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黃皮書”，不由將人的思緒帶回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那個精神糧食極度匱乏的年月，一套黃色封皮，上面印有“內部發(fā)行”字樣的書籍，成為許多人尋覓、傳閱的珍寶，那是青年人心中的普羅米修斯，帶來異域之火照亮了他們的精神生活。在那些書中，俄蘇文學作品占了相當比例，其中一些后來曾以公開發(fā)行的方式一版再版，有的如今已被公認為文學史上的經典。那些作品曾直接影響了新時期文學的孕育、分娩和成長，是中俄（蘇）文學交流史上一段離奇而重要的往事。三十多年后的今日，我們仍然在很多作家的回憶著作和文章中，不斷看到這些名字：《人、歲月、生活》、《帶星星的火車票》、《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它們和青春、地下閱讀、思想解放等一些詞連在一起出現，并未因時間的流逝而褪色。然而，關于“黃皮書”的講述，基本上都是個人性的、零散的，尚未見到較為全面的介紹，對于其來龍去脈的研究更是付之闕如。
　　張福生先生自1977年以來，一直就職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雖然入社時“黃皮書”出版工作已結束，但多年來他用心搜求、多方了解，對“黃皮書”的出版過程已有相當的掌握。
　　
　　“內部發(fā)行”帶來
　　“神秘”色彩
　　
　　記者：近年來，一些作家、學者常常在回憶文章中提及“黃皮書”的事情，還有一些學者想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卻苦于資料難覓，不得其門而入。據傳，您是國內收集黃皮書較多的人，與參與“黃皮書”出版的一些前輩也多有接觸，能否先簡單介紹一下“黃皮書”的概況？
　　張福生：所謂“黃皮書”，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內部發(fā)行”的圖書中較為特殊的一種。由于其封皮用料不同于一般的內部發(fā)行書，選用的是一種比正文紙稍厚一點的黃顏色膠版紙，故而得了這么一個名副其實的俗稱。也有一些書雖未采用黃色封皮，但人們也把它們歸入“黃皮書”的行列，這個后面再詳細解釋。
　　“黃皮書”的封面或封底印有“內部發(fā)行”字樣，有的書中還夾著一張長一寸、寬二寸的小字條：“本書為內部資料，供文藝界同志參考，請注意保存，不要外傳�！遍_本有三種：小說一般為小32開，理論為大32開，詩歌為小32開本。
　　60年代初“黃皮書”問世時，每種只印大約900冊。它的讀者很有針對性：司局級以上干部和著名作家。這就給它增添了一種“神秘”色彩。據當年負責“黃皮書”具體編輯工作的秦順新先生講，他曾在總編室見過一個小本子，書出版后，會按上面的單位名稱和人名通知購買。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調入人民文學出版社任副總編輯的李曙光先生也說過，這個名單是經過嚴格審查的，他參與了擬定，經周揚、林默涵等領導過目。俄蘇文學的老編輯程文先生回憶說，他在國務院直屬的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工作時，具體負責對蘇調研，所以他們那里也有一套“黃皮書”，閱后都要鎖進機密柜里。
　　記者：“黃皮書”的出版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什么時候結束的？
　　張福生:“黃皮書”的出版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文革”之前，主要在1962年至1965年間集中出版了一批“黃皮書”，其中如小說《苦果》（1962）、詩歌《人》（1964）、劇本《德聶伯河上》（1962）、理論著作《蘇聯文學與人道主義》（1963）等。第二個階段是“文革”中期到“文革”結束，主要在1971年至1978年間出版了一批，但這時“黃皮書”已經“名不副實”，一些書的封面改為了“白皮”、“灰皮”等，其中如《人世間》（1971）、《白輪船》（1973）、《濱河街公寓》（1978）等。
　　
　　誕生于“反修”大背景下
　　
　　記者：作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黃皮書”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具體的背景如何？
　　張福生：從這套書的出版年代和書目不難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誕生的。這個問題我曾請教過出版界的前輩、“黃皮書”最初的負責人孫繩武和秦順新等先生。他們說，1959年至1960年以后，中蘇關系逐步惡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斗爭。人民文學出版社作為國家級文學專業(yè)出版社，為“反修”工作服務是責無旁貸的。根據當時蘇聯文學界爭論的一些問題，如描寫戰(zhàn)爭、人性論、愛倫堡文藝思想等，出版社確定了一批選題，列選的都是在蘇聯或受表揚或受批評的文學作品。
　　這個問題，我也曾問過《世界文學》的老領導陳冰夷先生。那天（1998年10月15日），他講了許多，大致的意思是：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中宣部在新僑飯店跨年度地開了一次文化工作會議，當然透露出來的是比中宣部周揚更高一層人物的精神。會后周揚找一些人談話，講要出版反面教材，為“反修”提供資料。這是很明確的，但沒有正式文件。
