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9日，中國科學院最年長的院士貝時璋先生走完了107載人生歷程。留給中國科學界最后的遺言是：“要為國家爭氣!” 　　貝時璋少小離鄉(xiāng)，從漁民世家走到科學世家。因為他，中國生命科學從上世紀初就開始了從宏觀到微觀的生命現(xiàn)象研究，不僅邁出了探索空間生命的第一步，而且開始尋求細胞、分子乃至納米層面的生命構成理論。他創(chuàng)建了中國實驗生物學，組建了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成立了中國生物物理學會，在中國科技大學創(chuàng)立了國際上第一個生物物理專業(yè)。如今，他的學生中已有6名中國科學院院士。貝時璋的一生，正如他家中客廳懸掛的八個大字：“德壽雙高，教科皆杰”。
　　
　　好奇開啟探索之門
　　
　　1903年10月10日，貝時璋出生在浙江寧波鎮(zhèn)�？h一個世代種地打魚的家庭。
　　小時候的貝時璋雖然沉默寡言，卻勤于思考，不論遇到什么事情，總要問個為什么。一次，父親帶他到上海辦事，一路上，他看到“江天火輪”在江上航行，貝時璋奇怪地問：沒有拉纖人和船老大，“江天火輪”怎么會動呢?船艙里的燈沒有油，怎么就能亮了呢?繁華的南京路上，商店櫥窗里黃頭發(fā)的“洋模特”為什么會轉(zhuǎn)動?貝時璋百思不得其解。短暫的上海之行讓貝時璋大開眼界，也開啟了他心中好奇與探索之門。
　　因家境貧寒，貝時璋8歲才進了家鄉(xiāng)的“進修學堂”上學。母親對貝時璋一字一句地說：“兒呀，男人要成大器就得有文化，阿姆(媽媽)沒文化苦了一輩子，你一定要給阿姆爭氣，好好讀書，做一個有出息的男人�！�
　　沉默寡言的貝時璋對讀書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自覺刻苦用功，小學只讀了4年，就以優(yōu)異的成績進入漢口德華中學。
　　當時的德華中學只向?qū)W生灌輸理科方面的知識。學校備有多冊《理科書本》，貝時璋很愛讀這些書，從中學到不少關于理科方面的啟蒙知識，那時他就想知道更多的自然奧秘。
　　貝時璋一有空就去逛書店。1918年秋的一天，15歲的貝時璋在漢口華景街舊書攤上買到一本德文原版書――E?菲舍爾(Emil Fischer)著的《蛋白體》，雖然一知半解，但就是這本描述蛋白質(zhì)結構和組成的通俗淺顯的書，像磁石一樣吸引著他。1919年春，貝時璋違背了父親要他進洋行工作的意愿，考入了上海同濟醫(yī)工專門學校(同濟大學前身)。入學后，先在德文科，經(jīng)過半年德語深化學習，此后順利升入了同濟的醫(yī)預科。
　　1921年秋，貝時璋從同濟醫(yī)預科畢業(yè)。在父母的支持下，1922年3月，赴德國留學，踏上了探索生命的科學之旅。
　　
　　洋博士不改中國心
　　
　　貝時璋到德國后，先后在福萊堡(Freiburg)、慕尼黑(Muenchen)和土濱根(Tuebingen)三個大學學自然科學，并以動物學為主系。貝時璋成天與書本和儀器為伍，以實驗室為家，刻苦攻讀。他不但學習生物學的課程，還學了物理學、化學、地質(zhì)學、古生物學等多門課程，又自學了數(shù)學，在幾所大學的學習活動使貝時璋受益匪淺。
　　博士論文《醋蟲生活周期各階段及其受實驗形態(tài)的影響》，顯示了貝時璋非凡的才華，得到德國生物學界權威人士的贊譽。大生物學家哈姆斯(Harms)教授向貝時璋的導師發(fā)去了賀信，祝賀他培養(yǎng)了一名杰出的生物學人才，并在自己的論文內(nèi)引用了貝時璋的一大段內(nèi)容。1928年3月1日，貝時璋完成了從本科到博士的“三級跳”，戴上了第一頂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桂冠。此后一年，他在土濱根大學動物系任助教，在哈姆斯教授的指導下從事科學研究。
