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楊顯惠的夾邊溝系列結集出版，名為《夾邊溝紀事》。他在后記中寫道：夾邊溝事件是當時甘肅省委極左路線的產(chǎn)物，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
是甘肅歷史上慘痛的一頁；
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難史。但是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已經(jīng)不多了，當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來，當年的生還者大都謝世，少數(shù)幸存者又都三緘其口。作者將調查來的故事講述出來，意在翻開這一頁塵封了四十年的歷史，希望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長眠在荒漠和戈壁灘上的靈魂：歷史不會忘記夾邊溝。

　　夾邊溝，甘肅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一個昔日的勞改農(nóng)場，多年來，默默無聞，不為人知。

　　但是，40年前這里發(fā)生的一場人間慘劇，使它注定不能被歷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遺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這里關押了甘肅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凍的沙漠中，他們與世隔絕，終日勞作，并且經(jīng)歷了罕見的大饑荒，幾乎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后被活活餓死——三年時間里，餓死的右派數(shù)以千記。

　　這是一段聽來讓人驚駭、讓人撕心裂肺的歷史。由于可以想見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丟棄，被掩蓋，一直掩蓋了40年。

　　2000年，一位作家連續(xù)發(fā)表20多篇紀實作品，一舉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

　　他就是天津作家楊顯惠。

　　一 楊顯惠其人

　　楊顯惠操著一口甘肅口音的普通話，他顯然還保留著西北人的古道熱腸，雖然已經(jīng)在天津東部的濱海小城塘沽生活了近二十年。

　　6月10日，得知記者要離開塘沽，他從家里急急忙忙提了兩瓶甘肅產(chǎn)的白酒，硬要記者帶上。

　　和記者在一起時，楊顯惠很在意每天的中飯和晚飯，首先一定要由他做東，其次一定要喝上兩杯，再聊上大半天，聊的當然是都是夾邊溝。

　　酒酣耳熱之際，58歲的楊顯惠感慨，“好文章其實是老天爺給你安排好的，它們和你的個人命運息息相關�！�

　　1965年，楊顯惠離開蘭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肅省生產(chǎn)建設兵團農(nóng)建十一師，上山下鄉(xiāng)。這一年，他剛剛高中畢業(yè)，只有19歲，年輕的心中揣著的是一個作家夢。

　　他被分配到十一師第六團四連小宛農(nóng)場，和來自五湖四海的兵團戰(zhàn)友們全天候地開荒修渠、引水灌溉。河西走廊雄渾蒼涼的戈壁風光、戰(zhàn)天斗地的時代召喚使得年輕的楊顯惠激情滿懷，但是，一次不經(jīng)意的閑談讓他發(fā)現(xiàn)了生活的嚴酷一面。

　　小宛農(nóng)場除了很多和他一樣的青年學生之外，還有一些從別處轉移過來的右派。他們在解除勞動教養(yǎng)之后，不準回家，安置在農(nóng)場里繼續(xù)勞動。就是和他們的閑談中，楊顯惠聽到了“夾邊溝”這三個字。

　　在1960年代，這樣的閑談首先是神秘而私下的，只能是三言兩語，楊顯惠知道的只能是梗概：

　　就在五年前，也是在酒泉境內，有一個勞改農(nóng)場，名叫夾邊溝，三千名右派，大面積地死亡，死到最后只剩下幾百人，死得很慘……

　　一下子，楊顯惠牢牢記住了“夾邊溝”。

　　40多年后，他在《告別夾邊溝》的后記中寫道，“右派們的敘述在我心中造成的震撼歷久不息”。

　　但是，1965年正值文革前夕，他不可能也無法求其詳細。

　　從1965年到1981年，楊顯惠一直呆在農(nóng)建十一師，期間，他做過售貨員，當過會計，讀了工農(nóng)兵大學，在農(nóng)墾中學做了七年數(shù)學老師，開始了文學創(chuàng)作。

　　16年里，有關夾邊溝的消息，仍然是零零散散又總是很隱秘地傳來。對于楊顯惠，它如同一場夢魘，揮之不去。

　　1988年，楊顯惠成為天津市作協(xié)專職作家，跟隨愛人調到了天津，在塘沽深居簡出，他的創(chuàng)作仍然以西北戈壁灘上16年的農(nóng)場生活為主。

　　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學日顯邊緣化，中國的作家們整體進入一個調整期，有人沉寂了，有人轉入商業(yè)化寫作，還有人沉醉于描摩世俗生活，篤信文以載道的楊顯惠也面臨抉擇。

　　這個時候，“夾邊溝”從心底深處頑強地冒了出來。

　　楊顯惠放棄了以建國后西北地區(qū)勞改農(nóng)場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計劃，開始著手調查夾邊溝事件，他要“真正搞清楚那里到底發(fā)生了什幺事情，即使沒有名，沒有利，我也認為值！”

　　從1997年開始，年過半百的楊顯惠重返河西走廊，尋訪40年前落難于夾邊溝的右派群體。他嘗試過從查閱官方檔案入手，但是沒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貼著地面行走”，在隴東的黃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灘中尋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尋訪到了一百多位當事人。

