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感情”一詞是什么時候、從哪里發(fā)明的，我不記得了。不過，至少可以肯定，它對中日關系來說，早就成為一種代名詞，一種大家積極思考中日關系的代名詞。 　　對中日關系來說，“國民感情”是個“現(xiàn)象”還是“問題”?據(jù)我觀察，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后者了，以前或許是前者。在敏感而復雜的中日關系上，對于現(xiàn)象，不該過多追問、爭論，免得氛圍惡化；而對于問題，則不該輕易對待、處理，免得造成沖突。毒餃子事件、東海油田開發(fā)、反日游行、靖國神社、《南京!南京!》、兩國潛艇相撞……大家可以通過觀察進行判斷，其中哪些是現(xiàn)象，哪些則是問題。
　　
　　2003～2008：
　　在北京親歷中日關系
　　
　　從2003年至2008年，我在北京親歷了中日關系的變化。應該說，此期間的兩國關系充滿曲折，時代正考驗著中國人和日本人。以下是我2006年1月1日凌晨所寫日記的部分內(nèi)容：
　　“2005年，整整一年的時間中，兩國政治關系的惡化成為兩國國民信任惡化的主要原因，如何處理容易直接傷害到國民感情的歷史認識問題，對日本和中國來說是很‘棘手’的事情。一場日本作為加害方、中國作為受害方的中日戰(zhàn)爭已經(jīng)結束60年了，在‘如何超越歷史’這一問題上，2005年最應該是讓兩國國民達到共識、并使今后的兩國關系邁向新臺階的一年。但現(xiàn)實是嚴峻的。那一年，中日關系反而更加惡化。
　　2005年是中日關系圍繞日本‘入�！瘑栴}、日美安保重新定位東亞戰(zhàn)略(2+2會議)、教科書問題、靖國神社問題以及在中國國內(nèi)紛紛發(fā)生的‘反日游行’等，兩國關系陷入結構性困境的象征年。我當時的印象是，中日間國民感情的變化是互動而雙向的。甲方對乙方的感情惡化，乙方對甲方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也相應惡化，呈現(xiàn)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毋庸置疑，媒體在兩者間起到負面的催化劑作用�！�
　　而2008年則是“多事之年”。毒餃子事件、胡錦濤訪日、四川地震、北京奧運、金融危機……這一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0周年，中國改革開放30年、日本對華政府開發(fā)援助(ODA)的有償部分結束年，是充滿象征意義的年份。不過，從國民感情的角度看，中日兩國又遭遇了一個更加深層的問題，即國民感情的惡化或改善，呈現(xiàn)單向而非良性互動。
　　去年6月至7月，中國日報社和日本非營利組織“言論NPO”針對兩國大城市普通市民、學生、知識階層等1500至2500人共同進行了一次調(diào)查。調(diào)查顯示，有82.3％的中國市民和64.9％的中國學生對中日關系的未來抱有比較樂觀的態(tài)度，比2007年同類調(diào)查的比例有所增加。但認為今后兩國關系將會變好的日本市民和知識階層人士所占比例分別為32.2％和50.8％，與2007年相比分別下降了8.7％和16.9％。據(jù)調(diào)查，75.3％的中國公眾和76.3％的中國學生認為過去一年中日關系有所好轉；但只有25.2％的日本市民認為兩國關系在過去一年有所好轉，近29.5％的日本受訪者認為這一年來兩國關系繼續(xù)惡化，這比回答“改善”的受訪者所占比例高出4.3％。另有75.6％的日本受訪者表示對中國印象不好，比2007年上升了9.3％。
　　由此可見，與中國人對日感情好轉相比，日本人對華感情不僅沒有好轉，還有所惡化。雙方之間相互認知的差異和與實際外交關系的進展“不均衡”的情感將給今后兩國關系的走向蒙上不確定的陰影。
　　原因似乎顯而易見。中國人對日感情好轉，主要與中日關系的實際進展、穩(wěn)定趨勢以及中國政府、媒體的宣傳姿態(tài)有關系。胡錦濤訪日之際，中國媒體天天大量向民眾傳達“暖春之旅”的意義，在四川大地震發(fā)生之際，日本救援隊的積極表現(xiàn)也給中國民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代表隊在奧運開幕式上拿著中日兩國的國旗、日本籍教練井村雅代為中國隊花樣游泳比賽項目。成績的提升所起到的積極的作用以及在女足四分之一決賽中，中國隊和日本隊展開了“友好競賽”等都表明，中國民眾以相對積極和正面的態(tài)度看待這一系列過程。
