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迎來了其建院50年，就在這一時刻，原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走馬上任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

　　與此同時，前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正在輿論漩渦中全力籌建中華教育基金會。

　　今年下半年的省部級官員新一輪任免中，趙啟正和張保慶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兩位。8月，65

　　歲的趙啟正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崗位退休，改任全國政協(xié)外事委員會副主任。10月28日，國務院免去了張保慶的教育部副部長職務。

　　而趙啟正在結束官員生涯之后，選擇任職人大新聞學院院長，可以看出，高級官員退休后開始有和以前不同的選擇，而這種選擇正在成為一種趨勢。

　　新聞學院聘請退休高官傳統(tǒng)

　　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這本身就可以成為新聞傳播學的一個經(jīng)典案例。

　　趙啟正上任的消息一經(jīng)傳出，就極大提升了人大新聞學院院慶的社會關注度，讓苦于院慶宣傳工作的工作人員不用主動找媒體，媒體就自己找上門來。

　　趙啟正赴任的運作過程極為謹慎。人大新聞學院的一位教授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上星期三(11月9日)人大黨委書記程天權到新聞學院宣布這一任命決定，之前我們學院的老師一點風聲都沒聽到。程書記說請他的時候非常注意保密，怕大家(其他學校)都去搶。”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透露，目前趙啟正在上海仍有很多事務需要處理，所以要到18日晚上到北京，初定19日中午跟師生見面。

　　該院教授陳立丹表示：“人大請他來是真誠的，類似清華請范敬宜和北大請邵華澤做院長的情況�！�

　　分析人士認為,這次趙啟正出任人大新聞學院院長,使得京城三大名校清華、北大和人大新聞學院的院長在級別上都上升到“部級”，成三足鼎立之勢——此前，人大新聞教育雖然有很長的歷史，但在聘請新聞實務部門高級領導出任院領導方面,卻一直落在后面。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于2002年4月一經(jīng)成立，即聘請《人民日報》社前總編輯范敬宜為學院院長。范敬宜退休前長期從事新聞單位領導工作，在國內新聞界享有盛名。

　　無獨有偶，比清華大學晚成立一個月的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聘請了同樣是部級干部的前《人民日報》社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xié)會第六屆主席邵華澤做院長。

　　北大新聞傳播學院的一位研究生對《瞭望東方周刊》說，讀研兩年來，只聽過邵一堂攝影講座，社會事務繁多的邵平時也很少在學院露面。北大主要看重邵所擁有的資源。

　　利用北大的品牌和邵華澤的資源，北大新聞學院還成立了發(fā)展委員會，其委員大多為人民日報、新華社、廣電總局、教育部、新聞出版總署和北京市委等單位的主要領導。

　　北大、清華這兩大學術重鎮(zhèn)的新聞學院的迅速崛起，也讓長期以來號稱中國新聞教育黃埔軍校的人大新聞學院備感壓力。“如法炮制”也順理成章。

　　喻國明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透露，“開始去請他的時候，啟正同志不太愿意，后來從發(fā)展中國傳播教育，為中國新聞事業(yè)盡責的角度，他還是同意了。”

　　為什么會選擇趙啟正

　　1998年，趙啟正調任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是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在新聞辦工作期間，他力推國務院新聞發(fā)布會制度化，推動政府信息公開，各級政府新聞發(fā)言人制度也從無到有。

　　趙啟正被外國媒體稱為“浦東趙”、“中國政府的公關總領”、“中國屈指論客”、“中國的形象大師”。

　　“浦東開發(fā)時他表現(xiàn)出的頭腦和辦事能力，在國務院新聞辦主任任上，他更是成為中國政府的名片�！庇鲊�明說，“他自己有一個判斷，要為中國新聞事業(yè)做點事的話，選擇人大新聞學院是最好的基地和平臺。”

