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回廣州參加中山大學80周年校慶，所見所聞，大有感觸。好多問題，大家提出來了，希望我解答。我不是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但這些問題凸顯了中國大學目前面臨的困境，必須認真面對。先說說到底哪些是大家關心的問題。

　　第一，不斷有回來參加慶典的校友詢問校長，我們學校排行第幾？校長明知這種問法不科學，但也沒有辦法，只能盡量挑最好的排名來答復。大家知道，同一所大學，在不同的排名榜上，位置不一樣。不僅校長，各個院系的主任，都說排名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大學排名，如今成了各大學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甚至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也不例外。

　　第二，前些天報紙上說，英國的《泰晤士報》推出全球最佳大學排名，北大排名第十七，清華名落孫山。我的第一感覺是，有沒有搞錯，是不是周星馳版？因為，第一，北大沒那么好；
第二，清華沒那么差。北大清華，伯仲之間，如果強行拉開距離，那肯定這評判有問題。

　　第三，2001年，中大校方在校園里發(fā)起關于“中大精神”的討論，據(jù)說效果很好。大家希望聽聽我的意見，即，你怎么看待這場大討論？

　　第四，開完慶典會，我順便到一所師范院校演講，談大學精神。開放提問時，有學生希望我談談陳寅恪先生，如何評價他的思想自由、學術獨立主張。我問：你讀過陳寅恪的書沒有？回答是“沒有”。沒有讀過陳寅恪的書，也都喜歡談陳寅恪，這是我關注的一個問題。

　　第五，老同學見面聊天，有幸災樂禍的，也有憂心忡忡的，他們問我：為什么大學老出事？一會兒北大博士生錄取有爭議，一會兒北航招生大舞弊，一會兒南師大女生陪舞，一會兒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嫖娼。雖然大學畢業(yè)20多年了，但說起大學，他們都有一種青春想像，覺得大學里的教授們應該很純潔、很崇高的。怎么現(xiàn)在變得亂七八糟的，這讓他們很難接受。

　　好吧，就這些。這么多問題，你說該怎么回答？大學到底發(fā)生了什么變化，這是大家都關心的。下面我就試著略作解釋。當然，好些是說開去，不是直接針對這些提問。

　　一、關于大學排名

　　對于大學排名，我相信，很多大學都是又愛又恨。不同的排名，提供了自由解說的無限空間，你不妨各取所需；
但反過來，總有讓你感覺很尷尬的時候。目前中國的大學排名，主要有三類：一、民間的排名，比如廣東管理科學研究院武書連的排名；
二、教育部的排名，比如一個月前出臺的一級學科排名；
三、外國媒介，比如《泰晤士報》的排名。這其中最滑稽的，還屬《洛杉磯時報》的排名。

　　前不久，很多報紙都登了這么一則消息，說是美國人評出中國十所“最受尊敬的大學”和十位“最受尊敬的校長”。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學是清華、北大、浙大、復旦、南京大學等，第十名是西安翻譯學院。最受尊敬的大學校長呢，第一名是北大校長許智宏，第二名是西安翻譯學院校長丁祖詒。西安翻譯學院這幾年廣告做得很兇，而且經常制造大眾關注的話題。比如宣稱他們的學生如何“暢銷”，還沒畢業(yè)就被定購一空，而且月薪極高等。后來記者深入調查，沒那回事。現(xiàn)在這個排名，同樣使大家很驚訝。清華北大哪個排在前面，大家都能接受，復旦、浙大、南大也都是好大學，但西安翻譯學院怎么可能跟它們并列在一起？這實在讓人震驚。后來，經有心人核查，發(fā)現(xiàn)這個“中國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學”排名，是刊登在《洛杉磯時報》的廣告版上，負責排名的“美國50州高等教育聯(lián)盟”，不是美國的教育管理機構，而是一個美籍華人今年5月份剛在美國加州注冊的公司。報紙上，除了排名，還有西安翻譯學院的照片。在廣告欄里出現(xiàn)了某所學校的照片，大家紛紛追問，到底是誰花的錢？西安翻譯學院說他們沒花，是人家主動跑來送獲獎證書的；
但再一問，北大沒有收到這個證書，清華也不知道他們得獎了（《大學排行榜疑似付費廣告》，《北京晨報》2004年11月17日）。這個排名，我相信學術界、教育界都不會當真；
可問題在于，此舉的廣告效果極好，起碼吸引了眾多眼球，引起大家的普遍關注。對于平民百姓來說，排名這東西，信也不行，不信也不行。不要說局外人，就連我們這些在大學里教書的人，也都看不懂。形形式式的大學排名，猶如萬花筒，稍一晃動，馬上變出新的花樣，是很有娛樂性；
可看著大學也像商品一樣被炒賣，心里很難受。

