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7日，是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中國共產(chǎn)黨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先生逝世六十六周年紀念日，謹以此文獻給六十六年前這段令人唏噓感慨的日子…… 　　――題記
　　
　　六十六年后的一次特別聚會
　　
　　1942年5月27日晚9時40分，守著陳獨秀落下最后一口氣的就有鄧敬蘇、鄧敬蘭姐妹的父親鄧燮康和叔祖鄧蟾秋。陳獨秀逝世六十六年后，他的孫女陳紅終于與從未謀過面的鄧敬蘇、鄧敬蘭姐妹見面了。2008年4月24至26日，她們先后從成都、西安以及北京向重慶集中。27日一大早就趕往江津，到陳獨秀墓園遺址“康莊”和舊居石墻院以及聚奎中學“鶴年堂”憑吊先人。我作為江津區(qū)委黨史研究室的負責人，全程陪同。
　　鄧家大仁大義，出棺出地出力將這位卷在政治漩渦中的陳先生安葬，鄧氏姐妹還是安葬后葬儀中的兩個揭墓人。六十多年風風雨雨，陳、鄧兩家后代天南海北，有的甚至移居海外，無法也是無從聯(lián)系和相識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從“黑五類子女”中解脫出來的陳紅，開始四處尋找鄧家后代，而鄧家姐妹也在四下打聽陳獨秀的后人……
　　2008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期間，北京中醫(yī)藥大學著名教授、政協(xié)委員陳紅接到著名核醫(yī)學專家曲婉瑩打來的電話，說她讀到一本叫《康樂芬芳》的書，主筆叫鄧敬蘇、鄧敬蘭。鄧敬蘇是軍內有名的表演藝術家，曾受到周恩來等領導的接見，先后在總政文工團和成都軍區(qū)工作，師職干部，1986年離休。鄧敬蘭是軍內知名核醫(yī)學專家、博導和文職將軍，享受國家政府特殊津貼，2006年離休。鄧敬蘭與曲婉瑩雖一個在西安一個在北京，但都是國內研究核醫(yī)學的權威，相互熟悉。鄧敬蘭本是將這本書作為禮品寄給曲婉瑩的，曲在讀到書中的一段文字后突然想起前些年就在全國政協(xié)會上認識的陳獨秀孫女陳紅，鄧敬蘭和她姐姐不就正是陳紅多年要找的人嗎？于是她撥通了陳紅的手機。
　　
　　陳紅立即將《康樂芬芳》找來閱讀，她含著淚水將書中的一篇叫《安葬陳獨秀》的短文讀完。鄧敬蘇在文章中記錄了她與妹妹鄧敬蘭在陳獨秀葬儀上為其揭墓的情形，還有照片。陳紅早知祖父陳獨秀流寓江津時得到寬仁厚愛的鄧氏家族的幫助，連逝世后的棺材和葬地都是鄧家支持的，但鄧家后人一直杳無音訊。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政協(xié)會還沒有結束，成都軍區(qū)某家屬院鄧敬蘇住宅內的電話突然響了……
　　終于找到了，終于認識了，終于聚會了。六十六年，幾度春草盡，幾度夕陽紅。在江北國際機場，當陳紅一走出出站口，前來接機的鄧敬蘇、鄧敬蘭姐妹本能地認出了她，她們緊緊地擁抱在一起，陳紅眼里閃動著晶瑩的淚花。
