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李濟深的青年時代，清王朝昏庸腐敗，帝國主義不斷入侵，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年輕的父親萌發(fā)了反清愛國思想。他投筆從戎進入保定軍校學習，從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fā)開始，先父就作為孫中山先生的學生、部下和忠實戰(zhàn)友，投身革命洪流中，成為一名得力干將。孫中山先生去世后，先父為完成孫中山未竟的事業(yè)而奮斗終身。他是孫中山革命事業(yè)的杰出繼承者。
　　
　　決心追隨孫中山
　　
　　辛亥革命爆發(fā)的1911年10月，我父親在保定軍官學校學習，該校當時是清王朝造就高級軍事人才唯一的高等軍事學府，由段祺瑞擔任督辦（即校長）。當時，先父受到孫中山的親密戰(zhàn)友、同盟會會員胡漢民等人的啟發(fā)教育，投入反清斗爭中。他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北伐大軍，不但為制定作戰(zhàn)計劃出謀劃策，而且直接到前線指揮，表現(xiàn)勇敢。
　　1913年，保定軍校改稱陸大遷到北京，先父返陸大學習，一年后成為陸大第三期畢業(yè)生。父親一貫成績優(yōu)異，表現(xiàn)良好，經(jīng)校方?jīng)Q定，他留校工作，出任衛(wèi)生教官，外兼陸軍部軍事編輯局編修。
　　1920年，先父在陸大任職已五年，精神上感到很壓抑，因為此時陸大控制在北洋軍閥手中，政治空氣保守、落后，具有革命思想的人既得不到重用又不能有所作為。父親將希望寄托在南方――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上。
　　北伐軍?下稱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鏗是先父的摯友。早在1903年父親十八歲時，在廣東黃埔陸軍中學讀書，后轉(zhuǎn)入陸軍速成學堂步兵科。在這里，父親做學生營排長，鄧鏗當時是連長，二人相交甚密。鄧鏗早就是同盟會會員，也是孫中山的親密戰(zhàn)友和得力助手。當時孫中山囑咐鄧鏗擇優(yōu)創(chuàng)編第一師，充當革命軍之主力。鄧為此多方網(wǎng)羅一些較有朝氣的軍官和陸大畢業(yè)的軍官，曾函請伍觀淇回粵相助，而伍則向鄧力薦我父親，并勸我父親先回廣東去看看情況。
　　1921年春，在回廣西老家探親的路上，先父遇到了鄧鏗，舊友重逢，無話不談，父親因此對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的認識進一步加深，鄧鏗遂以師部參謀長名義相邀，懇請父親辭去陸大的職務，留在粵軍第一師工作。
　　同年7月25日，孫中山委任馬君武為廣西省省長。馬君武知父親原為廣西人，能文能武，遂特邀父親回桂任省軍務處參謀長。
　　與此同時，京方陸軍部知桂、粵兩方均請父親南下供職，唯恐失去人才，便以軍事編輯局局長之職挽留。此時，父親面臨三方之請，何去何從？
　　五年多的北方生活，令父親悲觀失望。而廣東在孫中山領導之下，已呈現(xiàn)一派革命氣象，且父親出身于粵，又感激鄧鏗之見重，便允鄧請，決意助其整理部隊。至于北京、廣西兩方面之邀請，父親均婉言辭謝。至此，父親決心追隨孫中山先生。
　　
　　 為孫中山解困
　　
　　1921年4月，國會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tǒng)。5月5日，孫中山在廣東軍民歡迎之下，宣誓就職。
　　父親留在粵軍一師后，全權負責整頓訓練一師，他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不久，被任命為第一師參謀長。鄧鏗是粵軍總參謀長，陳炯明是當時的粵軍總司令和一師師長。
　　在整訓中，父親大膽提拔和任用一批從軍校畢業(yè)的優(yōu)秀青年軍官，鄧演達、葉挺、蔣光鼐、蔡廷鍇、陳誠、錢大鈞、薛岳等，都是在父親的重用和培養(yǎng)下，成為第一師的得力干將，并在后來的國民革命和抗日戰(zhàn)爭中成為著名的高級將領。
　　經(jīng)過半年的整頓和訓練，第一師成為廣東革命政府中戰(zhàn)斗力最強、素質(zhì)最高的軍隊，并在東征中戰(zhàn)績赫赫，聲威隨之大震。
　　在孫中山籌備北伐和出師北伐的過程中，陳炯明欲在廣東獨樹一幟，自成局面，反對北伐。粵軍總參謀長鄧鏗和父親支持孫中山，二人便經(jīng)常商量維持革命大局的辦法。而這招來了陳炯明兄弟的嫉恨。1922年3月，他們在火車站殘酷地將鄧鏗暗殺了。孫中山在桂林得知此消息后極為震驚和悲痛，立即召開會議更改北伐計劃，調(diào)粵軍第一師參加北伐，改道由廣東出師，并免去陳炯明粵軍總司令和粵軍第一師師長職務，促其反省。之后，總司令由李烈鈞擔任，一師師長由梁鴻楷擔任，父親仍任一師參謀長。后孫中山親臨一師，令其參加北伐。
