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經(jīng)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同意，清王朝下詔廢止綿延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作為晚清新政最重要的舉措之一，在一百年前，當這一決策出臺之時，保守派、國粹派與改革派、洋務派之間，滿清貴族和漢族讀書人之間，竟然沒有太大的分歧，沒有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當時的報刊（包括上海租界里的《申報》、《新聞報》及天津租界里的《大公報》在內(nèi)）也沒有進行過什么激烈的辯論。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科舉制廢除百年之后的今天，倒是有不少人為科舉制評功擺好，為科舉制鳴冤叫屈，有的人言下之意甚至恨不得立馬恢復科舉制，恢復狀元、進士、舉人、秀才的頭銜。

　　確實，隋朝的開科取士是個了不起的創(chuàng)舉，不僅在當時具有毋庸質(zhì)疑的積極意義，而且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來看也是如此，它至少有兩個不容忽視的好處：一是為選拔人才提供了一種相對公正的方法和程序，二是提供了一條可供普通人向上流動的途徑。從古到今，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避免不了考試，通過考試這個手段選拔人才，至今被全世界認同、效仿的英國文官考試制度最初就是受到中國科舉制的啟發(fā)，有西方學者認為這是中華文明的一大創(chuàng)造。我們現(xiàn)行的高考制度在內(nèi)容、方法、結(jié)果等方面可能都和科舉制有了很大的不同，但都屬于一種考試形式，仍然有一定的相似性，“高考狀元”之類的說法一直不絕于耳恐怕不是偶然的。和所有的考試一樣，科舉制自誕生之日起就不是最好的，但肯定不是最壞的，如同邱吉爾評價“民主”一樣，考試的實質(zhì)就是要防止最壞的。人類迄今為止還離不開各種各樣的考試，因為我們還沒有找到更適當?shù)男罗k法，畢竟每個人在試卷面前還有相對的平等。

　　什么是“最壞的”？首先就是按照血緣、特權、金錢選拔“人才”。在科舉制出現(xiàn)之前，以血緣、裙帶為基礎的門閥仕族盛極一時，人生下來，其社會地位就已注定。平民只有到了王朝衰落的末世，才有可能像陳勝、吳廣那樣質(zhì)疑“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從而揭竿而起，重新洗牌，成者王侯敗者寇，此外，幾乎找不到任何向上流動的社會通道，在如此幽暗的專制長夜里，科舉制的橫空出世，就給平民提供了一點點微弱的幻想和希望，哪怕這幻想和希望是多么微弱，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性卻實實在在地存在著。一介平民從此可以通過科舉之路改變自己的社會身份，實現(xiàn)從下層社會向上層社會的正常流動，在鐵板一塊的王朝當中輸入平民的血液，王朝也因此獲得了新的活力。雖然帝王推行科舉制有自己的動機，而且選拔人才的標準最終掌握在帝王的手里，有很大的隨意性，不僅標準比較隨意，而且可以“增科”恩賜，但在一個特別看重血緣的國度，一種重農(nóng)輕商的文化背景下，仕族和商賈、平民的確因此而獲得了平等競爭、進取的機會。這在古代中國無疑是一大進步。

　　多少像“范進中舉”之類的悲劇由此而來，多少“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的夢想也由此而來，從隋到清，王權專制秩序之所以能保持一千三百多年的相對穩(wěn)定，科舉制的盛行不衰是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一百年前慈禧太后下決心廢除科舉制，對于六年后清朝的崩潰確是有一定關系的。科舉廢除之后，千千萬萬懷抱讀書做官夢的舊式讀書人找不到出路，失去了通過科舉改變命運的機會，紛紛離心離德，其中一部分就投入了反清革命陣營。當然話又說回來，不廢除科舉制，清朝不也一樣要垮臺嗎，王朝的壽命總是有限的。

