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來，對抑郁易感性的研究，已經(jīng)成為探尋抑郁心理病理的一個熱點。文章介紹了抑郁易感性應激模型的相關定義、起源、及主要特點。介紹了在當代具有代表性的3個理論：（1）Abramson的抑郁無望理論；（2）Beck的認知易感理論；（3）雙信息過程理論。尤其對抑郁認知易感性因素本身的起源、發(fā)展及影響因素進行了評述。最后，介紹了整合的抑郁認知易感性應激模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模型進一步完善和發(fā)展的方向。
　　關鍵詞 易感性，抑郁，認知易感性-應激模型，發(fā)展。
　　分類號 R395
　　
　　抑郁癥是一種常見的精神障礙，是目前導致殘疾和死亡的第四大疾病[1]。這種疾病嚴重地影響一個人的情緒、思維、自我的感覺、人際交往及軀體功能狀態(tài)。最新的調查表明[2]，16%的人在一生中某個時候可能罹患抑郁。我國抑郁癥的發(fā)病率已達3%~5%，超過2600萬人罹患抑郁癥[3]。對抑郁病因的研究已經(jīng)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大量的研究表明，抑郁的發(fā)作與很多因素相關，如人格特質、遺傳基因、遭遇負性生活事件、環(huán)境因素、人際交往、認知等等[4]。近來的研究整合這些各自獨立的因素，以一種整合的模式去解釋抑郁的病理發(fā)展過程。易感性-應激相互作用模式，正是這一趨勢的代表�！�
　　
　　1 易感性應激模式的特點
　　
　　在精神病學界，Meehl提出精神分裂癥的發(fā)作，主要是由于患者本身的精神病素質與環(huán)境因素（應激）相互作用的結果。精神病素質主要被理解為基因遺傳等生物學因素。受這種觀點的影響，對抑郁癥病因的研究開始也只是把素質（diatheses）作為一個易感性（Vulnerability）變量進行研究。早期的研究也只把素質理解為遺傳或生物學因素。但近年的工作表明，易感性包括的內容已經(jīng)擴展，包括各種社會心理因素，如認知、人際關系、人格、應對方式等[4]。素質和易感性這兩個詞匯，在對抑郁的病因進行闡述的理論里，也成為可以相互換用的同義詞。
　　在早期的研究中，無論是對應激還是對易感性的研究，都比較強調生物學因素的作用，并且應激和易感性也是作為各自獨立的因素被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心理社會因素在抑郁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單獨用應激或易感性因素都不足以解釋抑郁的病理發(fā)生過程。研究者們很自然地開始意識到二者相互關聯(lián)，相互聯(lián)合可能導致抑郁障礙出現(xiàn)。
　　應激（stress）經(jīng)常被看作是導致許多心理和生理問題的原因。一直以來應激反應被認為是一個適應性機制，是機體對真實或潛在的威脅有效的反應能力。應激可以看作是被不良的刺激和情境所喚起，其生理和行為的反應強度由個體對刺激的控制和評估強度所決定[5]。
　　素質（diathesis）一詞的來源可以回溯到古希臘詞匯disposition（傾向、性情），該詞匯的出現(xiàn)與氣質和疾病的流體學說相關。19世紀時被引入精神病學。Ingram等認為[4]，被稱為素質，即易感性，具有幾個重要的特征：（1）是一種相對穩(wěn)定的特質；（2）受別的因素影響時，可能發(fā)生變化；（3）具有個人內化的特點，是潛在的，長期的。
　　20世紀60年代，Bleuler和Rosenhal正式提出素質―應激模型，用于解釋精神疾病的病理特征。如前所述，早期的研究主要針對生物因素。80年代后，開始把社會心理因素引入易感性―應激模型。針對易感因素的不同，學者們提出了許多理論模型，如：認知易感―應激模式，人們交際易感性，自尊易感模型，相符模型等。但這些模式都是在易感性―應激模型的總體框架上建立起來的。Monroe和Hadji yannak指出[6]，這個模型最基本的特點就是：假定所有的人都存在有發(fā)展為精神障礙的素質，而且每個人都有一個觸發(fā)點，這個點的位置及觸發(fā)，依賴于個人遭遇的應激與存在的易感性素質之間的相互作用。
　　個體、易感性和應激都具有獨立的意義和概念，但在這個模型中強調的是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是一種整體、全面的觀念。Ingram等[4]綜合近年來各種易感性―應激模型的理論，認為從整體上這個模型體現(xiàn)了如下一些特征。
