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1985年3月7日)
　　
　　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平等、公正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和特征，歷史也早已證實近代國際體系下平等收入分配格局對后發(fā)國家經濟起飛及其可持續(xù)發(fā)展至關重要，而無論是從微觀機制還是從宏觀層次、無論是在生產還是消費環(huán)節(jié)來看，收入分配領域的平等、公正都是當今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關鍵。
　　
　　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如何
　　推動經濟發(fā)展?
　　
　　在微觀層次，從生產環(huán)節(jié)來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都有利于激勵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不是僅僅激發(fā)一小部分所有者、管理者的積極性而令絕大多數勞動者為之氣結。何種局面更有利于生產擴大、增加供給以及社會穩(wěn)定，不言而喻；須知，“一人傅之，眾人咻之”從來就不能成事。
　　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已成國際經濟界熱門話題，由于中國眾多商品產能已占世界百分之七八十乃至更高，繼續(xù)依賴投資和出口高增長拉動經濟增長的路子難乎為繼，擴大消費問題日益突出，無論是中共中央關于“十二五”規(guī)劃的建議，還是胡錦濤主席以“把改善民生作根本出發(fā)點”為題在《求是》雜志撰文，都體現了這一點。
　　而在宏觀層次，從消費環(huán)節(jié)和需求領域來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對后發(fā)國家經濟起飛及其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作用更為顯著。市場經濟的特點就是以需求為導向，以機器大生產為特征的近代經濟越發(fā)凸顯了這一特點；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國家都有利于擴大有效需求總量，在發(fā)展中國家更有利于將有效需求集中于國內產業(yè)部門而非國外產業(yè)部門，從而令有限的消費需求最大限度地發(fā)揮拉動國內產業(yè)部門發(fā)展的作用。
　　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之所以有利于擴大有效需求總量，是因為高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較低，亦即增加的每一元收入中只有較少的部分用于消費，較多的部分用于儲蓄；而中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亦即增加的每一元收入中有較多的部分用于消費。用通俗語言描述，正是薄熙來在2010年末重慶市經濟工作會議上所說的現象――“富人有錢，但日常消費有限，只能把錢存在銀行里，花不出去；而窮人想消費卻沒錢�！�
　　在發(fā)展經濟學界，巴西經濟學家賽爾索?福塔多較早從需求結構角度詳細論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損害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前景的命題。在1979年發(fā)表的《巴西發(fā)展模型》一文中，他提出，絕大多數窮國在經濟發(fā)展初期收入分配高度失衡，這類國家對工業(yè)品的需求幾乎全部集中在奢侈品上，因為窮人扣除食品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開支后幾乎沒有什么剩余，而汽車這類奢侈品要么依靠進口，要么由國內外資企業(yè)生產，因為國內企業(yè)和投資者既無足夠資本，也不懂如何生產這類較為高級、復雜的產品。由于這樣能夠維持對只有外國企業(yè)才能生產的產品的需求，外國投資者很愿意保持收入分配失衡；統(tǒng)治階層本身是這種格局的受益者，維護這種收入不平等的動機更強烈。
　　30多年過去了，賽爾索?福塔多的上述論述基本仍可成立。一個收入分配高度失衡的發(fā)展中國家，即使有幸跌跌撞撞進入經濟發(fā)展第二階段，掌握了絕大部分購買力的高收入階層也必然更傾向于來自發(fā)達國家的時尚、高檔、優(yōu)質消費品，而不是本國不那么時尚、屬于中低檔、質量也相形見絀的商品。在《往事并不如煙》一書中，作者章詒和女士對自己家族和同類昔日奢侈的生活方式津津樂道，對自己家族和同類這種生活方式的消逝口誅筆伐；而在我看來，倘若沉溺于《往事并不如煙》書中津津樂道的那種生活方式不能自拔，這樣的一個階層就不可能用自己的消費對我國本土制造業(yè)發(fā)展提供多少支持貢獻。中國正統(tǒng)官方意識形態(tài)對“士”和社會精英的要求標準一脈相承，都要求其以天下為己任；中國掌握著話語權力和財富的群體在維護自己私囊充實和生活品質之余，是否該多少考慮一下自己對國家和社會也要承擔相稱的責任呢?
