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可以被區(qū)分為三個階段，即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的“十七年”、1966年6月至1976年底的“十年”和1977年至今的“二十八年”。從“文革”研究的角度去看，就是“文革前”、“文革十年”和“文革后”三個時期。由于與這三個階段的利害關系不同，人們對這三個階段的看法和態(tài)度大致上可分為下面三種角度：第一種角度是基于“十七年”分別看待“十年”和“二十八年”；
第二種角度是基于“十年”分別看待“十七年”和“二十八年”；
第三種角度是基于“二十八年”分別看待“十七年”和“十年”。本文不打算對從這三種角度出發(fā)的看法做是非判斷和價值解說，而是試圖通過這三種看法之間的相互比較，來分析“文革”對中國的現(xiàn)代性及現(xiàn)代化進程的影響。

　　在今天的中國，多數(shù)人是從“二十八年”的角度來看待“文革”的，但也有少數(shù)人從第二種角度或第一種角度來看待“文革”。持第二種角度的人在今天已非常少見，他們的態(tài)度也鮮有顯露。值得關注的是，由于持第一種角度的若干人士在官方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的地位和影響，他們的立場和見解以種種方式制約著對“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持“十七年”價值取向的觀點認為，“文革十年”是“十七年”的反動，是把“十七年”的錯誤和挫折發(fā)揮或擴大到極致，“文革”本身至多是“十七年”的激進、偏執(zhí)、極端的后果。今天，官式的對“文革”的態(tài)度和評價更多地體現(xiàn)了“十七年”的價值取向，從這種立場出發(fā)，對“文革”的反思無非為了將“文革”時期的做法糾偏和校正而已。

　　“十七年”在新中國歷史上有著開創(chuàng)作用，而“十七年”對于“文革”究竟意味著什么呢？金春明把從1956年至1965年的時期看成“文革”的準備期甚至是“文革”的來源時期[1]。筆者認為，“文革十年”并非偶然，從“十七年”到“文革十年”，其實是一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演進過程�！笆�七年”期間，一系列的意識形態(tài)整肅事件、以“大躍進”為代表的社會烏托邦化運動、窒息知識分子精神和探索的“反右派斗爭”、中共黨內日益嚴重的領袖集權及個人專斷、以強化“階級斗爭”為主的全社會性的政治運動等等，在一定意義上，與其說是給“文革”做了某種鋪墊，不如說是“文革”的預演�？梢哉f，“十七年”特別是1957年至1965年的特殊時期給“文革”提供了政治范式、心理準備、文化積淀甚至“演職員角色”，特別是群眾搭成的舞臺場景和群眾沉浮的戲劇情節(jié)。透視“十七年”與“文革十年”的歷史關聯(lián)十分重要。必須強調的是，不反思和把握“十七年”的實質，就無法深刻地反思和把握“文革十年”。

　　盡管毛澤東是“十七年”的指揮者，但他時時擔憂游離他那極端激進的主張和狂熱設想的種種政治傾向。當他推動的“大躍進”徹底失敗并造成了“三年困難時期”上千萬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嚴重后果后，毛澤東不得不“退居二線”以回避政治責任。為毛澤東收拾爛攤子的劉少奇取得了進展并贏得黨內威望，但毛澤東卻對此日益不滿，這促使他發(fā)動了“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劉少奇等人，重建他個人的絕對權威。但是這些想法是端不上臺面的，毛澤東必須為發(fā)動和推行“文革”另找理由和借口。于是毛澤東把教育界、文學界、藝術界等“十七年”的歷史說成是“被資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從文化領域入手，發(fā)動全社會的“造反”運動，開始了以打倒劉少奇為主要目標的“文革”。為了達到其目的，毛澤東既不惜把他所領導的黨和國家的“壇壇罐罐”全都打得稀爛，也不在乎把多年緊跟他的一大批黨政干部和積極分子打得人仰馬翻。

　　“十七年”期間在政治和生活上受益受惠的廣大黨政干部和積極分子當然無法完全認同毛澤東的“文革”狂飆，他們自然而又自覺地會以“十七年”之“盾”抵擋毛澤東的“文革”之“矛”，因為“十七年”對他們來說幾乎是安身立命之所在。而為毛澤東所煽動和利用的“造反派”們則恰恰相反，他們需要否定“十七年”以及與“十七年”緊密關聯(lián)的那些“當權派”勢力，從而為自己的“奪權”掃清道路并且尋求來自毛澤東本人的權威保障。正如清華大學“文革”初期一個主要由教師組成的激進群眾派別“紅教聯(lián)”所概括的：“文革”中的左派要到“十七年”的右派里去找，“文革”中的右派要到“十七年”的左派里去找；
“文革”真是使“左”、“右”派來了個大對調，即“‘文革’中的階級矛盾和敵我矛盾來了個大翻個兒”。