　　貝時璋在德國8年，掌握了學科理論，學會了科學研究的方法和技術，積累了研究工作的經(jīng)驗，同時也形成了自己的學風。他注重秩序，做什么事情都細致周密，有條不紊。論文寫出初稿，總是反復推敲，或補充實驗。
　　在那個年代，還沒有共聚焦或雙光子顯微鏡，貝時璋用的是目鏡5、物鏡AP2mm、筒長152、放大1440倍的Leitz光學顯微鏡，所有制片都是手繪。他的論文含80張這樣精細的繪圖，每張圖都非常逼真。
　　50年后，即1978年3月，由于貝時璋長期工作在科研第一線，并在科學研究中獲得卓越成就，土濱根大學再次授予他自然科學博士學位(“金博士”)。又過10年，1988年3月，土濱根大學第3-次授予貝時璋自然科學博士學位(“鉆石博士”)。世界上獲土濱根大學如此殊榮者僅貝時璋一人。
　　當初，貝時璋在德國初露頭角，引起德國學術界的重視。然而，物質(zhì)上的誘惑，導師的相勸，都沒有動搖貝時璋回國效力的決心。1929年秋，他告別土濱根大學，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國。
　　
　　間房辦起浙大生物系
　　
　　回國后，浙江大學是貝時璋貢獻智慧的重要場所，也是他青年時代生活過20年的地方。
　　在浙大校長撥給他的三間房里，他唱著“獨角戲”，籌辦起了浙大生物系。三間房各自派上了用場：一間寢室，一間工作室，一間實驗室。而教學需要的畫圖都自己親自動手制作。就這樣，他白手起家創(chuàng)建了浙大生物系。為了把錢用在刀刃上，教學與科研需要的儀器、藥品和書刊他也親自一一列出清單，精打細算地購買。
　　貝時璋與浙江大學的深厚感情建立在長期的共患難之中。1937年11月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浙江大學被迫西遷，幾經(jīng)周折，歷程艱辛，于1940年1月到達貴州，在遵義、湄潭、永興等地堅持辦學直至抗戰(zhàn)勝利。
　　在浙大西遷途中，貝時璋協(xié)助竺可楨校長維持教學和科研的運行，在日本飛機的追擊和狂轟濫炸之中，仍利用一切零碎時間在顯微鏡下精心繪圖。1938年學校抵達江西泰和縣時，他已繪制出教學圖片百余張，滿足了教學實驗的急需。1939年2月5日，日寇敵機在廣西宜山標營浙大校舍投彈118枚，學校損失慘重。然而貝時璋心中仍只有一個信念：盡快組織師生上課。生物系師生在他的帶領下，白天逃警報，晚上照常上課或做實驗。生物系的一次學術性讀書報告討論會，也在晚上于一間民房樓上按期舉行。
　　教學中，他常常右手寫板書，左手同時畫圖配合講解。他繪制的圖片精準優(yōu)美，就像一幅幅藝術品，讓學生們終身難忘，他們說：“聽貝老師講課，不僅學到了專業(yè)知識，還是一種藝術享受�！彼�還能將成百上千個骨頭、神經(jīng)肌肉和血管等的拉丁文名稱背得滾瓜爛熟，常常使學生們驚嘆不已。在浙江大學，貝時璋先后教過普通生物學、普通動物學、組織學、胚胎學、比較解剖學、遺傳學、動物生理學等課程，同時又從事相關科學研究。貝時璋不僅對當時前沿的實驗生物學有廣泛深入的研究，還具有堅實的傳統(tǒng)生物學的基礎。他講課時，講授的內(nèi)容翔實，條理清晰，論點精辟，剖析透徹，深入淺出地突出各類生物在進化上的聯(lián)系，使學生容易融會貫通。
　　1930年至1950年，在浙江大學最 艱苦的歲月里，貝時璋先后擔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學院院長，培養(yǎng)了眾多學生，有力地推進了我國生物科學的發(fā)展。
