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一個名為網大的網站拋出了一份中國大學排行榜，引來了眾多爭論和是非，甚至引起一些名牌學校學生的訴訟。對這份排行榜公正、嚴謹、權威與否的爭論持續(xù)了很久也沒有公論，但名不見經傳的網大卻在這場爭論中一夜成名。

　　時隔三年，一份關于2002年中國大學的排行榜在高考前夕再度出世，并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到底是誰炮制了這次的大學排行榜？這一次的排行榜是否可信？他們的真正目的又何在？

　　在記者的不斷追蹤下，關于2002大學排行榜諸多臺前幕后的紛爭開始一點一點地展現出來。沒想到的是，最后連網大的“中國大學排行榜”也牽連近了這場是非中。

　　一號“嫌疑犯”：武書連

　　在媒體公開發(fā)布的信息上，這個大學排行榜的署名都是“廣東管理科學研究院中國大學評價課題組”課題組的領導人是該院的研究員武書連。

　　于是記者就從廣東管理科學研究院入手，開始調查。撥打位于廣州市的廣東管理科學院的電話，卻一直無人接聽。

　　在人民網上武書連留下了一個深圳的電話，撥通這個電話，對方的回答令記者感到非常吃驚，接電話的一位男士說他們那里是深圳天融信網絡安全公司，“武總”現在不在公司。做研究的“武老師”突然變成了“武總”，而且還跨行業(yè)地經營著一家網絡安全公司，這是怎么回事？接電話的男士面對記者的疑問卻不肯再多說，只推說這個問題你直接問武老師吧，然后就匆匆地掛斷了電話。

　　武書連的身份一下子變得撲朔迷離起來，廣東管理科學院的電話依舊打不通，天融信公司也找不到武書連，線索到這里似乎就斷了。

　　這時，記者又想起了另外一條線索，在人民網大學排行榜的專欄中，所有排行都只是公布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如果想看到完整的排行榜，卻都指向一個名為大學園的網站。

　　那么這個網站一定和武書連有關了，記者來到這個大學園網站，于是二號“嫌疑犯”出現了。

　　二號“嫌 疑犯”：翟應龍

　　整個大學園網的中心內容就是大學排行榜，尤其是剛剛推出的2002年大學排行榜，其內容幾乎覆蓋了首頁的全部版面。在首頁最顯要的位置上，有一個關于收費說明的鏈接，詳細信息只對交費的會員用戶提供。首頁的右下角，武書連果然又出現了，這一次他是以大學園網首席學術顧問的身份出現的，同時出現的還有大學園網的首席執(zhí)行官翟應龍，記者立刻把它鎖定為大學排行榜的二號“嫌疑犯”。

　　翟應龍：陜西財經學院統(tǒng)計學系畢業(yè)，畢業(yè)后分配到國家統(tǒng)計局投資司， 1985年考入西安外國語學院出國留學生培訓部，1988年由聯合國計劃開發(fā)署派往日本亞太經濟研究所作研修員，專攻數據庫管理與系統(tǒng)設計。

　　看完翟應龍的簡單介紹，記者猜想，有沒有可能翟應龍才是大學排行榜的始作蛹者和真正的炮制者呢？

　　從大學園網的公司簡介來看，大學園網和另外一個中華神農網是共同隸屬于一個名稱為北京國立中網信息技術開發(fā)有限公司的，大學園網是國立中網的項目之一。

　　于是記者立刻和這個國立中網聯系，下午3點30分左右，終于和翟應龍取得聯系，并約好馬上在國立中網的公司見面。

　　翟應龍：我就是大學排行榜的直接參與者

　　國立中網位于北京海淀區(qū)海濤創(chuàng)業(yè)中心，推開這個沒有任何標志的房間的門，整個國立中網就盡收眼底了。

　　這個房間總共也不過幾十平米，包括翟應龍在內所有的人員都在這個房間辦公，靠墻有幾臺電腦，大約還有五六個工作人員。翟應龍背對的墻上貼著毛澤東的那首《沁園春.雪》旁邊的墻上則貼著鄧小平的金質畫像，其它的墻面上貼著一些具有象征意義的漫畫。這個辦公室環(huán)境給人的感覺更像是參雜了翟應龍個人風格的機關辦公室。