　　你問我大學排行榜好不好，這取決于評價標準的設計，取決于獲得數(shù)據(jù)的方式，也取決于具體操作時是否嚴謹。教育部做一級學科排名，要求各大學填表，算是最認真的了，可也頗多非議。我開玩笑說，以后大學里應開設一“填表”專業(yè)，教導大家如何“恰到好處”地公布各種相關數(shù)據(jù)。排名根據(jù)各大學填報的表格，可誰來核實這些數(shù)據(jù)呢？這么說來，填表的技術很關鍵。當然，表格的設計更關鍵。比如，科研經費和學術聲譽，二者各自所占比例的大小。注重前者還是注重后者，決定了北大、清華哪個在前。按國內的大排名（即不考慮理工院校和綜合大學的區(qū)別），清華在北大之上；
但如果在外國，北大在清華之上。這其實是評價標準設計的問題。如果像上回公布的那樣，北大文科所占分數(shù)，只等于清華理科所占分數(shù)的四分之一，這就必然出現(xiàn)工科院校排名普遍在綜合大學之上的情況。照這樣算，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中國科技大、華中科技大等，排名都在很多很好的綜合大學之前。這有兩個原因，第一，硬件指標，即國家撥給或企業(yè)資助的經費；
其次，院士數(shù)目，文科沒有院士，而“著名學者”又不是可以準確把握的概念。綜合大學里的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你可能人才濟濟，但無法量化為“有效指標”，再加上科研經費少，難怪不能跟理工科院校比。

　　在大學評價指標里，還有一項是學術聲譽。所謂的學術聲譽，也就是學界以及社會對于這所大學的認可程度。不靠統(tǒng)計，憑印象、憑直覺、憑口碑來下判斷。相對來說，外國人更看重學術聲譽，而中國人呢，更相信那些看得見摸得著、可以堂而皇之拿出來的數(shù)字。于是，差異出現(xiàn)了。那個讓北大人歡欣鼓舞的《泰晤士報》大學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十七；
在我看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據(jù)說，這次排名主要依據(jù)五項指標：第一，國際教師比例，第二，國際學生比例，第三，教師與學生比例，第四教師科研成果的引用——這四個指標，北大都很一般；
但第五項指標——學術聲譽，北大居然高達322分，單項全世界排名第10，一下子提升了北大的排名（《〈泰晤士報〉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躋身全球前20名》，《中華讀書�！�2004年11月10日））。在我看來，這個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國在變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國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務中發(fā)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學者們在關注中國的同時，也在關注中國的高等教育。這就有意無意地提高了中國大學的學術聲譽。非要一個中國代表入圍不可，那就上北大吧。中國的重要性，以及大學發(fā)展和國家命運緊密相聯(lián)這一設想，使大家認定北大非常重要。北大在現(xiàn)當代中國的政治史上，曾發(fā)揮很大作用，這一點，給各國學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排名時大大加分�？梢赃@么說，現(xiàn)在的中國大學排名，外國人做的偏“虛”，中國人做的偏“實”；
太虛太實，在我看來，都不太可靠。按照目前中國的趨勢，大學排名越來越傾向于避虛就實，也就是強調“數(shù)字”而忽略“影響”。所以，我才需要努力為玄虛的、可以感知但無法量化的“社會聲譽”辯護。

　　常聽人互相吹噓，說我們學校、我們院系如何了不得，說的基本上不是建筑，也不是儀器，而是著名人物，或者說“名教授”。這個思路，其實是回到了七十年前梅貽琦就任清華大學校長時講的一段話：“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xiàn)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我們的智識，故有賴于教授的教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yǎng)，亦全賴有教授的inspiration�！保ā毒吐氀菡f》）名教授對于一所大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個思想，凝聚為一句通俗易懂的格言：大學的關鍵不在“大樓”，而在“大師”。這段名言，現(xiàn)在常被喜歡談論教育的朋友引用，影響極大。

　　其實，在此之前20年，即1912年，馬相伯在嚴復辭職后，短暫代理了北京大學校長，在他的就任演說中，也有類似的比喻，只是著眼點不一樣，針對的是大學生：“諸君皆系大學生，然所謂大學者，非校舍之大之謂，非學生年齡之大之謂，亦非教員薪水之大之謂，系道德高尚，學問淵深之謂也�！边@段話，刊載在《申報》1912年10月29日，題目是《代理大學校長就任之演說》，北大出版社2000年刊行的《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有收錄，可以參閱。這里強調大學之“大”，不在于校舍，也就是梅貽琦說的不在大樓，而在于師生的學問境界。對于大學來說，“人”是最重要的；
這里所說的“人”，包括校長、教授，也包括學生。因此，我對于目前大學排名的過分重“物”而輕“人”，很不以為然。

　　二、關于大學精神

　　我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中國的大學，“大師”難得一見，“大樓”卻都很輝煌，這都是托校慶的福。大學不是不要大樓，而是更需要大師——這樣解讀，才不至于將真經念歪。自1998年北大成功舉辦百年慶典以來，各大學的校長們，都懂得利用校慶的機會，好好地樹立自己學校的形象，同時獲得諸多實際利益，包括“大樓”。借助校慶的宣傳，使得學校大名遠揚，這很重要。向內，凝聚學生和老師們的共識；
向外，擴大聲譽，讓校友們感到驕傲，也讓外界了解這所大學。這是校慶最最重要的工作，古今中外，蓋莫例外。