　　
　　首創(chuàng)“細胞重建學說”
　　
　　在長達80多年的科學探索生涯里，貝時璋主要研究動物的個體發(fā)育、細胞常數(shù)、再生、中間生、性轉(zhuǎn)變、染色體結構、細胞重建、昆蟲內(nèi)分泌腺、甲殼類動物眼柄激素等，其中尤以細胞重建的研究最為突出。
　　1932年春，貝時璋在杭州郊區(qū)松木場稻田的水溝里觀察到甲殼類動物豐年蟲的中間性，并發(fā)現(xiàn)在其性轉(zhuǎn)變過程中生殖細胞的奇異變化，即細胞解體和細胞重建的現(xiàn)象，這新的細胞繁殖方式和途徑的發(fā)現(xiàn)，打破了細胞只能由母細胞分裂而來的傳統(tǒng)觀念。貝時璋將此種現(xiàn)象稱為“細胞重建”。1934年，在浙江大學生物系的一次研討會上，他報告了這項研究結果，他的“細胞重建學說”徹底打破了這個世界生物學界信奉了100多年的“細胞來自細胞”的金科玉律，也從此奠定了他作為我國著名細胞生物學家的學術地位。
　　1933年貝時璋正要對細胞重組現(xiàn)象進一步深入研究時，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了，浙大遷到貧窮落后的黔北安家，一待就是6年半。
　　1942年和1943年，貝時璋才先后在《Science Record》和《科學》雜志上發(fā)表了關于“細胞重組”重大發(fā)現(xiàn)的文章。但他的細胞重建學說一直到1970年，才被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再次列為重點課題進行研究。他們的研究工作進行到1974年，豐年蟲性轉(zhuǎn)變過程中的細胞重建現(xiàn)象便得到了充分的驗證。1976年，貝時璋與一批年輕的工作人員通過廣泛、深入的實驗證明了細胞重建是普遍現(xiàn)象，并撰寫了“細胞重建”論文集，把研究結果總結成系統(tǒng)的理論，形成了完整的“細胞重建學說”。
　　隨著時間的推移，“細胞重建”理論走向全世界。1983年貝時璋在《中國科學》(英文版)連續(xù)發(fā)表了5篇論文，進一步闡明了生物體的自組織問題。科教電影《細胞重建》不僅在國內(nèi)獲獎，并在國際性的科技進步電影節(jié)和醫(yī)學電影節(jié)上獲獎。
　　在鮮花、掌聲、榮譽面前，貝時璋沒有陶醉，而是一如既往地默默耕耘在細胞領域里。他在一篇學術自傳中謙虛地說：“自從我提出細胞重建學說以來，在這一漫長曲折的科研征途中，坎坷逾半世，沒有受到學術界廣泛的、嚴格的檢驗，引以為憾!”這就是一位科學家虛懷若谷的胸襟。
　　
　　“拓荒者”終成科海一星
　　
　　1950年，新中國成立后，貝時璋離開浙江大學到上海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員兼所長。1954年1月，中國科學院建立學術秘書處，貝時璋被調(diào)任學術秘書處學術秘書。同年，貝時璋將實驗室遷往北京。他是組建中國科學院最初的倡議者之一，曾參與制定了新中國科學事業(yè)發(fā)展的很多重要規(guī)劃。
　　成立于1958年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是貝時璋一手創(chuàng)建的國際少有的科研機構。從“生物物理”這個名字上就可看出，這是一個生物學與物理學交叉的科研領域。然而，在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科學事業(yè)剛剛起步之初，有多少人能夠作出這樣的抉擇?