　　喻國明表示，趙啟正確實肩負了很多工作和社會活動，但是按照他的風格，要做什么就要做好，不是很虛的，既然答應了，就愿意花很多精力來治學。

　　專家分析，人大新聞學院的學術底蘊和該院一向與政府的良好合作關系是趙啟正選擇該院的重要原因。

　　喻國明說，從學科發(fā)展來說，傳媒實踐要求我們有更多的開拓精神和國際視野，這個時候鏈接一個具有國際視野和領導能力的院長是最好的選擇。

　　在采訪中，“資源”兩個字成為人大方面并不諱言的關鍵詞。

　　“人大看重趙啟正，更多的是一種精神資源，而不是物質資源。要充分利用好這個資源�！毙侣剬W院教授陳立丹說。

　　喻國明評價說，趙啟正和其他官員卸任后入駐高校的模式不一樣，“不是一個純粹的官，他對中國問題有著很深刻的思考，新聞學院的師生是很有期待的。”

　　從官員到學者“現(xiàn)身說法”

　　一些中國官員退休之后開始主動脫離官職，選擇了學者作為自己的新身份。

　　外界也多把趙啟正稱為學者型官員。而與其說是官員，嗜書如命的趙啟正更像一個學者。趙卸任前，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他在上海有80箱書，是那種裝電腦的標準箱，“我的一大苦惱就是書沒地方放。我一天不看書，就好像一天沒吃飯。”

　　那段時間，趙啟正同時在讀三本書:一是再讀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二是中國作者單純寫的有關宗教哲學的書，“這本書寫得非常有水平，可惜識貨人不多”;還有一本是最新翻印的1900年在日本出版的一本書叫《新渡戶稻早》，是研究日本文化緣起的。“了解他們，好和他們對話啊�！�

　　“我跟趙啟正比較熟，聽過他在國際場合的講話，他批駁及澄清某報告在核武器制造等方面對中國的歪曲和攻擊，不是喊一般的口號，真的是學者型官員。感覺他研究得非常深。”一直關注趙啟正對外工作表現(xiàn)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馬振崗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實際上，馬振崗本人即經(jīng)歷了從高官到學者的轉變。他是中國駐英國前大使。馬振崗表示，在外交系統(tǒng)，很多高官退休之后選擇進入高�；蛘哐芯繖C構已經(jīng)成為一股潮流。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原先的同事，中國駐法國前大使、現(xiàn)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

　　馬振崗說，“我們退休時都經(jīng)歷了從官員到學者的轉變，我是63歲，吳建民是64歲。”

　　他坦言心跡，做了一輩子政府工作，長期受祖國和人民的培養(yǎng)，取得了一些經(jīng)驗和收獲，不從事一線以后，還想為祖國和人民做一些事情。60來歲是工作經(jīng)驗最豐富、最成熟的時候，雖然受退休制度限制，在一線不可能繼續(xù)工作，但可以在二線繼續(xù)發(fā)揮作用。

　　“老伴說我比當大使的時候還忙，這個禮拜已經(jīng)開了五個多邊和雙邊的對口會談和研討會。雖然忙，但樂在其中，精神狀態(tài)特別好，能為國家做點事，比閑著好，同時自身也能跟上形勢和時代發(fā)展，不會落后�！瘪R振崗說。

　　馬振崗認為他們從官員到學者的變化比較自然，他一下用了五個“更”來概括變化，“所面對的領域和研究更加開放和深入、更超脫、更前瞻、更有建設性、更有助于了解各方面人士的真實想法，提煉一些思想和建議�！�

　　另一個比較成功進入學界的人是前駐法大使吳建民,就任外交學院院長后,吳受到了校內外的極佳評價。當了外交學院院長后,他最想為學生上的就是“交流”課,因為“這方面很薄弱”。而他覺得,在走向世界時,學會與人交流,學會與人溝通,不大叫大喊而使人信服,顯然十分重要。

　　高官執(zhí)教的爭議

　　近年來，省部級高官退休后進入高校任教更是蔚然成風。

　　和退休官員“下�！爆F(xiàn)象一樣，退休高官進入學界，同樣引起了人們的爭議。

　　有人認為領導干部卸職從教，是“能上能下”的表現(xiàn)，疏通了此前為“官本位”觀念所淤塞的退出通道；
也有人提出，官員當政期間從教多半是兼職教授，而現(xiàn)在要轉為專職教授，身份變成了專門的學術研究人員，應該重新核定資格。

　　支持者說，目前不少大學的學院院長，盡管學問不錯，就是沒有本事弄來資源。這是這些學院發(fā)展的致命弱點。其實，大學不缺少專家，卻真的缺少有管理才能和能夠帶來資源的領導。

