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集中制”為列寧首創(chuàng)，以后在實行共產黨體制的國家內普遍推行，中共成立后即以此制度為組織原則，奪得國家政權之后又將之推廣到國家權力體系，確立為國家政治生活的組織原則，故而憲法第三條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今天，中共領導人仍不時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這一原則。在總結歷史經驗（如“文革”浩劫）時，往往將沒有執(zhí)行這一制度（或說這一制度遭到破壞）作為重要教訓。特別是至今尚有不少中共老者在回顧以往不幸歲月時，也往往責怪“民主集中制”沒有得到實行，他們以為“民主集中制”能促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至于新生代的人則大都不清楚“民主集中制”的本質，不了解這一制度是有利于中國的民主化還是相反，在向現(xiàn)代民主國家轉軌過程中是應當堅持還是放棄這一制度？本文通過歷史與理論層面的分析嘗試回答這一重大問題。

　　一、列寧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初衷：建立集中制、確立中央的絕對權威

　　在國際共運史上列寧首次在1903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集中制”這一概念。他說：“作為黨組織的基礎的基本思想，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以下兩點。第一個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從原則上確定了解決所有局部的和細節(jié)的組織問題的方法。”這“是唯一的原則性思想，應該貫穿在整個黨章中[1]”�！凹�中制要求中央和黨的最遙遠、最偏僻的部分之間沒有任何壁障”，“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個黨員的絕對權力�！盵2]

　　1904年，羅莎·盧森堡對列寧的“集中制”思想提出了批評意見。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一文中，雖然她也認為集中制對于改變黨組織的分散性是必要的，但她強調，社會民主黨不能建立在黨的戰(zhàn)士對中央機關盲目聽話和機械服從的基礎上。按照列寧的“集中制”原則，“中央委員會成了黨的真正積極的核心，而其他一些組織不過是它的執(zhí)行工具而已”。因此羅莎·盧森堡認為，列寧的集中制是“極端的集中主義”、“無情的集中主義”。她還認為，如果黨內由黨的中央機關的統(tǒng)治來代替大多數人的統(tǒng)治，由中央委員會監(jiān)督工人階級的活動來代替工人群眾對黨的機關活動的監(jiān)督，“那就是錯誤的”。她說，“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一部份人力圖使充滿希望的、生氣勃勃的工人運動通過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中央委員會的托管來防止失策”，這不免是一種“主觀主義”。[3]

　　針對羅莎·盧森堡的批評，列寧在1905年將“集中制”更改為“民主集中制”。列寧申明，“集中制”有專制主義的集中制、官僚主義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實行的則是民主的“集中制”。1905年12月在俄共第一次代表會議上，列寧對“民主集中制”之民主特征作了如下說明：“黨是根據民主的原則組織起來的。這就是說，黨的一切事務由一律平等的全體黨員處理或者通過代表處理；
并且，黨的所有負責人員、所有領導人員、所有領導機構都是選舉出來的，是必須向黨員作報告的，是可以撤換的。[4]”1906年俄共“四大”所通過的黨章規(guī)定：“黨的一切組織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边@就是“民主集中制”從提出到確立的過程。

　　盡管列寧稱他所提出的“集中制”是“民主”的，但這個“民主集中制”的重點是“集中”，這一貫為列寧所強調。比如，1920年列寧強調，“無產階級的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zhàn)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5]”。列寧還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后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要求在黨內仍“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6]”：“誰要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點（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7]”。

　　列寧還將“集中制”的原則推廣到了“第三國際”。1920年7月，他在“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的報告中，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起來”作為加入“共產國際”的重要條件。他強調：“共產黨必須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象軍事紀律的鐵的紀律，黨的中央機關必須擁有廣泛的權力，得到全體黨員的普遍信任，成為一個有權威的機構。只有這樣，黨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8]”他還指出：“凡是愿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應該稱為：某某國家共產黨（第三共產國際支部）�！卑凑账�的要求，各國共產黨必須聽命于“共產國際”的領導，對此中國共產黨深有體會�！暗谌龂�際”與“第二國際”的一個顯著差別就是前者是按“集中制”的原則組織起來的，正如列寧所說，“共產國際是在非常激烈的國內戰(zhàn)爭的情況下進行活動的，因此，它應當比第二國際組織更加集中[9]”。

