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山艦事件的研究現(xiàn)狀

　　中山艦事件（亦稱三二零事件）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著名事件。它對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發(fā)展產生過重要影響。因為此次事件對后來分析國共關系、汪蔣關系、國共雙方與蘇聯(lián)的關系以及對陳獨秀的評價等問題至關重要，所以近二十年來關于它的研究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研究者如楊天石、楊奎松、羅志田、馬振犢等，都先后作過專門或者相近的研究。

　　目前關于中山艦事件研究的主要成果以楊天石為代表。楊天石曾在一篇文章中認為，根據(jù)大量扎實、可靠的資料，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1、中山艦駛往黃埔并非李之龍"矯令"，它與汪精衛(wèi)、季山嘉無關，也與共產黨無關。多年來，蔣介石和國民黨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傳的所謂"陰謀"說顯然不能成立。2、蔣介石沒有直接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達過調艦命令。因此，所謂蔣介石下令而又反誣李之龍"矯令"說也不能成立。3.中途加碼，"矯"蔣介石之令的是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鐘。其原因在于國民黨右派想"拆散"當時廣州國民政府的團結局面，挑撥國共關系，"使共產黨和蔣分家"。

　　楊天石特別指出：就蔣介石誤信右派謠言來說，中山艦事件有其偶然性；
就當時國民黨內左右派的激烈斗爭和蔣介石的思想來說，又有其必然性。"蔣介石和左派力量爭奪領導權的斗爭必不可免，即使沒有右派的造謠和挑撥，蔣介石遲早也會制造出另一個事件來的。"

　　對于這一項學術成果，楊天石說過："我根據(jù)蔣介石日記、中山艦事件案卷、蔣介石、汪精衛(wèi)來往函件等多種未刊資料，寫成《中山艦事件之謎》一文，提出了與舊說不同的新解。該文謬蒙胡喬木同志肯定，認為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好文章。并蒙中國科學院授予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繼上文之后，我又發(fā)表《中山艦事件之后》一文，論證當時對蔣介石妥協(xié)政策，源自蘇俄方面。"

　　關于中山艦事件國內的研究概況，大體以楊天石的觀點為基本定論。楊奎松、羅志田等學者在他們的相關文章中多次強調過這一點。我注意到，對中山艦事件研究成果的評價中，有一件重要的檔案材料極少為人提起，這就是《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本文稱為檔案，只是在一般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說法，嚴格說它也不是源文件）。對這一材料的忽視，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原因，但不指出這一事實，對于學術研究的判斷來說是不恰當?shù)�。也反映了目前學術研究的規(guī)范、學術境界以及學術風格問題，而這一問題如果不是直接觸原始材料，有時候是很難發(fā)現(xiàn)的。

　　二、中山艦事件研究突破的前提

　　實事求是地說，中山艦事件研究的主要突破來自于兩個歷史文件。一是《斯切潘諾夫出席廣東蘇聯(lián)委員團共產部集會對于蔣介石與俄共產黨間之分裂及利用蔣介石計畫之報告（極要第十七卷第六六號）》和《斯切潘諾夫關于蔣介石與俄人沖突后俄人在廣東現(xiàn)時情形之報告（極要第十七卷第六六號）》

　　這兩個報告在編入《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25-1927）一書時，分別被改名為《關于"三二零"事件的報告》和《關于"三二零"事件后廣東情況的報告》。

雖然編者以腳注的形式作了一個說明，但從嚴格的學術規(guī)范評價，這種選擇是不恰當?shù)摹Ｔ摃�使用了許多《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中的材料，但標注來源時多不規(guī)范，不僅注釋形式不規(guī)范（如原書分類編排，應該把分類標題注在書名號內，但該書卻注在書名號外，即不對原始材料來源作任何說明，也不標注卷數(shù)和頁碼）。到《共產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出版時，直接沿用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中的材料。這樣一套資料性很強的專業(yè)工具書，不從原始材料中選擇文件，很難保證它的權威性。

　　在國內所有研究中山艦事件及相關歷史問題的學者中，我注意到，只有楊天石一人直接引用過《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一書，像楊奎松、羅志田、王奇生和馬振犢這些非常注意引用原始材料的學者，在這一問題上全部使用了第四手材料（如果以源文件為第一材料來源，《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已是第二手的材料了）。雖然大的判斷沒有出問題，但在細節(jié)上，因為沒有使用完整的早期材料，影響了研究的深度和豐富性。《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中所包括的所有材料，與這些學者的研究都密不可分�？梢哉f，如果不完整使用這套材料，對有些歷史現(xiàn)象的解釋是欠說服力的，比如當時國共兩面如何使用蘇聯(lián)的經(jīng)費，使用的清單和用途等等。這些學者的論文中，西文和港臺文獻的使用情況非常普遍，但也沒有見到他們直接使用過這套材料。

