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總是有夢的｡在中學時代,我的夢想是當一名作家｡高考時,我填報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但未被錄取,卻“蒙”上了俄羅斯語言文學系｡
　　
　　我是浙江農(nóng)村鞋匠的孩子,完全靠國家助學金完成得學業(yè),是在老師的辛勤培養(yǎng)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可是,我做夢也沒想到過當什么外交官｡
　　1973年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1973年～1979年,在外交部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工作;1979年～1983年,在駐蘇聯(lián)使館任隨員､三秘､二秘;1983年～1991年,在外交部蘇聯(lián)東歐司蘇聯(lián)處任副處長､處長､參贊;1992年～1994年,在外交部東歐中亞司任副司長;1994年～1996年,在駐俄羅斯使館任公使銜參贊､公使;1997年～1998年,在外交部東歐中亞司任司長;1998年～2000年,任駐烏克蘭大使;2000年～2003年,任駐波蘭大使;2003年～2005年,任駐哈薩克斯坦大使｡2006年退休,被授予外交部“優(yōu)秀外交官”稱號｡
　　撰寫“中蘇中俄關系演變實錄”系列文章（《世界知識》將不定期連載），主要是想將自己外交生涯中親歷、親聞的一些有意義、有趣味的外交事件如實地整理記錄下來，試圖從一個側面反映上世紀５０多年來中蘇、中俄關系曲折發(fā)展的歷史經(jīng)驗教訓。我希望這些史實能對年輕一代了解歷史有所?益。這也算是我對心愛的外交事業(yè)的最后一點奉獻。
　　――作者手記
　　
　　我是１９６９年從北京大學畢業(yè)的。１９７３年３月，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這是“文革”以來外交部第一次接納大學畢業(yè)生，各級領導都很重視。當時，中蘇兩國邊界談判正在北京舉行。為了讓我在“反修”第一線鍛煉，司里安排我到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實習工作。到代表團后，領導找我談話，從政治、業(yè)務、紀律各方面都對我提出了明確要求，強調(diào)“外交無小事”，要做到“站穩(wěn)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yè)務，嚴守紀律”。許多老同志也都主動向我介紹情況，傳授經(jīng)驗，使我感到非常溫暖親切。
　　
　　從學習搞資料做起
　　
　　開始出席對外活動時，我一般都提早五分鐘到場。老同志馬上提醒我，像這樣的集體活動，至少要提前十分鐘，不能讓別人等你。如是工作人員，還應更早一些，先檢查一遍場地或車輛等有無問題，然后迎候首長。如果領導來晚了，不能直接催叫，要通過秘書；即使領導晚到了，也不能說遲到，而應向?qū)Ψ浇忉屨f，領導有急事耽擱了。外出坐車時，我早到了，但不知該坐哪個位子。老同志告訴我，乘小轎車，應坐在前排司機旁的位子，后排右側的座位應留給首長或年長的同事；如乘坐大巴士，則應往后坐，因為后面的位子容易顛簸，而前面的好位子應留給別人。
　　有一次到中蘇邊境地區(qū)出差，我因坐錯位子而出了大洋相。我們乘坐的是吉普車，每次上車時，我都搶先坐到前排司機旁的座位上。后來，一位同行的老同志悄悄對我說，不要坐那個位子。我還爭辯了一番，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原來越野車與小轎車不同，前排位子好，應是首長專座。剛巧，地方的同志一路上都叫我“首長”。盡管我一再解釋，說自己不久前才剛到外交部工作，但他們還是稱“那也是中央派來的”。
　　盡快投入到談判工作中，是我當時最大的愿望。起初，領導分配我管資料檔案，我自認為是“大材小用”。我原以為，到外交部就是當高翻。但當我參加了一次邊界談判之后，也就打消了做翻譯的愿望，因為談判翻譯與我們在學校課堂上的翻譯或?qū)υ捦耆�是兩碼事。談判中不僅語速快、難度大，而且雙方唇槍舌劍，對翻譯的要求極高。有一次，我的任務是做談判記錄，可我連對方發(fā)言的許多內(nèi)容都沒怎么聽懂，總共也未記下幾句。我一下子服了，認為自己不是當翻譯的料，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好高騖遠，而要腳踏實地，一點一滴地從學習搞資料做起。
　　邊界談判的原始材料、地圖、書籍很多，因“文革”中這些資料幾次被挪了地方，所以都雜亂地堆放在一個黑屋子里。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先分門別類地進行了一番清理，然后把所有資料都仔細熟悉了一遍，再登記造冊，貼上標簽，并做了卡片索引。領導肯定了我的工作，要求我再深入鉆研，盡快成為中蘇邊界問題的專家。
　　
　　要當一名“不可替代的專家”
　　
