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的中國社會，有一種新的景象，這就是中國人在匆匆發(fā)展之同時，談及信仰者蔚然成風；而信仰問題亦日益增多，有如一堆亂麻，剪不斷，理還亂。一方面，老調重彈，依舊困惑于信仰危機，一方面則迷惑于信仰關系的混亂，不知所從。如此一幅圖景，怎是一個“信仰”，可以了得的信仰困局。
　　
　　“信仰事件”層出不窮
　　
　　伴隨著信仰問題的日益被關注，近期之信仰事件也接踵而至，茲舉其大者，稍作言說。
　　第一件事情，是國家文化部有關風水“申遺”的爭議。民間有關風水申遺的話題由來已久，據(jù)稱是受到韓國、日本風水申遺的“威脅”所致，以吸取端午節(jié)的教訓。但有學者認為中醫(yī)、風水同根同源，國人不相信，是民族的自卑心理的表現(xiàn)，并把它上升到“國家文化主權”的高度。
　　第二件事情，是針對前幾日的農歷中元節(jié)(傳統(tǒng)“鬼節(jié)”)，天津市有文規(guī)定，禁止黨員干部焚燒冥幣。如天津市黨員干部在喪事活動中有看風水、做道場、為亡人開光送路、焚燒冥幣等行為，情節(jié)嚴重的，將被嚴肅處理。此文一出，隨即惹出各種爭議。其中，最要緊的，是認為它是一種極“左”思潮在一些人的心里根深蒂固，忽視了當代國人最缺少什么的問題，進而希望當權者為此深刻反思。
　　第三件事情，正好與上述現(xiàn)象相反。這是近日在國家新聞辦公室召開的“首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發(fā)布會上，有官方發(fā)言人認為，“中國沒有出現(xiàn)信仰危機”。比如說，奶粉、假藥、某些商業(yè)欺詐問題，大家所表示的不滿意與憤怒，這就說明了中國人還沒失去信仰。
　　上述三大現(xiàn)象，之所以把它們稱為“信仰事件”，是因為這些現(xiàn)象之中，信仰是主題，象征和代表了中國人最基本的信仰需求。但是，這些信仰需求又呈現(xiàn)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關系，甚至被上升為國家文化主權，都被統(tǒng)屬在國家職能部門的話語系統(tǒng)之中。所以，它們不僅僅是信仰，不僅僅是國人之信仰需求，早已被權力話語系統(tǒng)建構為“信仰事件”了。
　　傳統(tǒng)風水術，本是民間社會之習俗信仰之一，如果變質為“國家文化主權”，風水成為國家信仰，那么，偌大一個主權國家，成為風水信仰實踐的主體，國家社會之治理機制將成為風水大師、神仙高人的試驗場。而恰好是黨員干部自己的生命關懷及其習俗表達形式，個人的信仰需求，卻又被信奉為“政治信仰問題”，被明文規(guī)定為不允許。至于一度引起社會激憤、被認為是社會缺乏誠信、人心浮躁的各種商業(yè)欺詐，反而能化腐朽為神奇，作為反面教材，說明中國人沒有失去信仰，中國社會無信仰危機云云。
　　仔細想來，見怪不怪。因為見仁見智，中國信仰本來就不是一個獨立自在的問題。這里面已經涉及一個很要緊的大問題：是中國人失去信仰了，還是中國人本來就沒有信仰?或者是中國人從來就不缺信仰，而是中國人的信仰缺少了什么?
