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jīng)擔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和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花甲回憶》中評價晚清的士大夫時感慨地說道：“在文學方面他們是成人，而在科學方面，他們卻仍然是孩子。” 　　同樣一個丁韙良，在與中國農(nóng)民交流的時候，卻認識到中國社會底層的真實想法。他在北京西山同一位滿手老繭的農(nóng)夫聊天時，農(nóng)夫問道：“你們洋人為何不滅掉清國呢?”丁反問道：“你覺得我們能滅得了嗎?”農(nóng)夫說道：“當然了”，他邊說邊指著山下面的一根電線，“發(fā)明那電線的人就能推翻清國”。
　　晚清中國面臨的是一場源自先進科技的革命。頑固的士大夫們堅持認為中國雖然沒有發(fā)明電線電報，卻仍然是泱泱大國。
　　在直接走出國門、接觸到西方現(xiàn)代科技文明的晚清士人中，張德彝是一位比較特殊的人物。
　　
　　“自卑”的出身
　　
　　張德彝(1847年-1918年)，同治元年(1862年)十五歲時考入京師同文館，為該館培養(yǎng)出的第一批譯員之一，四年后，他便隨同中國近代第一個官方外派使團斌椿使團出訪。隨后40年，他雖然沒有擔任過駐外最高使節(jié)，但他始終從事外交和外事活動。同治七年蒲安臣使團出使歐美時他任通事(翻譯)，環(huán)游了歐美各國；同治九年，欽差大臣崇厚因天津教案一事專程赴法道歉，他任隨員。此間他目睹了巴黎公社起義這一完全不同于傳統(tǒng)的中國農(nóng)民起義的偉大事件。光緒二年(1876年)，他出任中國駐英使館譯官，光緒十三年任秘書。后曾一度回國，任光緒皇帝的英語教師；光緒二十二年，任出使英、意、比大臣羅豐祿的參贊；光緒二十七年，以記銘道二品卿銜出英、意、比大臣，光緒三十五年任滿回國。他一生中八次出國，在國外度過了27個春秋。1918年病逝于北京。張德彝陸續(xù)把他的見聞寫成了八部“述奇”，其一至六和第八，已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走向世界叢書》出版。惟缺第七部述奇，過去一直認為已遺佚，但最近在中國歷史博物館館藏文獻中被發(fā)現(xiàn)。
　　張德彝從海外歸來后，被派去和同文館的另一校友沈鐸一起做光緒帝的英文老師。中國的皇帝也許是惟一要求兩位教授同時上一門課的人。為了對自己的老師表示尊重，光緒帝允許他們在王爺和大臣們跪見時仍然坐在自己身邊�？梢姀埖乱突貒�后的地位非同一般。但張德彝對此并不以為然，因為他對自己的同文館出身還是充滿自卑的。
　　在1860年代初的中國，學習外文不能算是正途。但為了外交的需要，清政府只能通過獎勵政策鼓勵八旗子弟學習英文。其獎勵條款是：每月發(fā)給“膏火銀”三兩，學習優(yōu)秀者，另有獎金，三年學成后，視成績授予七、八、九品官職。但即使這樣既給錢又給官，在1862年6月京師同文館開館時，還是只招收到了10名學生。
　　同文館的學生同時要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京師的好事者作各種侮蔑、攻擊的言辭打擊這些入學的學生：所謂“未同而言，斯文將喪”，所謂“孔門弟子，鬼谷先生”，所謂“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作為15歲的漢軍鑲黃旗子弟的張德彝，固然有勇氣面對這種局面，但是，畢竟沒有走八股人仕的正途，一生也還是有遺憾的。
　　他逝世時，有人送一副挽聯(lián)――“環(huán)游東亞西歐，作宇宙大觀，如此壯行能有幾；著述連篇累牘，闡古今奧秘，斯真名士不虛生”，當為對他的客觀正確的評價。而張德彝晚年卻并不為自己的經(jīng)歷自豪。他教導他的子孫：“國家以讀書能文為正途�！�…余不學無術，未人正途，愧與正途為伍；而正途亦間藐與為伍。人之子孫，或聰明，或愚魯，必以讀書為要務�！�
　　張德彝不炫耀自己的語言能力，其墓志銘曰：“君雖習海外文字，或有咨詢，每笑而不答，意非所專好也。悲夫!”張德彝的自卑感來自晚清畸形的社會。他不能炫耀自己的學問，固然出于美德，但更多的是社會的畸形環(huán)境。如此壓抑，的確可悲。
