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照相館”、“紅都”、“四聯(lián)”、“美味齋”、“浦五房”、“老正興”、“普蘭德”……幾十年來，這些老字號已成為北京人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已忽略或忘記，它們并非北京土生土長，而是半世紀前響應“繁榮首都服務業(yè)”的號召，從上海大舉遷徙而來。
　　
　　■當年北京竟做不好一套西服
　　
　　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駐華大使小尼赫魯?shù)囊环鈦硇�。信中，小尼赫魯表示了對北京制衣業(yè)的不滿。原來，他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連改21次仍不合身。而這已經(jīng)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類似的“抗議”了，很多西方外交官對北京的服務業(yè)都很有意見。為了挽回影響，外交部派專人陪同小尼赫魯?shù)缴虾８闹莆鞣�（從清嘉慶年間起，上海就有專門的西服店。當時，國人將外國人稱為“紅毛”，為“紅毛”縫制衣服的裁縫就被稱為“紅幫裁縫”）。這次，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稱的“紅幫裁縫”余元芳為小尼赫魯改衣。余師傅不負眾望只花了兩天時間，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魯穿上后非常滿意，當場要余元芳再做一套，并且為他的妻子、兒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
　　后來，小尼赫魯又給外交部寫了一封表揚信，信中說他到過很多國家，也買過很多西服，但從來沒有這么漂亮、舒適、挺括的。
　　長久以來，這個故事一直在上海制衣業(yè)老師傅中流傳，也成就了一個“紅幫裁縫”的神話。但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這引起了中央的關(guān)注。
　　解放初期，當老輩兒北京人還沉浸在“頭頂馬聚源，腳踩內(nèi)聯(lián)升，身穿瑞蚨祥，腰纏四大恒”的過往繁華中時，現(xiàn)實的北京服務業(yè)可以用“全無行業(yè)”來形容。全市服務業(yè)僅有兩萬多家，其中一半是飲食業(yè)，雞毛小店、通鋪大炕、食品擔子、剃頭挑子以及提籃叫賣的串街小販，支撐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而上海卻早已是另一番天地。由于開埠早，且租界云集，上世紀二十年代，上海就有“東方小巴黎”之稱，時裝、發(fā)型和各種商品的潮流都與歐洲同步。
　　上海南京路上先后成立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貨公司。它們不但裝潢考究、櫥窗爭奇斗艷，而且聚集了全世界幾千種商品，號稱沒有顧客買不到的東西。在歐風美雨下浸潤的上海，比遺老遺少聚集的北京時尚得多。
　　當時，很多喜歡西洋范兒的北平人還特意到上海做衣服。直到解放初期，這種狀況還沒有發(fā)生變化。為了改變北京服務業(yè)落后的面貌，適應日益頻繁的外交活動，更好地服務中央和北京市民，1956年周總理提出“繁榮首都服務行業(yè)”的號召，在這樣的背景下，遂有大批服裝、照相、美發(fā)、洗染、餐飲業(yè)的上海名店陸續(xù)遷京之舉。
　　
　　■把最好的店遷到北京
　　
　　
　　接到總理指示后，北京市政府馬上責成北京市第二商業(yè)局與上海市第一商業(yè)局接洽，研究把上海知名服裝店遷往北京事宜。經(jīng)過考察，北京方面確定了包括“鴻霞”、“造寸”、“萬國”、“波緯”、“雷蒙”、“藍天”等在內(nèi)的21家服裝店，支援北京。很快，第一批上海店鋪遷京工作開始了。第一批一百多人浩浩蕩蕩坐著火車離開了上海。4月13日，第二批上海服裝業(yè)人員也來到北京。當日，《北京日報》以“適應首都人民改進服裝的需要上海二十家著名服裝店遷到北京”為題寫了一篇報道。
　　服裝業(yè)遷京后，理發(fā)、照相、洗染、餐飲等服務業(yè)的遷京工作也陸續(xù)展開：照相業(yè)遷“中國”、“國泰”兩家；洗染業(yè)遷“普蘭德”、“中央”兩家；理發(fā)業(yè)遷“華新”、“紫羅蘭”、“云裳”和“湘銘”四家。?