　　百年之后，我們不能過度地闡釋科舉制的正面意義，而忽視其曾經(jīng)的消極、負面影響，后者可能更為深刻，至少，在禁錮讀書人思想和加強皇權專制上，科舉制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特別當科舉制發(fā)展到后期，越來越乏善可陳。特別是在古代向近代轉(zhuǎn)型的過程中，仍然死抱住僵化、泥古的四書五經(jīng)不放，耿耿于繩頭小楷、八股文章的科舉制就露出了它的軟肋，尤其在見識了來自異質(zhì)文明的堅船利炮、聲光電色之后，科舉制還能行多遠，便成了一個問題。舉個小小的例子，即便作為選拔人才的機制，科舉制到１９世紀上半期就日漸暴露出了它的問題，鴉片戰(zhàn)爭的大炮轟開國門之前，泱泱大國最有見識、最有眼光的兩個讀書人無疑是魏源、龔自珍，然而他們在科舉路上一直是跌跌撞撞，走得很不順利，屢次參加會試落第，魏源一直到５２歲才在顯示皇恩浩蕩、額外開恩的“恩科”中了第九十三名進士。科舉制在經(jīng)過一千三百多年之后，到龔自珍他們的時代已無可挽回地顯示出一種疲憊和無力感，已經(jīng)不能適應社會的變化了。等到國門被強行轟開，在急速近代化的大趨勢下，在與不同文明背景的國家不對等打交道的過程中，這樣的問題就越來越凸顯和放大了。沒有多少科舉背景的王韜，從１８７４年起，他在香港辦報１０年，借助報紙這一全新的載體，以言論思想影響社會，成為有聲望、有地位、有發(fā)言權的新型知識分子，標志著科舉作為主導社會流動的唯一渠道的時代已經(jīng)結(jié)束。三十多年后，科舉制的廢除乃是勢在必行。

　　科舉制的終結(jié)固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是，科舉制難以適應滾滾而來的近代工商業(yè)文明潮流，科舉制本來是以農(nóng)業(yè)社會為基礎發(fā)展出來的，是成熟的農(nóng)業(yè)文明狀態(tài)下的一種制度安排。說到底它不同于一般的考試，自隋唐以來，歷經(jīng)宋、元、明、清，它已成為王朝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在某種意義上，科舉制度成了支撐一個個龐大王朝的重要支柱，號稱“英明神武”的唐太宗在得意忘形之際，禁不住感嘆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正是通過科舉制將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的讀書人一網(wǎng)打盡，讓他們皓首窮經(jīng)，將所有的精力、才華消耗殆盡，沿著既定的科舉之路一步步往上爬，然后為帝王一家一姓服務，幫忙或者幫閑。

　　 對每個讀書人而言，讀書就是為了仕進，而不是為了求知，不是為了探索未知世界的奧秘，不是磨礪思想、追求真理的階梯，即使包含了這樣的目的在內(nèi)，那也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決不是第一位的。讀書于是和榮華富貴連在了一起，讀書就是為了考試，考試就是為了秀才、舉人、進士，為了中狀元、做大官。與科舉制密不可分的是一套不是固定不變、但萬變不離其宗的價值標準，這個標準是歷代帝王確定的，是不能質(zhì)疑的。誰不合乎這個標準，誰就不可能被接受，在這里，學問、才華、思想都是微不足道的，中規(guī)中矩、合于繩墨是首要的，在這個前提下再來比較優(yōu)劣高下。有人可能會提出反證，上千年來，在進士、翰林當中也涌現(xiàn)了很多有大學問、有大擔當、有朝氣、有理想的人，這個名單中可以包括類似王安石、文天祥這樣我們熟悉的歷史人物。然而這樣的證據(jù)是經(jīng)不起任何質(zhì)疑的，在那些被科舉制淘汰的人當中也許有更多的王安石和文天祥，有更多比王安石、文天祥們更加優(yōu)秀的人物。