　　盡管列寧十分強調集中，但全面考察他的治黨思想，也有其民主的思想遺產。概而述之：其一，黨的代表大會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應每年舉行之；
其二，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大會的執(zhí)行機關，必須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
其三，在黨內設立與中央委員會并行的監(jiān)督機構，對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實行監(jiān)督（地方類推）；
其四，黨代表大會的代表經黨員民主選舉產生，黨的中央和地方機關的領導人經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并可以撤換；
其五，黨代表大會和各級機關黨委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當少數的意見遭到否決后少數者必須執(zhí)行組織決定，但在思想上仍可保留并宣傳自己的主張；
其六，黨員在黨內有發(fā)表自己意見的自由。

　　列寧在世時是努力實現(xiàn)上述思想的。不過，列寧的治黨思想的雙重性以及由于當時所處的環(huán)境使他更多地強調集中，這為斯大林日后通向個人專制留了一道門路。斯大林主政后，為強化個人集權，加快扼制黨內民主，通過消滅所謂“反對派”而使黨內民主化為烏有，使“民主集中制”蛻變?yōu)榻^對的集中制、恐怖的集中制。這是蘇共體制中致命的內傷，它導致蘇共的衰落，乃至最終被人民所唾棄。

　　二、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向來偏重集中、限制民主

　　作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中共從創(chuàng)黨開始就以“民主集中制”為自己的組織原則。將這一原則正式寫入黨章的是中共“六大”（1928年7月）。“六大”黨章規(guī)定：“組織原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其他支部一樣，其組織原則為民主集中制。[10]”中共“七大”（1945年5月）黨章對“民主集中制”的解說如下：“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11]”這一說法影響長遠。

　　什么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什么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劉少奇在“七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出版后改名為《論黨》）中作了解釋。關于“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劉少奇是這樣解說的：黨的領導機關是由黨員選舉出來的；
黨的決議是由群眾中集中起來、并由黨員的代表們決定的；
黨的領導機關的權力是由黨員群眾授予的；
黨內的秩序，是由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建立起來的；
因此黨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不是離開民主的，不是個人專制主義。關于“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劉少奇的解說是：黨的一切會議是由領導機關召集的，一切會議的進行是有領導的，一切決議和法規(guī)的制訂是經過充分準備和仔細考慮的，一切選舉是有審慎考慮過的侯選名單的，全黨是有一切黨員都要履行的統(tǒng)一的黨章和紀律的，并有一切黨員都要服從的統(tǒng)一的領導機關的。這就是說，黨內民主制，不是沒有領導的民主，不是極端民主化，不是黨內的無政府狀態(tài)�！皠⑸倨孢�指出：”黨內民主的集中制，即是黨的領導骨干與廣大黨員群眾相結合的制度，即是從黨員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黨員群眾中堅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黨內的群眾路線。[12]

　　在中共“七大”召開以前，1940年毛澤東在闡述“新民主主義政治”時就明確提出：未來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各革命階級聯(lián)合專政；
政體──民主集中制[13]”。到了1945年的中共“七大”，毛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更明確地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盵14]

　　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劉與毛對“民主集中制”的表述完全一致，即“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一表述從此便成為經典，影響至今。二是那時的毛已不再將“民主集中制”局限于黨內，已打算把它確立為國家制度，最后終于成為今日憲法的基本條款。

　　中共“九大”、“十大”是在“文革”期間召開的，“十一大”（1977年8月）是在“文革”結束后不久召開的。這三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章“大大地向后倒退了，特別是把民主集中制搞亂了[15]”。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經歷“文革”之后、中共改變政策的一次轉折性會議。會議公報也談到了“民主集中制”：“由于在過去一個時期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強調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16]”“三中全會”對過去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情況雖作了反省，但上述表述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依然把民主和集中看成是民主集中制的兩個側面；
其二，指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意味著到了某一時期就需要強調集中了。不久以后所發(fā)生的情況恰好證明了這一點。

