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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革命 袍哥

發(fā)布時間:2020-03-25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四川保路運動的領導者,主要是諮議局的立憲黨人,但保路運動能夠自上而下,快速推行至全川,靠的是袍哥的力量。袍哥與革命黨相結合,并將勢力滲透進新軍,推動四川城頭變幻大王旗:軍政部長尹昌衡靠袍哥勢力當上了新任四川都督,清廷委派的署理四川總督端方被嘩變的士兵殺死,袍哥頭目冉崇根也在東鄉(xiāng)縣接管了政權。
  
  辛亥逸事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數聲槍響,一場倉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欄目,以講故事的方式,再現辛亥革命發(fā)生前后的細節(jié),勾勒出中國百年歷史進程的線條。敬請垂注。
  
  舵把子
  四川保路運動的領導者,主要是諮議局的立憲黨人,但保路運動能夠自上而下,快速推行至全川,靠的是袍哥的力量。
  8月,保路運動久無結果。川西、川南的袍哥領袖在資州聚會,改“保路同志會”為“保路同志軍”,一字之易,與朝廷對抗之意明顯了太多。成都的議員們未必喜歡這種做法,不過他們也莫得辦法。
  保路同志軍的發(fā)起者叫張達三,是個武秀才,他的另一個身份是郫縣新場總舵把子(幫會頭領)。他最要好的朋友叫張捷先,是個小學校長,同時也是灌縣崇義鎮(zhèn)的舵把子。
  同盟會派去的王蘊滋是在鴉片煙鋪里找到張達三的,他就這樣站在煙榻前公開說明來意,說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張達三當即慷慨表態(tài):“郫(縣)、崇(義)、灌(縣)一帶算我的!”
  張達三如此,張捷先自不必說。他們又聯(lián)手找了灌縣舵把子姚寶珊,這個人在松潘、理番、茂縣、汶川一帶甚有威望,萬一造反不成,還可以退守川西北。
  1911年9月7日,四川諮議局領袖蒲殿俊、羅綸等被捕。早有準備的川西南同志軍立即行動,9月9日,溫江舵把子孫澤沛率領的同志軍便已抵達成都南門外紅牌樓,另一支同志軍則由張達三帶領,在犀浦一帶與四川總督趙爾豐的巡防軍主力對峙。這才有了成都的孤城之圍。
  同志軍之所以能一路勢如破竹,兵臨城下,一是新軍根本不奉趙爾豐號令,不肯跟同志軍作戰(zhàn);二是同志軍不擾民,如有違反軍令者,必須按照袍哥規(guī)矩,當眾自裁,自殺前還要在大腿上自穿三刀,所謂“三刀六個眼,自己找點點”。
  也不需要擾民,同志軍甚至不用自帶糧草。每到一處,自有當地的碼頭酒飯招待,還會放錢到各軍首領房中。兄弟伙需要用錢,只要說一聲,就可以到房中自取,拿多少也有規(guī)矩等級,從二百個銅錢到二千個不等。這就叫“望屋吃飯”,全川袍哥一家,有人的地方就有供應。
  成都獨立之后,各方勢力交錯,趙爾豐兵權未釋,新軍各懷心事,立憲黨爭權奪利。川籍軍官代表、軍政部長尹昌衡則一手拉攏本地軍人,一手加緊聯(lián)絡袍哥。
  各方矛盾激化,12月8日,四川軍政府都督蒲殿俊在東校場閱欽,部隊借名索餉,發(fā)動嘩變。成都全城槍聲四起,火光燭天,新軍、巡防軍散往各街,大肆搶劫,整整鬧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各鄉(xiāng)同志軍趕進城來,才平息騷亂。藩庫八百萬兩生銀被洗劫一空,商民損失不計其數。
  這場兵變,幫助了尹昌衡上臺,當了軍政府都督。參與兵變的各營,只是回營了事。轉過年,發(fā)了洋財的兵丁紛紛拿出錢來娶妻成家。
  尹昌衡當了都督,身兼軍政職務,但他更在意的明顯是另一個身份。他掛出了“大漢公”的香堂招牌,自封為大漢公的舵把子。尹都督前往成都各街的公口碼頭拜訪,各公口碼頭都為他“掛紅進酒”。
  上行下效,繼任的軍政部長周駿也掛出了“大陸公”的招牌,其他部處也紛紛效仿,一座都督府幾乎成了袍哥集中營。而哥老會提出“恢復漢族衣冠”,這幫哥子弟娃兒又不曉得啥子是漢族衣冠,個個頭扎英雄結,身穿英雄靠或者蟒袍,腰佩寶劍,腳蹬花靴,滿街招搖。成都幾乎又成了一個大戲臺。
  前清川督趙爾豐在獨立之后,依然保有衛(wèi)隊,而且聽說宣統(tǒng)未死,北京未陷,便有復辟之心,不斷唆使親信傅華封從川邊率軍反撲成都,并派人挑撥巡防軍嘩變。尹昌衡于是決定殺趙。趙爾豐一死,傅華封投降,重慶軍也回師了。殺趙不難,不起戰(zhàn)端而殺趙,尹昌衡靠的就是袍哥內部的關系,先行誘降趙爾豐的衛(wèi)隊,再沒收了少城(清政府為八旗兵及其家屬專門修建的“城中城”)旗人的武器。成都回復了暫時的平靜。
  這就是四川特色的袍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各地均借助會黨之力,但是在四川,立憲派不過充當旗號,同盟會更是敲敲邊鼓。如何革命,其實是由袍哥社會的法則決定的。
  
