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博士經(jīng)常在《南方周末》等大陸報刊發(fā)表針對孔子所謂“父母之邦”的文化時評，身在美國而“魂”系吾華邦的薛博士，大有孔子“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的味道（某引孔子原話恕不注明出處，常讀典籍者當知之）。但恕我直言，某對薛博士的文章向來心存厭惡，于薛博士也向有鄙夷與不屑之成見（有種哪家報刊發(fā)表我文時別刪去這話，這話也不觸犯法律且我文責完全自負）。

　　美國耶魯大學史學博士薛君寫其專業(yè)之外的非學術文章有一大特點，就是有“感”而發(fā)且“自說自話”；
缺點是，囫圇吞棗、不求甚解，抓住一個觀點作靶子，然后利用他居洋的觀感和史學專長（包括洋材料），雜文手法頻頻發(fā)難立“說”；
孰不知他所抨擊的那個靶子，其實往往是虛幻的靶子，一個自樹的虛幻的靶子。孔子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庇终f：“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翻6月9日《南方周末》，讀薛涌博士于人民大學紀寶成校長《重估國學的價值》一文的回應——《中國文化的邊界》，某又起疑：作為剛出洋沒幾年的華人史學博士，這薛君不僅對孔子所說的“墳墓所處、父母之國”沒有相應的文化意識與歷史感受而大有“文化世界主義”的味道（當然是美式“世界主義”），而且與紀校長辯論起傳統(tǒng)文化來又處處不講“有效邏輯”了（申明：某不是人民大學的學生也不是人民大學的教員，從來都不是）：

　�、� “筆者反對狹隘地界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反對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界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薄�—“反對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界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很好，誰都知道我們傳統(tǒng)文化中有印度佛教；
但紀校長講國學、人民大學辦國學就是“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界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這是什么邏輯？！

　�、� “其實在中國，有所謂國學派所界定的純粹的‘中國文化’嗎？就連國學這個詞本身，也像‘物理’、‘化學’等現(xiàn)代詞匯一樣，多從日本轉銷而來。”——紀校長或薛博士所謂的國學派界定的“中國文化”就是“純粹的中國文化”嗎？講“國學”就是反對一切因革損益而歷史逆向地“純粹自我”嗎？這是什么邏輯？！

　�、� “紀先生自己在討論國學和中華民族‘特有的品質與風貌’時，排列了儒家、法家、墨家，甚至兵家。佛教竟然沒有提及，更遑論蒙學、藏學、滿學了。似乎除了漢文化，其他民族對中華文明的貢獻都可以被排斥在外�！薄�—沒有提及佛教，也未縱論蒙、藏、滿三學，就是除了漢文化“其他民族對中華文明的貢獻都可以被排斥在外”，這是什么邏輯？！似乎沒有講到薛博士，大家就是反對薛博士；
似乎講了薛博士，大家就是支持薛博士——這是什么邏輯？！

　　孔子說“惡紫之奪朱也”，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對薛博士諸如此類似是而非、危言聳聽的推論，大家就可以知道什么叫“有效邏輯”和“非有效邏輯”了，按孔子“德之賊”的說法，這也可以算是捕風捉影、自樹論敵的“邏輯之賊”了。

　　薛博士在《中國文化的邊界》第二段說：“筆者無意反對振興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但是，筆者反對狹隘地界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反對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界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人大的國學院是一個具體的學術機構，其前途決定于操辦者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因此，如何理解中國文化的邊界，實在有討論一番的必要�！薄�—某仔細研讀了其全文，總算明白：薛博士為了爭取討論中國文化之邊界的“必要”，硬是認為紀校長、國學派等討論國學或辦國學是“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界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如果不是這樣，他何以自感有撰文來討論“中國文化的邊界”的必要呢？）。

　　然而，薛博士以“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界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來界定他的辯手尤其是辯手的立場，則不僅在界定前的推理過程上缺少“有效邏輯”（他的這一“指控”證據(jù)何在呢，得有證據(jù)嘛），而且他的這一界定是缺乏基本學術常識的。常識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歷史上從來都沒有“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進行延續(xù)和發(fā)展，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未來也絕不會“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進行延續(xù)和發(fā)展；
紀校長、國學派從來都沒有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進行延續(xù)和發(fā)展的文化，紀校長、國學派從來都沒有主張延續(xù)和發(fā)展中國傳統(tǒng)文化必須“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