　　當革命形勢一派大好之時，陳炯明令其黨羽葉舉興兵作亂，竟于6月16日炮轟觀音山總統(tǒng)府，企圖殺害孫中山。一師立即奉命回師廣東平叛。但由于第一師的部分軍官，特別是中上層軍官與陳炯明關系密切，在這場斗爭中企圖保持中立。這使我父親很痛心，也非常憤慨。于是，他辭職返回廣州。在返回廣州前，他還發(fā)電報痛斥叛軍。路經(jīng)惠州時，他找到陳炯明，要和陳炯明當面對質(zhì)。陳見到我父親，臉色陡變，連說：“不關我事，不關我事，是葉舉干的�！�
　　此時，在上海的孫中山先生認為第一師還有相當影響并可以發(fā)揮更大的作用，立即派人秘密返回廣州，指示我父親不要離開一師，要臥薪嘗膽，等待時機，我父親遵令執(zhí)行。
　　孫中山在困境中想到了我父親，并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這說明孫中山對我父親是了解的，信任的。
　　1922年12月，孫中山通電討伐陳炯明，12月28日，我父親率領粵軍第一師在封開起義，調(diào)轉(zhuǎn)槍口，會同“西路討賊軍”滇桂軍，指向陳炯明的叛軍，攻肇慶、克三水收復廣州。1923年1月16日，陳炯明率部逃離廣州，倉皇逃往惠州，討陳的斗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孫中山重新回到廣州。
　　由于功績顯赫，3月，父親被提升為第一師師長兼參謀長。
　　我父親沒有辜負孫中山的重托，他恢復、發(fā)展并掌握了粵軍主力第一師，完成了作為內(nèi)應的任務。從此，第一師又為孫中山所掌握，成為革命的勁旅。
　　之后，廣州大元帥府組織第一次東征。我父親派陳銘樞旅與黃埔軍校學生軍協(xié)同作戰(zhàn)，全殲陳炯明反叛部隊，取得了東征的全面勝利。
　　
　　鼎力建黃埔
　　
　　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重新組織革命政權后，鑒于前兩次護法戰(zhàn)爭失敗的教訓，他認識到國民黨內(nèi)部成分復雜，有的軍閥、官僚、政客混到國民黨內(nèi)部，竊取了重要的職位和權力，在革命的關鍵時期，他們背叛革命，導致了革命的失敗。因而孫中山一方面改組國民黨，實行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的政策，另一方面，積極學習蘇聯(lián)建軍的經(jīng)驗，創(chuàng)辦軍官學校，訓練革命的軍事人才。1923年10月，國民黨中央做出了建立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的決定。
　　孫中山任命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籌備會的委員長，但是蔣對孫中山的聯(lián)俄方針有懷疑，他辭職離開了廣州。這樣，孫中山只好派廖仲愷代理蔣的職務，廖公務繁忙，遂指派我父親和王柏齡等人為籌備委員。
　　廖請當時擔任第一師師長的父親給予大力支持。黃埔軍校在籌辦過程中，在經(jīng)費、武器、干部等方面，遇到很多困難，滇、桂、贛、湘軍等部，表面接受孫中山的領導，實際上他們認為孫中山建黃埔軍校是對他們的一種威脅，因而在各方面均不提供支持。
　　而我父親則相反，他從革命大局出發(fā)，對籌建黃埔軍校非常擁護，堅決支持，他以一師師長掌握的實力做后盾，支持軍校。為解決急需的軍費，父親從粵軍一師提出現(xiàn)款三萬余元交軍校使用；軍校無槍進行訓練，我父親又從一師部隊中提取二百支槍；父親重用和培養(yǎng)的鄧演達、錢大鈞、嚴重、陳誠等人也都被孫中山調(diào)用委以軍校重任。
　　1924年8月，孫中山委任我父親代理“入學試驗委員會”委員長，負責主持學員的考試、錄取工作，4月9日，“入學試驗委員會”刊登啟事：“以公正無私、細密嚴謹之旨行之，以期選拔人材，無負重托�！睂W校第一期錄取學員近五百人。
　　終于，在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在黃埔軍校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后，百感交集地對父親說：“任潮，軍校能夠開學與第一師的大力支持分不開，你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都作了支持，謝謝你！”
　　
　　 父親在大革命時期
　　