　　
　　依附型信仰關系
　　
　　對于中國信仰，有一種普遍性的誤解，認為中國人大多不信宗教，但是有我們自己的文化信仰。甚至認為，我們不講上帝，但我們有良心。所以，多年以來，只要談及中國信仰，就會是一頭霧水，難得要領。
　　儒釋道三教，是中國人的信仰，也可以是中國人的宗教，但又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我們有我們的宗教與信仰。與西方人不一樣的，中國人談信仰，不僅僅是對神靈或超驗關系的信仰，不是信仰faith，而是信念beliefs。因此，中國人常常有宗教信仰、文化信仰、政治信仰、民間信仰、民族信仰、國家信仰、行會信仰等等。為此，才會有1980年代以來一直困惑中國人的信仰危機。然而，究竟是哪一種信仰的危機?舉國號稱要重建與復興的又是哪一種信仰?依舊是霧水一頭，難以捉摸。
　　很多研究民間信仰的學者，不喜歡“宗教”這個概念，認為這是西方泊來品，不適用于中國信仰的討論。大多數(shù)中國人也不喜歡制度宗教之規(guī)范的約束，卻又顧忌于各種超驗關系的影響，生活于種種不確定性之中。他們當然要有自己的信仰。而宗教處于中國社會的邊緣，古往今來就無法規(guī)范中國人的信仰，也無法使中國信仰完全進入宗教體系。所以，中國信仰始終依賴著各種現(xiàn)實社會關系，依賴著信仰者的權力、身份、地位，依賴著現(xiàn)實社會各種利益關系，無法獨立表達，無法構成獨立實踐的信仰體系。于是，中國信仰就被做成了一種特有的依附型發(fā)展模式，我把它稱之為“依附型信仰關系”。
　　依據(jù)北京零點研究咨詢公司在2007年的“中國人精神生活調查(CSLS)”，85％的中國人有某些宗教信仰或某些宗教信仰活動的實踐。這些人大多不屬于某個宗教組織，但并不影響他們有自己的信仰。其中，有58％的人聲稱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或任何神、鬼、佛等，但有44％的人在以往的12個月中曾有過某種形式的宗教實踐，如去教堂、祈禱、燒香、在家中供神像或祖先牌位、戴符、看風水、算命等活動；有49％的人具有某種宗教信仰，如相信靈魂轉世、天堂、地獄或超自然力量。與此同時，這種信仰現(xiàn)象在一些黨、團員中間也存在。只有16％的黨團員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在以往12個月中沒有任何宗教實踐。
　　研究表明，即便是沒有宗教身份歸屬的大多數(shù)中國人，他們都有自己的信仰，這說明他們的信仰方式不是依賴于宗教組織，而是按照自己選擇、喜愛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信仰。這就構成了一種非常隨機的、私人化的、甚至是私密性的信仰及其表達方式。人們無法進入宗教實踐領域，只能依靠信仰者自己獨有的條件與方便來表達自己的信仰。因此，窮算命，富燒香，大師、官員、富人則三位一體，給信仰做局。
　　中國信仰如果被分為若干信仰類型的話，那么，這種信仰類型的構成，大多是基于信仰者的私人身份、個人關系、利益獲得路徑、謀生路子等方式。官員有官員的信仰方式，富人有富人的信仰要求，白領有白領的信仰選擇，窮人有窮人的信仰期待……至于中國人常說的什么信仰，也因此而成為局限于某種權力關系、利益關系、人際交往、族群關系，它們也都被建構為依附于這些關系的信仰格局。
