出中越兩國和兩國人民要永遠成為“睦鄰友好的好鄰居、相互信賴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真誠合作的好伙伴�！毕嘈旁谶@一大背景和大氣候下，我們的對越外宣工作一定會更上一層樓，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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