　　回到關于大學精神的話題。那天我到廣州，剛下飛機，就被拉去參加廣東電視臺的“前沿對話”，那是專門為中山大學校慶做的節(jié)目，作為校友，我不能不盡力。事先沒溝通，突然被問及對于2000年中大校園里開展“中大精神”大討論的看法，真的很狼狽。我知道有這么一場討論，也見過那本《凝集中大精神——“中大精神與校園文化建設”大討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可說實話，當時只是翻翻而已，并沒認真對待。稍微遲疑了片刻，我做了如下答復：

　　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也在討論“北大精神”，我不太贊成這樣的提法。所有的精神都在建構中，沒有不變的精神，想用一句話來概括一所大學的精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國外著名的學府，哈佛和耶魯?shù)榷加行Ｓ�，但都不曾有什么“哈佛精神”、“耶魯精神”。為什么中國人就喜歡這樣概括？我想，是因為大家都想用一句話，一個口號來記住中大、北大。我可以理解這樣的愿望。

　　這種討論可以進行，準不準確、能不能概括，都無所謂，關鍵在于它可以凝聚人心，暢想未來。因此，與其爭辯什么是“中大精神”，不如直面中大目前的現(xiàn)狀，懷著虔誠、期待的心情參與到新的學術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中，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場“南北學者對話”，被在場的記者記錄整理，刊載于2004年11月12日的《南方日報》上（參見《南北學者康樂園里共話“中大精神”，中大最可貴在“中”不在“大”》）。我下面要說的大概意思沒變，只是略做發(fā)揮。

　　第一，我不太相信能夠用一句話來概括十幾萬人近百年的努力，除非你說的是“愛國”、“民主”、“科學”那樣的大話�？扇绻�上升到這個層面，各大學之間又有什么區(qū)別？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對這所大學的歷史及傳統(tǒng)有所闡釋，引起某些權威人士的不滿，于是，校長語重心長地告誡我：講北大，還是要講愛國。我的答復是：這話說了等于沒說，難道其他大學的師生就不愛國？這樣來談論某某大學精神，很危險，容易簡單化，而且上綱上線。

　　不管是“北大精神”，還是“中大精神”，如果真的需要提煉，也應盡量避免“定于一尊”的思路。不妨各說各的，百花齊放。因為，用一句話來概括幾萬乃至十幾萬師生幾十年上百年的努力，只能高度抽象，那樣，弄不好就成了另一種校訓。大家知道，“校訓”是主事者對于未來的期待，不是歷史總結。半年前，互聯(lián)網上曾流行各大學的校訓，我仔細看了，覺得大同小異，文字表達不同，但意思都差不多。很多大學校長及校史專家，都特別愛提校訓，似乎這東西真的就像魔咒，有旋轉乾坤之力。在我看來，校訓沒那么重要，它只是表達了一種愿望而已。就像口號，喊得多了，大家記憶很牢靠。至于是否真的在現(xiàn)實生活中發(fā)揮作用，只有天知道。百年校慶期間，我們講了很多“北大精神”，事后，外國留學生問我，是不是中國高等教育比較落后，大學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占據(jù)了特別重要的位置，大家自我感覺太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才會以一所大學來命名某種精神。想想不無道理，當每個大學都在努力發(fā)掘并積極提倡自己的“大學精神”時，確實是有點夸張。而且，很容易變成一種變相的政治口號。

　　第二，我不相信有凝定不變的大學精神。如果說真有“北大精神”、“中大精神”的話，那也是經由一代代師生的努力，而逐漸積累起來的。只要大學存在，她就永遠只能是一個未完成時——有大致的發(fā)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磚加瓦；
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對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說大學傳統(tǒng)，她比大學精神更實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說傳統(tǒng)，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過程中的，是沒有定型的，還在不斷發(fā)展。

　　第三，雖然不相信一句話就能說清楚的“大學精神”，但我還是很欣賞關于“大學精神”的討論。在我看來，這既是在總結歷史，更是在暢想未來，是一件“可愛”但“不可信”的工作。說“可愛”，是因為此舉可以凝聚人心，珍視傳統(tǒng)，發(fā)奮圖強；
說“不可信”，是因為此舉更多地是表達一種愿望，不能作為一個歷史學命題來認真對待。

　　也正因此，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試圖將關于“北大精神”的討論，轉化為“北大故事”的講述。表面上境界不高，其實大有深意在焉。下面我就來談談為什么要這樣處理。

　　三、關于大學故事

　　講述大學故事，可以有高低、雅俗之分。1993年，我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的時候，翻閱了好些東京大學百年校史資料，也讀了其他各國大學校慶的出版物，對此很感興趣。幾年前，我的《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出版，因其中談及我對校慶出版物的興趣，不斷有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給我寄此類東西；
上海有位朋友，還專門幫我收集世界各國大學的校慶紀念郵票。這當然是后話了。