　　（1）疊加 易感性和應激可能是以與某種方式疊加而導致障礙出現(xiàn)。
　�。�2）單一表現(xiàn) 有時候只有一種因素表現(xiàn)出來。即僅應激或者素質在起主要作用，另一種只是一種補充、中介。
　�。�3）雙重作用 巨大生活應激和高易感性同時存在時，就更容易導致障礙出現(xiàn)。
　�。�4）靜態(tài)―動態(tài) 應激和易感性，是相對穩(wěn)定的，但也不是固定不變。隨著時間的變化，應激或易感性可能改變，從弱到強或者相反。
　�。�5）連續(xù)性 從動態(tài)的觀點看，應激和易感性的相互作用，是連續(xù)的，甚至可以累積，小的應激逐漸累積，最終導致障礙出現(xiàn)。易感性也可能因為累加而更加敏感。
　　（6）閾值 有理論[7]認為應激和易感性的相互作用，有一個閾值。 每個人都潛在的具有發(fā)生某種障礙的可能。應激與易感性相互作用，超過這個閾值障礙就會出現(xiàn)。不同的人具有不一樣的閾值。閾值的高低依賴于易感性的敏感程度和遭遇生活應激的強度。例如，強烈的應激與低易感性的作用，其閾值可能會很高。但如果閾值很低 ，極便很少很小的應激對高易感性的人也可能導致障礙。
　　
　　2 相關理論
　　
　　易感性―應激模型使我們可能理解抑郁的促發(fā)，持續(xù)和再發(fā)。通過對易感性和應激及相互作用的理解，可以多維度的了解抑郁的病理心理機制。在這個總的模型下，由于對不同易感性因素的強調，衍生了許多具體的模式。其中發(fā)展最快、最有代表性的是認知易感性應激模式的研究，在很多的理論文章中，認知易感性應激模式是等同于易感性應激模式的。下面簡單介紹幾種當前有代表性的理論模式：
　　
　　2.1 Beck的認知易感理論[8]
　　Beck是第一個關注認知過程在抑郁中作用的理論家。最先是試圖理解抑郁的本質，以便于抑郁的治療。隨著研究的進展，Beck開始考慮抑郁的病因。提出抑郁主要是一組認知問題，是由于個人對事物錯誤、歪曲的認知觀念導致了抑郁的出現(xiàn)。具體的理論如下：首先，認知易感性表現(xiàn)為一些功能失調觀念。這些觀念源自童年的早期，是一些關于自我和世界過分僵化的觀念；是一些對自我不現(xiàn)實，完美主義的標準，或者過分要求別人贊美的觀念。Beck認為這些觀念具有絕對化，契約性的特點。具有自動的，反射的特性。當個人遭遇相應生活事件（應激）時這些特性容易被激發(fā)。其次，功能失調觀念導致或啟動個體潛在的自我消極圖式，對事物進行消極的、歪曲的認知。如，以偏概全、絕對化或非此即彼的思維等等。消極的自我圖式，體現(xiàn)了一種歪曲的信息加工方式，是一種易感因素，會最終導致臨床軀體障礙、動力減退、情緒低落等抑郁癥狀。這些癥狀反過來又導致消極觀念增多，二者形成惡性循環(huán)，并呈螺旋或上升的趨勢。
　　
　　2.2 Abramson的抑郁無望理論
　　Abramson的無望理論是易感性―應激模型的另一個代表。正是由于這個理論的出現(xiàn)，使得人們重新開始關注Beck理論對易感性的分析，同時，把社會認知心理因素也納入了易感性范疇。從而使得對易感性―應激模式的研究日趨增多，并成為抑郁心理病理理論研究的熱點。
　　Abramson的理論[9,10]，首先假設有些人對事件的發(fā)生，傾向于消極的解釋和歸因，也就是消極的認知模式。這種認知主要從自我、事情的原因和結果，3個方面進行解釋。即：將事件歸為內部（是我的原因而不是環(huán)境的原因）；對自我來說是穩(wěn)定的（不是暫時，而是永遠的）；結果涵蓋一切（會影響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不是一方面）。這種消極的歸因，常常會導致無望，認為個人沒有能力改變這個消極事件和這個事件蘊藏的意義。消極的歸因被認為是抑郁的易感性因素，與應激生活事件結合，可以預測抑郁的產(chǎn)生。
　　與Beck理論的不同點在于，Abramson理論認為消極事件與歸因風格存在某些對應關系，并與抑郁的類型相對應。比如對自我有消極認知，僅是在無望抑郁這種抑郁亞型中表現(xiàn)明顯。而Beck的理論，則認為這種消極認知是所有的抑郁類型都具有的特征。
　　2001年Abramson對理論再次進行了修訂[11,12]。認知易感性的范圍不在局限于歸因，擴展到各種負性認知方式，應對方式等。導致的抑郁類型，也就不在僅限于無望抑郁一種亞型。更加強調的是易感性與負性應激之間的相互作用。Teasdale進一步認為，具有抑郁易感性的人，負性情感很容易誘發(fā)與自我有關的負性思維，并導致對結果和未來做出消極的解釋[13]。這表明，如果測量出負性思維的易感性，則有助于識別容易產(chǎn)生抑郁的人，可以預測抑郁的發(fā)生�？梢娦抻喌臒o望理論已經(jīng)開始走向整合的趨勢，已經(jīng)吸收了Beck的理論在內。