  端方之死
  民初社會傳聞:端方花了四十萬兩白銀買得川粵漢鐵路督辦大臣一職。這未免太小看端方的智商了。端方因兩宮葬禮時派人攝影被罷斥后,急謀起復是事實,但他難道不知道,各地保路風潮如火如荼,此時督辦路事,是一塊燙手山芋?
  6月29日,拖延已久的端大臣隊伍終于離開北京。因為懷著極大的疑懼之情,端方走走停停,本來自北京到武漢火車只需一日,端方生生拖到7月4日才到武漢。
  比起其勢洶洶的四川紳民,湖北各界對他的態(tài)度要好得多,而武漢三鎮(zhèn)比起已全面罷市的成都,也要平靖很多。然而趙爾豐搞出了成都血案,朝廷嚴令端方入川查辦,端方回奏力辭,朝廷再嚴令,怕川人武力暴動?給你兵隊,而且派軍艦護送入川?茨氵有什么借口。
  端方幾乎每停一處地方,都要向內閣或盛宣懷發(fā)電,嘆苦經,找后路,巴不得停在宜昌,停在夔州,停在萬縣,停在重慶,等路潮出個結果再說。
  然而朝廷并沒有放過他,不僅連番催促,甚至在武昌事變之后,于11月6日諭令端方署理四川總督,將整個四川的重擔都壓在了他身上。
  有史料顯示,在知道武昌事變、湖北獨立的消息,又有流言傳說北京失陷、宣統(tǒng)逃亡之后,端方確曾認真考慮過自己在大變動的四川中的位置。他認為趙爾豐已經失去民心,朝廷又無力控制西陲,按照武昌推舉黎元洪的前例,他是否也可以被推舉為四川總督,甚至四川獨立后的軍政府首腦?
  他曾派劉師培等人潛入成都探聽消息,但回音很不樂觀,據說趙爾豐已經做好準備,端方一到成都,就會被軟禁起來,連地方都預備好了。
  端方更不肯往前走了。而且,入川以來,沿路補給相當困難。命運將端方送到了資州,也留在了資州。
  資州離重慶六百多里,距成都四百里,可進可退,而且地面安靖,似乎沒有自立軍活動,比一路上的滋擾不寧好得多。端方就此住了下來。
  端方家丁說:“每到一處,紳商學界以及匪徒皆懸燈結彩鳴鞭,各戶換粘新對,歡迎數十里外,各界感情殷殷!边@不免有點兒往端大臣臉上貼金,地方紳民自然對欽差大臣還是盡量敷衍,端方在資州,便“天天飲酒宴會”。
  不管怎么說,端方絕非滿人中的頑固派,川人中也頗有對這位“主撫不主剿”的欽差大臣有好感者,成都方面甚至傳來“雖經宣布獨立,仍復預備歡迎”的消息。如果端方身處大城市,無論武漢、重慶還是成都,他都很可能不死,唯獨在資州,沒有外敵的壓迫,但本地也沒有彈壓支援的力量,端方的命運完全掌握在他從武昌帶來的新軍第八鎮(zhèn)步隊一營手中。
  事兆從頭上開始。突然有新軍去街上的剃頭鋪剪去發(fā)辮,而且一傳十,十傳百,滿街突然地行走了已剪辮或未剪辮的武昌新軍士兵。不到三個鐘頭,幾乎全標人都剪了辮子。
  端方不可能沒有感受到這種危險的氣氛。下面這段話,有人說是端方主要召集新軍的表白,有人說是新軍士兵將端方兄弟抓到朝天宮后的對話,但內容大致如此:
  端方:我本漢人,姓陶(據說端方有一方印章,上刻“陶方”),投旗才四代,今愿還漢姓如何?
  眾兵:晚了!
  端方:我治軍湖北,待兄弟們不薄,此次入川,優(yōu)待加厚。請各位周全……
  眾兵:那是私恩,今日之事乃國仇。
  至此眾士兵大呼:武昌起義,天下響應,漢族健兒,理應還鄂,效命疆場。是何端方,巧言蒙蔽,使我輩處于附逆地位。今天公仇為重,不殺你端方決不是炎黃子孫!
  這位被《申報》稱為“滿人翹楚”的候補侍郎、督辦川粵漢鐵路大臣、署理四川總督,就被士兵們用指揮刀砍下了頭顱。他的尸體裝進木棺,棺蓋上用粉筆寫上“端兒之尸”(四川人蔑稱某人即為“某兒”),可能是就地埋葬了。
  
