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浙江海寧紀念史東山百年誕辰時,華旦妮尋訪丈夫的故居,她自言自語地說:“他的老屋子怎么找不到了呢?他死得冤,死得不明不白啊!”這番話讓陪同她的筆者驚詫不已,一個尋覓答案、揭示真相的強烈愿望由此而生。
　　后來,史家老屋找到了,華旦妮臨終前說出真情,終于揭開了中國電影第二代大導演史東山的自殺之謎――
　　1955年2月下旬,東北空軍某部,首長將一頁電報紙遞到女兵史大同手里,低沉地說:“你父親病故了,你準備行裝馬上回一趟北京吧!”
　　“父親?病故?”史大同驚呆了,她不能相信手中的電報紙是真的,父女惜別才一個多月呀!
　　史大同的父親史東山是中國電影第二代導演。在當年的電影圈里,名頭之響,比之現(xiàn)在的張藝謀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導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在電影史上是里程碑式的經(jīng)典作品,用田漢的話說:“它十足替戰(zhàn)后中國電影奠下了一個基石,掙到了一個水準�！�
　　然而,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對這位大導演之死卻諱莫如深,不敢評說。海寧“史東山故居”陳列著史東山一生各個時期的圖片,并有豐富詳盡的文字介紹,對其死因卻只字不提。
　　史東山英年早逝也就成為一個不解之謎。
　　
　　史東山“病逝”,遺書上交
　　
　　“五十二歲,有為之年啊!他怎么會死?”公開提出這一疑問的是著名電影演員白楊,當年她在史東山導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里飾演女主角江玲玉。
　　1955年2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一則消息:“我國著名電影導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委員、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常務理事史東山23日逝世于北京醫(yī)院,享年五十二歲……”
　　這是最早的“官方消息”。史東山的死因,消息中沒有明說,但一句“逝世于北京醫(yī)院”分明暗示是“病逝”,善良的人們誰曾懷疑過這條消息的真假?
　　緊接著,一篇篇飽含深情的唁電、唁函從四面八方飛來,一句句浸透著愛意的話語,傾注了電影人、友人和千百萬觀眾的痛惜和哀思。著名電影編導蔡楚生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悼念文章,開門見山地說:“東山同志,像晴天降下霹靂,不幸你因病魔的長期困擾,竟終于使你失去了寶貴的生命!”1931年,蔡楚生進入聯(lián)華影藝社是由史東山竭力推薦的,因而他將史東山視為電影藝術工作上的啟蒙老師。新中國成立后,他倆同在電影局工作,史東山擔任技術委員會主任,蔡楚生則任藝術委員會主任,二人相得益彰。
　　當年6月,《大眾電影》刊登唐忠琨的悼念文章《可親的老師》,透露了史東山患病的隱情:參加人代會之后,“很不幸,即將下廠的前幾天,他突然病倒了,北京蘇聯(lián)紅十字醫(yī)院檢查的結(jié)果是患慢性肝炎……當許多工作需要他去做的時候,無情的病魔將他的生命奪去了”。
　　作為密友和學生,他們的話誰會不信其真呢?
　　可是,史大同不信。1955年新年來臨時,大同從部隊回家探親,與父親朝夕相處了十天,得知他經(jīng)蘇聯(lián)大夫細心診療之后,病慢慢好轉(zhuǎn),精神已日趨復原,這時他就堅決要求出院,女兒眼見他雖然虛弱但精神飽滿,料他已度過生死大關。
　　史大同記得,父親還告訴她:“組織上已經(jīng)跟我談過話,要委任我擔任北京電影學院第一任院長�！碑敃r,父親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和信心,但是,僅僅過了一個月,他怎么就突然“病故”了呢?