　　廣西與廣東地域相連，能否統(tǒng)一廣西直接關系廣東革命政權的生存與發(fā)展。為了統(tǒng)一廣西，孫中山特意在西江地區(qū)建立了西江善后督辦公署，他親自破格委任擔任第一師師長的我父親兼任西江善后督辦、梧州善后處長等要職。父親經(jīng)過艱苦努力，終于使廣西、廣東在政治、經(jīng)濟上統(tǒng)一，為孫中山的革命政權提供了一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的根據(jù)地。這是先父在大革命時期對民主革命作出的重要貢獻。
　　1924年，馮玉祥將軍擁護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發(fā)動“北京政變”，馮將自己的部隊改稱為國民軍，并邀請孫中山北上。孫中山北上后，突然病重，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
　　孫先生去世，父親極為悲痛，1925年3月24日，廣西梧州各界舉行追悼大會，到會群眾約五千人。我父親主持大會，發(fā)表了演說，宣讀了祭文，并題了“循遺囑數(shù)言，非到建國成功，雖死不瞑；為群眾一慟，豈第感恩知己，獨戀其私”的挽聯(lián)。
　　一個月后，在先父的倡導下，梧州市建立了我國第一座孫中山紀念堂。
　　1925年全殲陳炯明的反叛部隊后，廣東并沒有得到統(tǒng)一，鄧本殷在南部發(fā)起的叛亂還沒有得到平息。11月初，我父親奉命由紫金前線回援討伐鄧本殷的南路軍，并任南征軍總指揮。22日，南征軍勝利進駐瓊州，廣東全省獲得統(tǒng)一。
　　消息傳出，舉國振奮。在我父親班師之日，廣州國民政府特地召開盛大的歡迎會，熱烈歡迎我父親凱旋。時任國民黨中央執(zhí)委及代理宣傳部長的毛澤東也參加了歡迎會，并與我父親熱烈握手，表示歡迎。蘇聯(lián)代表團還向他贈送了許多紀念品。
　　父親南征途中，1926年1月1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雖然他未能出席，但由于他三年來在蕩平西江、肇慶練兵、統(tǒng)一全桂、黃埔建校、兩次東征、南征等戰(zhàn)斗中戰(zhàn)功累累，貢獻重大，大會選舉他為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
　　除此之外，1925年4月至6月，滇桂軍閥得到帝國主義支持，認為有機可乘，楊希閔、劉震寰率部叛亂威脅廣州，我父親率領第一師、黃埔學生軍，與朱培德的贛軍、譚延?的湘軍協(xié)同作戰(zhàn)，打垮了叛軍，使廣州革命政府轉(zhuǎn)危為安，鞏固了廣州革命政權。同年8月2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作出統(tǒng)一編組國民革命軍的決議，決定取消粵軍、滇軍、湘軍，一律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共五個軍），粵軍一師改編為第四軍，我父親任軍長，這個軍實力最強，下轄四個師一個獨立團，葉挺任獨立團團長。
　　當時蘇聯(lián)首席軍事顧問曾稱贊說：“由于李濟深、陳銘樞堅定地靠攏黨（國民黨），這個軍將是國民黨在粵軍中的柱石。”
　　至此，兩個革命根據(jù)地達到統(tǒng)一，為國民政府舉行北伐，以武力推翻北洋軍閥反動統(tǒng)治準備了良好條件。
　　1926年，父親支持李宗仁提出的建議，力促北伐實施。在5月20日舉行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他慷慨陳詞：“今日北伐實在是千載一時的機會……第四軍也已準備犧牲……”在他的呼吁下，與會人員一致同意立即進行北伐。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父親為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留守廣州，同時兼任北伐軍后方留守總司令，指揮廣東七個警備區(qū)，保證后方根據(jù)地的安全；同時組織人力物力支援前方，保證北伐軍的軍需補給。9月，為了保障北伐軍的后防交通線不被敵軍截斷，我父親親任攻贛總指揮，率先取得了收復贛州的勝利。
　　我父親沒有親自在前線指揮戰(zhàn)斗，但由他締造的第四軍卻是整個北伐軍中戰(zhàn)斗力最強的部隊。四軍在北伐進程中，特別是在攻打汀泗橋、賀勝橋及武昌的戰(zhàn)役中，攻無不克，戰(zhàn)無不勝，被譽為“鐵軍”，受到了北伐軍總司令部的特令嘉獎。