  死水微瀾
  石體元是四川省川東道東鄉(xiāng)縣人。1910年,他在成都高等巡警學堂肄業(yè),熟識的同學里,有參加同盟會的,在他們手里看過《民報》、《浙江潮》等雜志。1911年他參加了保路運動。成都血案后,石體元和許多同學一樣,覺得省城運動已是瓶頸,打算回家鄉(xiāng)看看,能否相機而行。
  但是這幾年一直在外讀書,家鄉(xiāng)的情形也頗隔膜,難道拿《民報》上的道理去跟鄉(xiāng)里人說說,他們就能起來革命?
  石體元想到一個人:冉崇根。
  這個人具備了石體元在成都看到的運動領袖的一切特質:出身本土世家,少年時即加入袍哥幫會,位置還不低,又被選為縣諮議局議員,兼川路公司董事。
  說曹操曹操到,冉大爺也不在鄉(xiāng)下,他到宜昌去看鐵路情況,現在跑回成都來探聽風聲。一聽要回縣鬧獨立,很感興趣。恰好這時武昌事變的消息傳來,兩個小伙子更沒了顧慮,糾結幾個同鄉(xiāng)就往東鄉(xiāng)趕。
  到了縣里,自然是一班同志籌備獨立。第一大問題,倒不是號召力不足―冉崇根交游很廣,又是袍哥大爺,怕只怕樹起義旗,投效的人太多。全都收納,未免良莠不齊,影響聲譽;予以選擇,又恐引起反感,招人閑話。最后覺得全部歡迎,但不定職務,等到獨立成功,再依據表現分派職位。
  縣里雖然沒有軍隊,但“堂勇”(縣衙武裝人員)還是有的,沒有槍桿子何來政權?于是大伙兒議定,由冉崇根下令,以離城八十里范圍內的鄉(xiāng)鎮(zhèn)為限,每個“場”(以集市為中心的村社范圍)調二十至六十,隊伍總額三百人,有槍帶槍,無槍帶刀矛。進城的隊伍必須嚴守紀律,絕對禁止自由行動。起義時間定在陰歷十月十二日(12月2日)。
  誰知起義日期與調集團隊辦法剛剛確定,正要派人出去傳述各鄉(xiāng),消息不知怎地就泄漏了,通城皆知。知縣吳巽趕忙跑來拜會冉大爺,進門一看:幾個裁縫正在縫制白布旗幟和袖章標記。這是擺明要造反。但是吳知縣根本沒有力量捉拿這幫反賊,他回署的措施,無非是將堂勇全部調來縣衙,層層守衛(wèi),又將巡街警察的槍都收走。
  起義者們也嚇了一大跳。雖說縣里防衛(wèi)力量不強,但也不能亮明牌來打吧?就算亮明牌來打,也不能連什么時間出牌都讓對手一清二楚吧?馬上決定:提前兩天起義,飛速傳達各場。
  大家都認為吳知縣不敢抵抗,所以消息走漏也不甚畏懼,后來才知道,吳知縣是有想法的,他也想學趙爾豐,搞個誘捕,擒賊先擒王。但是堂勇班頭也很膽小,一邊是朝廷命官,一邊是袍哥大爺,得罪哪方都不合適,只肯守縣衙,不肯抓人。就這樣,專政力量失效了。
  11月30日10點,起義大會開始,警察站崗巡邏,還幫著四處張貼告示,挨門挨戶通知居民懸掛白旗。曉得的知道是在起義,不曉得的還以為知縣大人搞國服―聽說宣統(tǒng)皇帝被革了命,翹辮子了嘛。
  開了會,宣布獨立。冉大爺再派兩位有身份的紳士當代表,去縣衙勸告吳知縣交出印信檔卷,全部堂勇繳上槍械,保證吳知縣全家安全。吳知縣也說不出啥子來,同意了,只是要求冉大爺雇船送他一家到綏定府。冉大爺說“要得”。