　　看到這個一共不足幾十平米的房間，記者有些疑惑，眼前這個人與大學排行榜是什么樣的一種關系呢？2002中國大學排行榜會是在這里炮制出來的嗎？眼前這個翟應龍與武書連到底又是什么樣的一種關系呢？

　　外表看起來并不太像商人的翟應龍面對記者提出的一連串的問題，馬上做了解釋：“2002年大學排行榜是我和武書連兩個人合作推出的項目，只不過發(fā)表的時候都是以武書連和大學課題研究組的名義來對外公布，而經營方面的業(yè)務則由我來全權負責。

　　武書連帶領的研究組研究基地在深圳，地點就在北京天融信網絡安全公司深圳分公司，那里有個100多平米的研究室，這個公司由我個人有參股，深圳分公司的收入主要就用來給課題組提供經費，武書連在那里并不負責實際上的業(yè)務工作，這就是‘武總’的來歷�！�

　　“至于我和武書連的關系嘛”，翟應龍略微沉思了一下接著說，“我們是典型的‘以文會友’，我酷愛統(tǒng)計學，在統(tǒng)計學方面出版過不少專著，武書連偶然看到我的研究，很高興，于是我們兩人先是書信往來，后是見面相談，我們一個是搞統(tǒng)計的，一個是搞數據的，對大學研究著迷得都是一塌糊涂，臭味相投吧�！�

　　回憶起這個大學排行榜的研究過程，翟應龍更是滔滔不絕：

　　“早在1994年我們就開始正式組織人力研究了，開始的時候我們完全是出于共同的興趣，但是由于研究所需要的經費不是一個小數目，我自己恰好又有過經商的積累，于是這個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向商業(yè)化了。那時我們組織了1924位國內外的專家，投資了200多萬進行統(tǒng)計方法的評估和論證，這些資金全部是我們的個人投資。

　　我主要是利用自己統(tǒng)計學方面的優(yōu)勢從統(tǒng)計學方法上對武書連的研究方法進行論證，包括指標的設置、權重比重的權衡、統(tǒng)計誤差的設定、數據庫結構的設計，我都是直接的參與者，在互聯網出來之后，我立刻想到可以用互聯網這種方式來進行運作。于是在2000年四月組建了國立中網公司，2000年10月成立了大學園網站，開始建立數據庫，搭建網絡平臺。

　　經過眾多國內外專家對評估方法進行論證之后，再由武書連率領的數據小組進行數據的統(tǒng)計和分析，我們的數據來源之一是利用國際數據接口，國際上有個專門的學術數據庫，租用一天要花一萬美金，我們就租用過這個數據庫。”

　　翟應龍一口氣說下去，記者簡直沒有插嘴的余地，但是記者忽然想起來，在剛進辦公室的時候，翟應龍說他這幾天忙于應付媒體的采訪，那么想必這些話他已經不是第一次說了。

　　不過從記者整個采訪的過程來看，倒是前所未有的順利。第一次打電話過來的時候，翟應龍不在，于是記者留下自己的電話號碼，很快翟應龍就主動打電話給記者，并約定立刻采訪，這在記者的采訪過程中是非常少遇的事情。

　　不過翟應龍的話雖然說得很流利，但卻似乎很有漏洞，這樣的一個公司，會去租用那種一天一萬美元的數據庫嗎？還有，既然他自稱自己也是大學排行榜的合作者，那為什么公開發(fā)表的排行中卻從來沒有他的名字呢？

　　記者百思不得其解，一天之后，武書連從廣州打來的一個電話徹底推翻了翟應龍的“供詞”，也解開了記者的所有謎團。

　　武書連：翟應龍沒有一句真話

　　不知從何途徑，武書連看到了記者發(fā)給翟的初稿，于是他給記者打來了電話。武書連在電話里很是激動，他非常的氣憤的指責翟應龍，“簡直就是在胡說八道，沒有一句真話。”