　　在這樣一個國家，即使國內廠商有能力生產同類商品，也由于國內收入分配嚴重失衡、市場太小而無法取得規(guī)模效益，在開放市場的競爭中難以立足。而假如沒有國內市場的有力支持，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就無法實現趕超，只能跟在發(fā)達國家背后亦步亦趨，撿拾一點夕陽產業(yè)轉移的殘羹冷炙，形成欠發(fā)達的惡性循環(huán)。
　　相反，一個后發(fā)國家如能實現相對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其購買力將更多地集中投向國內產品而非昂貴的進口品。這樣，一個國家收入分配較為平均，就意味著每種消費品的需求一旦出現就會迅速爆炸式膨脹，這既進一步強化了國內市場的規(guī)模優(yōu)勢，也令在發(fā)現并滿足國內市場需求方面決策相對迅速的內資企業(yè)(因為內資企業(yè)決策環(huán)節(jié)少于外資跨國公司且更了解本土市場)優(yōu)勢更為突出。戰(zhàn)后日本社會收入分配平均程度長期為西方主要國家之最，一度號稱“一億總中流”，正是這種較為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令日本以內資企業(yè)主導迅速完成了大件消費品的普及。1980年代，中國新銳思想家們爭先恐后對“平均主義”大興問罪之師，殊不知正是這種“平均主義”在新中國前期為國內制造業(yè)提供了足夠的消費市場，國內工業(yè)基礎從而得以建立；到得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國市場家電消費熱潮興起，同樣正是憑借上述機制和當時的貿易壁壘，幾乎白手起家的中國家電行業(yè)迅速成長為可與西方同行同臺競技的巨頭。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是產量、出口量遙遙領先的全世界第一家電大國。倪潤峰、張瑞敏、李東生諸人得以成就事業(yè)，他們個人的才智和努力自然不可否認，但倘若沒有新中國前期留下的工業(yè)基礎和收入平均分配遺產，他們絕無可能以民族企業(yè)家身份成就這般事業(yè)。
　　
　　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遏制利益集團孳生壯大的治本之道
　　
　　從較長時間跨度上展望未來，現在突出強調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還有助于遏制利益集團孳生與成長壯大，防止其尾大不掉，乃至于綁架國家政權，使后發(fā)國家喪失“趕超”希望……縱覽歷史，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正是節(jié)制利益集團勢力的治本之道。
　　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發(fā)展中國家國內產業(yè)因國內收入分配嚴重失衡、市場太小而無法取得規(guī)模效益，在開放市場的競爭中難以立足；即使主政者有心保護國內市場、為本土產業(yè)創(chuàng)造發(fā)展空間，掌握了絕大部分財富、并因此在政治和輿論上勢力強大的高收入群體也有能力扼殺這類政策，以求滿足自己對外國時尚、高檔、優(yōu)質消費品的消費需求。一般而言，適度的本幣貶值能兼顧促進出口和抑制進口雙重目標，對本國經濟增長有正面作用，因此，自主性較強的國家往往訴諸本幣貶值手段以刺激本國經濟，國際收支壓力較大、對出口產業(yè)依賴性較高的國家此種 動機更強，經濟危機也常常會強化各國本幣貶值動機，以至于1930年代大危機時期形成了各國競相實施“匯率傾銷”的全面貨幣戰(zhàn)；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后，“貨幣戰(zhàn)爭”一詞也一炮而紅，風靡世界。然而，就是這樣一件公認為有利于本國經濟的政策工具，1968年的秘魯政府和1971年的加納政府實施未久，自身便宣告垮臺。之所以如此，原因是這兩個國家政治經濟精英群體日常生活消費高度依賴于進口消費品，本幣貶值政策雖然有利于國民經濟整體，卻導致進口消費品價格上漲，損害了這些群體的短期狹隘利益，他們便運用自己的政治經濟影響力顛覆了政府。而深受高收入精英群體控制的加納、秘魯發(fā)展如何，全世界有目共睹。
　　更進一步，這樣一個收入分配嚴重不平等的國家政府注定缺乏行動能力，財政動員能力虛弱；因為這個小小的高收入群體有能力制定和推行片面有利于自己的財稅制度，而其他普通居民又無法提供足夠的財政收入，而一個財政動員能力虛弱的國家無法有效應對各類經濟和社會沖擊，本土現代產業(yè)的發(fā)展環(huán)境因此進一步惡化。面對外敵入侵，這樣一個國家也注定無力招架，因為敲骨吸髓的剝削者不僅不可能有效動員起被剝奪壓榨的大眾，反而往往唯恐被剝削的大眾在反抗外敵入侵的過程中組織起來而奪取政治經濟權利，因而常常愿意喪權辱國割讓利權，乃至為外敵充當統(tǒng)治的傀儡，只求能保住自己已有的剝削壓榨特權。晚清和舊日的中華民國便是這般景象，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也是如此，即使許多一度爆紅的發(fā)展中國家也不例外，如20世紀初的阿根廷，二戰(zhàn)后初期的菲律賓……須知1910-1930年問的阿根廷發(fā)展程度比加拿大還好，二戰(zhàn)后初期的菲律賓曾經是東亞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當時的中國和日本只能瞠乎其后。
　　即使是在引領世界的大國，專注私利、回顧公利而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團也會扼殺公正和發(fā)展的希望。昔日的“世界帝國”西班牙就是這樣沒落的，今天的美利堅“帝國”同樣面臨這種風險。次貸危機和由此發(fā)展而來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充分暴露了美國金融體制的深層次問題，但致力于推動金融改革的奧巴馬卻因開罪了華爾街利益集團而付出了重大政治代價。2010年9月上旬，奧巴馬在一次演講中說：“很長時間以來，一些勢力強大的利益集團一直主導著華盛頓的議事日程，他們談論我的時候就像在談一條狗一樣�！痹谠撃昴昴┑闹衅谶x舉中，奧巴馬果然慘敗。