  問題出在送吳家人上船時,正好碰到各場團隊開進城。吳知縣是個貪官,平日農民對他恨之入骨,一聽說要打縣城捉貪官,個個都很踴躍。哪曉得跑來看到貪官上船要走,而且還是大箱小籠的,當時嘩然。他們不曉得是冉大爺吩咐同意的,以為是吳知縣私逃,立刻排成一排,持槍,瞄準。
  整到這步田地,冉大爺也不好意思再讓吳知縣順利離開,馬上派人把吳巽帶回文昌宮審訊。他自己不便出爾反爾,就找了個紳士代審,并讓各場團隊領隊觀審。
  審訊一開,就成了批斗大會,不斷有人跳出來歷數吳巽貪污公款、欺壓良善的劣跡,搞得最后,連主持審訊的紳士都覺得這個貪官放不得,于是當即宣布收監(jiān)。各場團隊歡聲雷動。
  另一樁意外,是征收局吳局長的兒子,以為進城的普光寺團隊要危害他家,拿著手槍就射,惹動團丁怒火,反而沖進吳家,把東西搶了個七七八八。冉大爺聞訊,連忙阻止,并讓吳局長一家住進了文昌宮,過幾日局勢穩(wěn)定,與縣議會一致決定寬大處理的吳知縣一家,一同禮送出境了。
  除這些小事故外,整場起義清風雅靜,各場團丁進城,更像是過節(jié)趕集。石體元在《東鄉(xiāng)光復記》中寫道:“起義那天,城內居民沒有一人搬家或關門;大小商店沒有停業(yè),飲食茶酒店營業(yè)更好;縣衙十房文冊無損,監(jiān)所人犯毫無異狀,倉廒無恙,糧冊完好;只有學堂停了兩天課,警察停了一天崗;市面現象絲毫未變,就連距城較遠的場市和農村也都秩序如常。風鶴不驚,不特沒有聚眾搶劫情事,即小小的偷盜事件亦罕有聞見!边@么良好的治安程度,幾個從省城歸來的學生哥也萬想不到。他們封繳了縣印,派人送往重慶軍政府,東鄉(xiāng)的獨立就這么完成了。
  有意思的是,這場起義中的領導人,一個同盟會員都沒有!瓣P于光復的意義,只在刊物上看到過一些,關于施政綱領和組織機構,腦筋中純是一片白紙”。好在前縣視學(相當于縣教育局長)景昌運訂有《申報》,那上面詳細記載著武漢軍政府的組織結構,他們才知道東鄉(xiāng)光復后,領導機構該叫“軍政分府”,首領稱參督。冉大爺就當了參督兼民軍司令;石體元是巡警學堂畢業(yè)的,就負責審批案件;有個姓王的,是從前冉大爺開的鹽號伙計,很得冉大爺信任,就掌管財政;提供《申報》的景昌運自然分管交際、參謀。
  職責派定,就在獨立后兩天,又開了個全縣代表大會,新的政府便運作起來。東鄉(xiāng)出產煙土,在川東各縣中還算富裕。但冉大爺很講義氣,表示要廉潔奉公,提倡不請客,不送禮,不應酬,政府人員革除煙賭惡習。冉大爺自己只拿五十元一月的薪水,其他辦事人員少則十元,多也只有三十元。
  1912年8月,冉崇根奉令調城口縣知事,石體元也早在2月便往重慶地方議會聯(lián)合會當代表去了。東鄉(xiāng)縣的光復,搞的是袍哥革命,社會秩序變動極小,這對于東鄉(xiāng)來說,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冉大爺治下,“優(yōu)良風氣”維持了10個月之久,換個人會不會急速腐化?要是外來的同盟會員領導起義,新造一批功臣官僚,又將如何?東鄉(xiāng)雖小,或許可以喻大。
  