　　武書連在電話里把翟應龍的“供詞”徹底推翻了。

　　“大學排行榜的知識產權屬于我個人，如果需要證明廣東管理科學院可以開具這個證明。大學評價的研究方法也完全是我個人的，大學評價中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也都是我自己寫的。我成立大學課題評價組的時候根本就不認識翟，他對這個項目的貢獻更是‘零’，我與他的關系就是單純的合作關系，我們之間的合作也并不愉快，這種合作也不是獨家的�！�

　　當記者詢問武書連，是不是翟應龍出錢供課題組研究的時候，武書連似乎因為過于氣憤，在電話里他的聲音又拔高了一節(jié)，“我們的研究經費是廣東管理科學院出的錢，還有一些是我和課題組成員的個人投資，翟從沒對這個項目出過一分錢。天融信和他也一點關系都沒有，根本沒有他的股份，是我和朋友一起成立的一家公司。我畢業(yè)于清華大學，學的是自動控制專業(yè)，對網絡安全很感興趣，我在天融信擔任總經理的職務，實際經營著這家公司。如果我對這家公司沒有貢獻，難道公司會白養(yǎng)著我嗎？”

　　“什么一天一萬美金租用美國數據庫根本就是在瞎扯，沒有那回事兒，誰會去干那么傻的事呀�！闭f到這里武書連忍不住笑了起來，或許是他沒想到翟應龍的邏輯會那么差勁，連說謊都不著邊�！�97年的專家咨詢根本不是像翟說的那樣，那次我們一共咨詢了1927位專家，三輪咨詢總共花了30多萬�！�

　　最令武書連生氣的是，翟應龍竟然大言不慚地說清華、北大、浙大都請他去講課，“清華、北大、浙大根本就不知道翟應龍是誰，也從來沒有請過翟，清華倒是請過我兩次�！�

　　一前一后，翟應龍與武書連給了記者兩個完全不同的答案，到底誰說的才是真話？

　　正當記者再次陷入疑惑之中的時候，翟應龍卻一次一次打電話給記者和本報，兜了很多圈子，說了很多套話，翟應龍透露出來的意思卻只有一個，那就是“一切以武老師說的為準”。

　　真相：大學排行榜是這樣出爐的

　　事實上，武書連最早有了對中國大學進行排行的想法是在1990年，那時侯他在寫一篇《中國大學校長群體研究》的論文時突然感到一絲困惑，就是不知道應該怎樣對這些校長的成績進行評價，這時他想，如果能對這些大學進行排名，就可以從這個校長上任和離任時該大學排名的變化反映出校長的成績。

　　當時武書連是廣東管理科學研究員的研究員，而教育管理理所當然也是管理科學的研究范圍，于是1991年，廣東管理科學院成立了以武書連為首的中國大學評價課題組。

　　武書連自己更愿意稱這個研究為大學評價，而不是排行，因為他認為整個大學評價是一種價值判斷的過程，是一種評價者的主觀觀點，當然如果做的好的話它就有了科學性，有了很大的參考價值。

　　91年，課題組向全國150所高校的203位專家進行了三輪咨詢，咨詢的對象主要是這些大學的校長、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和大學科研處處長，并于93年6月30日發(fā)布了《中國大學評價—1991 研究與發(fā)展》，正是在發(fā)表了這個研究之后，武書連才認識了翟應龍。

　　此后武書連的研究也一直沒有中斷過，97年，中國大學評價課題組采用德爾菲法在半年的時間內進行了中國高教評估領域最大規(guī)模的專家咨詢。專家資格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務院或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批的博士研究生導師。經3輪4448人次的專家討論，最終確定了各項科研成果的權重。

　　從93年開始，武書連領導的課題組就開始向包括國家教育部、美國科學情報所等在內的國內外的專業(yè)數據庫購買數據，并進行去偽存真的分析后加以采用，同時開始建立大學評價的數據庫系統(tǒng)建設，前后已經投入了大約有150萬的資金。