　　為此，當中國人談及信仰的時候，如果不說明這些信仰所依賴的復雜關系，這些信仰的精神內涵就無法說得清楚。不是局限于內心深處，常在“信仰失語”狀態(tài)，無法表達；要不就是信仰者依附在他們選擇的信仰關系之上，使信仰成為一種現(xiàn)實關系的表達，成為對某種利益關系的選擇與追隨。如此依附下去，信仰的神圣性與超越性，信仰的普遍性與終極性，就被做成各種“關系中的信仰關系”，從而成為中國信仰最基本的毛病所在。
　　
　　官場巫術及其信仰格局
　　
　　近期被詬病的李一現(xiàn)象，關鍵不在于他以教斂財之嫌。在我看來，其最大的毛病，是把信仰做成了局子，使信仰成為富人的時尚、權貴的工具、神秘高人的斂財手段，是權貴、富人、官員、大師的合作結果，其后深藏著一種依附型權力與經濟利益間的交換關系。 　　曾有一份《中國縣處級公務員科學素養(yǎng)調查報告》顯示，有的縣處級公務員處在官場巫術之中。重慶市煙草公司原副總經理馮某熱衷于看風水，歷時3年修建一座豪華“活墓”，書“官爵至五品”；2000年，山西交口縣被曝出縣委大院為“補風水”，內有深埋達6年的“鎮(zhèn)邪物”、“升官符”；今年年初，河北高邑縣縣委書記受高人指點，在縣府大門的街上置放一架報廢的戰(zhàn)斗機，喻意“飛黃騰達”；而長春某區(qū)法院門前則高掛“辟邪劍”，以防止法院領導再“出事”……
　　此類官場巫術，使用公權力來燒香占卜，耗費了無數(shù)納稅人的血汗錢，以完成他們的精神走私。就其本質而言，應當是當代中國社會依附型信仰關系的最充分的表達形式。公權力的介入與信奉，富人資本的炒作與烘托，正是這種富人與權貴捧出的信仰關系，建構了中國信仰的依附關系，呈現(xiàn)了一種“信仰”與“被信仰”的矛盾。
　　一名良心未泯的風水先生，近年來一直周旋在某些官員身邊，為他們觀面相、卜官運、看風水，甚至在規(guī)劃城市建設時出謀劃策，被當?shù)毓賳T奉為座上賓，尊稱為“劉大師”。最近，他向《半月談》揭露了官場巫術的各種丑態(tài)。
　　人們可以在他的陳述中發(fā)現(xiàn)，他所接觸的一些官員，看上去很風光，其實腦子空虛，關心的就是自己的官運。官運不順者，會請他去看自己的祖墳風水，指點迷津。某局副局長為了排擠與他競爭局長位子的對手，竟愿花一萬元錢，讓他用巫術“詛咒”對方。更有甚者，某縣修建人民廣場，廣場上聳立的標志性建筑――一座八龍盤石柱，其實就是按照縣重要領導的生辰八字設計的。
　　依照這名風水先生的自我表白，他干這行已掙了不少錢。但這些錢，大都不是官員自己掏的腰包，而是圍著官員轉的老板“埋單”。一次占卜，少則1000元，多則3000～5000元，甚至更貴。
　　聯(lián)系到近年來神秘大師、商界富人、官員權貴之間常見的同謀結局，中國人不難發(fā)覺，這就是他們共同建構起來的一個“信仰格局”，其中的利益鏈條和關系網絡，正好昭然若揭。這樣一種被做局的信仰，中國人如何能夠被信仰，又如何能夠被宣稱為“沒有信仰危機”?尤其是這種官場巫術，一方面出離了固有的政治信仰，一方面嚴重影響了當代中國信仰權利之公平與平等，更嚴重的是，它會使國家公權力陷入一種非理性的運作機制，使國人冥冥之中承受的，實際是一種類似于大師、高人的治理與管制。表面上，政教關系制度分割，實際上，在各種信仰的依附關系與實踐方式之中，信仰卻“被做局”了。
　　老百姓的依附型信仰，事體茲小，因其手中無權�？墒牵瑢τ谑种形沼泄珯嗔Φ墓賳T權貴來說，他們信奉的巫術應該如何是好?一個很嚴重的事實是，當他們按照他們所信奉的神仙高人，來行使他們手中的公權力的時候，我們被治理的社會與國民也因此被信仰了，被做局了。在此信仰格局之中，即便是中國人有些信仰關系，也是私用的、不可信靠、難以普遍認同的。
　　這種信仰，對中國社會還能有什么用?它們還是信仰嗎?
