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作者指出，世界轉型與中國崛起并行，賦予中國巨大的國際戰(zhàn)略塑造空間，國際關系理論主流范式的整合正在積極回應世界轉型，但對中國崛起的解釋乏力，而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依舊處于模仿和追隨西方階段，以西方重心為重心，被籠罩在西方范式之下。作者呼吁，回歸國際關系研究的中國重心、架起理論和實踐的橋梁。作者認為，實現(xiàn)這一宏大理想，需要加強對中國之世界理想的研究、加強對中國崛起的戰(zhàn)略研究、加強對策研究的理論基礎等。

　　【關鍵詞】 國際關系研究 中國重心 理論 世界理想

　　伴隨著世界的轉型和中國的進步，在幾代國際關系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國際關系研究在中國已經成為顯學。隨著學科建設的發(fā)展，昔日墻上蘆葦、山間竹筍式的形象有所改進，[1]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變得規(guī)范和厚重起來。當然，進入快車道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正在迎來新的發(fā)展瓶頸，這就是如何回歸到中國重心，將理論研究與中國活生生的實踐相結合，突破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范式的模仿與追隨，開創(chuàng)國際關系研究的新圖景。

　　世界轉型與中國崛起

　　進入現(xiàn)代社會，人類發(fā)展的基本特征就是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加深。伴隨著這一進程，資本要素、知識要素、技術要素、人力要素等在市場法則的驅動下出現(xiàn)了全球性的流動和組合，以至于國別政治經濟和區(qū)域政治經濟越來越多地納入到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之中，從而促進了互補性、關聯(lián)性和依賴性的增強。當今世界關乎繁榮與增長的諸領域在加速走向一體化，其集中表現(xiàn)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與區(qū)域經濟集團化相輔相成、并行不悖，匯成將各國納入世界體系的洪流。在關乎生存與安全的傳統(tǒng)關鍵領域也出現(xiàn)了巨大的變革，國際政治開始讓位于世界政治，國際關系的內涵大大豐富，復合相互依賴日益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各國共存共榮的全球意識，從而導致世界進入轉型之中。

　　與全球化相始終的，就是世界進程的加速發(fā)展，這一特征在進入20世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其中最為突出的體現(xiàn)就是，組成世界政治經濟基礎的權力形式均處于擴散之中，從而成為挑戰(zhàn)各國尤其是主導國利益的主要因素，各種新問題——環(huán)境惡化、傳染疾病、人口增長、武器擴散、民族國家遭受侵蝕、地區(qū)不穩(wěn)定等——層出不窮。以上權力轉移和問題轉移的最終結果就是，我們依舊并將繼續(xù)生活在一個存在巨大差距的世界上，而大國興衰堪為最為突出的表征。其中，美國是20世紀唯一保持恒態(tài)的國家，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并致力于建立全球霸權；
中國則是變化最巨的大國，快速崛起并致力于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美之間同時出現(xiàn)巨大發(fā)展造成了特殊的碰撞，既給世界帶來了嚴峻挑戰(zhàn)，也帶來了宏大機緣。

　　對中國而言，20世紀和21是世紀注定是一個大時代。20世紀前半葉，中國尚處于不穩(wěn)定的國際體系的底層，所求者首先是恢復19世紀失去的獨立與主權；
20世紀下半葉，中國迎來歷史性的崛起，國富民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現(xiàn)實的期望；
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以全面開放和戰(zhàn)略崛起為標志，中國的國家實力實現(xiàn)了大幅度提升，開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成為全球增長最快、最大的新興市場，在世界政治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中國抓住了新一輪地區(qū)主義的浪潮，開始了由地區(qū)主義的被動者、消極觀望者到主動參與者、議程創(chuàng)設者的轉變，中國逐漸成為東亞經濟和貿易增長的發(fā)動機、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器、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地區(qū)矛盾的協(xié)調者，在東亞一體化中的導航地位逐漸凸現(xiàn)出來。

　　在過去一個半世紀里，西方國家已經習慣了一個實質性影響不大的中國，但現(xiàn)在卻不得不面對一個待選的世界大國（A World Power Candidate）；
中國已經習慣了被一定程度的忽視和對合法權益的爭取，現(xiàn)在卻不得不應對世界的聚焦和要求其承擔大國責任的迫切。

　　理論整合與范式轉移

　　國際關系理論發(fā)端于西方，主要是對過去幾個世紀西方歷史經驗的總結與升華，并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而走向世界。其中堪為佐證的是，20世紀的歷史進程表明，國際關系研究始終存在著、發(fā)揮著巨大影響的美國重心。[2]這與美國在19世紀末成為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享有20世紀中后期的世界霸權直接關聯(lián)，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美國的使命觀和世界意識所造就的。