　　
　　2.3 雙信息處理模型
　　抑郁的易感性―應激模型近年來的一個理論研究方向，是對認知信息加工過程進行的研究。最有代表性是Ingram 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信息處理模式[14]。認為個體存在各自的情感結構和認知網(wǎng)絡。負性生活事件可以激活抑郁情緒結構，激活情緒節(jié)點，使得抑郁情感狀態(tài)得以維持，與抑郁有關的情景（state）反復出現(xiàn)，導致抑郁。
　　在信息處理的模式基礎上，Smith和DeCoster 等[15]把社會和人格心理學中雙信息處理模型應用到抑郁的易感模型中，對抑郁的發(fā)生發(fā)展進行解釋。特別地說明了認知易感性是怎樣發(fā)展變化，怎樣被評估的，從而為理解抑郁的易感性―應激模型提供了新思路。
　　雙重信息處理模型根據(jù)認知心理學的原理把信息加工分為兩個過程，聯(lián)想（associative）信息處理和反射（reflective）處理。聯(lián)想信息加工是一種自動、平行加工，時間迅速，不互相影響。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注意和認知努力，一般是在無意識水平和不加控制時產(chǎn)生；而反射性信息加工，是一種理性的，意識層面的加工。是一種非平行的序列加工，受認知容量和資源的限制，需要認知努力的付出，加工速度相對較慢。
　　人們的對信息的處理一般首先是聯(lián)想性處理。只有當個人的愿望或期待受到阻礙，干擾時，反射性信息處理才會啟動。用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15]，當一個人去開門時，我們期望扭動門把就把門打開。如果的確如此，我們就不會關注門把，而投入到別的事情上去。但是如果扭動門把卻不能打開門，我們就會思考檢驗（啟動、反射性信息處理）門是否被鎖了？要用鑰匙打開嗎？等等，這樣，反射性信息處理（理性）過程就在對門把的功能期望受到干擾時啟動了。
　　在易感性―應激框架下，最新的雙重信息處理模型對抑郁的理解是這樣的[16]：首先認為，負性的自我認知偏差如果成為聯(lián)想信息處理的基礎，則易發(fā)抑郁。也就是認為負性的自我認知偏差，是一種易感因素[17]。其次，通過反射性信息處理，可以矯正，克服這種自我認知偏差。即反射性信息處理的啟動和進行是對負性認知的緩沖和調節(jié)。如果不能啟動和矯正，則可能導致更多的負性認知和負性情感反應出現(xiàn)，最后導致抑郁（心境惡劣）。反過來抑郁又可能導致自我認知偏差的增多，三者呈是螺旋性上升。自我認知偏差，被界定為一種預先存在的易感因素，易感性是否會導致抑郁，取決于反射性信息處理能否糾正認知偏差。研究表明，在3種情況下無法糾正，抑郁容易產(chǎn)生：
　�。�1）認知資源衰竭[18]。一般情況下，反射性信息處理可以處理認知偏差，使得出現(xiàn)的負性情感是短暫的，一時的。但如果認知資源（認知容量等）被負性應激、時間壓力、競爭性任務等所消耗，則反射性信息處理過程難已啟動，認知偏差無法糾正 [19]。
　�。�2）負性自我認知偏差與個人的期望是一致的時候，個人期望不會受到干擾和抵抗。反射性信息處理過程不會被啟動。Sheppard和Teasdale對抑郁、輕度抑郁和正常人群進行測試，讓3組人群選擇對一些句子是同意或不同意，這些句子來自功能失調問卷（DAS），表明對功能失調的態(tài)度[20]。從時間上比較，正常人群對表明功能失調性的句子，贊同反應明顯較慢，而抑郁人群反應較快。表明抑郁人群對功能失調句子表示一致性較快（自動性的），不會啟動反射性信息處理去對之檢查或懷疑。
　　（3）反射性信息處理不能充分糾正和調整認知偏差，有時反射性信息處理過程極便被啟動，也不能充分地矯正、調整負性認知偏差。比如前面所說的負性歸因方式就使得認知偏差繼續(xù)呈現(xiàn)，最終導致抑郁。
　　可見，雙重信息模型，實際上主要是從認知和信息論的角度理解易感性―應激模型。給我們如下的啟發(fā)：①可以了解易感性（如認知偏差）的作用機制，以及去辯明易感性及其變化。②從信息處理的角度，易感性可以被觀察到，如在時間壓力下時。
　　
　　3 當前研究的重點――認知易感性本身的發(fā)展和影響因素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對抑郁認知易感性的研究成為一個熱點。當前的熱點是對認知易感因素起源，發(fā)展和影響因素的研究。也就是對抑郁易感性因素起源的研究。