　　記得有一次，一位從駐蘇聯(lián)使館回國休假的政務參贊來看望大家。他見我是新人，非常關心，并用俄文考了考我。他希望我成為一名“不可替代的專家”。怎樣才能稱得上“專家”？究竟什么叫“不可替代”？我反復琢磨了好幾天。這句話也成了我以后外交工作的座右銘。
　　中蘇邊界問題，包括復雜的歷史沿革，要搞清楚很不容易。至于成為獨一無二的專家，那更是難上加難，好在我手頭占有大量的珍貴資料。為準備１９６４年的中蘇邊界談判，許多老前輩花了很多心血，白手起家，在深入調(diào)查研究的基礎上發(fā)掘編寫了這批資料。我從頭到尾將所有這些資料認真研究消化，并做了詳細的筆記。中蘇邊界線長達７６００多公里，從東段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數(shù)百個島嶼的爭議歸屬，到西段新疆邊界的十幾塊爭議地區(qū)，我結合歷史檔案、條約規(guī)定、附圖描繪、國際法論述以及水文地理資料等，進行了全面分析比較，并重新整理了有關論據(jù)，包括對我有利和不利的。經(jīng)過一年多的努力，我初步掌握了兩國邊界問題的由來及癥結所在。
　　參加實際工作后，我深切地感到，在學校里學的那點知識遠遠不夠用。于是，每天下班后，我都留在辦公室里補課學習，一是把參加談判時沒聽懂的內(nèi)容重新回憶核對，將一些常用的專有名詞和詞組背熟；二是提前熟悉有關背景情況，并準備相應的資料；三是大量閱讀俄羅斯文學原著，增加俄文功底。
　　我們代表團有一個北京圖書館的特殊借書證，可以借閱“文革”中被視為“禁書”的外文書籍。利用工作之便，在查閱有關邊界問題圖書的同時，我借閱了《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靜靜的頓河》等俄文長篇小說。那時我剛結婚，住在離東四不遠的東堂子胡同老外交部北樓宿舍，每晚都是十點鐘離開辦公室，步行回
　　家，這樣可以順便鍛煉身體。
　　
　　因?qū)懽至什荩?
　　被批得無地自容
　　
　　為了培養(yǎng)我，領導不斷給我加壓擔子。除了讓我管理資料外，還新增了辦案業(yè)務，具體處理涉及邊界歷史等問題的文章、書籍及地圖。后來，又讓我擔任了談判代表團的聯(lián)絡員，協(xié)助一位老同志負責對外聯(lián)系。
　　最令我難忘的一件事，是我因?qū)懽至什荻�被批得無地自容。那時，我剛參加工作不久，領導讓我抄寫一份文件。我很快抄好，也未核對，就匆匆忙忙交了差。領導沒看完，就拍著桌子大發(fā)雷霆地說：歪七扭八的，抄的什么玩意兒？不會寫字，買本字帖練好后再抄！我羞得滿臉通紅，恨不得馬上鉆到地底下。過了一會兒，他才消了氣，心平氣和地向我解釋說：這是上呈給周總理的文件，怎么能抄寫得這樣隨意呢。接著，他從保險柜里找出了一份從總理辦公室退回的文件。那是我們代表團的一位老同志用毛筆謄寫的，字跡非常工整漂亮。文件上用鉛筆劃了不少道道，而且每句后面都重新打了標點，原先打錯了的地方也都改了過來。原來這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看閱過并隨手留下的筆跡�？偫砣绽砣f機，尚且如此嚴謹細致，使我感慨萬千。我趕緊把文件拿回來重新抄寫，一筆一劃，抄了好幾遍，才算滿意過關。這是我入部后第一次因工作態(tài)度問題挨批，但也是最后一次。我體會到，搞外交，不論做什么事，都必須認真仔細，一絲不茍。后來，輪到我走上了領導崗位，我仍然時時記著這個教訓，并對年輕人現(xiàn)身說法，強調(diào)嚴師才能出高徒。
　　我說的這位領導，是已故的馬敘生司長。他是我入門外交的啟蒙老師，對人既要求嚴格，又關懷備至，包括個人生活上的小事，他都樂于傳幫帶。他是上世紀５０年代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留學生，文質(zhì)彬彬，平易真誠。我們都叫他“老馬”，這稱呼里還有“老馬識途”的含意。外交上他是一把老手，擅長策略運用，并以堅韌的意志和個人魅力贏得對手的尊重。他嚴于律已，對工作精益求精，喜歡身先士卒，為工作經(jīng)常廢寢忘食，而且總有一股使不完的勁。當年，無論蘇歐司，還是整個外交部，都有一批像老馬那樣兢兢業(yè)業(yè)的“不可替代”的外交專家。他們都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外長周恩來總理言傳身教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他們都具有忘我的奉獻精神、過硬的外交本領和嚴謹?shù)墓ぷ髯黠L，這種作風形成了外交部特有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我的外交生涯就是從參加邊界談判開始的。在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六年的工作和學習，不僅使我直接體驗到了政治談判斗爭的復雜性，也使我有機會得以接觸了解中蘇兩國關系現(xiàn)實的一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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