　　而且，美國利益集團的這種作風由來已久。富蘭克林?羅斯�？偨y(tǒng)以其“新政”挽救了美國的資本主義，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本來已被大危機推上火山口的大資產階級；但美國經濟社會形勢一旦好轉，美國大資產階級及其辯護士們發(fā)現羅斯福要通過造福于貧困階層以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痼疾，便過河拆橋，閉眼無視事實而專事詆毀羅斯福。波士頓某書店通知總統(tǒng)著作發(fā)行人，羅斯福的演講集“只有用他自己的皮做封面來裝訂，本店才能代賣”。
　　新中國曾經是一個社會凝聚力堅固、黨和政府具有強大感召力和動員能力的國家，“群體性事件”卻成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領導部門為之頭痛的問題。倘若不是因征地、資產市場泡沫等問題而急劇惡化了收入分配格局，這樣的“群體性事件”本身就不會發(fā)生，我們的社會凝聚力和動員能力也不至于蒙受如此損害。須知動員能力是一個文明、一個社會生存發(fā)展的根基，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上，我們不能指望我們不遭遇波折磨難，我們只能寄希望于我們擁有足夠強大的凝聚力和動員能力可以有效應對波折磨難。
　　由此上溯到改革開放初期，隨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黨和政府的政策導向，盡管當時領導層就意識到了其可能的副作用，但由于相應措施未能及時同步，我們的社會凝聚力已經開始出現裂痕。正是在這個進程中，奢靡和鋪張似乎日益成為值得大張旗鼓炫耀的事物，以至于妨礙奢靡、鋪張生活方式者被某些人“理直氣壯”地抨擊為罪過。
　　“張愛玲熱”在中國大陸興起之初，我就曾讀過一篇文章，文中講到新中國成立后張愛玲有一次到飯館點了一份蝦仁面，按自己習慣把蝦仁吃掉，面一口沒吃就丟了，飯館中其他人都向她投來冷冷的目光，令她如芒刺在背。寫到這里，作者大肆揮灑筆墨嚴詞抨擊這種“壓抑”的社會氛圍，給當時還是學生的我留下了此生無法磨滅的印象，因為無論是我那出身地主家庭的母親，還是我本人，都無法認同張愛玲這種浪費寶貴糧食的舉動，更無法認同這位作者的抨擊，相信這也是絕大多數國人的立場。
　　須知中國被近代西歐學者稱為“饑荒的國度”(Theland offamine)，上世紀20-40年代，中國不止一次發(fā)生餓死數百萬上千萬人的大饑荒，其中1929年黃河流域各省大旱一次就造成災民3400萬人，陜西88個縣餓死250萬人，甘肅58個縣餓死140萬人；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qū)旱災和饑荒餓死1000萬人……以至于民國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Stuart)稱，1949年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萬-700萬人死于饑餓，人口學者侯楊方統(tǒng)計的嬰兒死亡率高達17％-20％，人口平均壽命僅有35歲。時至今日，我們必須警醒而盡快亡羊補牢，遏制這樣一個先富群體或者說既得利益集團經濟政治力量的增長。
　　而從漢景帝時“七國之亂”、漢武帝《推恩令》到現代，歷史告訴我們：與掌握強大政治經濟力量的利益集團直接對抗，往往要付出社會動蕩的重大代價；通過種種方式分化原本鐵板一塊的利益集團，削弱其政治經濟力量根基。
　　
　　結束語
　　
　　無需否認，在太長時間里實施過于極端的收入分配平等要求必然產生眾多副作用，但走向另一個極端則必然削弱乃至鏟除經濟社會持續(xù)發(fā)展的根基，我們目前面臨的正是收入分配顯著失衡所潛藏的經濟社會風險。
　　冷靜、客觀的高收入者不要把收入分配平等公正要求和對“問題富豪”的整肅一言以蔽之日“仇富”，因為這樣做能夠避免他們淪為社會怨憤的焦點，能夠防止這個群體乃至整個社會形成“逆向淘汰”機制。孫權攻占荊州、殺死關羽之后，派遣使臣向曹操入貢，并上書稱臣勸進，曹操卻把這份要求他當皇帝的勸進書公諸于眾，說：“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這小子想把我放到爐火之上烤啊!)”(《資治通鑒》第六十八卷)冷靜、客觀的高收入者讀一讀這個故事，當可加深對改善收入分配的理解。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這是黨和政府在改革開放起步時對全體國民的莊嚴承諾；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時也提出了設想，即到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時，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先富帶后富的問題。正值“全球經濟失衡”已成國際熱門話題、外部市場風險日益加大而國內社會矛盾日益加劇之際，兌現三十年承諾，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正當其時。這不是對“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全盤拋棄，而是揚棄，我們將在不斷的揚棄中螺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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