　　其中必有隱情。
　　此后,對史東山的死因,各種史籍記載不一。《中國現(xiàn)代戲劇電影藝術家傳》所載《東山傳》記述其“積勞成疾,患了慢性肝膽炎”,終于病倒而“溘然長逝”;唐家仁在《難忘花園飯店》描述:“1955年,(史東山)在批判胡風的運動中,不幸離世而去”;冒舒湮在《微生斷夢》一書記載:“然而他(史東山)在最初的一次政治運動中卻不正常死亡�！�
　　唐家仁和冒舒湮是圈內(nèi)同行,他倆的記載比較可信,可惜太簡單了。
　　2002年9月,史東山百年誕辰紀念活動正在浙江海寧進行。那天,硤石鎮(zhèn)東山南路(舊名橫頭街)臨水的老街上,走來一位顫巍巍的老人――她就是史東山的夫人華旦妮。九十三的華老太太此行有一個心愿:看看丈夫的老家。
　　走在石板路上,華旦妮自言自語地說道:“他的老屋子怎么找不到了呢?他死得冤,死得不明不白啊!”這番話讓陪同她的筆者驚詫不已,一個尋覓答案、揭示真相的強烈愿望由此而生。
　　華老太太沒有找到史家老屋,帶著遺憾離開了海寧。一個月后,她的女兒史大同給在《海寧日報》工作的筆者來信,希望得到媒體的幫助。于是,華旦妮“替夫?qū)じ�”的消息不脛而�?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尋找“史家老屋”的行動在民間悄悄進行。
　　2003年11月,“史東山故居”修復,華旦妮和小女兒史大里同往“省親”,筆者作了一次現(xiàn)場采訪。
　　史大里是史東山最小的女兒。五歲時,父親編導《新閨怨》,她上了鏡頭。小小年紀的她,為劇情所感動,竟然假戲真落淚。父親逝世時史大里只有十一歲,她說出了一句令人震驚的話:“史東山是被人害死的!”
　　“那個早晨6點多鐘, 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里……”史大里回憶,“爸爸死了,媽媽一會兒泣不成聲地呼號,一會兒語無倫次地宣泄,一會兒兩眼呆滯,默默無語,她的精神再次分裂了。我和哥哥姐姐們用迷惘的眼神望著爸爸的遺像,心頭在隱隱作痛,嘴上不敢說,不敢問,心底卻在輕輕地呼喊:爸爸,你為什么要離開我們,你死得冤啊!”
　　史大里說,那天,哥哥姐姐被領導召去,叮囑他們必須嚴守若干紀律。臨終時,爸爸留下了一封遺書,當即就給電影局的領導拿走了,其內(nèi)容是嚴格保密的。媽媽和我們被統(tǒng)一了口徑:爸爸因病而死……
　　五十二歲,留有遺書……這些跡象表明,史東山絕不是因病而死。
　　筆者企圖刨根問底,問出真相。史大里卻說:“爸爸逝世之前跟媽媽有過一回長談,可能跟他的死因有關,可是,幾十年來,媽媽對此守口如瓶,我們怕刺激她而引起犯病,一直不敢問她,這件事可能將成為永遠的秘密了�！�
　　
　　史東山與江青
　　
　　史東山是個樂觀、直率的人,為什么會突然自殺呢?疑問一直盤旋在他的家鄉(xiāng)海寧人的心頭。
　　2004年年初,史大同給筆者寄來一套《史東山影存》和一封短信。史大同從部隊退役后,進入北京電影制片廠工作。她在《憶我的爸爸》一文中透露:
　　1969年6月,江青作了一個批示:“華旦妮是軍統(tǒng)特務,史東山是對黨不滿而自殺的……”其時是史東山逝世后的第十一個年頭,“文革”風暴刮得正緊。
　　史大同寫道:“自殺是真情,對黨不滿卻是誣陷!”
　　原來,早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史東山就與江青相識了。葉永烈在《江青傳》一書中記述:1931年,一艘南去的海輪駛出膠州灣,向上海前進。頭一回坐海輪的江青,沒有興致欣賞大海的景色,她被大海的波濤顛得頭昏腦漲,嘔吐不已。所幸輪船在黃浦江泊岸時,她左等右盼,終于見到一位二十八歲的青年前來接她。此人名叫史東山,原名匡韶,浙江硤石人。由于家境貧寒,史東山十七歲來到張家口,在電報局當報務員。十九歲起,在上海影戲公司繪制電影背景。這樣,他開始涉足影戲圈。1925年,二十三歲的史東山參加征文比賽,以電影劇本《柳絮》中選,不久當上導演。不過,此時他尚屬初出茅廬。后來,他成了中國電影界的名導演。特別是在1946年導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后,轟動全國。
　　史東山奉左翼劇聯(lián)(即“左翼戲劇家聯(lián)盟”)之命,和前山東實驗劇院話劇組教師李也非一起,前來接待這位青島“海鷗劇社”的成員。江青上了史東山喊來的出租汽車之后,這才記起把一件行李忘在輪船的甲板上了!