　　Beck認為認知易感性的產(chǎn)生與個體童年的經(jīng)歷密切相關。那些潛在的自我認知圖式與兒童期遭受的應激事件相關。其它理論對認知易感性的起源研究也集中到童年時期或青少年時期，認為兒童和青少年時期是認知易感性因素形成和發(fā)展的時期，這個時期，各種變量如應激、人際關系、父母角色等對易感性因素的形成和發(fā)展有重要影響[21]。Abramson就認為童年的負性生活事件如受虐，會使孩子形成一種內部歸因，認為自己不好，人們會討厭自己，這種觀念最后內化為負性的自我概念，或成為特質（traitlike）。
　　當前認知易感性模型的研究，各個理論模型都非常注重認知易感性因素是如何形成、發(fā)展的研究。無論是以Beck的認知理論、Abramson的無望理論還是雙信息處理理論為出發(fā)點。對抑郁認知易感性因素形成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22]：①兒童青少年期的人際關系包括父母角色、人際交往以及與教師，同伴關系對易感性形成的作用。②應激作用對易感性因素形成、發(fā)展作用，③對易感性發(fā)展不同年齡階段的研究，這些研究已經(jīng)成為認知易感性―模型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3.1 人際關系
　　Bowbly提出的依戀理論認為[22]，嬰幼兒時期形成的依戀關系，會影響人的一生。早期依戀關系具有持久的效應，影響情感的變化，可發(fā)展成為一種模式。并且，依戀關系的形成是一種內部工作模式（internal work models）這種模式與Beck所說的潛在的自我圖式的工作模式是一致的。說明影響會持續(xù)很長的時間。比如，不安全的依戀，將會導致失調的相互關系，導致認知歪曲，最后可能成為一種抑郁的認知易感性。
　　Ingram和Ritter發(fā)現(xiàn)遭遇一個傷心事件后，母親關愛的等級與負性認知錯誤和負性情感的發(fā)生，呈負相關，表明缺乏母親關愛的個體，容易發(fā)展出負性的自我認知模式[23]。Rose和Abramson也證明兒童期受虐待的程度與認知功能失調呈正相關[24]，Garber和Flynn評估了母親具有抑郁癥的青少年人群的自我價值、歸因方式和無望感[28]。發(fā)現(xiàn)所有這3個方面都具有負性的表現(xiàn)：低的自我價值感、負性的歸因方式、比正常人群更多的無望感。這些研究表明：家庭環(huán)境、與父母的關系、父母對子女態(tài)度等都可能構成易感性因素形成的基礎。
　　
　　3.2 應激
　　在抑郁的易感性研究中，應激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一方面與易感性的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導致抑郁發(fā)作的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另一方面，易感性因素本身的形成、發(fā)展和啟動也與應激密切相關。應激主要從3個方面[26]，影響易感性因素的形成。（1）自己無法控制的、突發(fā)的、重大的應激，如交通事故、地震等。這些應激有可能對形成世界或自我的認知結構有影響，如對控制能力的認知。（2）是與家庭環(huán)境相關的應激，如父母離婚、爭吵、缺乏關愛等。如孩子如果總被拒絕，會認為自己很糟糕，逐漸就會形成過分自我批評的認知模式。（3）因應激而產(chǎn)生的新的應激，比如在家庭中被拒絕的孩子，可能就會有進一步的社會退縮，在班上與同學的關系也就會處于被拒絕狀態(tài)。從而可能形成新的應激。實際上，應激和易感性有時候難以完全分開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因素。某些易感性可能導致一些特別的，相對應的應激產(chǎn)生，例如，對自我懷疑時，容易去尋求過份的保證和支持，出現(xiàn)過多的尋求他人認可的行為，這樣必然就會有拒絕出現(xiàn)（應激），從而有失望和挫敗感。對自我的懷疑就成為應激的一部分。
　　
　　3.3 易感性的發(fā)展
　　Cole和Turner提出易感性的發(fā)展理論[27]，認為不同年齡段的孩子，有不同的認知易感性，早期的認知易感性是不穩(wěn)定的，在沒有成為一種“模式”前是可以變化的。不同的發(fā)展階段起作用的影響因素也不同。如有研究[28]認為，認知易感性早期的形成主要與父母、教師等相關，到青少年（16~20歲）則與伴侶是否建立有羅曼蒂克的關系相關。Cole的發(fā)展理論認為，認知易感性是可以變化的，在青少年時期認知易感是一種中介，而不是一種減緩或補充的作用。但他的觀點目前缺乏大樣本的縱向研究，需要進一步論證。