  四川會黨與保路運動
  四川保路運動的組織力量主要由三股勢力組成。
  
  第一股勢力是立憲派,即地方上的開明士紳,也是川路的股東代表。他們有一個合法的機構―四川省諮議局表達意見,這個機構于1909年9月成立,相當于地方的臨時議會。
  
  第二股勢力是革命黨人:同盟會。從1906到1911年,同盟會員已在四川發(fā)動了多次起義,均沒有成功。1911年6月中旬以后,各地保路同志會成立,革命黨人看到這是一個乘機發(fā)動起義的大好時機,川籍同盟會員紛紛潛回四川,聯(lián)絡新軍與會黨中的支持者,醞釀起義。
  
  第三股勢力就是會黨,即袍哥、哥老會這些民間秘密社會。四川是哥老會的大本營,哥老會在四川稱“袍哥”,自稱“漢留”,在長江中下游則稱“紅幫”。它與洪門(天地會)、青幫齊名,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著名的三大幫會之一。
  
  主張共和的革命黨與主張“反清復明”的會社力量相結合,是近代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現象。革命黨人曾在成都四圣祠開會,商議同盟會在保路運動中的具體方略,最終議決:一、“以保路為推倒?jié)M清的工具,而實行鼓動股東大會,組織革命軍同盟會”;二、“離間官民,領導民眾,擁戴蒲、羅諸人,暴動于省城之中”;三、同盟會會員分赴各地,“提挈人民,組織民軍,共同革命”,“各以數百或數千人,割據州縣,或進攻成都,包圍于省城之外”。
  
  保路運動之所以能鬧出非常大的動靜,跟四川深厚的會黨組織有著莫大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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