　　毛澤東去世后，“文化大革命”發(fā)生和運作的“正統(tǒng)”理由已經被鄧小平等人正式否定了。然而，“十七年”是否就因此要重新全盤肯定呢？“文革”造成的全面破壞又引發(fā)了改革開放，開始了“二十八年”這個新歷史時期，而這“二十八年”既是對“文革”的全盤否定，又是對“十七年”的某種揚棄和變革，由此又出現(xiàn)了“十七年”與“二十八年”之間的矛盾。這“二十八年”與“十七年”的關聯(lián)是間接的，彼此以“文革十年”作為中介。

　　從“十七年”的角度出發(fā)來看，“二十八年”的出現(xiàn)或發(fā)生是無法想象的。在“十七年”那里痛加批判、否定和拋棄的許多事物恰恰就是“二十八年”中重新正名、肯定和確立的。換言之，改革開放的對象正是“十七年”當中被視為建設成就的某些制度。當一些人以“十七年”的思維模式和心理定勢來看待“文革”時，他們對“二十八年”的態(tài)度也就局限于“十七年”的畛域。不僅如此，他們還可能阻撓對“文革”的深入研究和批判，因為他們擔心對“文革”的徹底剖析和否定會牽連到對“十七年”的批評或非議。諸多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有人借“十七年”斥責“二十八年”，認為“二十八年”甚至比“文革”更像異端邪說或洪水猛獸，他們力圖回歸到“十七年”，并把“十七年”加以理想化、美幻化、虛構化。于是，從“二十八年”這個歷史維度去看，持上述第一種角度和第二種角度的人好象又有了某種共同語言？

　　與此同時，還存在著另一種看法。當年北京大學反對聶元梓的著名紅衛(wèi)兵學生樊立勤曾對筆者談道，面對“文革”前夕的高度緊張和非凡壓抑，“我寧愿回到‘文革’十年，也不愿意回到‘十七年’”。如果說這只是由于“文革”虛假的“大民主”和形式上的“群眾自我解放”在表面上超過了“文革”前的僵化和恐懼，那么“文革”對于當年千百萬普通群眾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究竟在哪里呢？這一點從“十七年”那里是無法得到完整而合理的回答的。(chinesenewsnet筆者以為，“文革十年”與“十七年”二者的關系似乎是對立統(tǒng)一的。這種對立統(tǒng)一關系實際上集中體現(xiàn)在“文革十年”與“文革前十年”的內在聯(lián)系，因為自1957年至1966年初的歷史是“文革”的直接源頭。正因為“文革前十年”的強勢工業(yè)化、農業(yè)集體化、全盤公有制化、經濟計劃化、社會心理的泛政治道德化、意識形態(tài)的偏執(zhí)化、一黨政治的集權化、領袖權威的至高無上和領袖迷信的日益嚴重等等，導致了一系列潛在而又深重的社會危機，所以才會有在“文革十年”中“文革前十年”所沉積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民主問題、法治缺陷及法制失缺等方面的深厚矛盾的集中爆發(fā)。在“文革”時期，“十七年”中尤其是“文革前十年”里那些無法化解的矛盾和積重難返的危機不但未能化解，相反卻演進到崩潰的邊緣�！拔母铩睂Α笆�七年”部分的否定緣于毛澤東的政治需要，而不可能是徹底的、全部的否定，至少不可能否定毛澤東在“十七年”里不斷強化的個人權威；
或者說，“文革”所否定的大都是“十七年”中那些有礙于或者無助于“文革”全盤推行的方面。其實，“文革”在某種意義上只不過是“文革前十年”的一種異化，盡管“文革”對“文革前十年”有所批判，也表現(xiàn)出對“十七年”有所否定的一面，但這并不能掩蓋一個史實，即“文革”事實上是“文革前十年”的自然而然的延續(xù)。從這個角度來看，肯定“十七年”就必定要壓制對“文革”的批判，而徹底批判“文革”則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對“十七年”、特別是對“文革前十年”的批判。

　　“文革”后的“二十八年”無疑是對“文革”的徹底否定。這場“史無前例”的“文革”為自己的破產和滅亡鋪墊了道路。有人認為，“文革”的正面的、積極的甚至是可取的意義就在于，它帶來了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筆者認為，“文革”的本意當然不是要實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性的建設和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文革”的結局只不過是“文革”的反面。至于由“文革十年”到“文革”后“二十八年”的發(fā)展究竟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實現(xiàn)這一發(fā)展的決定性力量是民眾的意愿還是領袖集團的張力？從“文革”的反現(xiàn)代性和反現(xiàn)代化到“文革”后重建或始建現(xiàn)代性、現(xiàn)代化的演變是意外的、無序的還是合理的、有序的？這些問題仍有待進一步探索。

　　【注釋】[1]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4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來源:《當代中國研究》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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