　　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編了《北大舊事》（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寫了《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其共同特點是，將我所理解的北大傳統(tǒng)，或者說北大精神，借助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呈現(xiàn)出來。這種編撰策略，效果不錯，于是，江蘇文藝出版社緊接著組織了一套“老大學故事叢書”；
而遼海出版社的“中國著名學府逸事文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華學府隨筆”叢書，還有好多談論大學的叢書，也都是這個路數(shù)。這幾年，談論大學的書籍，紛紛從硬邦邦的論說與數(shù)字，轉向生氣淋漓的人物和故事，跟我的“開風氣”之作，不無關系。以致現(xiàn)在各大學編校慶讀物，都會格外關注“大師”的表彰，以及“大學故事”的講述。可以這么說，此舉起碼讓大家意識到，大學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一個知識共同體，一個由有血有肉、有學問有精神的人物組成的知識共同體。關于大學歷史的講述，不一定非板著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講得生動活潑。從“故事”入手來談論“大學”，既懷想先賢，又充滿生活情趣，很符合大眾的閱讀口味，一時間成為出版時尚�？蓵�一多，魚龍混雜，做濫了，也會討人嫌。

　　回過頭來，看看那些關于大學研究的著作，比如2001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漢譯世界高等教育名著叢書”，共十二種，除了約翰•亨利•紐曼的《大學的理想》稍微涉及人物，其他人講的，大都是大學該如何管理這樣的問題。就學校的組織及管理者來說，他們會覺得，我這個研究，雖然也有意思，但不算教育學。好在我也不想擠進教育學家的行列，我講的是人文，涉及文學、史學、教育等。換句話說，我理想中的教育，不是專業(yè)化的、只能由教育學家說了算的“小教育”，而是所有知識者都必須面對的、也都有權利插嘴的“大教育”。我希望做人文研究的，還有做其他專業(yè)研究的學者，都來關心教育問題，介入到當代中國的教育改革里面來。這兩年，也有不少教育學教授認可了我的研究，說我的文章寫得有趣，不像他們談教育管理、教育經濟的那樣堅硬。不僅僅是文章有趣，希望有一天教育學家也能同意：“大學故事”同樣可以成為大學史乃至教育學研究的課題。

　　我這樣提問，希望你們不會覺得突兀：在大學里，誰最關心、而且最能影響大學傳統(tǒng)的建構以及大學精神的傳遞？是管理者，還是大學生？我認為是后者。如果承認學生們在承傳大學精神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話，你就能體會到我所講的大學故事的重要性�，F(xiàn)在很多大學都建立了校史館（室），校方有意識地建構歷史、表彰自己的光榮傳統(tǒng)。但真正的校史教育，不是靠校長、院長、系主任來講的；
真正承當如此重任的，是學生宿舍里熄燈后的神聊。這種頗具學術色彩的聊天，沒人強制，純屬自發(fā)，帶有自娛性質，但褒貶之間，大有講究。在我看來，所謂的大學精神、大學傳統(tǒng)，很大程度上是靠這種“神聊”而得以延續(xù)的。任何一所大學，都有屬于他們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在流傳過程中，被賦予了很多感情色彩。大學四年，即便沒有專門的校史教育，單是這些口耳相傳的故事，也能讓你對這所學校有所了解，有所認同。假如你在首師大、華師大或北京大學念了四年書，還沒聽到過此類有趣的故事，要不是學校太刻板，要不是你讀書太不靈活。

　　這些校園里廣泛流傳的故事，比那些確鑿無疑的口號、校訓更實在，也更有用。它經過一代代教師學生的選擇、淘洗以及再創(chuàng)造，必定有其存在的道理。說“再創(chuàng)造”，那是因為，大學的故事，日夜都在生長，都在起伏與變形。我在北京大學教了20年書，經常有學生問，老師，聽說你有什么什么事情，是真的嗎？我說我不知道，你講給我聽聽。不能說毫無蹤影，但想象發(fā)揮的成分很大。如今，我們也成了學生編造故事的對象。我相信，這些故事，日后有少數(shù)傳下去，絕大部分則很快被遺忘。其實，常被提及的關于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黃侃等人的故事，也都是這樣產生并傳播開去的。人的“記憶”并不簡單，有很大的選擇性，我們只記得我們愿意記得的。我做校史研究時，發(fā)現(xiàn)了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所有校園里廣泛傳播的故事，都有影子，但都不太真實。如果沒有影子，胡亂編，傳不下去；
編一個跟這人性格完全相反的故事，更傳不下去。別小看“口耳相傳”，就像民間文學一樣，它也有一套自我保護以及甄別真?zhèn)蔚募记�。傳得下去的故事，往往是跟我們所認定的這所大學的傳統(tǒng)比較吻合，也跟這個人物的性情比較接近�；蛟S形不似，但神似。所以，每當人家要我講什么是“北大精神”時，我總是掉轉話頭，給他們講幾個北大的故事。聽完故事，學生明白了。明白什么？明白老師心目中的北京大學是怎么一回事。