　　同時，這些高官進入大學，也能夠促進大學專業(yè)方向的調整，找到人才培養(yǎng)的未來方向。大學培養(yǎng)自己需要的研究型人才畢竟是少數(shù)，更多人才要走向社會。因此，他們進入大學，不會影響研究型人才的培養(yǎng)，反而會為大學人才帶來出路。

　　“這是中國官本位造成的，為什么那么多大學爭著請官員，就是看中他們手上的資源，而美國高官退休之后，很多大學還不要�！币晃蝗舜蟮闹�名學者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

　　反對者還提出，學術成就應是大學選才用人惟一的出發(fā)點�；�辛格出任國務卿之前就是哈佛大學教授。但當他卸任國務卿想回哈佛當教授時，卻被哈佛拒絕，原因是他提出不上課的要求，假如我們?yōu)檫@些基本不上課的卸任高官開辟從教的“綠色通道”，是否也會讓大學面臨相似的尷尬？

　　“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乃謂有大師之謂也。同理，大學也并不是有大官之謂也。無論如何，只看重卸任高官的‘關系資源價值’而非學術價值，并不是對卸任官員的真正尊重�！�

　　官學商

　　在中國，長期以來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制度，一個人一旦為官，便終身為官，從黨政系統(tǒng)再干到人大、政協(xié)，而有的人即使在所有位置上的任期都干滿了，也不愿意離開。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認為,總的來說,過去高官退休后進人大、政協(xié)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沒有好處,現(xiàn)在他們?yōu)閷W、為商對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和政治體制改革具有重要作用，高官退出的現(xiàn)象將會越來越多，甚至會形成一個機制。

　　一般來說，退休官員除了進入人大、政協(xié)外，還包括“下海”，或者進入各種帶有官方色彩的行業(yè)協(xié)會及學術機構。

　　馬振崗說,自從我們國家嚴格執(zhí)行退休制度以后,越來越多的官員選擇了與原來進入人大或政協(xié)不同的退出路徑:有的進中央直屬企業(yè)工作,也有的給地方政府和企業(yè)當外事顧問,幫助“走出去”;有的進入民間研究機構,還有的從事扶貧工作。

　　而北京大學電子政務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楊鳳春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官學商三界，就像人鬼神三界，一定要分清楚，中國的現(xiàn)象是官既可以為學，又可以為商；
學，進可以為官，退可以為學，這就造成基本社會分工體系的紊亂。

　　“不能強化中國能者通吃的格局，對具有某種特定身份的人來說進入學界特別容易，而這在另一些人，可能要窮一生之力，學問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睏铠P春表示。

　　持相反意見的竹立家，將退休官員為學為商解讀為，與國外先進經(jīng)驗慢慢對接的一種表現(xiàn)。

　　竹立家以日、美為例,日本55-60歲退休的官員,很多都安排到國有大型企業(yè)擔任董事、監(jiān)事、顧問、副總裁等職,發(fā)揮他們的能力和資源優(yōu)勢,也使他們有一個比較好的晚景。這也是日本公務員隊伍比較穩(wěn)定的一大原因。而美國的官員是選舉制,官學商是一個敞開式的開放對流。在美國著名的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80%左右的教授都有政府高級官員的背景，包括玻利維亞前總統(tǒng)、加拿大前總理等。

　　“中國高官退休之后通過發(fā)揮自己的影響力為新東家爭取利益對雙方都有好處，這是好事，應該鼓勵和提倡�！敝窳⒓艺f。

　　竹認為之所以有爭議，是因為我們的高官和發(fā)達國家的高官有區(qū)別，發(fā)達國家的高官大都是社會的精英分子和通才人物，政、學、商三者之間的知識水平在一個檔次上，而且互換的障礙也很小，而我們不少干部是純粹的官員。

　　張保慶的選擇

　　近來引人注目的張保慶并沒有利用教育部近水樓臺的優(yōu)勢入駐高校，然而，他希望靠自己的努力給高校帶來另一種“資源”，那就是貧困生的助學。

　　以敢言聞名的原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目前已處于退休狀態(tài)。因為公開怒斥教育亂收費而使自己在61歲時，社會聲望大增，許多人表示敬仰，更有故鄉(xiāng)的網(wǎng)友發(fā)帖歡迎他回鄉(xiāng)頤養(yǎng)天年。不過，張保慶未到頤養(yǎng)天年時，因為讓他牽掛的貧困生問題還遠未解決。