　　
　　作為“第一”的發(fā)現(xiàn)
　　
　　張德彝與他同時代的外交大臣們相比，可能因為沒有賦予中外交涉的重任，他對西方的觀察視角非常生活化，晚清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多來自他的記述，他的許多發(fā)現(xiàn)是中國人第一次對西方的細致觀察所得。
　　第一個記錄西餐：西餐在鴉片戰(zhàn)爭前后即已進入中國。而西餐在中國北方出現(xiàn)則晚得多。咸豐十一年(1861年)，天津租界出現(xiàn)了一家經(jīng)營餐飲、旅館和貨棧的“利順德”，其創(chuàng)始人為英國牧師殷森。五年后(1866年)，張德彝隨同使團出訪，坐英國輪船由天津去上海，才第一次享用西餐。船上的伙食是“每日三次點心，兩次大餐……所食者，無非燒炙牛羊雞魚，再則糖餅、蘋果……飲則涼水、糖水、熱牛奶、菜肉湯、甜苦洋酒”，“更有牛油、脊髓、黃薯、白飯等物”。后來換了法國遠洋輪，飲食更加豐盛。即使吃西餐用的餐具和調(diào)料，張德彝在日記中也有詳細記載：“每人小刀一把、大小匙一、叉一、盤一、白布一、玻璃酒杯三個”，寫調(diào)料瓶則曰“五味架”，“分裝油、醋、清醬、椒面、鹵蝦”。對異域文明的認識，最直接的是來自對生活方式的觀察。擁有數(shù)千年歷史的中餐已經(jīng)成為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西餐同樣是西方文明的典型反映。張德彝細致地記載西餐，說明他對中西文化差別的認識是很具體而直接的。中餐的制作講究的是經(jīng)驗，油鹽醬醋的使用、火候的把握，完全靠的是感覺。西餐的制作講究精致準確，是更加量化的一種方法。這些區(qū)別，大約令初次接觸西餐的中國有識之士震驚吧。
　　第一個記載西方標點符號：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張德彝隨同美國公使蒲安臣帶領的“中國使團”出訪歐美。在《再述奇》(或者《歐美環(huán)游記》)中，他介紹了西洋標點：“泰西各國書籍，其句讀勾勒，講解甚煩。如果句意義足，則記。；意未足，則記，；意雖不足，而義與上句黏合，則記；；又意未足，外補充一句，則記：；語之詫異嘆賞者，則記!；問句則記?；引證典據(jù)，于句之前后記“”；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記()；又于兩段相連之處，則加一橫如――。”又過了將近40年，中國的現(xiàn)代漢語才正式采用西式標點符號。張德彝的文化觀察不可謂不敏銳。
　　第一個記載巴黎公社：張德彝寫作《隨使法國記》110年之后，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將其作為《走向世界叢書》的一種而出版。國人乃知有中國人經(jīng)歷并記載了巴黎公社。張德彝曾于同治九年臘月初四(1871年1月24日)，因為“天津教案”隨欽差大臣崇厚赴法賠禮道歉，正趕上巴黎公社暴動。24歲的張德彝在日記中，雖將巴黎公社視為“叛亂”，并命名之為“紅頭民政”，但對巴黎公社的勇士們，他仍然是稱贊有加：“申初，又由樓下解叛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雖衣履殘破，面帶灰塵，其雄偉之氣，溢于眉字……叛勇不惟男子獷悍，即婦女亦從而助虐。所到之處，望風披靡。居則高樓大廈，食 則美味珍饈，快樂眼前，不知有死。其勢將敗，則焚燒樓閣一空，奇珍半成灰燼�，F(xiàn)擒女兵數(shù)百，迅明供認，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輩之謀�！蹦贻p的張德彝當然無法理解這場運動的世界性意義以及它在人類階級斗爭歷史中的重大價值，但是，這種不同于中國農(nóng)民起義的“叛亂”，想必一定對他產(chǎn)生了極大的沖擊。