　　事實恰恰和薛博士文章中暗含的“指控”相反，紀校長、國學派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或中國文化的延續(xù)和發(fā)展問題上，其主張恰如歷史上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多邊汲取和融合創(chuàng)造一樣，主張在充分傳承已有文化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多邊汲取和融合創(chuàng)造，不信自己再去看紀校長的文章或直接問校長（紀校長如果連這一基本常識都否定，豈能當堂堂一個大學的校長，也忒把人看扁了吧）�！�—所以，由此看來，薛博士在《中國文化的邊界》一文中煞費苦心的第一、二部分，無非把別人當傻瓜式地買弄了一通類似大學《日本通史》、《中國通史》的歷史常識。

　　至于“中國學者一直忽視周邊民族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把漢文化視為中國文明的主要動力；
把少數(shù)民族的成就，簡單地歸結為‘漢化’的結果”，這種結論一則模糊了思想學術型的“文化”與社會政治經(jīng)濟型的“文化”的區(qū)別（思想學術型的“文化”一直以來主要靠漢語來主導，這是歷史事實），二則連大陸中學歷史教材的見解都不如：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文明，是中國地區(qū)的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這就是大陸中學歷史教材的基本立場，也是中國政府一貫的立場，薛博士在大陸呆了那么久，難道這種基本常識都不具備嗎？

　　身為北大中文系學士和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的薛先生，不會連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都沒有認真讀過吧？如果讀過《史記》，我想薛博士不當在《中國文化的邊界》一文結束時下這樣棉里藏針的結論：“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來文化排斥在中國的文化之外是狹隘的，把對中華文明作出卓越貢獻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之外，也只能更加重我們這種文化封閉主義的心態(tài)�！弊x讀《史記》看看夏商周文明是怎么在東亞大陸發(fā)展的吧，尤其是看看秦漢時期中原是怎么來與西北（西域）、漠北（匈奴）、東北、西南開放與溝通的吧；
再看看漢魏時代的佛教東傳吧，再看看隋唐時期的上層生活吧……想想夏商周以來四五千年的中國歷史，東亞中國何曾把“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來文化排斥在中國的文化之外”？何曾“把對中華文明作出卓越貢獻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之外”——這叫閉著眼睛說瞎話！

　　在歷史上，東亞中國總體而言并沒有拒絕中原之外的文化與文明，更沒有拒絕西方傳入的文化與文明（古代最典型的就是佛教，現(xiàn)代就更舉不勝舉）；
而中國的文化與文明，中國的政治與經(jīng)濟，毫無疑問是東亞大陸地區(qū)眾多民族與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相對中原的周遍少數(shù)民族，歷史上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問鼎中原，給東亞大陸的中心地帶源源不斷地增進了活力；
東亞大陸的中心地帶，在輸出自己文明的同時也源源不斷地接受了周遍地帶的“反哺”——所以，文明是在交往和互動中產生與融合的，是在交往和互動中延續(xù)和發(fā)展的，無論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無論是東西方文明之間新的文明，概莫如此。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中國現(xiàn)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fā)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惫识�，歷史不能成為我們拒絕未來的“借口”，未來也不能成為我們拒絕歷史的“借口”，而正視歷史，才是我直面未來的一種健康方式，列寧所謂“忘記歷史，就等于背叛”。所以，紀校長或國學派絕沒有以談國學來拒絕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優(yōu)秀文化與文明的意思，而薛博士也勿以身居美國而自傲并執(zhí)意把他人所理解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越廚代庖地畫地為牢，然后利用一點歷史常識老調重彈地云其也包括其他非漢語民族的文化，云其也應在開放中延續(xù)與發(fā)展。

　　在全球化的情勢下，傳承和轉生自己的文化與文明并不忘汲取其他地區(qū)優(yōu)勢的文化與文明，是我們延續(xù)和發(fā)展中華文明的當務之急。1907年魯迅作《文化偏至論》曰：“此所為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于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保ò福哼@里的“復”是復活、激活的意思，非重復也）——我們并不以過去或歷史拒絕未來，但倘若在“世界之思潮”的名義一概拋棄“固有之血脈”，這就叫“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逭]”，這就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
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所以，某這里奉勸薛博士少一點美國式的自大，多一點“墳墓所處、父母之國”的情意，別在類似基本歷史常識或學術常識的結論以及該結論的論述中，頻頻暗含排斥“有效邏輯”的學術“指控”，并巴不得在“一個以人類的傳統(tǒng)為自己的傳統(tǒng)的時代，一個兼容并包的文藝復興的時代”不惜失去華夏歷史、華夏文明的主體性或主體意識——否則，寫天下史、世界史并不失華夏主體意識的第一史家太史公司馬遷，九泉之下亦當痛罵在美國大學販賣“中國史”混飯吃的史學博士薛涌先生“數(shù)典忘祖”矣。