　　陳紅和鄧氏姐妹們來到江津，找到了六十六年前安葬陳獨秀的“康莊”，陳獨秀尸骨于1947年2月遷埋安徽老家懷寧（安慶）后，這里建起了衣冠冢。六十六年風雨如磐，這里因為滑坡，已坍塌傾頹，沒有了墳塋，只有一片芳草，江津黨史部門為此專門在此立了標志。站在這里，大家默默無語，只進行拍照和錄像，陳紅凝視著這一畦綠草，凝視著這綠草下的紅土，這就是曾經(jīng)埋葬了祖父陳獨秀的泥土啊……
　　來到鶴山坪陳獨秀舊居石墻院，這里已由當?shù)卣�府部門修建成“陳獨秀陳列室”，對游人開放。一張張圖片、一件件文物背后都有一個個故事。這里展出的一件件文物，給了陳獨秀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給了后人莫大的慰藉。展室里有一些照片是反映鄧家和陳獨秀關系的。走進一間間展室，輕撫著當年陳獨秀用過的床、桌、椅，陳紅和鄧氏姐妹無不感到親切和感慨……
　　到了近六十里外的白沙黑石山聚奎中學，大家的心情更加輕松愉快。這所中華名校前身就是鄧家祖輩在清末時創(chuàng)辦的聚奎書院，后來鄧家每年都要捐資助學，鄧家人一直是校長或校董。陳獨秀到江津后，鄧蟾秋請他到學校在“鶴年堂”（禮堂）作演講，還休養(yǎng)一個多月，聚奎中學見證了當年鄧氏叔侄與陳獨秀的這番交情。
　　在聚會上，陳紅向鄧家姐妹贈送了對聯(lián)。這對聯(lián)是她還在北京時就與丈夫一起深思熟慮擬成的――
　　諸前輩，急公好義葬獨秀，疏貲辦學育英豪，大德必壽，青史永留；
　　眾后生，誠懇奮進愛中華，人財兩旺皆有成，盛乎百世，康樂芬芳。
　　落款：獨秀孫女陳紅（禎榮）謁陵敬獻
　　
　　古道熱腸的“四鄧”
　　
　　
　　陳獨秀在江津生活四年，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四年。在這四年中，他離不開江津的鄧蟾秋、鄧燮康叔侄和安徽懷寧同鄉(xiāng)、世交鄧仲純、鄧季宣兄弟的幫助。
　　1938年年初，日軍相繼占領武漢、長沙。大批難民流離失所，蜂擁來到陪都重慶。在逃難的人群中，有一體態(tài)清瘦，身著洗得發(fā)白的藍布長衫的老者，在一名年輕女性的攙扶下，步履蹣跚地擠上長沙到重慶的輪船，他就是曾被共產(chǎn)黨宣布開除黨籍、又被國民黨關押多年，剛釋放不久的中國共產(chǎn)黨原總書記陳獨秀。陪伴而行的年輕女性，是自愿在南京獄中照料他生活起居，出獄后成為他妻子的潘蘭珍。7月2日，陳獨秀由長沙逃難到了重慶，住進石板街十五號川原公司一個姓黃的熟人家里。幾個月的漂泊流落，他顯得有些疲憊不堪。在他到達重慶之前，親母和三兒子陳松年已先期到重慶。
　　此時正是重慶炎熱、酷暑難忍的夏天，陳獨秀患有高血壓，感到非常不適，加上日機空襲頻繁，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寧，國民黨特務又多，雖然自己已經(jīng)脫離了共產(chǎn)黨，但國民黨對其仍不放心，處處監(jiān)視他的行動，使得他非常沮喪。于是，產(chǎn)生了離開重慶的打算。8月3日，他遷到了江津。他來江津，這還與早期就來江津的安徽懷寧同鄉(xiāng)鄧仲純、鄧季宣兄弟有關。