　　20世界中后期國際關系理論的圖景是，以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為主導，其他地區(qū)國際關系理論為補充�？梢哉f，各種國際關系理論或發(fā)端于美國，或與美國主流理論范式相互映照，或在美國找到發(fā)展路徑，或因美國關注而勃興。

　　國際關系理論三大主流范式——現(xiàn)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交互發(fā)展歷程，既表明了國際關系理論在應對世界轉型中進步，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著西方政治文化理念的主導性。其間值得注意的首先就是三大主流理論范式的相互借鑒與融合。20世紀8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接受了結構現(xiàn)實主義最根本的假定，融合現(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家之長，建立了獨立的國際制度理論體系，其后又借鑒和吸納其他國際關系理論流派特別是建構主義的最新成果，力圖及時保持學術前沿地位；
新現(xiàn)實主義積極迎接新自由主義的挑戰(zhàn)，適時提出霸權與大國政策協(xié)調并存的理論，并強調多邊管理與政策協(xié)調的價值，體現(xiàn)出對新自由主義部分觀點的接受，新現(xiàn)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之間從激烈論戰(zhàn)到理論通約，最終達致“新新合成”；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建構主義的勃興，以亞歷山大·溫特為代表的社會建構主義向結構主義的分析體系靠攏，力圖使建構主義成為一種既考慮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又堅持科學實在論的理論體系，將建構主義推進到體系理論層次，使之成為廣為認可的理論范式。[3]三大理論范式之間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世界轉型的回應，容納了對權力轉移和問題轉移的深入思考，體現(xiàn)了國際關系理論向進化發(fā)展的態(tài)勢，[4]并將開啟國際關系理論范式轉移的新時代。其中，英國的國際社會理論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其重要觀點開始為以上主流范式所感同身受，這進一步加強以西方政治文化為基底的國際關系理論之間的相互融合�？梢哉f，西方主流理論范式的整合正在積極回應世界轉型，代表著國際關系研究的重大進步。

　　但是，在中國崛起的問題上，既有國際關系理論的主流范式卻體現(xiàn)出解釋的乏力。中國是一個正在融入國際社會的上升大國，她所突出強調的和平發(fā)展道路與西方社會既有的歷史邏輯有著巨大差異，正如秦亞青教授指出的，現(xiàn)實主義對此基本持否定態(tài)度，而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都沒有真正的經驗研究，所以這方面的理論基本上是空白。[5]應該說，我們能夠理解既有國際關系理論主流范式面對這一重大議題的失語。從另一個方面講，現(xiàn)有的國際關系理論，弘揚的是西方理念，展現(xiàn)的是西方理想，我不否認其中所蘊涵的某些普世性和啟示意義，但對將其移植到中國卻深為懷疑。換言之，西方主流理論范式對中國問題解釋的乏力并無不正常之處。

　　任何一個國家國際關系研究的重大發(fā)展，都必須建立在對世界發(fā)展趨勢的把握和本國最重大議題的認識，前者是關鍵性的前提，而后者是不可或缺的重心。中國是一個由大一統(tǒng)的國家理想和大同社會的世界理想而生成的國家，與西方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邏輯和歷史經驗。縱觀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歷程，我們不誤遺憾地看到，盡管有諸多清醒和冷靜的學者在呼喚和探索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范式，但總體而言，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依舊處于模仿和追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階段，以西方重心為重心，如果說我們沒有迷失大方向的話，但我們還沒有深入挖掘和自發(fā)弘揚中國的文化理念，反而有丟失文化傳統(tǒng)之虞。我們的國際關系研究被籠罩在西方理論范式之下，形成所謂的“燈下黑”。

　　回歸中國重心，理論聯(lián)結實踐

　　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窘境與中國迅速崛起的現(xiàn)實形成鮮明對照，刺痛著我們的學術神經。作為源遠流長的文明古國，中國久遠的理想和理念曾經是世界的向往。它們將湮滅在西方主導的邏輯之中？還是將在崛起的進程中重現(xiàn)昔日榮光？我們當然期望后者的出現(xiàn)，而這樣的前景需要學者更深邃的目光和更積極的努力。