　　開始武書連的確只把這做為一項學術研究，但是最近一兩年，隨著排名體系的日漸成熟，武書連覺得有必要把他推向社會，為社會服務。正好這時候翟應龍到了深圳，和武書連談起他的網站，于是武書連也未做更多考慮，就同意了與翟應龍的合作，雙方正式的合作是從2000年11月份開始的。但是武書連對雙方的合作一直非常不滿意，原因是翟應龍沒有按照原定的計劃做他應該做的工作。

　　以至于武書連推出的前幾年的排行榜雖然在大學研究的內部圈子有不小的影響，但在社會上并沒有引起什么反響。

　　但是武書連很自豪地告訴記者，中國所有中高級人才都可以在我的數據庫里搜索到，哪個專業(yè)的都可以調出來，清華、上海交大這樣的學校每年向國外購買數據都要花幾十萬美金。武書連未來打算以國外1/3的價格來出售這些數據，所以他相信一定會有很好的回報。只是對于一個學者來說，要把一個科學研究轉變成一項商業(yè)運作，這的確還是一個問題。

　　意外：網大抄襲了武書連的排行榜？

　　盡管武書連的大學研究從90年代初就開始了，他的大學排行榜也從97年就開始推出了，但反而是后來網大打出的一份大學排行榜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得到了社會上更多人的廣泛關注。提到這個問題，武書連毫不諱言地宣稱，“網大的研究體系抄的是美國的，研究成果則是抄襲我的。”在武書連發(fā)給記者的Email中，他指出，“2000年6月8日，《中國青年報》和網大（中國）有限公司在《中國青年報》發(fā)表《2000中國大學排行榜》。該排名也沿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評價體系，有16項評估指標，其中科研成果指標得分直接抄用廣東管理科學研究院1997年發(fā)表的研究結果。200多名學者和企業(yè)家參加了該排名大學學術聲譽調查�！�

　　武書連曾經因為tom公司侵犯其2001年大學排行榜的事情將tom告上法庭，那么對于網大的抄襲他為什么沒有提起訴訟呢？武書連對此遺憾的表示，不是他不想訴訟，而是因為“網大是未經工商合法登記注冊而成立的，不具有訴訟行為能力，不能獨立進行民事活動，案件由此不符合法定的起訴條件”。這個結果不是他自己求證的，而是當年那個在海南工作的中國人民大學畢業(yè)生郭軍輝律師被法院駁回起訴時�？谑行氯A區(qū)法院對該案的裁定。

　　這個意外的發(fā)現再次令記者趕到吃驚不已，本著謹慎、求實的新聞原則，記者立刻致電位于深圳的網大（中國）公司位于深圳的總部。

　　網大深圳公司給記者的答復是：當年大學排行榜的實際運作雖然是由深圳的網大公司在做，但卻是以網大（中國）公司的名義發(fā)布的，這是一家在香港注冊的公司，現在已經更名為網大教育控股有限公司；
而深圳的網之大公司也更名為深圳網大教育服務有限公司，注冊地在深圳，二者是關聯公司。當年人大畢業(yè)的律師起訴的是香港的那家公司，的確只在香港而沒有在內地注冊。

　　至于網大的大學排行榜是否抄襲了武書連的研究成果，開始接電話的一位行政經理王女士表示“我們的排行榜怎么可能是抄襲他的呢，如果真是抄的，武書連可以告我們呀�！辈贿^她自己聲明并非排行榜的直接負責人，因此并不能承諾什么。

　　下午這位工作人員又回電話給記者，轉達了網大那位出差在外負責大學排行榜的職員的意思：那就是網大不對這個事件做評論和回應。當記者追問，網大是否能夠肯定的回答自己的排行榜沒有抄襲武書連的研究成果時，這位小姐卻仍是用“我們不對此做評價和回應”來做為回答，并聲稱“武書連可以有自己說話的權利，但他應當為自己個人的言論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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