　　雖然楊顯惠對夾邊溝的來龍去脈已不陌生，但是當事人的回憶還是讓他震顫不已。在哭泣和淚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們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一次次生生地揭開傷疤，追述一個個受盡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當此時，楊顯惠也屢屢無法自持，只能請求老人暫時停下來，讓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淚。

　　1999年，楊顯惠開始寫作“告別夾邊溝”系列。2000年，上海文學連續(xù)發(fā)表12篇，遠在千里之外，夾邊溝右派的后人們傳閱著每一篇，奔走相告：夾邊溝的蓋子揭開了！

　　他們帶著這些紀實小說，清明節(jié)上墳時焚燒，以告慰父親冤屈的亡靈。

　　一位死難者的兒子，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讀到了它們，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學供在桌上，長跪著，一頁一頁地讀，一次次地哭。他對朋友說，父親去世時他還小，只知道父親死在夾邊溝，但不知道父親是死得這樣慘。

　　在甘肅臨洮，楊顯惠訪問了夾邊溝幸存者82歲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說，他在甘肅師大當教授的學生寄來了四冊上海文學，他用了半個月時間才讀完那四篇文章。他說，每一次拿起來讀不上十分鐘，就淚流滿面……傷心得讀不下去呀！

　　二 夾邊溝農(nóng)場

　　從酒泉出發(fā)，乘車駛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個里程碑處，左拐，再向北走數(shù)公里，有一片連綿的沙丘，散落其間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墻框。這里就是夾邊溝，那些零散的墻框，就是當年右派們住的地窩子。

　　夾邊溝農(nóng)場成立于1954年3月，科級單位，它的行政名稱是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原本就是一個關押犯人的勞改農(nóng)場。

　　1957年反右之后，勞改犯被轉移別處，夾邊溝農(nóng)場變成勞教農(nóng)場，專事“收容”右派分子。

　　這些右派來自甘肅省的機關、企業(yè)和學校，他們是反右中揪出來的極右分子、出身剝削階級家庭或者曾有過其它錯誤的右派分子、“大鳴大放”期間有右派言論的“歷史反革命”、以及工人當中因右派言論而獲罪的“壞分子”。

　　1957年，甘肅省共揪出右派一萬兩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開除公職并判以勞教的極右分子約有三千人。陸陸續(xù)續(xù)地，他們從全省各地（主要是蘭州市）先后來到了這個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荒涼之地。

　　除了風大沙多，夾邊溝有限的農(nóng)田多為鹽堿荒灘，這個小型農(nóng)場自開辦時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只能養(yǎng)活這幺多人。

　　至于為什幺甘肅省要將兩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斷地押送至此，和鳳鳴的《經(jīng)歷——我的1957》是這樣解釋的：

　　“夾邊溝農(nóng)場貧瘠而嚴重鹽堿化的土地的收獲物，根本無法使2000多勞教分子果腹。從省上到張掖地區(qū)到農(nóng) 場，堅決貫徹執(zhí)行的是對勞教分子的改造與懲罰，這2000多人的生存條件如何，以夾邊溝的 土地面積、生產(chǎn)條件，能不能讓2000多勞教分子憑靠種田養(yǎng)活自己，從以后的結局看，那時并沒有人想及�！�

　　和鳳鳴和愛人王景超反右前同為甘肅日報編輯，王景超被打成極右分子，和鳳鳴則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婦倆同一輛火車被押送勞教，和鳳鳴去的是十工農(nóng)場，王景超則到了夾邊溝。三年后，王景超在夾邊溝活活餓死，和鳳鳴則僥幸躲過一劫。

　　右派們到了夾邊溝后，迎接他們的，是勞累、寒冷和饑餓。

　　對于打入另冊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夾邊溝一天，勞動，超強度的體力勞動，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們已經(jīng)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師，不是大學生，不是干部，不是優(yōu)秀團員，他們只是要被管教的勞教分子。

　　管教人員大多出身行伍，他們對西北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幾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體能的農(nóng)活，同時輔以生產(chǎn)競賽，讓那些戰(zhàn)戰(zhàn)兢兢、誠惶誠恐的右派們每天勞動12小時甚至16小時，拚盡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三 夾邊溝的饑餓

　　直接威脅夾邊溝右派生命的，除了勞累和寒冷，更為致命的是饑餓。

　　夾邊溝農(nóng)場從1957年4月開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搶救人命”，三年半時間里，前一年半是右派們的勞累史，后兩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則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饑餓史。

　　據(jù)幸存右派的介紹和楊顯惠的調查，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一斤為十六兩），在天寒地凍的河西走廊，充當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再降為20斤，每天只有七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右派們開始挨餓。隨著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黃泉。

　　19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nóng)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wèi)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勸回國內的水利專家傅作恭，在場部的.圈邊找.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后才被人發(fā)現(xiàn)。生前他曾經(jīng)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據(jù)說傅作義無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夾邊溝生存條件極為慘烈，右派們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驚詫莫名。