　　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對“民主集中制”的提法有重大改變，提出“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放棄了從“七大”以來所一貫強調的“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提法，并規(guī)定了“民主集中制”的6條基本原則：其一，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其二，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除它們派出的代表機關和在非黨組織中的黨組外，都由選舉產生。其三，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
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是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各級委員會；
黨的各級委員會向同級代表大會負責并報告工作。其四，黨的上級組織要經常聽取下級組織和黨員群眾的意見，及時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
黨的下級組織既要向上級組織請示和報告工作，又要獨立負責地解決自己職責范圍內的問題，上下級組織之間要互通情報、互相支持和互相監(jiān)督。其五，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
凡屬重大問題都要由黨的委員會民主討論，作出決定。其六，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
要保證黨的領導人的活動處于黨和人民的監(jiān)督之下，同時維護一切代表黨和人民利益的領導人的威信。

　　“十四大”、“十五大”通過的黨章重申了這6條基本原則（其中第4、5兩條文字略有增加）。但在“總綱”中恢復了“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傳統(tǒng)提法。這值得注意。

　　中共從“六大”（1928年）確立“民主集中制”到“十五大”（1997年）已有70余年的歷史了�？赡苁氰b于“文革”的沉痛教訓，“十二大”、“十三大”沒有出現(xiàn)“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一提法，但到了“十四大”、“十五大”又恢復了這一提法。依筆者之見，中共貫徹“民主集中制”70余年來最大的問題、也是最難解之結，恐怕就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所謂的“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按劉少奇的說明，大凡黨內運作中的各種問題，諸如召開大會、作出決議、選舉領導機關和領導人，都是在領導者的指導、安排下操作和實現(xiàn)的。顯然，這種“民主”不過是將領導者的意志表達為“群眾的意志”，將領導者的號召轉化為“群眾的行動”；
其間即使允許發(fā)表一些不同意見，但以不違背領導的基本構想為前提，即必須在政治上與領導者保持一致。所以，這種“民主”，實為主民、訓民也。主民者，為民作主、決定人民之命運也；
訓民者，教化人民、使之成為馴服工具也！

　　既然這樣的“民主”實為“集中”所駕馭，所以“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可以歸結為以下公式：集中─民主─集中。前一個“集中”是領導者的構想、方案、計劃等，后一個“集中”是經過“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成為全黨全民所“認可”的決定、章程、制度等的“民主成果”了，換言之，后一個“集中”已有一層“民主”薄紗的包裝了。問題在于，若民主必須要由“集中”作指導，則它在一開始乃至整個過程中就不可能超越“集中”的框架與軌道。所以，所謂的貫徹“民主集中制”，從出發(fā)點到落腳點都是保障集中、限制民主。

　　如果上述分析是符合邏輯更符合歷史事實的，那么，怎能期望通過貫徹“民主集中制”來健全黨內民主生活、克服家長制和個人專制呢？怎能期望通過貫徹“民主集中制”對重大問題展開充分的討論和辯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而防止重大決策的失誤呢？！黨的多次代表大會都提出或規(guī)定過黨內民主的一些內容，但在實際生活中都難以實施，最終難免化為烏有。“七大”與“八大”的黨章在民主方面都作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特別是鄧小平在“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健全黨內民主提出了富有開拓性的意見，但結果都未得到貫徹。即使“文革”之后的“十二大”、“十五大”所通過的黨章中關于“民主集中制”的6條基本原則中有關民主方面的規(guī)定，又有多少是兌現(xiàn)的呢？可在另一方面，集中和“集中領導下的民主”總是做得很到位、很有“成就”，這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必須指出的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中共的創(chuàng)造。這一提法并不符合列寧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的初衷。列寧主張的是“民主的集中制”，即這個“集中制”是民主性質的，或是通過民主的方式、程序所實現(xiàn)的“集中制”。至于黨內應該有那些方面的民主以及如何實現(xiàn)民主，列寧也提出了一些意見，但他從來沒有說過，要在集中指導下去實現(xiàn)民主。

　　中共黨內對“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否出現(xiàn)過不同意見呢？到現(xiàn)在為止，筆者發(fā)現(xiàn)對此提出質疑者僅一人，就是蔡和森。他在“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中寫道：“……另一方面，民眾的黨內生活全未形成，既無黨的討論，又無選舉制度……務使下級黨部完全依賴上級黨部的指導，黨里完全是聽從號召的士兵�！�…真是鐵的組織鐵的紀律一般，可是伏在里面的危機是很大的�！�…養(yǎng)成的習慣是：只有上級機關的意見和是非，而沒有下級黨部及群眾的意見和是非�！�…鐵的紀律成了威壓黨員的工具，而上級指導人卻有超越此鐵的組織和鐵的紀律的一切自由。[17]”蔡氏這一卓見被長期塵封，即使在今天，仍鮮為人知。這說明，在中共黨內具有現(xiàn)代民主思想的人真是太少太少了。