　　1956年7月6日，上海理發(fā)、照相、洗染業(yè)的師傅們，帶著家伙什兒，坐著同一列火車開赴北京。
　　
　　■“阿拉上海銀”初到京城
　　
　　初到京城，上海師傅們都很興奮。趁著新店還沒開張的空隙，他們游覽了心儀已久的故宮、北海、頤和園，體會到跟十里洋場截然不同的悠游、閑適的老北京風情。但興奮過后，許多現(xiàn)實問題擺在眼前，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吃不慣、天氣太冷。不過，中央和北京市領(lǐng)導的關(guān)懷卻使他們倍感鼓舞。剛到北京不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和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在北京飯店設宴款待了部分上海遷京人員。面對領(lǐng)導的關(guān)心和群眾的期望，新店的籌備工作很快開始。從上海來的20多家服裝店被合并為七家開張�！敖鹛�”、“鴻霞”開在東四，“藍天”開在王府井，“雷蒙”開在八面槽，“造寸”開在西四，“波緯”開在前門，“萬國”開在東交民巷。這些地點不是核心商業(yè)區(qū)，就是挨著外國人經(jīng)常出入的使館區(qū)。中國照相館、普蘭德洗染也被安排在王府井大街上。“華新”、“紫羅蘭”、“云裳”、“湘銘”這4個遷京的理發(fā)館，最初的計劃是在東城、西城、崇文、海淀各開一家�？墒�，遲遲找不到合適的地點。大家一商量干脆四家聯(lián)合開一家大理發(fā)館，名字就叫“四聯(lián)”，取四家聯(lián)合之義。直到“文革”前，“四聯(lián)”的牌匾上除了“四聯(lián)理發(fā)館”5個字外，還有一行小字寫著“華新、紫羅蘭、云裳、湘銘四家聯(lián)合”，地點就選在金魚胡同33號。
　　
　　■上海師傅手藝就是好
　　
　　上海遷京店鋪開張以后，在北京市民中掀起了不小的轟動。
　　當時，去“四聯(lián)”理發(fā)可是件奢侈的事兒。“在‘四聯(lián)’理個發(fā)要八毛錢，其他理發(fā)館才兩三毛，剃頭挑子就更便宜了。”1956年已在公安局工作的王銘珍受命承擔一場國際會議的保衛(wèi)工作，第一次擔任這么重要的工作，王銘珍決定到“四聯(lián)”理個發(fā)，精神精神。那時候，他可真是乍著膽子去的，在他印象里，在“四聯(lián)”理發(fā)的不是教授就是官員。一進門，理發(fā)員就笑容可掬地迎了上來，“說話都是上�？谝簦�跟侯寶林的相聲似的，洗頭都說，‘打一打好吧？’”王銘珍笑著回憶�！啊�四聯(lián)’從上海帶來10把美國進口的大椅子，坐著倍兒舒服。還有每人8條毛巾，上海師傅活兒好，服務也好，讓你花了錢心里也高興�！�
　　
　　從云裳理發(fā)店遷來的康邦章記得“四聯(lián)”剛剛開業(yè)的時候，每天早上開門之前門口都會排起大隊。有一年臨近春節(jié)他們更是早上五點鐘就營業(yè)。一直忙到夜里兩點才下班。夜深了，師傅們也回不了家，只好到附近的“清華池”忍一宿�？墒�，剛躺下沒半個小時，就被叫起來了。原來，“四聯(lián)”門口的隊伍已經(jīng)排到米市大街了。后來，他們才知道，原來北京人有正月里不剪頭的習俗。康師傅笑著說:“那個月我掙了120多塊錢，都超過處長了�！�
　　距離“四聯(lián)”不遠的中國照相館同樣非常火爆。每天早上四五點就有人在門口排隊，即使下午三點就停止發(fā)號，生意依然會持續(xù)到晚上十點。那時候標準像、全家福、禮服照、婚紗照，“中國照相”全都有。比起北京的照相館，“中國照相”的禮服更時髦，布景更漂亮，用光也更加講究。當時，人們都以有一張印有“中國照相”字樣的照片為風尚。