　　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后，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里，盡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一下頓的糊糊湯。

　　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
看到晰蜴，抓來燒著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只能煮干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一天的放牧結束后，農(nóng)場的羊群中偶爾會有一兩只羊的腸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內臟被饑餓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遠，原是蘭州市西固區(qū)工商局的一位科長。在吃遍樹葉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開始吃荒漠上的獸骨，楊顯惠的《賊骨頭》詳細記述了當時的場景：

　　“……骨頭經(jīng)風吹吹雨淋變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說那東西沒法吃也沒營養(yǎng)，但他說，沒啥營養(yǎng)是對的，可它總歸沒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這就行！他研究怎幺吃骨頭，總也想不出好辦法，便放在火上烤著看看。誰知這一烤竟然出現(xiàn)了奇跡：白生生的骨頭棒子被烤黃了，表面爆起了一層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來，拿舌頭舔一舔刮下的粉末，無異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幾根骨頭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單上集中起來，居然湊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樣把它放進嘴里嚼，咽進肚子。后來，他們全窯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灘上搜集獸骨……”

　　就是這位俞兆遠，被非人的環(huán)境下，也和其它人一樣學會了偷東西。

　　在夾邊溝農(nóng)場，對于茍且偷生的右派，偷盜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舉，其中群體性的偷盜就是播種時偷吃種子�！俺喳湻N不能在干活時吃，管教干部看見了會罵的，還要扣一頓飯。只能是休息時候，干部們到一邊休息去了，機耕班的人們就圍著麻袋躺著，一人抓一把麥種塞進嘴里。他們使勁兒攪動舌頭，使得嘴里生出唾液來，把種子上的六六粉洗下來；
再像鯨魚吃魚蝦一樣，把唾液從牙縫里擠出去；
然后嚼碎麥粒咽下去……他們的嘴都被農(nóng)藥殺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遠后來“見吃的就偷，不管不顧地偷”，他成了難友中偷術最高的右派，成了一個“賊骨頭”！倉庫里的糧食、食堂里的窩頭、.圈里的.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頂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標。直到1961年他回到蘭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還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氣得老婆要和他離婚。

　　偷盜和吃生食，這就是夾邊溝農(nóng)場三年勞教教給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蘭州中醫(y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裝完貨的最后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他們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個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tǒng)統(tǒng)吃光，“都吃得洋芋頂?shù)缴ぷ友凵狭�，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墻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之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看著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

　　還有一名右派，趁麥收時吃了過量的生麥子，又盡飽喝了些開水，到了夜里，胃腸里的麥子發(fā)酵膨脹，劇烈的疼痛使他在鋪上翻滾不已，喊叫了一夜，終于在痛苦的掙扎中死去。第二天，農(nóng)場管教干部在他的尸體邊上召開現(xiàn)場批判大會，罵道：“這種人硬是不服改造，同黨頑固對抗，直到自取滅亡。你們都好好把這人看看，你們自己愿意走這條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現(xiàn)場，她不能也不敢放聲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四 夾邊溝事件

　　1960年9月，夾邊溝農(nóng)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shù)遷往高臺縣的明水農(nóng)場。

　　甘肅省勞改局的計劃是從酒泉勞改分局管轄的十幾個勞改農(nóng)場和勞教農(nóng)場調人，在高臺縣明水那片荒灘上建成一個河西走廊最大的農(nóng)場，面積50萬畝。這是當時極左的政治環(huán)境下又一個“政治工程”。因為倉促上馬，其它農(nóng)場沒有按計劃調人，只有一向“表現(xiàn)積極”、“寧左勿右”的夾邊溝農(nóng)場調過去了1500多人。

　　明水農(nóng)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類一樣，穴居在山洪沖出的兩道山水溝里的地窩子和窯洞里。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后，右派們開始大面積出現(xiàn)浮腫。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里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幺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發(fā)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fā)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shù)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說，這樣死下去了得嗎，請地委給調點糧吧。地委書記是一位堅定的老革命，他訓斥梁步云：死幾個犯人怕什幺？干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嗎？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臟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鉆沙包”。

　　據(jù)和鳳鳴回憶，因為夾邊溝的死難者掩埋得過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綿延兩里多路，后來當?shù)氐霓r(nóng)民多有怨聲，直到1987年 才由酒泉勞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來到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真正進入了生命的絕境，也就是在這時候，夾邊溝事件中最為驚世駭俗的一幕出現(xiàn)了：活人吃死人。

　　“鉆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于是，他們的胸腔經(jīng)常被劃開，內臟被取出。

　　也就是在這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中央，以監(jiān)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了甘肅。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著名的蘭州會議，將執(zhí)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場免職，并迅速采取措施“搶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來到夾邊溝的省委工作組作出決定：明天開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夾邊溝農(nóng)場被撤銷。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農(nóng)場的一名醫(yī)生被留了下來，他留在夾邊溝工作了六個月，任務是給1500名死者“編寫”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編寫”完成。1500多名右派幾乎全是饑餓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見“饑餓”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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