　　三、“民主集中制”概念的邏輯矛盾以及可憐的“少數服從多數”

　　就概念而論，“民主集中制”存在著邏輯矛盾�！耙驗椋�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在運作過程中已經包涵了集中。有哪一種民主最后沒有集中呢？除了無政府狀態(tài)的大民主，凡是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最后都必然產生集中。如作為民主最基本形式的選舉，最后必然產生集中：從侯選人中產生正式當選人。如議會通過一項法案，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最后也必然產生集中；
通過或否定該項法案。既然民主本身已經包涵著集中，因而就沒有必要再加進一個‘集中’的概念。[18]”

　　之所以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必須有“集中”的概念，是因為列寧首創(chuàng)這一制度時是為了強化黨內的集中、樹立中央的權威。遭到盧森堡的批評后，列寧才在“集中制”之前加了“民主的”的定語，稱之為“民主的集中制”，以避專制主義集中制之嫌。但即便將其稱為“民主的集中制”，仍然是畫蛇添足。如前所述，民主本身已包涵集中，倘若列寧的本意確在民主，直接稱為民主制不是更好，他堅持把民主當作定語來修飾，可見其原本想要的無非是那個“集中”。

　　概念本身的邏輯矛盾使這一制度帶有先天性的缺陷。比如，既然“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那就必須規(guī)定如何通過民主的程序來達到集中；
遺憾的是，無論是俄共還是中共的黨章中，或是缺乏這樣的規(guī)定，或者雖規(guī)定了民主的某些內容，但它對于集中并無內在的邏輯關聯(lián)，或者說，它對集中并不構成制約關系。那么，這種“民主”能有多少實際意義呢？

　　關于這一點，可以“十二大”、“十五大”的黨章第十條關于“民主集中制”的6項基本原則（上述已列）來說明。這6項規(guī)定大部份都是民主方面的內容，可是它能制約“集中”嗎？在這些條文中，民主的內容和集中的內容兩者平行羅列，卻沒有經過民主達到集中的清晰概念。因此，盡管涉及民主的規(guī)定有不少，但集中歸集中，民主歸民主，它們是兩股道上的車。例如，6項基本原則的第一條（它歷來被認為是“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就存在這一缺陷。該原則是：黨員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這“四個服從”中，既有民主的內容（少數服從多數），也有集中的內容（其余3個服從）。有人因此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倒底是少數服從多數還是多數服從少數”的疑問。

　　王貴秀認為，“民主集中制”的本質應該是“少數服從多數”。他將“民主集中制”定義為“民主集中制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為基礎的集中制[19]”。他指出，“四個服從”中只有“少數服從多數”是最基本、最一般、最本質的原則，其他幾個“服從”雖然也是重要原則，但畢竟是由“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的、派生的，“少數服從多數”才是“四個服從”中最基本、最本質的原則。他的理由是：首先，黨的“組織”、“上級”和“中央”是在相應的范圍內和層次上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選舉產生的；
其次，“個人”、“下級”和全黨各個部分所服從的決策、決定是被選舉產生的“組織”、“上級”和“中央”在各自的范圍內和層次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的。據此，王貴秀認為，這幾個服從歸根到底都是建立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基礎上的，受“少數服從多數”的決定和制約。[20]

　　在歷史和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實際上“民主集中制”下通行的潛規(guī)則是“多數服從少數”、“多數服從一人”，黨內多數人的意愿必須服從少數人的意志，“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往往徒有虛名。令人悲哀的是，受著“黨文化”長期灌輸（即在“黨的培養(yǎng)教育”下），黨員已成了黨的馴服工具，成了“黨奴隸”。在毛的時代，絕大多數黨員和黨的干部，在受到黨組織的不公正（或不明不白）的處分（應當說是懲罰）時──或被誣陷凌辱，或面對批判，或被投入監(jiān)獄受刑──他們總是這樣安慰自己（或別人安慰他們）：“要相信組織，要相信黨”：“組織上一定會弄清我的問題的”：“黨犯了錯誤，黨自己一定會糾正錯誤的”。有的甚至認為“這是組織上對自己的考驗”，因此就“想不通要努力去想通、不理解要努力去理解”──這與“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韓愈所言）之類的忠君信條幾乎沒有差別。在“黨崇拜”的氛圍下，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成了不折不扣的“鐵律”，是全體黨員的“緊箍咒”；
在多數根本沒有表達機會的情況下，“少數服從多數”不過是一種擺設！“民主集中制”其實是中國幾千年專制主義的“君臣之綱”的現(xiàn)代版本。