　　常有人要我舉一個例子，最能體現(xiàn)北大特點的，那種情況下，我通常舉蔡元培。今天我們紀念蔡元培的時候，會強調他執(zhí)掌北大十年的各種貢獻，比如扶持新文化運動，還有他在北大組織進德會等。除此之外，我特別關注他的一個觀念：“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所謂兼容并包，就是對不同學術思想、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同時包容。關于這個問題，大家可能記得辜鴻銘的故事，還有林紓的故事。雖然“逸事”與“正史”之間，有不小的縫隙（參見《老北大的故事》28—36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但大致的精神沒錯。另外，他請沒上過大學的梁漱溟到北大來教書，也是大家樂于傳誦的。這些事情，體現(xiàn)了一個大學校長“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這也是大學之所以為“大”的原故。一定要說北大和其他大學有什么區(qū)別，那就是包容性比較大，包括對各種各樣“主義”的提倡。今天我們提到新文化運動，往往只強調“新”的一面，尤其突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其實，當時各種各樣的學術思潮、政治思潮同時在北大出現(xiàn)，任由學生自主選擇。大學不同于中學，就在于它提供了多種選擇的可能性；
通過自由競爭，有一些被淘汰，有一些留下來，就在這選擇的過程中，學生成長了。盡可能讓學生們接觸各種各樣的思想學說，這是大學的任務。像這種“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故事，在北大很多，而在蔡元培校長身上體現(xiàn)得尤為突出。所以，我認為圍繞蔡元培先生的一系列故事，最能體現(xiàn)所謂的“北大精神”。

　　現(xiàn)編的故事也好，流傳久遠的傳說也好，學生們聽了，明白其中的奧秘，這就行了。有趣，耐讀，讓人浮想聯(lián)翩，雖然不能完全證實，但這樣的故事和傳說，對于一所大學來說，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很重要的文化財產。當然，講述大學故事，必須經得起聽眾的考驗，不能做成純粹的廣告。在這一點上，我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所有的大學都能編出有趣而且傳神的故事。對于大學而言，積累資產，積累大樓，積累圖書，同時也積累故事。對于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來說，“積累故事”其實很重要。因為，這是一代代學生記憶里最難忘懷的。幾十年后，諸位重新聚會，記得的，很可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瑣事，以及校園里有趣的人物，而不是老師們講授的具體課程。在《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魯迅回憶當年在東京聽章太炎講學：所講的《說文解字》，一句也記不得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我想，關于大學、關于大學生活，日后大家記住的，很可能都是你們喜歡的故事，以及你們熱愛的教授的音容笑貌，而不是具體的課程知識。

　　各種有關大學的書籍，都會涉及到大學史上的著名人物；
但有一點，我說的這種“音容笑貌”，這些有趣的故事，大都屬于已經去世的，或早已退休的。我們這一代學者，有沒有故事值得你們傳頌，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嚴峻的考驗。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我曾大發(fā)感慨：我們這代人，因為自身的努力，也因為時代的關系，可能留下一些比較精彩的專業(yè)著作；
但能不能像我們的長輩那樣，同時也給大家留下一批美麗的傳說，以及有趣的故事，這一點我沒把握。當年我進北大，在未名湖邊散步，人家給我指點：這是朱光潛，那是王力，這是吳組緗，那是王瑤。不好意思跟他們閑聊天，只是湊上去，點點頭，表示敬意，然后很知趣地走開。雖然接觸不是很多，但未名湖邊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更何況校園里流傳著很多關于他們的故事傳說，我們覺得，跟他們離得很近。請記得，我們進入大學，既讀書，也讀人，讀那些我們心存敬畏與景仰的師長。再過幾十年，未名湖邊還有沒有這樣動人的故事在流傳？再過幾十年，今天這些頂著各種“偉大”頭銜的教授們，能否給學生們留下一些值得永遠追懷的故事？如果沒有，那就是現(xiàn)在的教育者未能盡到責任。

　　談論大學故事，我在很大程度上關注的是人。下面，就讓我們轉入大學教授的話題。

　　四、關于大學教授

　　大學校園里的故事，大多屬于教授們。因為，學生日后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在讀期間，很難有十分出色的表現(xiàn)，除非是在政治變革或者大動蕩的年代。比如說，1919年的五月四日那一天，北大學生傅斯年充當游行總指揮，帶著學生們從天安門一直向東走過去，最后演變成為火燒趙家樓。還有文革期間的學生領袖，也都很出風頭。只有在這種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中，學生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發(fā)揮，也才可能有故事流傳下來。除此之外，大學校園里廣泛流傳的故事，大多屬于教授們。