　　
　　從“依附型”到“理性型”
　　
　　置于中國信仰之局，常常有兩個互相支持的社會事實：信仰與關系。
　　不同的權力關系，不同的信仰傳統(tǒng)；當信仰者用信仰來表達政治權力、經濟的利益、個人的身份、權貴的地位等關系的同時，信仰也隨之失去了它應有的神圣性與終極性。
　　家族信仰，依靠家庭關系的維系；民間信仰，依賴民間鄉(xiāng)村交往；政治信仰，建構的是政治秩序；宗教信仰，實踐著宗教的靈性；民族信仰，強化著本民族的族群關系；文化信仰，卻要求該文化的社會表達可能。如果這些信仰所依賴、依附的各種現(xiàn)實關系，無法表達這種被依附的信仰，那么，這種信仰就只能成為私了自慰型的信仰。更加嚴重的是，這種被依附的關系一旦出現(xiàn)斷裂，這種信仰就會連自慰私了的功能都會喪失，人們常說的信仰危機的時代就會到來。
　　現(xiàn)在的問題是，在宗教邊緣、功能不彰、各種權力關系肆意妄為的時代，信仰何為?信仰關系的依附性，建構了信仰之間的不平等。信仰與信仰者對于各種權力、經濟、身份、地位等關系的依附。中國信仰如果要對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文化的復興、社會誠信建設發(fā)揮應有的作用，首當其沖的就是要使信仰體系能夠超越、出離各種現(xiàn)實關系的制約和捆綁，使信仰成為信仰者自己的事情，社會群體與價值共享的自由結果；其次，是這個社會政治、經濟、權力的理性化改革，信仰就是信仰，權力就是權力，利益就是利益，在信仰關系與它們之間應當有一道制度設置，絕不相互混淆，乃至強力干預。
　　一個基本的道理，就是國家強盛、經濟發(fā)展，絕不等同于信仰問題的解決。官員們迷失在官場巫術中，“不問民生問鬼神”，則涉及公權力的非理性運作，混淆有官場權貴的腐敗因子及其公共權力的濫用。
　　中國信仰的主要問題，不是所謂科學精神的缺失，不能再把科學信奉為神靈，包醫(yī)百病。因為，很多信仰者不缺文化、不缺地位、很有身份，甚至很有學問……他們都有“科學精神”，就是沒有“終極信仰”。說到底，這些信仰者也都入局了，皆為局中之人。入局者，只能選擇“被做局”的信仰。
　　這說明，不是中國人信仰缺失，不是簡單的信仰危機，而是缺乏信仰表達的自由空間。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國人的信仰已經林林總總，花樣豐富。但是，有沒有一個主宰性的信仰關系，制約了中國信仰關系的自由表達，同時又缺乏一個值得全社會信任的公民信仰?有沒有一個很強勢的信仰關系，抑制了其他信仰，從而使人們無法在社會中自由表達自己的信仰，而只能依靠高人、富人與權貴的“神秘忽悠”?
　　因此，中國信仰問題的嚴重性在于，不是中國人缺了信仰，而是中國信仰缺乏了普遍的、超越的、神圣而終極的價值。一個人什么都信，其實就等于什么都不信，只能信奉他所依附的各種現(xiàn)實關系。
　　換句話說，缺少普遍、永恒、終極關懷的信仰關系，就不會構成一個社會的普遍性價值認同。依照宗教社會學的理論方法，任何一種信仰體系內部都基本具有法律的要素，沒有這些法律要素，信仰就會蛻變?yōu)樗饺诵叛龅目駸帷６�私人信仰缺乏了法律要素以及相應的�?guī)范、法則，無疑也會蛻變?yōu)榭駸岬纳衩匦欧�，呈現(xiàn)為官場巫術、商場巫術、家庭巫術、民間巫術等表達形式，表達為巫師與顧客間的私人交易。
　　傳統(tǒng)的信仰關系，往往以個人功利及其人際交往關系為中心，具有工具性、非正式制度性、特殊主義的、私下的、等級式的、忠誠于個人，意味著涂爾干指出的“機械團結”；而現(xiàn)代信仰關系，則以非個人關系為中心，價值型、正式制度化、普遍主義的、公開的、職位分工式的、忠誠于法律，建構為涂爾干期待的社會“有機團結”。與此相應，現(xiàn)代信仰認同區(qū)別于傳統(tǒng)信仰認同的關鍵在于，一個信仰體系，它要確立的不僅僅是同一信仰者之間的一致性，同時也是不同信仰者在公民社會及其認同基礎上的理性化建構。
　　如此觀之，這早已不是什么信仰危機或信仰重建等簡單問題了。當下中國社會，不但缺乏普遍認同的公民信仰，同時也缺乏為信仰關系提供超越性、神圣性、普遍性認同能力的現(xiàn)代理性，從而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迷失與信仰病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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