　　現(xiàn)代民主觀認為，少數與多數同樣重要，在某種情況下甚至比多數要重要的多；
只有在有關公共生活的重大問題上可以按“多數決定”行事，但對少數人的意愿同樣要給予尊重與保護，否則便是“多數人暴政”了�，F(xiàn)代民主奉行“多數”與“少數”并重的原則，它不要求少數絕對地服從多數。考茨基認為：“保護少數派是民主發(fā)展的必不可缺的條件，其重要性并不亞于多數派的統(tǒng)治。[21]”至于在文藝、學術、信仰等領域，就更不能采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了。在中共尚能較好地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時期，也只不過允許“少數”保留自己的意見，但這“少數”卻往往因此受到歧視性待遇，得不到信任與重用；
在專制主義盛行的時代，黨內或國家機關通過重大決定時往往出現(xiàn)“一致通過”的“盛況”，原因是“少數”者一旦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便會受到迫害。這充分說明在“少數原則”未確立的地方的情況下便沒有民主。

　　四、毛澤東的集中主義思想是現(xiàn)代專制主義的理論基礎

　　要從集中制的羈絆中解脫出來，還必須對毛澤東就這一問題的有關言論作一清理。毛自1943年被確立為中共首腦人物后，威望日增，1945年中共“七大”時“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中共建國后他的思想又成為國家的統(tǒng)治思想，其影響超越了他主宰中國的年代。鑒別他的思想，以便跨越集中主義的屏障，是一個頗為艱難而緊要的任務。

　　首先，民主與集中，何者更為重要？毛澤東在1942年就明確回答：“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不懂這一點，就“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22]在他看來，集中高于重于民主，是明白無誤的。毛后來進一步說明：“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23]”目的是什么呢？是集中。所以毛說：“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24]”上文已說明，民主這個概念本身其實已包涵集中的含義，但毛澤東卻把集中確立為一個獨立于民主之上的目標，而民主卻被他視為達到集中的“一種手段”。毛的這些言論十分明白地告訴人們，共產黨是要民主還是要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出發(fā)點到底是民主還是集中？

　　其次，怎樣實現(xiàn)民主呢？毛澤東在1956年又強調：“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26]”自此“有領導的自由、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就成了不得違抗的國規(guī)。如果說，“七大”提出的這一規(guī)則那時還只是在黨內實行，但到了50年代中期卻成了國家政治生活的準則。中國特色的民主“特”在那里呢？就在于“民主”是在集中指導下實現(xiàn)的。譬如，議會作為近代以來民主制度的重要部份，是伸張與凝聚民意的機關，但移植到中國后卻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雖然1954年中國也建立了類似于議會的代議機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將它確定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并宣稱人民作為國家的主人就是通過這一機關表達他們的意志、行使他們的權力的。但現(xiàn)實中在“人民代表大會”之上還有黨，“人大”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活動，也就是說，在“最高”權力機關之上還有更高的權力機關。這就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在人大工作與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體現(xiàn)。

　　毛澤東認為，這種形式的“民主”比西方國家的民主有更多的民主與自由。其實，這種“民主”形式的實施已半個世紀了，即使不與西方的議會制度作比較，僅就自己所走過的道路作反省與總結，也可深知其弊了�！凹�中指導下的民主”其實是嚴重違背民主原則與憲政精神的。不然，為什么對“人大”向來就有“橡皮圖章”和“表決機器”的譏稱；
而對西方國家的議會，無論在他們本國，還是在我們這里，都無人封此雅號呢？中國的“人大”在很長時期內“一致通過”曾是常規(guī)，而西方的議會里有反對票和棄權票才是常規(guī)；
在中國的“人大”，發(fā)表領袖所不高興聽的意見必遭厄運，在西方的議會里，反對當局的政策、與政府首腦唱點反調是正當的權利。既然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里“民主”之處境尚且如此可憐可卑，那么普通公民還能享受多少民主呢？或許是因為，中共與西方國家政黨有一個最大的區(qū)別，即中共時時刻刻以“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自居，因此人民在行使各種民主權利時必須有黨的集中指導。人們常常感嘆，由于“民主集中制”沒有貫徹執(zhí)行，因此產生這樣或那樣的不幸后果云云。這實際上是莫大的誤會。應當說，“民主集中制”是向來一以貫之地得到有效貫徹的，正因為它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貫徹，才發(fā)生了這樣那樣的不幸后果。