　　接下來的問題是，哪些大學教授常被追憶？哪些大學教授盛產傳說與故事？在我的印象里，最容易被傳頌的，是人文學科的教授。本來，現(xiàn)代大學和古典書院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然科學知識；
現(xiàn)在學校評比、算硬件的時候，也是理工科的教授最重要�？梢坏┺D化評價體系，不從量化的角度，而從故事的角度著眼，文科教授自然占主導地位。有一位理科教授很謙虛，說文科教授講國學，影響大，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別人無法比；
而我們理科的水平，跟世界一流比，還有一段距離，所以不太被記憶。我認為不是這個原因，而是因為，文科教授的工作比較容易被大眾理解。你做文學、史學，比起那些做高能物理或分子化學的教授，更容易被大眾接受，所以社會知名度高。但知名度高的教授，在科學研究方面，不一定成績就大。也許，真正對社會貢獻大的，是那些知名度不太高的理工科教授。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理科學生對他們的導師可能也很崇拜，但他們不會寫，或不愿意寫。而文科的學生擅長舞文弄墨，他們畢業(yè)后分散到五湖四海，談到校園生活時，肯定會涉及到自己的老師。所以，大學文科教授，很容易成為大學生追憶的對象。第三，所有的追憶文章，關注的都是教授的性格才情，而不是具體學問。這也是性情比較灑脫的文科教授，容易被大家理解并傳誦的緣故。就像剛才說的，沒有讀過陳寅恪的書，照樣可以欣賞、崇拜陳先生，根據(jù)什么？根據(jù)的是關于陳先生的故事。比如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比很多討論陳寅恪史學思想的著作要容易接受，影響也大得多。很多人正是因為這本書，理解、親近、景仰、崇拜陳寅恪先生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同樣，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編撰的《北大舊事》、《老北大的故事》等，影響也很大，這讓那些校史專家很不高興。因為，他們認為我的說法不全面，只關注有趣的人物，而忽略了很多同樣成果卓著的好學者。

　　沒錯，被記憶的，不一定就是學校里最優(yōu)秀的教授。換句話說，當我們在傳誦某教授的故事時，其實是有選擇的，這跟我們對這所大學的“性格”的理解有關系。我選擇了某一類型的傳說與故事，代表著我欣賞這所大學的某一側面。這種言說策略，確實跟校史專家不一樣。換句話說，喜歡傳播大學故事的人，其實心里有自己的喜怒哀樂，也有自己的愛憎，借選擇故事表達自己心目中的大學精神。傳什么，不傳什么，大有講究。所以，現(xiàn)在流傳廣泛的北大傳說、北大故事，過濾了很多原本存在但不被大家欣賞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大學故事不是大學的真實歷史，更像是我們希望這所大學成為的那個樣子。北大、清華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下面我舉一兩個大家比較生疏的例子。

　　前年秋冬，我在臺灣大學講學，最讓我感動的，是這么兩個教授的故事，一個是傅斯年，一個是臺靜農。傅斯年以前在北大讀預科和本科，1919年畢業(yè)后赴歐留學，1927年歸國，以后長期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1945年代理北大校長。國民黨潰敗到臺灣，他當了兩年臺灣大學的校長。為了意識形態(tài)需要，國民黨政府整肅教育，傅斯年以他當時的地位努力抵抗，大聲疾呼，保持學術的獨立。1950年12月，他在參加臺灣省參議會，跟人爭論大學獨立，拒斥政府對大學的改造時，說到激動處，腦溢血當場去世了。臺大校園里，常常被人提及的大學校長，就是傅斯年。臺大校園里，有紀念傅斯年的傅園，在主校區(qū)辦公樓前還建了一個懸掛傅鐘的亭子。這是臺大學生政治性集會的地方，也是其爭取民主的象征�，F(xiàn)在臺灣的狀態(tài)很不樂觀，但年輕的學生說起他們的老校長，依然會很激動。

　　傅斯年以外，我想談談臺靜農。早年跟魯迅有較多交往的臺靜農，后來到了臺灣，成為著名的雜文家和書法家。臺先生在臺大中文系教了幾十年書，影響很大。讓我感慨不已的是，多少年過去了，真的是斗換星移，可臺大學生仍還記得他。最近，學生們在他們自己的網頁上貼了一篇文章，那是林文月先生的《溫州街到溫州街》。林文月是個很有韻味的女學者、女作家，有才情，又會喝酒，她翻譯了《源氏物語》，也寫散文，研究也做得不錯。她是臺先生的弟子，后來也在臺大中文系教書。這篇《溫州街到溫州街》，說的是臺大的先生們原來都住在溫州街，后來中間開了條大馬路，把溫州街切成了兩半。一邊住的是鄭騫鄭先生，另一邊住的是臺先生。這兩位老先生，八十多歲了，互相記掛。鄭先生出了一本詩集，請臺先生題簽，那一天，他要把詩集親自送到馬路對面的臺先生那里去，于是請林文月開車。兩位老人見了面，說了幾句話，互相恭敬地點點頭，就走了。不久，臺先生就去世了，于是鄭先生前去祭靈，寫了一副挽聯(lián)：“六十年來文酒深交?t影今為后死者，八千里外山川故國傷懷同是不歸人�！迸_大的學生至今仍樂于傳說這兩位先生的高情厚誼，這也是他們接受林文月文章的原因。事情已經過去20多年了，連林文月先生也都退休了，但今天剛入學的大學生，還會找出這篇文章來讀，這點讓我很感動。兩個臺大老教授的剪影，很傳神。這樣的故事，我以為，不會因為意識形態(tài)的流轉而被人忘記。通過這些小故事，了解他們的長輩，也接觸了這個大學的傳統(tǒng)。在我看來，大學校園里，值得永遠追憶的，不只是抽象的精神，更包括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物。