　　鄧氏兄弟與陳獨秀是同鄉(xiāng)，兩家是世交。鄧季宣與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不僅是留法同學，而且兩家還有親戚關系，陳獨秀二姐小女兒的婆婆就是鄧仲純、鄧季宣的姐姐。
　　鄧仲純和鄧季宣一家從安徽遷居江津后，舉目無親。他們與江津鄧蟾秋、鄧燮康叔侄本不同嗣，但是“同門”，就認作同宗。在江津鄧氏叔侄幫助下，鄧仲純在黃荊街開辦了“延年醫(yī)院”，生意很好，鄧季宣任國立九中（安徽公學）總教務主任兼高中部第一分校校長，終于在江津站穩(wěn)腳跟。他們與江津鄧氏關系很好，鄧敬蘇、鄧敬蘭小姐妹稱鄧仲純、鄧季宣為“二伯”、“三伯”，他們成了真正的巴渝人家。當時人們稱鄧氏叔侄和鄧氏兄弟為“江津四鄧”。
　　早在陳獨秀到重慶前，鄧氏兄弟就通過各種渠道邀請他到江津居�。骸叭绻�你及嫂夫人潘蘭珍愿意來津避難，我及家弟熱情歡迎，其住所和生活費用，均由我們承擔。我們盼等著你及嫂夫人的到來……”當時在江津居住的安徽人很多，這里的國立九中里很多師生都是陳獨秀的同鄉(xiāng)同學或學生。但陳獨秀當時考慮到江津是個小縣城，交通不便，消息閉塞，就有些猶豫。這時，鄧氏兄弟再次竭力勸說，陳獨秀想到鄧氏兄弟的熱忱，加上鄧是名醫(yī)，自己體質不好，問醫(yī)號脈方便，所以就來到了江津。先住在江津東門的郭家公館，不久就搬到黃荊街八十三號“延年醫(yī)院”內與鄧氏兄弟一同居住。
　　土著鄧氏是江津望族，鄧蟾秋、鄧燮康叔侄在江津很有名氣。陳獨秀在江津時，鄧蟾秋已六十八歲，鄧燮康三十一歲。他們是有名的儒商，又經(jīng)營著祖上創(chuàng)辦的聞名巴蜀的聚奎書院（后改聚奎中學）。蟾秋能詩善文，好學奮進，主貿(mào)鹽業(yè)，又創(chuàng)辦江津農(nóng)工銀行，后改名為四川商業(yè)銀行，積資達六十余萬。他樂善好施，熱心公益，被稱為厚德之人。其侄鄧燮康就是鄧敬蘇、鄧敬蘭姐妹的父親，20年代畢業(yè)于上海復旦大學，1929年返鄉(xiāng)任聚奎中學（當時該校尚以其祖父鄧石泉之名命名為石泉中學）校長，后任農(nóng)工銀行經(jīng)理、董事長等。一直從事金融業(yè)，為人俠義。
　　
　　陳獨秀在鄧仲純家住了一段時間，因生活習性與鄧仲純妻不盡相同，就有了一些磕磕碰碰，鄧仲純對陳獨秀仍然很好，他雖“懼內”，但仍在背地里勸說妻女要大度包容。陳獨秀非常苦悶。為了緩解這種矛盾，鄧燮康出面專門將陳獨秀請到“康莊”去住一段時間，“康莊”是鄧氏叔侄一家當時為防日機轟炸而修在江津城西門外艾坪山下橘林中的一處住所，環(huán)境清幽，橘林茂密，依山臨水。此時鄧家有人外出，正好暫空一房間。陳獨秀來到這里，非常喜歡。他曾多次在此吟詠李白的《山中答俗人》――
　　問余何意棲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別有天地非人間。
　　一次，陳獨秀對陪同他的鄧蟾秋、鄧燮康說出了一句話：“得此佳景，平生足矣�！辈幌脒@句話，被鄧氏叔侄記住了近四年。