　　陳冰夷先生告訴我：“這個會議很重要，我事先知道，所以我在1959年底，以《世界文學》編輯部的名義，出版了‘世界文學參考資料專輯’，書名叫‘蘇聯文學界最近時期重大爭論’……”后來，我找到了陳冰夷先生講的專輯的第二本，它收了39篇爭論文章，278頁。封面上印著“內刊部物?專供領導參考”。這里顛倒了一個字，應為“內部刊物”。封底沒有定價，只印有“1959年11月19日編”的字樣。
　　從陳冰夷先生的談話感覺，他認為這是“黃皮書”“來龍去脈”的“來龍”。就“來龍”問題，我問過許多老前輩，因為沒有文件，大家都說得不很明了。李曙光和高莽先生認為陳冰夷先生的這個說法合乎實情，是可信的。
　　
　　“文革”前的“黃皮書”出版
　　
　　記者：“文革”前，以“黃皮書”的形式出版了哪些書？
　　張福生：“文革”前出版的應包括小說：《苦果》（1962）、《人、歲月、生活》（第一、二部，1962）、《生者與死者》（1962）、《帶星星的火車票》（1963）、《解凍》（1963）、《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1963）、《索爾仁尼津短篇小說集》（1964）、《戰(zhàn)爭與回聲》（1964）、《蘇聯青年作家小說集》（上、下，1965）、《軍人不是天生的》（1965）、《小鈴鐺》（1965）、《艾特瑪托夫小說集》（1965）等，大約近20種。
　　詩歌：《人》（1964）、《〈娘子谷〉及其他》（詩集，1963）、《焦爾金游地府》（1964）等幾種。
　　劇本：《德聶伯河上》（1962）、《伊爾庫茨克故事》（1963）、《保護兒子》（1963）、《晚餐之前》（1964）、《暴風雪》（1963）等約10余種。
　　還有一批文藝理論著作：《蘇聯文學與人道主義》（1963）、《蘇聯文學中的正面人物、寫戰(zhàn)爭問題》（1963）、《蘇聯青年作家及其創(chuàng)作問題》（1963）、《蘇聯一些批評家、作家論藝術革新與“白俄表現”問題》（1964）、《人道主義與現代文學》（上、下，1965）、《戲劇沖突與英雄人物》（1965）等，約13種。這些理論書很少被人們提起，其實它們是“黃皮書”極重要的組成部分。
　　列入“黃皮書”系列的除了蘇聯文學作品外，還有其他國家的幾本書，數量不多。
　　記者：“黃皮書”的出版書目是怎么選定的？
　　張福生：秦順新先生告訴我，孫繩武先生當時全面負責這套書，他對送來的每一期《進口圖書目錄》都仔細閱讀，挑選出一些蘇聯當時最有爭議或得獎的圖書訂購。那時編輯部也訂了許多蘇聯文學雜志和報刊，如《文學報》、《旗》、《星》、《十月》、《新世界》、《我們同時代人》等。大家分頭閱讀，提出建議，最后由孫繩武先生批準。
　　
　　重新啟動到畫上句號
　　
　　記者：“文革”中后期，“黃皮書”的出版工作是怎樣接續(xù)起來的呢？
　　張福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黃皮書”的出版自然也就中斷了。再重新繼續(xù)出版，已經是“文革”中期的1971年。據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批從干�；貋砉ぷ鞯亩硖K文學編輯王之梁先生講，1971年遵照周總理指示，出版社重新組建，恢復工作。當時發(fā)生了三島由紀夫剖腹事件，上面有文件，明確指示盡快出版三島的作品。很快，人民文學出版社就以“內部書”的名義出版了三島的4部作品。
　　隨著出版社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軌，“黃皮書”又開始重新上馬。當初，這套書是從“反修”開始的，時隔數年，尤其是1969年又發(fā)生了“珍寶島”事件，此次則在“反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旗幟下重新啟動。但這時“黃皮書”已經“名不副實”，一些書的封面改為了“白皮”、“灰皮”。出版者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除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外，上海譯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也相繼加入進來。
　　記者：“黃皮書”的出版是在什么時候畫上句號的？
　　張福生：20世紀70年代末出版的《岸》、《濱河街公寓》、《正午的暮色》等也屬“內部發(fā)行”，但其吸引力和神秘色彩已漸漸失去，“黃皮書”的歷史使命到了結束的時候。隨著全國各地出版社恢復正常工作，出版重心逐步轉移到解決“書荒”的問題上，許多過去應列入“黃皮書”的作品逐漸可以公開發(fā)行了。
　　
　　可以流傳久遠的佳譯
　　
　　記者：您怎么看待出版“黃皮書”這段特殊的歷史？
　　張福生：這段歷史在中國的出版史、中外（尤其是中蘇）文學交流史、文化史上都非常重要。人們有時候覺得，“文革”前后的十余年，中國人對外國文藝的了解完全中斷了，但實際上并不是，還有“黃皮書”這根線斷斷續(xù)續(xù)連著。這是無法跳過去的一段歷史。
　　記者：你認為“黃皮書”給后人留下了什么？
　　張福生：作為后來的俄蘇文學編輯，我對“黃皮書”除了大家抱有的那種“好奇心”外，更多的是欽佩這批書的譯文質量。應該說，“黃皮書”的譯文大都是一流的。很難想象，在那么緊迫的時間里，那樣濃重逼人的政治氣氛中，他們需要怎樣的一種精神，才保證質量地完成了這樣艱巨的任務。
　　（摘自8月23日《中華讀書報》，標題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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