　　一位70多歲的老顧客回憶，當年他去部隊報到路過北京，特意趕到這里照了平生第一張照片。為了這張照片，他排了兩個小時的隊，差點沒趕上火車。
　　上海名店不但帶來了高超的手藝，還帶來了很多上海獨有的經(jīng)營理念。北京史地民俗協(xié)會的常華記得，那時所有遷京店鋪牌匾的顯著位置都會寫著“上海遷京”4個字，中國照相館還會把印有自己名號和價目表的小卡片放在店中，任顧客隨意取閱。“當時他們的廣告意識已經(jīng)很強了�！�
　　
　　■“周總理來了！”
　　
　　1956年10月的一天，在中國照相館暗房工作的徐松延正準備出門，迎面進來幾個人，為首的一個看著非常眼熟，還向他微微點了點頭。等這幾個人走進去后，徐松延才反應過來，“這不是周總理嗎！”
　　這一年，周總理應越南、柬埔寨等7國邀請組團出訪。出訪前，被訪7國通過外交部索要總理的簡歷和標準像。但周總理對于建國后照的照片都不滿意，標準像遲遲定不下來。這時，總理在報紙上看到上海遷京中國照相館對外營業(yè)的廣告，便對工作人員說:“咱們抽空到中國照相館照個相，上海的設備和技術(shù)比北京要好�！�
　　
　　這天下午，總理有外事活動，工作人員建議他見外賓前可以先去中國照相館照個相。當時擔任周總理衛(wèi)士長的成元功回憶，總理只有兩點指示:第一不要興師動眾，第二不要影響照相館的正常營業(yè)。
　　周總理到照相館后直接上了二樓，當時中國照相館經(jīng)理姚經(jīng)才和同事張孔嘉正準備給一位解放軍同志照相。解放軍同志看到總理不期而至，馬上站起身請總理先照。總理卻說:“按秩序嘛，誰先來誰先照。”輪到總理時，見姚經(jīng)才他們有些緊張，總理溫和地說:“你們是第一次給我拍照吧？熟悉就好了。你們是專家，我相信你們一定能照好�！币�經(jīng)才一口氣給總理拍了16張全身和半身像。總理非常滿意，直到現(xiàn)在周總理那張經(jīng)典的標準像還擺在中國照相館的櫥窗里。
　　比起中國照相館，“雷蒙”、“波緯”等服裝店接觸國家領(lǐng)導人的機會就更多了。當時，“波緯”、“藍天”、“雷蒙”等服裝店都屬于北京市友聯(lián)服裝廠旗下。位于東交民巷的“波緯”經(jīng)常接待各國使節(jié)，而八面槽的“雷蒙”更多的是接待中央領(lǐng)導和出國使團。
　　鄭祖芳至今還清楚地記得，1957年周總理到“雷蒙”做衣服的情景�？偫硪贿M門便與在場的工作人員一一握手，并詢問他們在北京生活習慣不習慣。總理說:“我知道你們愛吃大米飯，如果米不好買跟我說，我跟北京市委打招呼。”后來，北京市果然對上海遷京人員放開了大米供應。鄭祖芳現(xiàn)在還堅信，這一定是周總理關(guān)照的。
　　20多年中，在鄭祖芳的記憶里，周恩來做的新衣服屈指可數(shù)，而他拿來翻新、織補的舊衣服卻很多。他記得，總理有一件深灰色的舍味呢中山裝，兩臂和胸口經(jīng)常接觸桌面的部分已經(jīng)磨得發(fā)亮了，但總理堅持不做新的，而是讓工作人員拿到店里翻新。經(jīng)過師傅們精心改制后，衣服像新的一樣，總理看到還特意詢問，不會是重新做了一件吧？
　　周總理逝世時，鄧穎超專門派人到店請給總理做過衣服的師傅參加追悼會�！班嚧蠼惆盐覀儼才旁诹思覍俚年犖槔铩闭f到這里，已經(jīng)80高齡的張永福哽咽了。
　　
　　■帶動北京服務業(yè)提高
　　
　　上海遷京店鋪開業(yè)以后，受到北京市民的熱烈歡迎。北京的同業(yè)可坐不住了。不過，面對真才實學，北京的同行們挑起了大拇指。
　　開業(yè)以后，中國照相館把精美的樣片擺在櫥窗里，引來許多同行前來觀摩。由于要求來店學習的人太多了，中國照相館沒有那么多力量接待，便索性開辦了學習班，專門培養(yǎng)北京各區(qū)和全國各地的學員。是對工藝、質(zhì)量的一絲不茍，成就了中國照相館在同行心中的地位。
