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文革”歌曲中找不到對于個人尊嚴的謳歌，對于政府權力的警惕，對于私人利益與情感的維護。今天重唱它們的時候，我們自然是要抱持一份警惕。 　　 　　1970年我十歲，由于家庭落難，回到了當時屬于煙臺地區(qū)的牟平縣農村老家。那時候，“文革”最急風暴雨的階段已經過去，不過，所謂“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的革命”還是一浪高過一浪。教育戰(zhàn)線當然屬于這場革命的最前線了。課本里都是革命內容，像語文，除了毛主席的文章和詩詞，其他大多都是歌頌偉大領袖的篇什。連數學、物理等也要結合無產階級政治的要求編寫教材和教學，文藝方面的教育就更不在話下了。
　　唱歌是最普及和簡單的藝術教育形式。像《東方紅》這樣幾乎取代了國歌的歌曲，學前階段每個人都耳熟能詳了。后來唱得多的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大海航行靠舵手》、《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等。還有那首我一時記不起名字的歌曲：
　　最嘹亮的歌是東方紅，
　　最偉大的領袖是毛澤東。
　　毛澤東，毛澤東，
　　您是革命人民的導師，
　　您是革命勝利的保證。
　　全世界人民熱愛您，
　　偉大的領袖毛澤東。
　　全世界人民心向您，
　　偉大的領袖毛澤東……
　　
　　那個時代，物質極其貧乏，但是唱著這樣的歌，想著全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深陷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能夠在這樣全世界人民偉大領袖的光輝照耀下過著幸福生活，還是不免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只是經常吃不飽飯的滋味不好受。
　　在歌曲方面，也許“文革”最重要的創(chuàng)新是把毛主席的語錄譜曲歌唱。小時候不覺得，大了之后才意識到這是一件多么艱難的事情。長短不齊的一大段話，要譜曲，唱起來要上口，我實在是太佩服那位最擅長打這類攻堅戰(zhàn)的李劫夫先生了。記得我們唱得較多的包括《領導我們事業(yè)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清明節(jié)到烈士陵園掃墓時必須唱的那首（“成千成萬的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面英勇地犧牲了……”），以及只有四句話的《下定決心》。某年，傳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簡潔到只是一句話：“要斗私批修”。很快語錄歌就來了，內容貧乏，卻簡單易學，高亢有力到只是吼叫的程度。
　　在江青的主導下，現代京劇樣板戲陸續(xù)推出�！吨侨⊥�虎山》、《紅燈記》、《沙家浜》是比較早的幾出。彩色電影帶來了那個時代殊為難得的視聽感受，與此同時，廣播電臺以及地方劇團都大力推進，樣板戲的唱段傳唱全國城鄉(xiāng)。我們那個學校甚至組成了宣傳隊，演出了全本的《沙家浜》。我嗓子不好，只能飾演一個配角：翻譯官。不過，那些戲里的唱段卻是爛熟于胸，不少戲都可以從頭背到尾。
　　雖然只有十多歲，但是懵懵懂懂地對某種特殊情感的向往還是在心中涌動。只是那個時代諱言愛情；無論是一般歌曲、樣板戲、僅有的幾部來來回回重復放映的電影（所謂“三戰(zhàn)”即《地道戰(zhàn)》、《地雷戰(zhàn)》和《南征北戰(zhàn)》），還是官方許可閱讀的為數不多的小說，愛情完全是一個禁區(qū)。這不免令人惆悵苦悶。樣板戲里甚至少有完整家庭。《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寶向楊子榮哭訴血淚史的唱段，說到母親為逃脫座山雕的魔掌，跳澗身亡，之后父女二人隱居深山老林―
　　白日里，父女打獵在峻嶺上，
　　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事后我越想越奇怪，為什么不說“我想祖母爹想娘”？這真是把夫妻感情、男女私情視為寇仇，近乎于斬草除根了。
　　或許只有把常人之間的愛都驅除殆盡，才能讓全國人民的愛都獻給我們的偉大領袖。確實，那個時代的歌曲充斥著對領袖的歌頌，所用的形容詞都是最高級的。領袖無所不能，是真理、智慧和力量的惟一源泉。《沙家浜》里，敵人“派了崗哨又扣船”，讓阿慶嫂無法與新四軍聯系，她的唱段中連聲迭出三個“怎么辦”。此時《東方紅》旋律響起，阿慶嫂渾身上下突然之間就煥發(fā)了勃勃生機：“毛主席，有您的教導，有群眾的智慧，我定能戰(zhàn)勝頑敵渡難關！”《杜鵑山》里，黨代表柯湘看亂云飛渡，心情沉重，猛然想起毛委員：“我看到，萬山叢中戰(zhàn)旗紅，毛委員指航程，光輝照耀天地明�！彪S之響起的女聲伴唱以及燈光變化都強化了這“天地明”的效果。順便說一句，在京劇里引入伴唱以及男女二重唱也許《杜鵑山》是第一次，無論如何是一個創(chuàng)舉。另外，管弦樂隊的引入大大提升了音樂的表現力，汪曾祺這樣的作家對于語言的千錘百煉也是樣板戲唱段得以光彩照人的重要保證。
　　不過，我們還是要說，整體而言，“文革”歌曲屬于一種病態(tài)的花朵。這些歌曲掩飾了國家與民眾的苦難，制造了社會的仇恨，語言粗暴，非黑即白，成為“文革”浩劫的助推器。我們在其中找不到對于個人尊嚴的謳歌，對于政府權力的警惕，對于私人利益與情感的維護。對于這些因素，今天重唱它們的時候，我們自然是要抱持一份警惕的。
　　1977年，中央宣布“文革”結束。轉年，我成為恢復高考后第二屆入學的大學生。當年學校給我們宿舍樓每一層配備了一臺電視機。那時，許多“文革”期間遭禁的文藝作品正成批量地解禁。一天晚上，電視播放的是“文革”期間被宣布為“封資修大毒草”的小提琴協(xié)奏曲《梁�！罚�上海樂團演出，1959年首演時的小提琴手俞麗拿重新亮相。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的情景。音樂演繹到樓臺會和哭靈時，在小提琴與大提琴之間纏綿傾訴和悲劇發(fā)生后凄婉痛楚的樂聲中，俞麗拿的兩行熱淚滾落在琴板上。我們二十多個男生仿佛遭到電擊，一片默然，不敢看別人的眼睛……
　　我們好像又活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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