　　江青進入聯(lián)華影業(yè)公司后,取藝名“藍蘋”。幾年后,史東山開始大紅大紫,藍蘋曾經(jīng)向史東山導演懇求提攜,史東山卻厭惡此人不斷的緋聞事件和搶鏡頭、爭排名的惡習,不予理睬,還說了句“最多是個二流演員”的評語。史東山哪里知道,這句話會給他引來殺身之禍。
　　不過,藍蘋后來進入電通影業(yè)公司,在影片《狼山喋血記》、《王老五》中有了幾個鏡頭,并以《王老五》電影插曲的流傳在上海灘也小有名氣。據(jù)說,介紹她進電通影業(yè)公司的,便是最初在上海碼頭迎接她的那位青年導演史東山。這個曾經(jīng)忘拿了行李的女人,將此事也忘得一干二凈了。
　　
　　史東山臨終前的三張字條
　　
　　2004年夏,海寧花燈舞被選入北京天安門國慶文藝表演節(jié)目,晉京前夕,史大里到海寧輔導。她是中國舞蹈家協(xié)會黨委副書記,浙江(海寧)青年藝術學校的專家顧問。筆者乘隙采訪了她。
　　史大里透露,當年,史東山的遺書被收走,她從現(xiàn)場收存了三張字條,其中兩張寫著“滿不在乎個人的成敗,但求得為人民服務”、“莫使煩惱和憂慮擾亂了我的神經(jīng),需要的是徹底的睡眠和休息”,還有一張寫的是“患得患失是最下等的品格”。史大里說:“三張字條是父親臨終前幾日寫下的,媽媽說過,‘煩惱和憂慮’是指電影界的第一場論爭和對《武訓傳》的批判�！�
　　新中國關于電影的第一場論爭,起因于史東山的幾篇文章。
　　電影《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年公映后,史東山遭到國民黨的秘密通緝被迫遠走香港。1949年史東山從香港回到北平,先后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關于今后一個時期內(nèi)電影的主題和工作的要點》、《目前電影藝術的作法》,在《大公報》上發(fā)表了《中國電影的方向》,就新中國電影的服務對象、表現(xiàn)對象(也就是題材范圍)、表現(xiàn)形式以及其藝術樣式和手法提出他的看法。
　　當時,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以后,“文藝為工農(nóng)兵服務”已經(jīng)成為大方向,甚至成為至高無上的不二法則,剛剛成立的文化部電影局也定下了“電影為工農(nóng)兵服務”、“塑造工農(nóng)兵形象”的創(chuàng)作宗旨,這給文藝創(chuàng)作帶來一些負面作用。史東山說:上海同人對今后創(chuàng)作方向十分拘謹”,即“大家把毛主席當初在延安針對著當時的情況所指示的原則機械地理解了”。史東山對此帶有“左傾”傾向的文藝方針提出質(zhì)疑:“假如我們把文藝為工農(nóng)兵服務理解為止于歌頌”,這是不是“未免簡單狹隘”?對工農(nóng)兵之外的“同盟軍”,是不是也“應加以鼓勵、表揚”(即給予表現(xiàn))?這所謂“同盟軍”就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作為革命中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他們在中國堪稱是“汪洋大�！卑愕拇嬖诎�,不表現(xiàn)他們可以嗎?