從胡喬木對楊天石中山艦事件研究的評價中可以推斷，他可能也沒有看到過這套材料。

　　三、關于《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

　　楊天石1988年發(fā)表《中山艦事件之謎》時，注釋中還沒有出現(xiàn)《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到了1992年在《歷史研究》雜志發(fā)表《中山艦事件之后》一文時才開始使用《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引證情況如下：

　　第23頁

　�、佟短K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卷首影印俄文原件及中譯件

　�、芩骨信酥Z夫報告：《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廣東事項類》第35-36頁

　　第24頁

　�、谒骨信酥Z夫報告：《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廣東事項類》第38頁

　�、邰堍茛尥�上書，第36-38頁

　�、撷嗤�上書，第40-41頁

　　第25頁

　�、芩骨信酥Z夫報告：《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廣東事項類》第36、38頁

　　我對比了本文收入《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時的注釋情況，頁碼相同。在本書的"引用文獻目錄"中的"圖書"一欄中注明："《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張國忱編，北京，線裝本，1927"

　　《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是楊天石主編的，本書也使用了《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注明："張國忱編 北京 1927年 線裝本"。

由此可見，楊天石使用的《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是"線裝本"。但關于《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的具體版本情況，卻沒有作過任何說明。

　　《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本身的版本情況是這樣的：

　　比較容易見到的是臺灣沈云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編第41輯，臺灣文海出版社，1988年影印出版。

　　兩函線裝本11冊，張國忱等編譯，1928年出版。

　　但在這兩個版本之外還有一個普通洋裝書，十六開本，共四冊。斯切潘諾夫第一個報告的起始頁碼是第二卷的"67頁"，第二個報告的起始頁碼是"74頁"。

　　《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是1927年4月6日北京軍警搜查駐京的蘇俄大使館后得到的文件，當時"俄館案中之證據(jù)文件，堆滿兩屋，清檢不易。其俄文部分，更需逐一翻譯，尤費手續(xù)，迭經(jīng)警廳公布，多只目錄清單。" 同時公布的主要是"軍事秘密之偵探"和"蘇俄在華所用經(jīng)費"兩項。在搜查這些文件時有些已經(jīng)燒毀，所以《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中有些文件是殘缺的。

　　當時這是一件非常有名的事件。顧維鈞曾回憶；
"1927年4月6日，我任總理和外交總長時，中國憲兵襲擊了蘇俄使館并沒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襲擊的命令是張作霖大帥下的，由安國軍憲兵在張作霖總司令部外事處的指揮下執(zhí)行的。"

　　北京警署后來把搜查到的主要文件，在很短的時間內翻譯成中文編成《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印行。書前有六篇序言，首篇為張學良所寫。這套材料不是作為圖書發(fā)行的，因為沒有注明出版單位�？赡苤皇亲鳛橐环N資料供相關機構使用。當時中國稍大一點的圖書館可能都曾得到過，特別是高等院校的圖書館。

　　了解這個史實后，簡單注明"線裝本"是不完整的。因為這樣的材料并不常見，所以從史源的角度觀察，應當對這個材料加以特別的說明。另外使用"線裝本"，使用時更應當注明卷數(shù)和冊數(shù)，因為"線裝本"的卷數(shù)和冊數(shù)編排，有它特殊的規(guī)律，如不詳加說明，旁人不好檢索。

　　就我所見到的材料判斷，國內最早使用《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的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25-1927）》一書�？梢钥隙ǖ卣f，本書編者所使用的材料與我所見到的是同一版本。因為在前述的兩個斯切潘諾夫的報告中，《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有一處把"李之龍"錯成了"李成龍"。后來的編者特別用腳注形式加以說明，可見使用的是同一版本資料。如果不是同一版本，不可能錯處也完全相同。另外，洋裝書的紙型不可能與"線裝本"同一。

　　1996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公布蔣介石檔案中的"中山艦事件"時曾指出 ："1988年及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員曾利用本專題檔案撰寫了《中山艦事件之謎》及《中山艦事件之后》等系列文章，發(fā)表后引起很大反響，同時也吸引海內外史學工作者對這些檔案產生極大關注。" 這兩篇文章的作者都是楊天石。

　　近年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界的主要學術成果是以檔案的解密為依賴的，這當然是最重的事。但因為歷史檔案的集中和大量解密，使許多歷史研究者著作中的智力因素開始下降。在許多著名的研究成果中，我們很少看到那種經(jīng)多年積累，而偶然得之的以小見大的學術研究。學者習慣于集中始用檔案和依賴直接材料解釋歷史現(xiàn)象，從學者到學生已很少注意從大量與本專業(yè)看似無關的雜書中獲取學術靈感和材料，最后使歷史研究中的趣味降到了很低的水準。在這方面，我個人以為還是要多向老輩學者學習。歷史研究中過分的簡單專業(yè)化和簡單科學化，會使歷史學成為一門索然無味的學科，這是非�？膳碌�。