　　1958年9月26日，國務院批準將北京實驗生物研究所改建為生物物理研究所，貝時璋作為第一任所長，邀請了化學、物理學和數(shù)學等各學科專家加入生物物理學研究行列，建立了放射生物學、宇宙生物學、生物物理化學等3個研究室和一個理論生物研究組，搭建起了以交叉學科為建制的生物物理學研究平臺。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汪云久回憶說：“偶然的機遇讓我進入了生物物理學領域，之所以能在這一領域內(nèi)做點工作，全仰仗貝先生的指導�！彼�原本是數(shù)學專業(yè)的，畢業(yè)后分配到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接到通知后如墜五里霧中，完全不知“生物物理學”為何物。翻遍圖書館資料，查到一個詞條，“研究生命過程中的物理性質(zhì)……用物理學研究生物……”仍不知所云。后來才知道是貝老有意把學習非生命科學的學子調(diào)來研究生命科學�！霸鯓影盐覀冞@些僅學過一些數(shù)理基礎、初出茅廬的研究人員引入到生物學研究，進入前沿陣地，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彼�說。
　　對此，貝時璋提議，生物物理所決定成立“理論組”，由3個不同專業(yè)的人參加。但坐在一起不等于能產(chǎn)生新的邊緣學科，生物物理學不是生物學與物理學的簡單總合。當時，他們并不理解這些，更不知從何下手。
　　這時，貝時璋給了他們許多具體的指點。要求他們閱讀一些書刊，大致規(guī)定一個研究范圍。比如，他讓一些學生多注意生物大分子的結構和功能，讓一些學生多看看生物系統(tǒng)中的控制和信息。貝時璋自己則一邊指導也一邊學習新知識，有時讀了一本有興趣的書后，迫不及待地走到他們的實驗室，對這些初學者談自己的想法和體會，談上一兩個小時。“對我們來說，無異于上一堂個別輔導課�！痹谶@樣的熏陶下，許多像汪云久這樣的“外行”逐漸進入生物物理學領域。
　　出任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長期間，貝時璋注重發(fā)展學科交叉研究，組織物理學、化學、數(shù)學和工程技術專家一起工作。為適應中國原子能事業(yè)發(fā)展的需要，貝時璋開創(chuàng)了放射生物學研究，建立了核試驗監(jiān)測站和天然放射性測量技術。在國際航天事業(yè)剛起步之際，貝時璋又高瞻遠矚地創(chuàng)建了宇宙生物學研究室，與有關部門合作，在1964到1966年兩年間發(fā)射了5枚生物探空火箭，并成功回收了搭載的生物樣品和實驗動物。
　　經(jīng)歷了近一個世紀的探尋，貝時璋說：“我現(xiàn)在對生命的本質(zhì)問題可以發(fā)表意見了，我是將天文、物理、化學、生物、哲學結合起來，探討生命的本質(zhì)，而這種深刻而立體的認識與年輕時是不能相比的，那時可能只對一個單薄的獨立的生命感興趣�！�
　　鑒于貝時璋在科學上的突出成就，2003年，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根據(jù)中國國家天文臺的申報，正式批準將該臺于1996年10月10日發(fā)現(xiàn)的、國際永久編號第36015的小行星命名為“貝時璋星”。
　　
　　“學術之家”簡陋而溫暖
　　
　　中關村北區(qū)14號樓和旁邊的13、15樓是由周恩來總理特批，為中科院各個研究所的創(chuàng)立者所建的三幢特等宿舍樓，建于上世紀50年代，里面居住的大多是新中國科學事業(yè)的奠基人。貝老一家的住所是14樓二層朝東筒子樓格式的六間房間。
　　從1955年搬進來以后，貝時璋就再也沒搬過家。如今，家里的格局還與剛搬進來時一樣。
　　貝時璋說過，學問要看勝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他長年齡的一只公文包，式樣陳舊，打過補丁，但他包里放的外文資料卻是最新的。一件衣服他也可以連續(xù)穿十幾年，舍不得扔掉。這個房子沒有電梯，組織上好多次想給貝時璋調(diào)好一點的住房，他都拒絕了。
　　作為大師級的科學家，貝時璋的家里有著濃重的學術氣氛。他的4個子女都已成才，長女貝濂是醫(yī)學教授，長子貝豐是地質(zhì)學教授，次女貝誠是土木工程師，幼子貝德少年時因病沒上大學，自學成才，現(xiàn)在是電子學高級工程師。雖然幾個孩子都沒有學生物，但他們知道父親的治學格言就是“求是、求實、求真”。
　　熟悉貝時璋的人知道，貝時璋擁有這么一個人人稱羨的家，飽含著夫人程亦明的心血。長期以來，程亦明是貝時璋精神上的強大后盾，不僅為他營造了一個大后方，同時也是他親密的伙伴和同行。
　　如今斯人已去，只有他曾住過的這幢特等宿舍樓，歷經(jīng)歲月的磨礪，還恬靜地掩映在成片的白楊林中，訴說著半個世紀的風雨歷程，訴說著新中國科學事業(yè)奠基人的輝煌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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