　　史東山的文章發(fā)表后,上海《文匯報》就此開始了“要不要寫小資產(chǎn)階級”的討論。史東山在上海影劇協(xié)會上發(fā)言,主張對毛主席的《講話》應給予“發(fā)展”和“擴大”的理解,并且認為文藝表現(xiàn)中國革命的四大革命動力(無產(chǎn)階級、農(nóng)民階級、民族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就是毛澤東的文藝方向。
　　今天看來,那正是他目光如炬的地方。但當時,他顯然是“大逆不道”的。
　　史東山的見解被視作反對工農(nóng)兵文藝方向的逆流,他自然而然成為“小資產(chǎn)階級或資產(chǎn)階級代表人物”。他陷于深深的苦悶中。
　　緊接著是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武訓,原名武七,清末山東堂邑(今聊城西)人,以“行乞興學”而著名,受到清廷嘉獎,被封為“義學正”。陶行知十分贊賞武訓精神,1944年夏在重慶遇見電影編導孫瑜,建議他以此為題材拍一部電影。這樣,孫瑜寫出了《武訓傳》劇本。1949年2月,上海昆侖影片公司購置了《武訓傳》的攝制權(quán),史東山是組織者之一。
　　1951年初,影片《武訓傳》上映,最初得到一片贊揚,各報紛紛發(fā)表文章給以好評�！洞蟊婋娪啊冯s志還把《武訓傳》列為1951年十部最佳國產(chǎn)片之一。
　　然而,5月20日,異乎尋常的情況發(fā)生了:《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措辭嚴厲,行文運筆看得出非等閑之輩。后來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1977年出版時,人們見到這篇社論收入其中,方知文章出自菊香書屋。
　　于是,批判《武訓傳》的第一炮引出了全國的萬炮齊轟。
　　在炮聲中,由《武訓傳》順藤摸瓜,史東山的文藝觀點和美學追求再次遭到嚴厲批判。無可奈何,他只得在《文藝報》上發(fā)表題為《認真學習,努力改造自己》的文章,進行自我檢查。此時,煩惱和憂慮已經(jīng)擾亂了他的神經(jīng),他“需要的是徹底的睡眠和休息”。
　　史大里說:“爸爸秉性剛烈,從不隱蔽自己的觀點、看法,也不愿意看有權(quán)勢的人眼色行事,他是非分明,疾惡如仇。白楊說得對:史東山是以死抗爭的英雄式人物�！�
　　
　　華旦妮臨終說出真相
　　
　　2004年12月,九十五歲的華旦妮因病住院。臨終前,她向女兒說出了隱藏在心中半個多世紀的秘密:
　　1955年2月初,江青帶著兩名持槍警衛(wèi)夜訪史宅。據(jù)說,那是因為毛澤東要她關心電影界,于是她就找史東山單獨談話。究竟談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是,史東山一下子變得悶悶不樂,沉默寡言了。
　　幾天后,江青又突然來訪。江青走后,史東山雙眉緊鎖,呆呆地坐在書房里。妻子華旦妮問他出了啥事,他說:“她說主席要她來關心一下電影方面的事……”沉默了好一會兒,又蹦出一句話:“我怎么能受一個女人的擺布!”在紙簍里,妻子找到一頁揉成一團的信箋,上面只有一行字:“對胡風是人身攻擊�！�
　　僅一周,史東山的眼窩便深深地塌陷,身體十分虛弱。華旦妮十分擔心,陪他說話。史東山告訴她,胡風等人已被內(nèi)定為“反黨集團”,行將在全國鋪開清查運動,江青暗示,他參與了胡風文藝小集團的活動,要他“不可執(zhí)迷不悟”,馬上起來揭發(fā)胡風。此前,毛澤東講過“對二老(指蔡楚生和史東山)要客氣一點”,所以江青兩次找他,給他一個“客氣”的警告。
　　江青還嚴厲地說:“胡風三十萬言書中的電影部分就是你寫的,是反黨反人民的,你必須反戈一擊�！�
　　史東山與胡風同齡,兩人有過交往。20世紀30年代初,史東山在上海參加左翼電影文化運動,胡風是“左聯(lián)”宣傳部長,史東山擔任電影文化協(xié)會的執(zhí)行委員。史東山讀過胡風的文章,尤其是那篇《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么》,他讀了幾遍,還認真研究過。新中國成立后,在第一次文代會上兩人相遇,對于新中國電影如何發(fā)展,相互交換了看法。他的許多文藝思想與胡風確有相似之處,比如表現(xiàn)工農(nóng)兵“不止于歌頌”,就與胡風的“主觀戰(zhàn)斗精神”十分吻合。
　　作為胡風的老朋友,他是難脫干系了!