　　第一個記載若干著名西洋工具、樂器和房屋名稱：自行車的名稱，即來自張德彝的記載。他在《歐美游記》中描述過倫敦的自行車：“前后各一輪，一大一小，大者二寸(應為“尺”)，小者寸(尺)半，上坐一人，弦上輪轉，足動首搖，其手自按機軸，而前推后曳，左右顧視，趣甚。”他也是第一個描述火車的中國人。在《航海述奇》中他曾描述當時英法的火車：“頭等車廂分三間，每間左右各二門，門旁各二窗，有活玻璃可上可下。藍綢小簾，自卷自舒，機關甚奇。四壁糊以洋棱，壁上有面鏡、帽架，有絲絡以便盛什物。前后兩木床，寬一尺五寸，分四幅，可坐八人。靠背坐褥厚皆三寸，面有回絨洋呢。地鋪花氈，有唾盒。晚上，燃玻璃燈于車頂，兩床抽出可并為一坑�！彼�也是第一個描述鋼琴的晚清士人：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初四張德彝途經(jīng)上海，去拜訪印刷家姜辟理，曾聽姜氏的妹妹“播弄”洋琴。張德彝描寫“琴大如箱，音忽洪亮，忽細小，差參錯落，頗舉可聽”。無疑姜氏彈的是一架鋼琴。他還首次記載了縫紉機(后來他在法國與縫紉機的發(fā)明者伊萊亞斯?豪見過面)：《航海述奇》載他同治五年(1866年)4月19日在曾鎮(zhèn)壓過太平天國的英軍將領戈登家中作客，“見有鐵針架一座，俗名鐵裁縫”。張德彝描寫鐵裁縫說：“形似茶幾，上下皆有關鍵，面上前垂一針，后一軸線。做女工時將布放于針下，腳踏關鍵，針線自能運轉，縫紉甚捷�！彼�還首次把美國白宮翻譯成“白房”。在《歐美環(huán)游記》中他說：“朱溫遜(即約翰遜)少有大志，隱于縫匠，所有天文地理、治國安民之書，罔不精心功習，國人敬之。前任統(tǒng)領凌昆(即林肯)卒后，眾遂推彼登位，故國人呼為‘縫匠統(tǒng)領’。其府周圍三里，系漢白玉石建造，外繞花園。土人呼曰‘白房’，嘲語也，蓋國中呼廁為白房�！边@還是頭次聽說，“白宮”一詞在當?shù)孛袼字芯尤挥谐芭�的含義。
　　第一個進入金字塔參觀的中國人：金字塔與長城之間的最早的對話或者說直接聯(lián)系，來自張德彝。他是有記載的第一個曾鉆進金字塔的中國人。拿破侖進入金字塔后，曾經(jīng)因震驚而一言不發(fā)，而1866年，當張德彝在參觀了胡夫金字塔后，便留下了這樣的記述：“神魂失倚”，“雖有土人指引，亦若眩暈”，“出則一身冷汗矣。迄今思之，為之神悸”�？梢娊鹱炙�本身具有的強大威名和其內(nèi)部陰森復雜的結構，的確能產(chǎn)生震懾之力。
　　第一個記載西方的避孕工具(避孕套)：在張德彝所寫的著作中，曾兩次提到域外有一種叫“腎衣”的物品，如在《航海述奇》(1866年5月12日)中提到他在法國的見聞時寫道：“聞英、法國有售腎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據(jù)云，宿妓時將是物冠于龍陽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間，雖云卻病，總不如赤身之為快也。”在《歐美環(huán)游記?法郎西游記》中，他記載再游法國時的見聞：“聞外國人有恐生子女為累者，乃買一種皮套或綢套，貫于陽具之上，雖極顛鳳倒鸞而一雛不卵。”他認識到避孕套的兩大功能：預防性病和計劃生育。但是，他用儒家思想對這種違背人倫的事進行了抨擊：“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惜此等人未之聞也。要之倡興此法，使人斬嗣，其人也罪不容誅矣。所謂始作俑者，其無后乎!”
　　張德彝對西方的觀察，最后仍然是中國的角度和立場。張德彝的遺憾，當然來自于他的教育背景。我們無法要求張德彝在將近150年前具有更加開放的視野。他在本質(zhì)方面，仍然是典型的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在舊金山，張德彝的筆記就記錄了他同一個美國化了的華人發(fā)生摩擦的情況。這個華人已經(jīng)來到美國七年，學習基督教。張德彝曾經(jīng)就對他訓斥道：“你已經(jīng)剪了你的辮子，你又怎樣有臉回到中國去呢?你已經(jīng)改穿美國服裝了，我們不再把你看成一個中國人。你學基督教嗎?你已經(jīng)忘記了自己的傳統(tǒng)。在你死后，你還有臉去見你的祖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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