　　那么，日本人為何不看好中日關系呢?最大的原因是“毒餃子事件”。從2007年12月底至2008年1月下旬，日本兵庫、千葉兩縣的一些地區(qū)，若干個家庭約10人先后發(fā)生嘔吐、腹瀉的食物中毒病狀，被送往醫(yī)院救治。經(jīng)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患者在發(fā)病前均食用過原產(chǎn)于中國河北省石家莊天洋食品廠的同一品牌的冷凍餃子。日本媒體隨后紛紛大量進行報道。例如，日本最大報紙《讀賣新聞》從2008年1月31日至2月28日總共發(fā)表了156篇有關報道。日本人對中國食品的公信力一降到底。雖然兩國政府始終高度重視解決本次事件，兩國最高領導也表示要以合作的姿態(tài)來處理此次事件，但本來不過是一起跨國性刑事案件，通過媒體大量的報道以及政府間不妥當、延遲的處理。最終演變成為涉及兩國“國家利益”或“面子”的政治、外交案件。筆者認為這是兩國處理此事的最大的失誤，也是導致日本民眾2008年一整年對“中國”的信任度嚴重下降的根本原因。至今，許多日本人依然相信中國是危險的國家。從日本人對華情緒變遷看，首腦互訪、地震、奧運等積極因素在“毒餃子”事件面前既是無奈，也是無力的。
　　
　　穩(wěn)妥處理突發(fā)事件
　　
　　說到此，筆者想提出對中日關系今后走向的三點基本判斷：一、中日關系總體上正在向積極的方向發(fā)展，二、“國民感情”是困擾中日關系的最大問題，具有復雜性、長期性以及脆弱性，三、既然國民之間的感情隔閡是最大問題，我們就應該嚴肅處理那些容易煽動民族情緒、并很有可能導致信任危機的“突發(fā)事件”。類似“毒餃子”或“毒奶粉”的食品安全、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潛艇追蹤、本國企業(yè)向?qū)Ψ绞袌鐾瞥龅膼毫赢a(chǎn)品或廣告、留學生與當?shù)貙W生之間的沖突、在日華人犯罪、日本經(jīng)營者與中國勞動者之間的矛盾，對中日關系的走向來說是最不確定、最有風險的事件。因此，有關人士應該為了兩國關系的健康發(fā)展及國民感情的穩(wěn)定而穩(wěn)妥處理突發(fā)事件。
　　筆者認為，在兩國首腦外交定期舉行，社會、經(jīng)貿(mào)、人文等多層次的民間交流頻繁展開的大氛圍、大框架之下，兩國只要能妥善處理突發(fā)事件，中日關系就絕不會走錯方向，一定能夠全面推進戰(zhàn)略互惠關系。
　　
　　治理國民感情的途徑
　　
　　結束此文之前，我想回答一個問題。當中國和日本下一次遇到既涉及國民民生或民族情緒，又涉及國家的根本利益或尊嚴的問題的時候，兩國該怎么應對?如何有效治理?筆者認為中日本次對毒餃子事件的處理方式是不妥的，值得我們反思，我認為這是因為體制的慣性、認識的差異以及危機管理的不足。這既獨立、又互動的三種因素恰恰能為我們提供妥當處理突發(fā)事件的線索。此線索則是治理國民感情的途徑。
　　首先，“體制的慣性”是相對長期的課題。今天，人們說，日本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兩國的體制不同是個事實。政治體制的滲透力是深遠的，一般不會太短暫。這個事實對中日關系來說是長期面臨的挑戰(zhàn)，處理任何問題時，其方式都要考慮到如何克服各自不同的體制慣性帶來的困難。
　　其次，“認識差異”是相對中期的課題。歷史傳統(tǒng)、政治體制、國民性、價值觀、文化因素、社會基礎、經(jīng)濟發(fā)展、國際關系等都或多或少影響一國國民對自己以及他者的認識。既然如此，一國內(nèi)部的認識已是多樣化，跨國認識就更加五花八門，差異的存在是必然的。我認為，在兩國之間，認識差異的存在本身不是個問題，但與“國民感情是可變、可治理、可管理”一樣，認識差異也有健全的或是惡性的。因此，中國和日本都有必要培養(yǎng)本國國民對對方國家、國民相對準確地認識以及客觀定位自己的意識�？墒�，由于相對不穩(wěn)定的政治關系、正在變化的經(jīng)濟實力對比、不透明的軍事力量、不遠不近的文化淵源、微妙的美國因素等原因，中日相互改善認識差異的過程將是比較漫長的。
　　最后，“危機管理的不足”是相對短期的課題。不能否認，這種不足與上面兩個因素密不可分。正因為體制慣性、認識差異存在，才會有不足。不過，中日兩國各界人士通過對話與協(xié)商，能夠加強危機管理的力度，盡量降低風險。在毒餃子事件上，反映出政府的危機管理機制有相當大的空間需要加以改進。因為，對今天的中日關系而言，合作是主流，對抗是逆流。筆者希望，中日兩國能夠盡快建立“中日突發(fā)事件處理委員會”，其成員由雙方政府首腦、政府、公安、商界、媒界、學界、文化界、演藝界、非政府組織、教育界以及青少年代表組成，定期舉行會議，保持緊密溝通了經(jīng)常交換信息。一旦在兩國間發(fā)生事件，雙方首腦可以立刻組織委員，共同探討應對措施，向有關部門傳達相關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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