　　幾天后,史東山服過量安眠藥自殺。
　　史東山的遺書很快上交,不知去向,但華旦妮牢記了主要內(nèi)容,幾乎全是丈夫的自我表白:他跟胡風是老朋友,上下級,不是文藝小集團成員;盡管他贊同胡風的看法,可那份三十萬言書,事前他不知道,沒有寫過一個字;他表示對大一統(tǒng)的文藝格局“不快活”、“不同意”,如他這樣從國統(tǒng)區(qū)來的文藝工作者受到歧視和排斥,他十分憤怒;對于批判胡風和文藝整風,他覺得很惡劣,難以忍受。
　　華旦妮清晰地記得遺書里的一句話:“整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眲傄闳缟降氖窎|山,當然不可能對老朋友落井下石,但又無法擺脫無休止的逼迫,更不甘心忍受屈辱。于是,不誣人也不自誣,自殺以求人格的清白,就成了一代名導的最終選擇。
　　史東山以自己的生命為中國優(yōu)秀知識分子作了一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注解。■
　　
　　鏈接
　　史東山:一座引人注目的“山峰”
　　在中國電影史上,史東山是與蔡楚生、鄭君里齊名的中國早期導演藝術家。他最著名的影片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和《新兒女英雄傳》。
　　史東山,原名匡韶,1902年生于浙江海寧。他之所以在后來的作品中署名“東山”,是因為故鄉(xiāng)海寧有一座蒼翠秀麗的山峰叫東山,而他的老家就在東山腳下。二十歲時史東山來上海謀生,進入上海影戲公司擔任美工師,并在但杜宇導演的《古井重波記》、《重返故鄉(xiāng)》、《小公子》等影片中擔任演員。他還利用拍片后的業(yè)余時間,集中精力嘗試寫作電影劇本。
　　1925年,史東山編寫并導演了第一部電影《楊花恨》。也就是從這時起,他用“東山”的名字作為他擔任電影編導的署名,并漸漸為廣大群眾所熟悉。1927年前后,受北伐革命影響,史東山編導了《王氏四俠》、《銀漢雙星》等影片。
　　1933年9月,史東山參加了中國電影文化協(xié)會,擔任執(zhí)行委員。標志著他在藝術上有明顯轉(zhuǎn)變的影片是《人之初》,影片主人公工人張榮根形象鮮明、質(zhì)樸感人;藝術形式依然富于美感,但已不同于以往作品中的純粹形式美,已經(jīng)和積極的內(nèi)容融合在一起了�！捌咂呤伦儭焙�,他由上海赴武漢轉(zhuǎn)重慶,在中國電影制片廠編導了抗日題材的影片《保衛(wèi)我們的土地》、《好丈夫》,這些影片反映了史東山飽滿的愛國熱情。
　　抗戰(zhàn)時期,他還導演了曹禺的《蛻變》、陳白塵的《秋收》、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等舞臺劇�？箲�(zhàn)勝利后,史東山回到上海。這時,國民黨已搶占了上海各電影制片基地,史東山與鄭君里等電影界進步人士一起籌備恢復了聯(lián)華影業(yè)社(后改為昆侖公司),并拍攝了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它不僅是史東山創(chuàng)作上的一部重要代表作,也是中國電影的一部扛鼎之作。
　　新中國成立后,史東山擔任文化部電影局技委會主任和藝委會委員。他很快“東山再起”,改編和導演的影片《新兒女英雄傳》,獲得1951年第六屆國際電影節(jié)特別榮譽獎中的導演獎。在1952年抗美援朝期間,他與蔡楚生合拍了大型紀錄片《反對細菌戰(zhàn)》,獲文化部優(yōu)秀影片獎。20世紀50年代初,他出版了理論著作《電影藝術表現(xiàn)形式上的幾個特點》。
　　1995年,為紀念世界電影誕生一百周年和中國電影誕生九十周年,文化部頒發(fā)“中國電影世紀獎”,史東山被追授此項殊榮。■
　　
　　(責任編輯/呂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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