　　不僅是照相業(yè)，上海遷京老店在美發(fā)、服裝等各個行業(yè)都成了北京的標桿。就在這樣一來一往之間，京滬兩地的師傅們交流著技術(shù)，北京的服務業(yè)水平也在不斷提高。
　　
　　■改名改出世界名牌
　　
　　轉(zhuǎn)眼間，“文革”開始了。跟全國所有行業(yè)一樣，服務業(yè)也受到了影響。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人們做出了許多啼笑皆非的事。為了表明“左”，理發(fā)館不給理向右分的發(fā)型，燙頭也被取締了，就連理發(fā)用的大鏡子也被糊上了紙。全國上下都梳一樣的發(fā)型，“四聯(lián)”師傅的手藝沒了用武之地。中國照相館的櫥窗里，婚紗照沒了，禮服照也沒了，卻多了不少拿著“紅寶書”跳“忠字舞”的相片。
　　不久，好些老店鋪的名字也都改了。東安市場改成了東風市場，鶴年堂藥店改成了菜市口藥店，“美味齋”改成了上海餐廳……?
　　位于東交民巷的波緯服裝店坐不住了，他們琢磨是不是也應該改個名字？那時候，東交民巷已經(jīng)改名叫“反帝路”了，有人提出，干脆叫“反帝服裝店”吧�！胺吹鄯�裝店”的名字剛貼出去幾天，外交部有意見了，他們說:“來店的外賓很多，不少是友好國家的，叫‘反帝服裝店’不太妥當，能否把店名改一改？”
　　為了給門店起名，那時已經(jīng)從“雷蒙”調(diào)來的鄭祖芳騎車轉(zhuǎn)了好多條大街，他看到街上的店，不是叫“衛(wèi)東”、“紅衛(wèi)”，就是“首都”、“人民”。靈機一動，取“紅色首都”之意，叫“紅都”如何？回到店里，他把這個想法跟大家一說，一致通過。后來他又請自己的一個擅寫書法的親戚，模仿毛體寫了“紅都”兩個字。
　　沒想到，這個名字竟然一鳴驚人，成了世界名牌。
　　當時，由于純手工制作，做一套西裝要四天時間，很難滿足市場的需要。有時候，一批訂單要三四個月才能交工。為了滿足外事活動的需要，店方規(guī)定只有外賓和持有省部級以上介紹信的，“紅都”才給做衣服。那時候誰要是有一套紅都西服，可是身份的象征。常華記得，有一年他的五哥跟隨醫(yī)療隊援助坦桑尼亞，做了一身紅都西裝。臨行前，五哥特意穿著西服來辭行，那精神樣兒讓常華羨慕不已。
　　1988年，時任美國總統(tǒng)的喬治?布什訪華。一下飛機，布什就撩開西服，用標準的漢語，對前來迎接的中國官員說:“紅都，紅都！”“紅都”的師傅們通過電視看到這個新任美國總統(tǒng)的時候都認出來，這不是當年那個美國駐華聯(lián)絡處主任嗎？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作為美國駐華聯(lián)絡處主任的布什，經(jīng)常和妻子騎著自行車光顧“紅都”。而他的前任布魯斯更鐘情于“紅都”，在任期間一共在“紅都”做了六七十套衣服。
　　
　　■改革初年開風氣之先
　　
　　1976年，“四人幫”粉碎了。老字號們紛紛改回了原來的名字，而老手藝是不是也能恢復呢？人們心里沒譜。
　　1976年底，“四聯(lián)”開始偷偷地恢復燙發(fā)了。那時候，店方規(guī)定燙發(fā)必須持文藝團體介紹信。即便是燙發(fā)，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做大波浪，只能燙點兒小花再給扎起來。就算這樣，托關(guān)系、走后門燙發(fā)的人還是絡繹不絕，甚至連外地的人也趕來“四聯(lián)”燙發(fā)。1978年9月，“四聯(lián)”蓋起了二層小樓，新店開張，樓上樓下擠了好多人，都是來燙發(fā)的。店里新置的四臺電燙機忙得不亦樂乎。趕巧兒，一個外國電視臺的記者路過此地，不知道聚著這么多人是干什么呢？走近了一瞧才知道，敢情這是排隊燙發(fā)呢！外國記者趕快扛來攝像機，里里外外一通拍。一撥外國記者走了，又來了一撥……當時，“四聯(lián)”師傅不知道這是什么意思。后來才知道，原來人家發(fā)現(xiàn)了新聞:中國人可以燙發(fā)了，這說明中國真的開始開放了。