　　最后，套兩個魯迅《熱風》的詞匯，薛博士作《中國文化的邊界》一文的目的，究竟想“指控”紀校長談國學、辦國學有排除外來文化的“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還是薛博士有“秀”他耶魯大學博士生水平的豐富史學知識的“個人的自大”呢？魯迅說：“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可惜我們是沾不到邊了，因為薛博士身在美國而為美國國民……

　　【附】就日本“國學”文化運動的要旨與意義與薛涌先生商榷

　　薛涌先生在《中國文化的邊界》（《南方周末》，2005/06/09）一文的第二部分討論日本近代“國學”文化運動時，其關于日本國學文化運動的要旨與意義的見解，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20世紀中國大陸的“國學”思潮固然來自于日本，且17、18世紀日本的“國學”思潮固然跟后來的日本軍國主義也有一些精神聯(lián)系，但近代日本的國學運動并非“是江戶時代日本一批文化人試圖從中國文化中獨立出來、塑造自己的民族認同的努力”——把日本明治維新前的國學思潮定位為“從中國文化中獨立出來”和“塑造自己的民族認同”，這是對日本思想家和日本文化史的“矮化”：近代日本的國學思潮不是為了中、日間非我即你的對立（獨立），也不是為了所謂導向國家認同的“民族認同”，而是為了確立“大和”為主體的文明史觀與日本國人在世界體系中的主體地位（意識）。說得干脆一點，套薛博士文中的概念，近代日本的國學思潮，就是要確立大和為世界文明之主體的“文化中心主義”；
如果這一點都沒明白，那薛博士也忒小雞肚腸而太小覷日本思想家、政治家的抱負了。

　　某這里要提醒史學博士薛助教，在思想文化上，日本完全復制了東亞大陸古代“中國”的精神與理路，那就是我們華夏先人的“天下”意識與以“夏”為中心的文明史觀與世界秩序觀（歐洲同樣有以他們?yōu)橹行牡奈拿魇酚^與世界秩序觀，去看洋人翻得最多最勤的《圣經(jīng)》吧）。薛博士不知明白否，近代日本對中國的交惡與戰(zhàn)爭，其實本質上是日本爭奪對整個東亞或泛東亞的主導權（日本的國策是先控制東亞再主導世界，欲與西洋主勢分庭抗禮），而根本不是小家氣的什么從中國“獨立出來”并塑造大和的“民族認同”——日本近代國學家以“漢魂”為映襯的“大和魂”之主張，其實是大和為中心、為主體的“世界魂”、“天下魂”，是要顛覆傳統(tǒng)的“漢魂”式世界文明史觀而建立以大和為中心、為主體的“和魂”式世界文明史觀，即要確立其大和的主體地位。

　　從十六世紀開始，日本政治家就積極謀求對整個東亞也就是當時“天下”的主導權（其實淵源很早，唐時日本就發(fā)動了對朝戰(zhàn)爭）。1590年，武力統(tǒng)一了日本列島的豐成秀吉甚至公然宣稱要“長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之風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億萬斯年”；
1592年，豐成秀吉在占領朝鮮京城后便叫囂遷都北京，由日本天皇來統(tǒng)治中國，并臣服大明周遍的十余藩屬國。到十九世紀明治維新的苦心經(jīng)營和殫精竭慮，日本終于強大起來并在1895的甲午戰(zhàn)爭中擊敗大陸的大清政權，扭轉了幾千年來由東亞大陸政權（中國）來主導泛東亞的歷史局面。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對華戰(zhàn)爭，日本幾乎控制了大半個中國和泛東亞，琉球、臺灣、東南亞以及西太平洋諸島也相繼落入了日本手中……很難想象，如果日本長期占領東亞大陸，日本的“天皇”是否會如歷史上其他邊緣政權入主中原一樣而成為東亞大陸的“天子”；
也很難想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沒有中國人前赴后繼的浴血抗戰(zhàn)和盟軍的出兵，落入日本手中的東亞大陸或整個泛東亞地區(qū)，現(xiàn)在將是何等的一種政治景象。