　　回到黃荊街八十三號“延年醫(yī)院”，陳獨秀仍感到鄧仲純妻子有臉色，他不聽鄧氏兄弟的再三挽留，執(zhí)意要搬出。鄧蟾秋、鄧燮康叔侄又幫忙進行尋找，費了好大工夫才在縣城西三十余里遠的施家大院找到一處住所。陳獨秀一家住了三十多天，感到這里太吵太鬧，無法靜心讀書和寫作，又想換地址。他先了解到鶴山坪楊家的石墻院，最后在鄧氏叔侄的協(xié)調下，以幫助楊家整理父輩遺著之名于1939年5月27日搬去。在石墻院，他直住到1942年5月27日逝世，整整三年。
　　石墻院離江津城雖有三十多里的繞道山路，但有水路相通，客船非常便捷。
　　陳獨秀雖然住在鶴山坪石墻院，但“江津四鄧”仍少不了對他進行關心和照顧。當時陳獨秀無固定薪水，生活一靠北大同學會的接濟，二靠一點微薄的稿費，常有斷炊的危險。鄧氏叔侄就有意無意中給他一些幫助。陳獨秀是一個文人，時常礙于情面而拒收，鄧蟾秋卻說：“鄙人和侄兒雖然從商不言政治，但慕你陳先生之名已久，你竭力宣傳抗日的愛國精神更令我們敬佩不已，請務必收下我們盡地主之誼的一片心意……”對此，陳獨秀已盡其所能進行回報，常幫當?shù)匕傩諏懘郝?lián)、喜聯(lián)或書信。他與鄧家人一起參加一鄉(xiāng)鄰的婚禮，晚上鬧洞房，大家在新房里不分老幼尊卑，一個勁瘋鬧狂鬧，語言近乎庸俗低下，動作近乎粗野鄙蠻，對這民俗他好生奇怪，口占了《鄉(xiāng)間鬧洞房》一詩：
　　老少不分都一般，
　　大家嬉笑賦關關。
　　花如解語應嗤我，
　　人到白頭轉厚顏。
　　
　　1939年7月和1940年八九月份，鄧氏叔侄三次邀請陳獨秀到風景優(yōu)美的白沙鎮(zhèn)松林坡和黑石山小住療養(yǎng)，這是鄧家的老宅。時值聚奎中學六十周年校慶和鄧蟾秋七十壽誕，陳獨秀又應邀在聚奎中學“鶴年堂”（禮堂）給師生進行四十分鐘的演講。在鄧蟾秋的壽典上，他盛贊鄧蟾秋疏財辦學之義舉。陳獨秀在席間說：“一個人聚財不難，疏財實難，像蟾秋六十萬家財，就以十五萬贈聚奎（中學），五萬辦圖書館，自留五萬度晚年，其余分贈親友子侄留學用，真不易矣……”陳獨秀、鄧仲純等具名撰寫了《鄧蟾秋先生七十壽序》。陳獨秀還在黑石山鷹嘴圓石上為鄧蟾秋留刻了“大德必壽”等頌詞。
　　陳獨秀在江津仍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監(jiān)視。但他沒有忘記讀書和進行政治研究，他帶來了很多書，大多是馬列主義的政治書籍。由于特務對他監(jiān)視得非常嚴，他只好將這些書全都藏匿在城郊鄧燮康的“康莊”樓上墻柜內，每本扉頁上都蓋有“獨秀文存”紅章，不想被鄧燮康的兒子鄧介曾偷了考茨基的《階級斗爭》等好幾本。這個少年知道這些書會“惹禍”，但又相信肯定有用，就將其私自進行藏匿，直到新中國成立后1955年他入黨，因書上有“獨秀文存”紅章，才主動交給了組織并進行了“交代”。對此，現(xiàn)已耄耋之年的鄧介曾后悔莫及，這是多么珍貴的文物呀！不知現(xiàn)在這些書落在何處了。
　　陳獨秀蟄居江津后，在國立九中任教務主任兼高中部第一分校校長鄧季宣等的幫助下，兒子陳松年終于在國立九中謀到了一份管庶務的差事，有了一份收入。
　　在江津，鄧仲純充當了陳獨秀保健醫(yī)生的角色，醫(yī)院也成了陳獨秀各類信函的中轉站。陳獨秀的大病小病都由鄧仲純問診，全是免費。搬到施家大院、石墻院居住后，鄧仲純也是隔三差五去看望他或去看病治病，有時實在太忙，也會差人送藥。1940年2月初陳獨秀病重，6日到重慶石板街戴家巷寬仁醫(yī)院治療，回來后，鄧仲純強留他在“延年醫(yī)院”內住下觀察了幾天。陳獨秀與鄧仲純的交往并不純是醫(yī)患之間的交往，他們的交往是情感上的交往，是心靈之間相互慰藉的交流。