　　Abela等的研究[29,30]進一步表明，認知易感性在各個年齡段，其各種易感性因素的發(fā)展和作用也是不平衡的。在沒有成為一種相對穩(wěn)定的認知結構之前，對抑郁的認知易感性是由其中最“易感”的因素決定的。Abela稱之為“最弱聯(lián)結”。在應用無望理論對9歲和13歲兒童的研究中，Abela發(fā)現(xiàn)，對自我、對結果、對原因的3種認知發(fā)展是不平衡的。能夠預測抑郁發(fā)生的是其中最“易感”的因素（得分最高，“最弱”）。而不是三者的聯(lián)合作用。根據(jù)這種“最弱聯(lián)結”理論，Abela還認為越晚發(fā)展起來的“最弱（最易感）”點，越容易成為個人穩(wěn)定的易感因素。
　　對認知易感性因素本身發(fā)展的研究，是當前各個理論模式研究的重點，通過對認知易感性起源和發(fā)展的研究，各個理論模式逐漸走向整合和統(tǒng)一。很多對認知易感性發(fā)展研究的解釋已經(jīng)不限于單一的理論模式。所以，我們很難區(qū)分或者認為是發(fā)展和修正了以上所說的某一個單獨的理論。整合，已經(jīng)是抑郁易感性模型的大勢所趨。
　　
　　4 整合的認知易感性―應激模式和未來的研究
　　
　　根據(jù)以上的綜述，我們可以設想一個整合的認知易感―應激模式，應該包括各種的易感性因素，應激源和傾向，并要能闡明它們之間相互作用關系以及對抑郁觸發(fā)、復發(fā)、發(fā)展的解釋以及預測。
　　Hamkin和Abramson 2001年提出一個整合模式[11,12]，稱為應激認知易感交互作用模式，比較突出的特點有幾點：（1）認知易感性因素，是一個整合概念，包括功能失調，歸因認知偏差，低自尊等。（2）強調負性情感的觸發(fā)，認為負性生活事件，首先導致的是負性情感的觸發(fā)，而僅僅是具有易感性因素的人，才會使得這種負性情感長久持續(xù)存在，并最終導致抑郁。對于恢復期或患過抑郁已痊愈的病人，負性應激也容易觸發(fā)曾有的負性情感。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抑郁容易再發(fā)。（3）這個模式有一個原因促發(fā)的鏈式結構：負性應激（生活事件）導致負性抑郁情感，對于有認知易感性的人，負性情感持續(xù)存在導致抑郁或復發(fā)。認知易感性由先天的環(huán)境因素（尤其是不良環(huán)境）、人格以及遺傳決定。
　　在這基礎上，結合我們綜述，我們提出幾點看法：（1）先天存在的遺傳，人格等生物學因素是易感性形成的基礎之一。從嬰幼兒時期形成的依戀關系、父母角色與行為等人際關系對易感性的起源有重大影響。而負性的應激既是易感性源起的重要根源，也是未來觸發(fā)易感性啟動的因素。（2）認知易感性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目前與抑郁有關的認知易感性，主要有功能失調、負性認知圖式、負性歸因與推論、低自尊、自我認知偏差（信息注意偏差）等。有很多方式既是抑郁的易感因素，亦是抑郁癥患者特有的認知方式，如認知偏差。（3）負性情感體驗，也可以作為一個易感性因素被考慮。初次的負性應激（獨立的或綜合）都可能導致負性情感體驗的啟動，而未來類似的情感體驗，則會對認知產(chǎn)生影響，也就是成為一種負性情感結構[31]，從而導致抑郁。明顯的例子，就是患過抑郁癥的人，在未來罹患抑郁的可能性要普遍高于正常人。（4）認知易感性，既可以與負性應激相互作用而增加抑郁的可能，也可能經(jīng)過負性情感中介（負性應激――負性情感產(chǎn)生，激活負性情感結構和負性認知），而增加抑郁發(fā)生的可能。
　　抑郁的認知易感性研究，是近十年來的認知與抑郁研究領域的熱點，取得了很多的有益的進展。但作為一種理論模式來說，仍有許多的工作待完善，在未來的研究中，有幾個方向值得人們深入。（1）進行大量本的縱向跟蹤研究，以辯明易感性因素是如何發(fā)展起來的。從具體的“最弱”聯(lián)結點到成為一個穩(wěn)定認知圖式或結構的機制是什么？（2）認知易感性之間的作用是獨立的嗎？其相互作用的機制又是什么？（3）認知易感性與應激相互作用是否具有對應性、獨立性，與抑郁的類型有什么關系？也就是需要更具體的探討應激及認知易感與抑郁的關系，這樣才能更具有臨床意義。（4）從一種理論到臨床應用，認知易感模型對抑郁癥狀和發(fā)病，有怎樣的預測性仍然不清楚，如何提供癥狀和發(fā)病的預測及干預，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5 小結