　　這一前景的出現(xiàn)，以回歸國際關系研究的中國重心為前提。一個大國的國際關系研究應該以本國為重心。國際關系研究的美國重心如此耀目，不僅是美國國家強盛的必然效應，也與美國學界的積極努力直接相關。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以西方重心為重心——主要是以西方的理論范式解詮釋世界和中國的現(xiàn)實，與中國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積弱相輔相成，與我們對其理論范式的模仿與追隨分不開，也是與我們對弘揚文化傳統(tǒng)不夠直接相關。1978年中國開啟的崛起進程正在逐步掃除這些現(xiàn)實和心理的障礙，從而為中國國際關系研究提供了更為宏大的視野和更加宏遠的目標，回歸中國重心恰其時矣！當然，回歸中國重心，并不是完全以自我為中心，重會閉關鎖國或中體西用的老路，而是在繼續(xù)確保開放、理性且不乏人文精神之心態(tài)的同時，將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作為國際關系研究的中心議題，弘揚傳統(tǒng)哲學、理念和理想，走上本位性的學術創(chuàng)新之路，為國際關系研究貢獻中國觀點、中國理念、中國理論。

　　這一前景的出現(xiàn)，以理論聯(lián)結實踐為橋梁�！袄碚撛谝粋�國家的實現(xiàn)程度，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6]國際關系研究需要理論升華和總結，也需要對理論的實踐檢驗。只有二者的結合，才可能出真知卓識。我們在弘揚思想文化傳統(tǒng)的同時，應繼續(xù)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奉行拿來主義，兼收并蓄以形成綜合性的解釋模式，為創(chuàng)立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范式填磚加瓦。

　　筆者認為，回歸國際關系研究的中國重心、架起理論和實踐的橋梁是一個宏大的理想，絕非朝夕可至。為此，我們應在如下幾個方面（但不限于此）做出更加積極的努力：

　　第一，加強對中國之世界理想的研究。大國需要世界理想的指引，崛起大國尤其如此。中國是有著世界理想的，這就是大同社會�！抖Y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為大同�！弊鳛橐环N萬物均等的世界秩序設計，大同理想自有其普世性。當前的小康社會目標是“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的初級理想，是走向世界大同的必經階段。

一個崛起的大國不僅需要“以功為己”，更需要世界理想。所以，加強對中國世界理想的研究，具有接續(xù)先賢、延續(xù)未來的重大意義。

　　第二，加強對中國崛起的戰(zhàn)略研究。目前，如何實現(xiàn)崛起是中國最重大的議題，而處于中觀層面的戰(zhàn)略研究正方興未艾。我們認為，關于中國崛起的戰(zhàn)略研究將為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發(fā)展提供堅實的基礎。我們強調，在中國繼續(xù)面臨大一統(tǒng)之國家理想目標尚未實現(xiàn)的情勢下，應引入大戰(zhàn)略的視角，強調國內戰(zhàn)略與國際戰(zhàn)略的協(xié)調與結合，從而確定國家理想和世界理想的對接點。我們建議，應特別加強對融入國際制度戰(zhàn)略、地區(qū)一體化戰(zhàn)略、重大并事關國計民生之問題領域之戰(zhàn)略的研究。同時，我們還要致力于中長期戰(zhàn)略預測研究，以達見微知著、審時度勢。

　　第三，加強對策研究的理論基礎。中觀層面的戰(zhàn)略研究本身仍然具有強烈的理論含義和長周期意義，而作為中短期層面的對策研究對中國當前的態(tài)勢而言更具應用價值。中國對策研究的現(xiàn)狀表明，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進入門檻依舊過低。所以，加強對策研究的理論基礎，以此提高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深度，更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

　　注釋：

　　[1] 毛澤東對做研究工作的許多人只把興趣放在脫離實際的空洞“理論”研究上和做實際工作的許多人單憑熱情、把感情當政策的批評是：“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參見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載《馬澤東選集（第三卷）》1991年版，第799-800頁。

　　[2] 王逸舟：“試析國際政治學的美國重心”，載《美國研究》1998年第1期，第57-78頁。

　　[3] 參見門洪華：“國際關系理論范式的相互啟示與融合之道”，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5期，第42-43頁；
門洪華：“羅伯特·基歐漢學術思想述評”，載《美國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3-118頁。

　　[4] 秦亞青教授總結指出，“國際關系發(fā)展的一個方向就是從強調循環(huán)向強調進化發(fā)展”。參見秦亞青：“現(xiàn)代國際關系理論的沿革”，載《教學與研究》2004年第7期，第56-63頁。

　　[5] 秦亞青：“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和與中國學派的生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第165-176頁。

　　[6]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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