　　陳獨秀是學者，是名人，書信往來頻繁，最多的是與學生、時在成都任川康綏靖公署少將參謀的楊朋升和在國立女子師范學院任教授兼國立編譯館編輯的臺靜農(nóng)之間的往返信函，還有一些報刊寄來的樣刊樣報、稿費等，這些都是交“四川省江津縣城黃荊街八十三號延年醫(yī)院”轉,每一到,鄧仲純立即派院內伙夫迅速送到石墻院,不得有半點延誤。正因為此，住在城外鄉(xiāng)下的陳獨秀才得以與外界保持著聯(lián)系。
　　
　　厚德葬人杰
　　
　　1942年5月12日，陳獨秀聽信胡豆花泡開水治高血壓的偏方，但因胡豆花發(fā)霉變質，飲后中毒腹脹，次日包惠僧來訪作陪飲了小酒，過量食用四季豆燒肉，造成嘔吐不止，虛汗如浴幾日。他立即叫回兒子陳松年，原準備赴渝的鄧仲純得到信息，立即取消行程，趕到石墻院守候。鄧蟾秋、鄧燮康叔侄和鄧季宣等多次前往探病。27日晚9時，一代人杰陳獨秀溘然辭世。
　　治喪是一件禮數(shù)煩瑣的大事，人死了不能久停家中，一有吉日得趕緊下葬，沒有吉日則“偷埋”，讓逝者早點入土為安。潘蘭珍整天傷心哭泣，根本拿不出主張，陳獨秀的學生和鄧氏兄弟是外地人，地方上全然不熟。鄧蟾秋、鄧燮康自然又成治喪的總指揮，成為大家的主心骨。凈身、著壽服、做道場、找道士擇日以至于后來的找人抬高肩（棺材）等都由鄧氏叔侄安排。鄧仲純、鄧季宣、何之瑜等負責接客和賬目，大家都忙得不亦樂乎。治喪中天大的兩件事就是棺材和墓地。“鄧燮康等為衣衾棺木寢食不遑，以致舌敝唇焦……”陳獨秀一沒棺材，二無葬地，棺材是不能現(xiàn)打的，木料是濕的尸體會很快腐蝕，就不能“升天”。他又是外地人，沒有土地，買地葬身價格昂貴……在這最為困難的時候，已是七十二歲高齡的鄧蟾秋主動讓出了為自己準備的四川上等香楠木棺。同時，鄧氏叔侄想到四年前陳獨秀在康莊小住時面對此處景致所說的一句“得此佳景，平生足矣”的話，又主動捐出康莊一處地皮作為墓地。
　　6月1日下午1時30分，在鄧蟾秋等的主持下，陳獨秀靈柩落壙于生前曾數(shù)次“駐足游目之所”的康莊前，了卻了他的夙愿。
　　約半年后即1943年1月1日，十二歲的鄧敬蘇和十一歲的鄧敬蘭同時被家人從國立九中叫回康莊家中，她們看到院中有許多穿西裝或長袍的人，都很體面，還有國民政府的教育次長段錫明和陳獨秀兒子陳松年夫婦等，很感奇怪。鄧燮康告訴兩個女兒說，是讓她們參加陳獨秀葬禮中的“揭墓儀式”。她倆還小，根本不懂這些事。母親將她倆叫到屋內梳洗和換上長衫，外罩一件毛衣后說：“你倆就站在墓的兩邊，聽大人指揮，將碑上蓋著的紅綢揭下來就行了，不準笑……”大家都站在墓前后，鄧氏小姐妹一左一右站好后，將紅綢揭下來拿在手中，人們都很嚴肅，她倆更不敢笑，照相后就散了。鄧敬蘇感到奇怪，石碑上豎寫了一排字：獨秀陳先生之墓1879―1942，怎么有人姓“獨”呢？她問父親，父親告訴她說：“他姓陳，是一個大學問家，獨秀是他的名字，叫獨秀是尊稱他的……”她又問：“為什么葬在我們家？好怕呀……”父親感喟道：“唉，一個外鄉(xiāng)人，貧病交加，客死我鄉(xiāng)，總不能讓他無葬身之地吧！”葬儀結束了，潘蘭珍還扶住一棵橘子樹哭得非常傷心，母親和鄧仲純、鄧季宣都來勸慰她不要慪壞了身體，說大家會在日后的生活中幫助她的。最后，潘蘭珍在鄧家住了幾天。