　　1940年代，梅貽琦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大學一解》，其中有這么一段話：“古者學子從師受業(yè)，謂之從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間嘗思之，游之時義大矣哉。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之關系，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系耳，去從游之義不綦遠哉！”大學就像大海，老師和學生都是水里的魚，小魚跟著大魚游，游著游著，也就變成了大魚。正是在從游的過程中，學生們通過借鑒，理解，模仿，而最終成才。但現(xiàn)在的師生關系，更像是教授們在表演，學生們在觀看演出。時間到了，學費付了，通過考試，獲得一張文憑，就這樣，完了。老師和學生之間，只是一個販賣知識與購買知識的關系。這，去古人“從游”之義遠矣。

　　剛才說了，老同學見面，不斷有人追問我，現(xiàn)在大學怎么回事，為什么老出事，而且清一色都是丑聞？他甚至說：“看來，素質教育要從大學教授抓起�！蔽沂沁@樣辯解的：因為大家心目中，大學教授比較清高，一出事，很有新聞價值；
如果是官員出事，見怪不怪，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了。正因為人們心目中大學教授的地位還是比較高，聽到各種丑聞，才會拍案而起。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怎么衡量和評判大學教授的道德修養(yǎng)？這里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最高標準，一個是最低標準。在我看來，以前的最高標準太高，現(xiàn)在的最低標準太低。傳統(tǒng)中國，對“師”的表述，接近于圣人，那樣的標準太高了。大學教授們扛不起那么重的牌子，于是，皮袍下的馬腳，很容易就暴露出來了。現(xiàn)在，又有了非常通達的說法：“大學教授也是人嘛�！毖韵轮�意，出丑也沒什么，很正常。這個標準似乎又太低了，就好像一句“領導也是人”，讓一大批有劣跡的官員心安理得一樣。這個說法，表面上是理解人生的艱難，實則大大降低了道德標準。記得我20年前剛到北京讀書，前門一帶有家商店發(fā)生口角，售貨員打了顧客。受到輿論批評后，那商店為表示改邪歸正的決心，在門口貼了一張標語：“堅決不打罵顧客！”我當時的感覺是哭笑不得，可人家很真誠，而且說的是大實話。就像今天的大學教授，如果降到高呼口號：“堅決不剽竊”，那也未免太可憐了。

　　30年前，我在粵東山村插隊，當民辦教師。有一次到公社開會，書記這樣鼓勵我們：“好好干，做好了，提拔你來鎮(zhèn)上當售貨員。”1993年，為了到瑞典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我寫過一篇《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現(xiàn)收入《當代中國人文觀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其中提到，當年北京市出租車司機的收入約為大學教師的八到十倍。每次出門乘車，總有司機問我收入，然后充滿同情地說：國家對不起你們��！我在講臺上暢談五四時期眾多同情人力車夫的詩文，實在有點哭笑不得�，F(xiàn)在，“腦體倒掛”的現(xiàn)象，基本上解決了。比起勞工階層，大學教師不好意思再哭窮了。但又有新的問題出現(xiàn)。

　　每年新生入學，我都得代表文學專業(yè)的教師，前去講話。那一年，記得是在昌平園區(qū)，有新生提問：老師，你那么聰明，難道沒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一輩子教書？我當時急了，慷慨陳辭大半天，博得一陣陣掌聲。事后那學生找我，說他原本考經濟系，是第二志愿進的中文系，父母擔心他將來畢業(yè)沒出路，只能去當老師。他自己也有顧慮，才這么問；
沒想到我對教師這職業(yè)還這么看重。不是學生的問題，在中國這樣“官本位”的社會里，沒弄個師長旅長當當，很不過癮。在北大舉行的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主持人再三追問：你難道除了教授，再沒有別的頭銜？我明白他的好心，希望加強聽眾對我的印象�？晌疫�是堅定不移：就是中文系教授。在很多人看來，都這么大年紀了，沒有校長，起碼也得是個系主任，要不就是學會的會長什么的，什么都沒有，那多難堪。