　　“我花開后百花殺”的帝制時代終將過去，在一個允許萬紫千紅的新時代，人才的評價和選拔不再是按照某個唯一的標準，而是多元的、開放的，每個人都有尊嚴，也都有機會按自己方式發(fā)展自己、提升自己，每個人都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聽憑某個外在的、單一的強勢力量的選擇，不再按限定的模子來鑄造自己。這與科舉制把一切納入既定軌道的模式正好相反，在那里，只有一條帝王恩準的通道，只有一個標準，只允許亦步亦趨的重復解釋經(jīng)過刪節(jié)處理的經(jīng)典。在皇權之下，不可能有知識的創(chuàng)造和更新，千年不變，幾千年也沒什么變，我們的所有知識幾乎都在文化軸心時代、在先秦諸子那里已經(jīng)奠定，之后便是漫長的闡釋、注解。爛熟的農(nóng)業(yè)文明到宋代以后基本上就停滯了，而科舉制強化了這種不變，它最后變成以狹隘的八股文定高低是注定的。當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革命、工業(yè)革命的號角吹徹西方，知識的創(chuàng)造、思潮的洶涌，西方世界日新月異之時，我們依然沉醉在千年老套中，除了等待被欺凌、被侮辱的命運，再也沒有其他的可能。說白了，科舉制已載不動老大民族求變革、求進步的夢。

　　在紀念廢除科舉制一百周年之時，除了不斷聽到為科舉制叫好的聲音，讓人難以想象的不僅有人亟亟于攻擊百年前的廢科舉，而且還有人進一步攻擊晚明以來直到“五四”的啟蒙思潮，對于這一點我很贊同學者肖雪慧的說法——“背景很深厚”。什么“背景”？不是有人一直在否定“五四”，硬是要將“五四”與“文化大革命”扯在一起嗎？把一切罪虐都歸結(jié)到“五四”頭上，似乎陳獨秀、胡適、蔡元培他們壞了事，將一個好端端、靜如止水的世界弄出了些許波瀾，君臣父子如同晨昏月夕一般有規(guī)律，科舉制正是維系那樣一個世界的重要道具，那是一個確定的世界，“五四”（更早可以追溯到晚明、直到晚清的思潮）給這片古老的土地帶來了更不的不確定性，將多元的思想帶入了一個長期信奉一元的民族。從廢科舉、興學校到“五四”思潮澎湃，近代的曙光開始在中國的地平線上出現(xiàn)，或者可以說，沒有廢科舉，就不會有十來年后的“五四”，它們之間幾乎有著不可分割的因果關系。

　　大約十七、八年前，我很喜歡讀李澤厚的書，每次讀到他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論》中評論“五四”一代人的那番話總是禁不住有些激動，他說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包括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錢玄同、吳虞、劉半農(nóng)、易白沙、周作人以及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他們或終其生或一開頭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他們是一批職業(yè)的教授、學者、學生，即純粹的近代知識分子”。正是在他們這一代，我們看到一個相對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形成了，他們的人生目標不再鎖定在讀書做官、依附政治權力上面，學問、文化、求真知本身即可以成為目的，他們中很多人都選擇了教書、研究、撰稿、編書、辦報刊等作為終生或相當一個時期的職業(yè)，大學、書局、報館、銀行、研究機構……，這都是屬于他們的崗位，他們在這些位置上發(fā)光發(fā)熱，一個處于朝廷之外的社會有了精神支柱和實際的有形的平臺，一個與舊的農(nóng)業(yè)社會大不相同的新型社會由此而生，這是孔子、孟子、老子、韓非子們都理解不了的新時代，一個多元的、千姿百態(tài)的新時代，知識分子追求真理、推進文明、服務社會，而不是把自己畢生的才智“貨與帝王家”，做官從政僅僅是無數(shù)選擇中的一種選擇。盡管魯迅、胡適等人以后走的道路各不相同，自由撰稿人也好、大學教授也好，不管從事文化批評、社會批評還是學術研究，他們扮演的主要角色都是在文化層面、思想層面、社會層面努力，這是近代以來的新生事物，是朱熹、王陽明、曾國藩們所難以想象的。這樣的景象只有在科舉制廢除之后才有可能出現(xiàn)，科舉制存在一天，人們便不能擺脫“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千年大夢。一個嶄新的、多元的知識世界，一個真正能承載獨立公民意識的精神家園也只有在科舉制終結(jié)之后才有可能漸漸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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