　　趁著這股東風，中國照相館也放開了。1979年，消失了十多年的婚紗照又出現(xiàn)了。當時已在中國照相館工作的姚建忠記得，那時候一套婚紗可不像現(xiàn)在那么花哨，既沒有造型，也沒有化妝，就是新娘穿上婚紗，新郎穿上西服，規(guī)規(guī)矩矩地往那一站。一套照片只有四張，還是黑白的。不過，價錢卻不菲，照一套要三十多塊錢�！爱敃r，那可是普通職工半個多月的工資�。　�
　　可就算這樣，新人們也紛紛趕來拍照。每天一大早開始排號，一天能照300多對兒，其中還有不少人是專程從外地趕來的。改革開放初期，上海遷京的老字號們又一次走在了全北京服務業(yè)的前面，開風氣之先，引領(lǐng)了時尚潮流的轉(zhuǎn)變。
　　
　　■“小上海”變成“老北京”
　　
　　2006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的“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成立50周年紀念大會”上，來自全國各地的3000位攝影人歡聚一堂。會上，10位曾為新中國攝影事業(yè)作出過杰出貢獻的攝影家被賦予中國攝影大師稱號。中國照相館攝影師姚經(jīng)才，是這十個攝影大師中唯一一名在照相館工作的入選人。這時，姚經(jīng)才已經(jīng)去世多年了。
　　現(xiàn)在已經(jīng)人到中年的姚建忠在中國照相館外拍部工作，與父親一樣他經(jīng)常會為國家領(lǐng)導人拍照。在給溫家寶總理照完相后，有人向溫總理介紹，這就是當年給周總理照過相的姚經(jīng)才的兒子。溫總理十分高興，說:“子承父業(yè)，好好干！”姚建忠感到了作為大師之子的壓力，但這壓力中更多的是人們對于中國照相館這個老字號的期望。
　　如今，王府井大街上，中國照相館的門臉并不顯眼，時常有路過的游客會在櫥窗前駐足觀看。那里擺放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的標準像，如油畫般精致。很多人都會恍然大悟地說:“原來，這張照片是這里照的�！彪m然今天市場上新興的藝術(shù)攝影、婚紗攝影、兒童攝影比比皆是，但是北京乃至全國各地的人還是會光顧中國照相館。
　　它左近的四聯(lián)美發(fā)，抵抗著“韓流”“日流”的沖擊，依然固守著自己的獨特風格。雖然一樓店鋪坐著的大都是些懷舊的中年人，但美發(fā)廳三樓新辟的“新概念工作室”卻能感受到撲面而來的青春氣息。
　　坐落在東交民巷的“紅都”，現(xiàn)在早已不是出國人員的專用服裝店。它以一種更加平民化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今天的服裝市場中，“紅都”還是精致與講究的代名詞。
　　潮流在變，人們的生活方越來越多元化。現(xiàn)在的上海遷京老字號們已經(jīng)很難再現(xiàn)當年盛況，但幾十年來它們?yōu)榉睒s北京服務業(yè)、豐富北京人生活而作出的貢獻，已作為全國人民支援首都建設的一個生動范例，永遠銘刻在北京的記憶里。
　　 （摘自1月8日《北京日報》，作者為該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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