　　這里牽涉中國人對待學術的態(tài)度。2004年11月21日的《文匯報》上，報道英國《自然》雜志再推中文版增刊《中國之聲Ⅱ：與時俱進》，同時選載了若干文章，其中有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的《“官本位”助長學術腐敗》。陳文批評將科研機構負責人等同于官員的做法，使得有些人削尖腦袋往上爬；
另一方面，行政主導色彩太濃，使得我們無法聘請外籍科學家來當研究機構領導。我看問題比這還嚴重，因為整個中國社會的價值觀，惟官是尊、惟官是榮；
純粹的學問，沒有多少人看好。學者也不例外，工作稍有成績，就渴望獲得某種頭銜，虛實且不管。而上級主管部門，往往也把“封官”“定級”作為一種特殊獎勵。好學者本就十分難得，如何經得起這般“栽培”與“提拔”？ 兩個多月前，我曾應邀到耶魯大學做學術演講，那里的朋友告訴我，校方本想要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當副校長，但被他謝絕了。大家都說他很聰明。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潛心著述，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要是在中國，我不知道有多少學者能抵擋得住這樣“致命的誘惑”。

　　先是金錢的壓力，后是名位的誘惑，對于大學教授來說，過了這兩關，才能談論什么獨立與自尊。

　　五、關于師道尊嚴

　　關于大學教授的道德水準，包括社會上對大學教授的基本要求，以及教授的自我約束等，必須回到是否“尊師重道”上來。為師的不自尊，不自重，不自愛，如何了得？可這是個社會問題，而且非一日之功。關于這個問題，我想講幾個小故事。

　　1901年，因政見不同，章太炎給他的老師俞樾寫了篇《謝本師》。這里的“謝”，是拒絕、辭別的意思，不是感謝。后來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因意識形態(tài)關系，寫了《謝本師》。抗戰(zhàn)期間，周作人落水當了漢奸，他的學生又寫了《謝本師》。這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很有名的三篇《謝本師》，之所以有名，是因為這種做法，代表了現(xiàn)代中國教育的一個特點——尊重真理勝過尊重師長�！拔釔畚釒�，吾更愛真理”。這確實是現(xiàn)代中國的一個特點，很多人都表示激賞。但我想提供另外一個思路，即章太炎的另一個弟子魯迅，他是如何處理師生關系的。

　　根據(jù)許廣平回憶，晚年魯迅對章太炎其實很不以為然，因其提倡復古。但即使這樣，魯迅提到章太炎的時候，依然非常尊崇，總是稱“太炎先生”。而對章太炎晚年的行為，也能作出公允的評價——既有批評，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
當時也已經病重的魯迅，在10月6號和10月17號連續(xù)寫了兩篇文章《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兩天后，也就是10月1 9日，魯迅去世。這兩篇文章，都是對太炎先生曾經給予他的積極影響表示感激，對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義表示贊賞，雖然也對他晚年的一些行為表示不以為然。在私人通信里，魯迅說得更明白。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也提到這個問題。信里說：“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后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后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見，仍當執(zhí)禮甚恭（而太炎先生對于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tài)，和藹若朋友然），自以為師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老一輩看待師弟之間的關系，自有其尺度，如何拿捏，端看個人修養(yǎng)。鄧云鄉(xiāng)寫過一篇《知堂老人舊事》，很值得玩味。文章說，周作人抗戰(zhàn)中當了漢奸，很不光彩，可當年的一些“上過偽學校當過偽學生的”，對師長落井下石，為鄧先生所不恥。所謂抗戰(zhàn)中的“偽學生”，是個很難談的問題。大家知道，抗戰(zhàn)時，北大南遷，留在北京的學生，不少人只能進入日本人掌控的偽北京大學。八年間，有不少學生在這所學校就讀，怎么看待這些學生？抗戰(zhàn)勝利后前來接管的傅斯年，說對于偽大學的偽學生，我們是不承認的。這話后來受到很多人的批評。因為，政府打不過人家，退守大后方，怎么能苛求這些無法背井離鄉(xiāng)的年輕人呢？諸位不知道，今天的科學家、政治家里面，有不少是當年淪陷區(qū)的“偽”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談北大校史，這一段至今仍然很忌諱。其實不只北大，很多著名大學都有這個“歷史遺留問題”，必須平心靜氣地對待。

　　回到鄧云鄉(xiāng)的文章。周作人當年因漢奸罪，被判刑，學生中有落井下石的，也有的不是這樣，比如大弟子俞平伯。周作人有四大弟子：冰心，俞平伯，廢名，江紹原。特別是俞平伯，抗戰(zhàn)中同樣留在北平，沒有撤出去。他們經常見面，但周作人從來沒有勸俞平伯到日本人控制的北京大學去講點課，雖然他們私人關系很好�？箲�(zhàn)結束后，周作人被抓進監(jiān)獄，這時候，俞平伯出面寫信給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講周作人的“學問文章與其平居之性情行止”，也講其落水后“對敵人屢有消極之支撐”，同時自責艱難時刻“不能出切直之諫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參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71—7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這封陳情信，是舊日弟子對于走了彎路的師長的關懷與理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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