　　毛澤東還認為，民主就是對人民進行教育，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里就寫道，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在1950年6月的第二次政治協(xié)商會議上的講話里又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來說是用專政的方法”，即“強迫”的方法：“對人民來說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即“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工作”。[27]到了1956年，毛又重申：“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28]”

　　按照毛澤東發(fā)明的概念，“民主”就是如下的政治活動：黨通過教育使人們提高覺悟，拋棄原來不正確的認識；
讓他們理解黨的政策和指示，自覺地加以貫徹執(zhí)行；
使他們改掉缺點與錯誤，改善與領導的關系，消除同志間的隔閡；
教他們履行子民的義務，更好地遵守國家的法律法令，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對人民進行說服教育而不用壓服手段，在毛澤東看來就是“民主”了。至于誰來教育人們呢？不言而喻，自然是話語中隱含的領導者，即享有各種權力的大小官員。既然必須由領導者來教育人民，內中又蘊含著一個前提，即領導者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總是比人民高明、正確，再延伸開去，就是領導怎么說都有理。因此，領導者總是教育者，人民總是被教育者；
人民必須無條件地接受領導的教育，還必須懂得，被領導教育本身就是在享受著“民主”的權利。這就是毛澤東對民主的理解和權威性解釋。但是，這樣的“民主觀”恰好與民主的本義完全相背。因為民主應當是公民有參與國事、監(jiān)督政府、揭露官員的失缺之權，從而使政府官員不敢濫用權力、違背民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民主是人民選擇與監(jiān)督政府之權，而不是相反�！敖逃�人民說”根本就不是民主，稱之為訓導人民成為“馴服工具”或許更為恰當。

　　毛澤東還有一個經典的公式：“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對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應當注意這里的“對”字，雖僅一字，卻十分關鍵，它也反映出毛澤東“民主觀”的特色。所謂“對人民實行民主”，也就是說，在人民之上還有一個給予人民“民主”的“主”，它解放人民，領導人民前進，至于什么時候給人民“民主”，給人民多少“民主”，所給的“民主”是教育式還是壓服式，皆決定于上。說是“百家爭鳴”，結果“輿論一律”；
說是“說服教育”，結果“全面專政”──都是這個“對”字背后的含義所決定的必然結果。一個“對”字，表明了人民仍然無權，無民主之權，只能無限期地期盼賜予。毛澤東的這一公式已流行50余年了，人們已習慣于一種被教育的“民主”，不少人還真以為這樣的“民主”比真正的民主“優(yōu)越”呢。

　　1962年，毛澤東談到了“民主集中制”。在這個講話中毛對他的“民主”作了另一種表述，即“讓人講話”。言論自由當然是民主的一種表現(xiàn)。問題在于，在中國連這種權利也是上頭給的，所謂“讓”也。其實，“讓”與“對”，都是同義詞語�？梢宰屇阒v話，也可以不讓你講話；
可以言者無罪，也可以言者有罪；
主動權皆在上、不在下；
皆在官、不在民。毛澤東說，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
所以首先要發(fā)揚民主，讓大家講話，發(fā)表各種意見，然后加以集中。集中什么呢？毛說，就是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tǒng)一認識，統(tǒng)一計劃，統(tǒng)一指揮，統(tǒng)一行動，叫做集中統(tǒng)一。他這些說法蘊含兩個要點。第一，誰來集中？自然是握有各種權力的領導者，有權者集中無權者的意見，掌大權者集中掌小權者的意見，享有最高權力的統(tǒng)帥集中全黨全國的意見。第二，所謂集中就是只集中“正確”的意見，何種意見才算“正確”？由領導者自行判斷，他認為哪種意見正確就集中哪種意見，或者說，哪種意見符合領導者的意向就集中哪種意見。由此可見，所謂的“民主”（“讓人講話”）不過是虛晃一槍罷了。毛的這番講話不但沒有推進黨和國家生活的民主，反而為家長制提供了新的依據。