　　國立九中歷史教師、陳獨秀生前聯(lián)系人何之瑜在1943年2月20日的《訪獨秀先生病逝始末記》后記中說：“先生入葬后，芟蕪剔穢，豎碑砌道，蒔花草、藝果樹、敷布景物，差強人意，鼎山虎踞，幾江龍蟠，嵐光映耀，帆影出沒，先生之靈，可以安矣�！�
　　
　　
　　陳紅的故事
　　
　　陳獨秀葬儀后不久，鄧蟾秋、鄧燮康叔侄就離開江津到重慶從事實業(yè)，業(yè)績頗豐，新中國成立后先后于1953年、1978年逝世。鄧仲純、鄧季宣在抗戰(zhàn)勝利后便離開江津，后杳無音信。鄧敬蘇、鄧敬蘭也隨父母、叔公到了重慶，不久就到南京等地讀書，參加了學生運動和地下黨的工作，后來兩人都成為人民解放軍，兩人先后于1986年、2006年離休。
　　陳紅生活道路坎坷，她是一路不平地走來的……
　　陳紅的父親陳鶴年是陳獨秀最小的一個兒子。他是一個很有抱負的青年，當時就是三大學生領袖之一，他早就想投身革命隊伍中，為共產(chǎn)主義理想奮斗一生。然而，由于父親陳獨秀的影響，1938年年底，他只能帶著妻子許桂馨到了香港。不久便生下二女兒陳禎榮（陳紅）。1950年，才八歲的陳禎榮就和姐姐一起離開父母到內地。她的生活是充滿辛酸和恐怖的�！拔母铩钡臍q月不堪回首，父母在香港，祖父又是陳獨秀，她成了“黑五類兒孫”，她有寫不完的檢討，各種政治活動沒有她的份，還常遭別人的欺凌。每次填表，不論是政治上的、工作業(yè)務上的還是純粹生活上的，組織上對她都有特殊的苛求：必須寫清與陳獨秀的關系……一次，她在向紅衛(wèi)兵作思想?yún)R報時，天真地說了句“對祖父陳獨秀也要一分為二”的大實話，便被“造反派”定罪為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陳獨秀翻案，于是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關押了半年。親人和她劃清了界限，離她而去。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家開始全面撥亂反正。陳禎榮再也不是“黑五類子孫”了，她將自己的名字改為陳紅，表明自己已是清清白白、紅紅正正的。1985年，與父母分別了整整三十五年后，陳紅終于到香港見到父母，此時她已四十三歲，眼眶里的淚水早已流干。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陳獨秀開始得到更為客觀公允、實事求是的評價，其子孫已開始得到公正的待遇。陳紅通過自己的努力，終于成為北京中醫(yī)藥大學的資深教授，全國知名的中藥生物學權威專家，全國第九屆、十屆、十一屆政協(xié)委員……
　　（責任編輯/劉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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