　　
　　易感性―應激模式用于了解為什么有些人容易罹患抑郁，而有些人則不會？現(xiàn)有的幾種有代表性的理論，使人們對這個問題有了初步的理解，并認識到易感性既有生物學、也有社會心理的結構。認知易感性是抑郁易感性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在抑郁理論中，認知易感性與易感性幾乎是等同的。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的注意力逐漸集中到認知易感性本身是如何起源和發(fā)展的，其與抑郁的發(fā)生、發(fā)展有什么樣的關系上。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人們進一步加深了對抑郁的理解，同時也使得各種理論走向整合的模式。理論的發(fā)展對于抑郁癥的預防，治療和干預也有極大的實踐意義。但是這些理論，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提出的，對于受社會文化心理因素影響極大的認知易感性――應激模式，它們在我國是否有其獨特的變化和意義，也還有許多的工作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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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gnitive Vulnerability-Stress Model of Depression: Origi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Zou Tao, Yao ShuQiao
　�。∕edic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1, China）
　　
　　Abstract：In recently year, Research on vulnerability of depress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filed in exploring psychopathology of depression.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vulnerability-stress model of definition,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 The paper reviews recent three representative theory (1) Abramson of hopeless theory; (2)Beck of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heory;(3) A dual process model .Special reviews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factor of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At the end,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integration of cognitive vulnerability-stress model and puts forward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model in the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vulnerability, depression, cognitive vulnerability-stress mode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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