　　隨著北伐戰(zhàn)爭的節(jié)節(jié)勝利，1926年1 1月，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決定由廣州遷往武漢。遷都前，為加強廣東的工作，國民政府對廣東省政府進行了改組，任命我父親兼任廣東省主席及省軍事廳廳長、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12月21日，國民黨中央決定設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由父親任主席，管轄兩廣、福建，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
　　
　　他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
　　
　　我父親在發(fā)展國共合作事業(yè)中表現(xiàn)堪佳。他在創(chuàng)建福建人民政府時，以政府的名義與中共領導的中華蘇維埃政府合作。抗戰(zhàn)前夕，他與著名共產(chǎn)黨人宣俠父等合作。在抗戰(zhàn)期間，我父親雖然先任戰(zhàn)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桂林辦公廳主任、軍事參議院院長等要職，但他多以個人的名義與中共合作：如在戰(zhàn)地委員會內(nèi)與周恩來、張友漁等共產(chǎn)黨人合作；在桂林辦公廳，與中共八路軍駐桂辦事處處長李克農(nóng)等同志合作。
　　解放戰(zhàn)爭時期，我父親“改造國民黨”，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并以政黨的名義與中共密切合作。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國內(nèi)形勢迅速變化，為了實現(xiàn)孫中山先生未竟的事業(yè)，父親將不滿蔣介石內(nèi)戰(zhàn)獨裁政策的各派民主勢力聯(lián)合起來，團結(jié)國民黨內(nèi)民主派分子與反民主勢力進行斗爭，促進國民黨實行民主改革，爭取抗戰(zhàn)后國家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在1945年日本即將投降時，父親與何香凝、蔡廷鍇等人曾多次醞釀組織真正忠于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民主派的政黨問題。何香凝表示組織政黨仍需要保留“中國國民黨”名義，于是確定組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還草擬了政治綱領和組織章程，于1946年春宣告成立，由我父親任主席。該會發(fā)表宣言，宣布忠誠于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反對蔣介石的內(nèi)戰(zhàn)獨裁。
　　1946年年底，蔣介石三次邀請我父親到廬山商談國事。父親上山后，批評蔣的政策與孫中山先生的主張背道而馳，勸蔣介石必須遵守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為國家民族著想，建設中國，不打內(nèi)戰(zhàn)。蔣不置一言，無意實行民主。先父寫下二首《七絕》明志：
　　
　　萬方多難上廬山，為報隆情一往還，
　　縱是上清無限好，難忘憂患在人間。
　　
　　廬山高處最清涼，卻恐消磨半熱腸；
　　自是生成庸俗骨，由來不慣住仙鄉(xiāng)。
　　
　　從此，先父正式與蔣介石的國民黨決裂，走上反蔣、民主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路。
　　1947年11月12日，由父親和何香凝等同志在香港集結(jié)力量，召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大會。1947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誕辰紀念日，父親說：“今天適逢總理誕辰之日，我們今天開會就是我黨再生的意思�！睍�上父親宣布“要真正的三民主義，實行三大政策”，號召大家為繼承孫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
　　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推舉先父為主席。
　　1948年5月，我父親和何香凝代表民革和其他民主黨派人士一起聯(lián)名致電毛澤東，公開表示響應其號召。同年12月，父親應中共中央的邀請，秘密離開香港坐船到東北，后到北平，參加籌備新政協(xié)會議。
　　從此，民革成為中國重要的參政黨�！�
　　（本文作者為口述史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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