　　某常用《紅樓夢》第五回中晴雯的判詞來戲說日本的島國“宿命”：“霽月難逢，彩云易散；
心比天高，身為下賤，風流靈巧招人怨�！蹦骋渤８袊@，有多少人理解日本近代思想家的宏偉抱負與文化情感，也又有多少人理解日本近代政治人物、軍事人物推行日本戰(zhàn)爭國策時背后深刻、濃郁之“文明史觀”……孫中山先生是明白日本的，他在1924年11月28日于神戶高等女子學校所作的《大亞洲主義》的演講中說：“我們講大亞洲主義”，“就是為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為被壓迫的民族來打報不平的問題。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洲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后對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干城指示盾牌和城墻，原出《詩經(jīng)•兔罝》）——日本近代崛起與擴張的歷史，不幸被孫中山先生一語中的，以至今天尚且如此（日本至今未跳出西方霸道之鷹犬的角色，至今充當美國遏止中國的馬前卒）。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上半葉，日本打著“解放亞洲被壓迫民族”、“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建立王道樂土”等王道幌子，卻實際行使著“西方霸道的鷹犬”之角色，并在一次又一次的東亞戰(zhàn)爭中對華實施了比西洋侵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血腥和野蠻。所以，日本大和“文化中心主義”的文明史觀與世界秩序觀所導致的“大亞洲主義”，無疑走上了“霸道文化”的不歸路，并導致了既不為東亞大陸所接受也不為西洋歐美所容納的二難尷尬。（同樣，西洋的“世界主義”也在歷史的進程中演繹了許多血腥和殘酷的戰(zhàn)爭，以至于現(xiàn)在的世界政治經(jīng)濟秩序，都帶有16、17世紀所開始的歐洲殖民擴張的臍血；
至于依托基督圣教中對世界統(tǒng)一秩序的追求而發(fā)生的宗教化戰(zhàn)爭，在西洋的戰(zhàn)爭史上就更不用贅述了。）

　　二戰(zhàn)時日本有首軍歌叫《替天征討不義之徒》，“替天征討”之詞清楚地顯現(xiàn)了大和人以大和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觀。而近代日本以大和為中心、為主體的“世界魂”、“天下魂”，困境是日本口頭上的“東亞”或“亞洲”或“天下”，實質是西洋引渡過來的“民族”觀念中的“東亞”或“亞洲”或“天下”，也就是說近代日本把“東亞”或“亞洲”或“天下”裝在了它原本狹隘和微小的“大和民族”中，一種抱負和自身條件、能力不匹配的“大和天下主義”以及對進化論式的霸道規(guī)則的信仰，必然導致的是焦慮型的瘋狂擴張與血腥屠殺——日本這個單一型的民族國與狹小型的島國，不足以承擔“東亞主義”、“亞洲主義”、“世界主義”的歷史責任，此觀移民型的大陸式美國就可明鑒。

　　然而，近代日本雖然在國家發(fā)展上“目標—條件”二者存在一種實質性的“悖難”，并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走上了西方霸道的血腥戰(zhàn)爭，但作為近代日本崛起之先聲的“國學”思潮，其主旨卻是為了確立日本在東亞或亞洲或世界的地位，為了確立神道天皇史觀在世界文明史觀中的標尺性的地位。民初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陳獨秀說“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可見文化的覺悟或覺醒，是吾人最最后的覺悟與覺醒，或是最根本之覺悟與覺醒。故而，近代日本的國學思潮在建立本土的“文化主體意識”方面，自然有著功不可沒的歷史意義，而這也正是它們予我們在現(xiàn)代全球化浪潮中文化覺悟與文化覺醒的啟示。而這一啟示，顯然不是為了排外，而無非是為了確立自己的主體意識。薛文所及的日本國學思潮下“兼容并包，大力吸收以蘭學為代表的歐洲學術”之史實就為此做了有力的論證，薛還云“一些國學家，在介紹蘭學時不遺余力……因此，得益于國學運動，歐洲的學術文化迅速傳入日本”�？梢娭v“國學”并不是排外，而是為超越自己和他人然后再確立自己，一句話，確立“眾生”中的“我”的意識。

　　所以，日本本土化的國學文化也是融合了東亞大陸的中國文化和歐美的西洋文化的。薛博士有關日本“國學”思潮的論述，根本就推不出中國人一談國學就必然“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界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結論（他用的史料剛好與其結論自相矛盾），反而恰好印證了魯迅《文化偏至論》（1907）的嚴肅見解：“此所為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于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更何有于膚淺凡庸之事物哉？”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學院，Email:beijing111@yahoo.com

相關熱詞搜索：邏輯 意識 文化 林桂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