　　在最近一次接受媒體采訪時，張保慶說原定今年年底退休，轉到中華教育基金會去做管理工作。后來得到消息，這個基金會必須在今年年底以前注冊，如果等到年底退休，就會誤事兒。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兒，干脆提前退了。

　　張表示，基金會決非閑職:“我的工作重點首先是中華教育基金會，為什么接了這個工作？是因為這個基金會主要是資助困難學生的。我要把它做大，想在資助困難學生方面做點事情�！�

　　一位近日與張保慶有過深入長談的人士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張保慶在談話中表示他還想為貧困生做點事，但并不樂觀，教育丑聞屢見不鮮，造成社會對教育的同情心下降，基金會的工作也不容易，要努把力。

　　《瞭望東方周刊》了解到，中華教育基金會在朱镕基任國務院總理時就已籌辦，但因為種種原因，至今仍未落實，教育界一致認為張保慶是負責這個基金會的最可靠人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據(jù)透露，去年元旦張曾寫下一首60感懷的詩，表明他退休不言退的心跡。但當時有三件事讓他走不了。一個是他分管的港澳臺教育交流;一個是“十一五”教育規(guī)劃，他原來是規(guī)劃司的;最后一個就是助學貸款，所以去年他沒有退，組織上讓他年底才退。

　　了解張的人認為，張保慶退休后做中華教育基金會的工作，完全是出于感情。本來就是農民出身的張保慶，在退休后再次選擇了回到民間，為人民做事。

　　竹立家評價說，一些高官退休后從事社會中介機構的工作，在這些組織中發(fā)揮自己的作用是一個重要方向。其中很多人從事公益事業(yè)，不會隨便委身某一利益集團。

　　實際上，這在一些部委已經(jīng)成為制度安排，比如民政部，基本上每一任卸任部長都會擔任中華慈善總會的會長。

　　11月17日，前民政部部長、中華慈善總會第一任會長崔乃夫在即將動眼科手術前夕接受了《瞭望東方周刊》的電話采訪，他說，“十幾年前我退下來之后從事公益事業(yè)，算是官員中比較早的了。”

　　人大新聞學院簡介

　　在國家重點學科評估中，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被評估為新聞傳播學科綜合實力第一名。1955年，中共中央、中宣部和高等教育部決定成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匯聚人民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三校力量�！秾嵺`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東方風來滿眼春》等在新中國歷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新聞報道，皆由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畢業(yè)生撰寫完成。

　　高官的高校執(zhí)教情節(jié)

　　實際上，中國高官的“高校執(zhí)教情結”可以追溯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歷任國家領導人。而且，也與干部制度改革密切相關，預示著公務員人事制度改革的一個方向。

　　1957年4月,毛澤東和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表示到二屆人大一定辭去國家主席,他說:瑞士有七人委員會,總統(tǒng)是輪流當?shù)?我們幾年輪一次總可以,逐步采取脫身政策。同年他在莫斯科會見蘇聯(lián)哲學家尤金和米丁時說:“我不想當什么主席了,我倒愿意到大學去教書,當個教授�！�

　　1989年，當時還是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即將滿63歲。《江澤民傳》寫道：傳統(tǒng)上為退休的高級領導人準備的職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或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江想徹底改變一下。他想成為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教授。盡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書記的職務來確保在大學里謀得一個席位，但他更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術成就來取得。

　　1984年，清華大學經(jīng)濟管理學院成立，朱基任首任院長。直到2001年，朱才辭去院長職務。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吳階平自2001年起，受聘為清華大學醫(yī)學院首任院長。

　　近年來還有很多高級官員已經(jīng)跨入學界。

　　200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受邀兼任北大國際關系學院院長。

　　2001年12月，北京大學成立政府管理學院，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羅豪才出任第一任院長。

　　2003年2月，前財政部副部長金立群接受河南大學聘任，成為客座教授并同時出任博士生導師。

　　2003年12月,前外經(jīng)貿部副部長龍永圖在復旦大學的盛情邀請下,出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記者張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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