　　民主必須有集中作指導，毛澤東所倡導的“群眾路線”領導方法中也體現(xiàn)了這一思想。毛說：“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tǒng)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tǒng)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中堅持下去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29]”這是中共的傳家寶，它在野時實行這一方法比較認真，在居于弱勢的情況下，不聯(lián)系群眾、不傾聽群眾的意見行嗎？可是，權柄在握之后，群眾就成了被管理、被領導的對象，若群眾與領導發(fā)生矛盾或沖突，客氣的用說服教育的方法，歸根到底還要統(tǒng)一到領導的立場上來。當權者如果沒有制度的約束，決不可能像打天下的年代那樣兢兢業(yè)業(yè)地去走群眾路線。毛澤東倡導的“群眾路線”在骨子里仍然未跳出“為民作主”的傳統(tǒng)理念。在實行“群眾路線”的過程中，群眾始終是被動的客體；
沒有領導者這個“主心骨”，群眾的意見不可能集中起來，也不可能回到群眾中去貫徹執(zhí)行；
只有領導者深入到群眾之中，群眾才有機會“暢所欲言”；
群眾所期盼的政策只有領導者作出決定并下達貫徹，群眾才可得益。由此可見，毛澤東思想即使在其成熟階段仍未超越被中國君主制度傳統(tǒng)文化倫理視為美德的“民本”思想，群眾得禍得福、是亂是治，全出于領導之決定。這與以民有、民治、民享為主旨的民主思想大相徑庭，有天地之別。

　　結語：清理集權主義遺產是當代中國思想啟蒙之要務

　　中國必然要走告別專制、向現(xiàn)代民主制度轉軌的道路，在這一過程中放棄“民主集中制”是無可回避的。以上分析表明，“民主集中制”是排斥民主、保障集中的制度，它與民主精神迥然相異。這一制度是50多年來集權體制運行和維系的基本工具，集中是“民主集中制”的出發(fā)點和歸宿點。而集中的內核是什么呢？是“黨的領導”，是“一黨專制”，是黨的寡頭專制；
毛澤東時代是毛專制（其頂峰是“文革”內亂），鄧小平時代是鄧專制（其頂峰是“六四”屠城）。專制是那個時代發(fā)生的災難、罪惡與挫折的總根源。遺憾的是，這一制度的反民主本質尚不為許多人所認識，人們常常為它的“民主”詞藻所迷惑，對其本質反而不甚了了。由于未對“民主集中制”的歷史與理論作一系統(tǒng)的清理，存在這種情況或許在所難免。筆者一直認為，當代中國的啟蒙僅正面張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意義是不夠的，清理沉重的集權主義思想遺產，幫助人們解脫現(xiàn)代專制主義的桎梏，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注釋」

　　[1]《列寧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28頁。

　　[2]《列寧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0至441頁。

　　[3]引自《盧森堡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3頁、514頁。

　　[4]《列寧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8頁。

　　[5]《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81頁，[6]出處同上，第200頁。

　　[7]出處同注[5]，第201頁。

　　[8]出處同注[5]，第312頁。

　　[9]出處同上。

　　[10]《列寧毛澤東和鄧小平論民主集中制》（附錄）。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頁。

　　[11]王貴秀，《論民主和民主集中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頁。

　　[12]《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頁。

　　[13]《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卷第670頁。

　　[14]出處同上，第3卷第1058頁。

　　[15]出處同注[11]，第118頁。

　　[16]《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頁。

　　[17]顧乃忠，“東方文化的形態(tài)學透視”。南京：《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18]應克復，“黨要領導得好，就要受監(jiān)督”。北京：《炎黃春秋》，1999年第8期。

　　[19]出處同注[11]，第141頁。

　　[20]出處同注[11]，第140頁。

　　[21]“少數意見保留權與黨內民主”。北京：《科學社會主義研究》，1989年第6期。

　　[22]《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23頁。

　　[23]《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頁。

　　[24]出處同上。

　　[25]出處同注[23].[26]出處同注[23]，第367、368頁。

　　[27]出處同注[23]，第28頁。

　　[28]出處同注[23]，第368頁。

　　[29]《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01頁。

　　[30]出處同上，第902頁。

　　作者為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當代中國研究》[2005年][第4期（總第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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