　　關于中山艦事件的研究水準和成果評價，我們最后會發(fā)現(xiàn)，它實際上是沿著這樣一個線索發(fā)展的。先是陳公博《苦笑錄》在大陸的出版，接著是張國燾《我的回憶》的大量發(fā)行，再加上《包惠僧回憶錄》的問世。這三本回憶錄雖然各有各的傾向，但都為解釋一個歷史事件提供了角度。接下來是《蔣介石年譜初稿》和隨后的《蔣介石日記類鈔·黨政（一）》的公布。

但在所有材料中最重要的還是《蘇聯(lián)陰謀文證匯編》。沒有這個材料，就沒有后來對中山艦事件的新認識，這也就是為什么幾乎所有關于中山艦事件及相關的研究中，斯切潘諾夫的報告是引用率最高的一個基本文獻。可惜這套早已成型的資料匯編，很少有研究者對它來源及版本情況詳加說明。其實在前面提到過的那些回憶錄中，已有多處涉及這套資料。

　　陳公博在《苦笑錄》中說：

　　"恰好那時在上海的英國別發(fā)書莊出版了一本英文書，那是張作霖在北京圍抄俄國大使館，沒收許多共產黨的秘密文件，翻譯成英文發(fā)刊，作為反對國民革命軍的一種宣傳。里頭對于三月二十日之變以前的陰謀，一點也沒有記載，獨至在三月二十日之后，俄國顧問團在東山開秘密會議時，那討論和決議倒清清楚楚的有記錄。當時黃埔軍校的俄國顧問斯板諾夫在會議上報告三月二十的經(jīng)過，說事變之前，一點也不知，但他的意見以為為求國民革命完成起見，俄國仍應利用蔣介石。就是俄國使館給莫斯科的報告，也有同樣的獻議。

　　為了這事，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蔣先生。第一，說明我在武漢當時已面質過汪先生，汪先生極力否認此事，而且證以當日汪蔣相依為命的情形，汪雖至愚，也不至出此。第二，說明別發(fā)書莊有這些俄國秘件，如果汪先生和俄國顧問有謀害他的事，何至于一些痕跡也沒有，至三月二十日之后俄國顧問還主張要利用他。第三、我以為在汪蔣合作時期，立夫先生不應在市黨部作這種挑撥離間，和混淆視聽的演說，致黨又發(fā)生破裂。末后我更請他買這一本英文小冊子一看，因為宋美齡夫人是懂英文的。"

　　別發(fā)印書館是近代以來在華的著名印刷機構之一，1870年由英商別發(fā)洋行創(chuàng)辦，經(jīng)理施露。如果陳公博的記憶不錯，那么這套資料可能還有英文本流行。不過因為蔣介石自己對搜查俄使館持否定態(tài)度，不可能讓這樣的資料大量流傳。1927年4月8日，蔣介石對搜查俄使館事件曾有專門慰問電，其中說："茲敬以最誠懇之友誼，專電奉慰貴代大使暨全體館員。" 這是當時中國各政治勢力中唯一發(fā)給蘇俄使館的慰問電。

　　鄒魯在《回顧錄》中說：

　　"后來張學良在北京搜檢蘇聯(lián)大使館的時候，在文件中發(fā)現(xiàn)一個鮑羅廷的報告，其中說"汪兆銘有野心，無宗旨，可利用。"共產黨因此利用汪以除異己，來擴展勢力，而汪則借共產黨以滿足自己的野心。毋怪汪、鮑膠漆相投了。"

　　雖然記憶有誤，但提到的大使館秘密文件確是真實存在的。

　　陳立夫在《成敗之鑒》中也提到了這件事：

　　"那時俄國方面也不愿和蔣先生的關系惡化，后來在北平蘇俄大使館的文件中，發(fā)現(xiàn)當時俄顧問受莫斯科的責備，稱他們輕舉妄動。因為他們知道中國北伐成功對俄國只有好處，雖然我們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為基礎，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社會主義，相當接近，對反對帝國主義是站在同一戰(zhàn)線上的，當時可以互相獲益。"

　　因為不是常見的資料，所以這些重要人物在寫回憶錄時都沒有去查閱，但他們提到的事實，大體不錯，解釋雖有不同，但關于俄使館的秘密文件的基本事實是真實的。對這一基本材料的使用，涉及對前輩學術工作的尊重和評價問題，所以雖是小事，但應特別引起特別注意。

　　2004年5月20日于太原（世紀中國）

相關熱詞搜索：事件 檔案 研究 中山艦 謝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