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在思想理論界，關于我國改革和發(fā)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發(fā)生了一系列的爭論，這些問題涉及如何看待權力與市場、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對外開放與自主發(fā)展等等。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爭論中，充斥著一種明顯的線性思維方式：將特定歷史條件下發(fā)生的現象當作歷史的必然；
將某些可以作為教訓的歷史作為經驗；
不考慮特殊的歷史背景而將某些邏輯絕對化等。在這里，我試圖通過對新比較政治經濟學(new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一些理論的介紹，引進看待這些問題的一種更為廣闊和復雜的視角。

　　一種超越對立的新視角

　　其實，有關上述出現在中國的這些問題，大約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世界范圍內也集中爭論過，而且在爭論的過程中形成了針鋒相對的兩個陣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后來被稱之為“新比較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學派開始出現。這個學派孕育于19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已經在理論界產生了重要而廣泛的影響。新比較政治經濟學對于發(fā)展研究的貢獻，與其說在于獨特的理論，不如說在于其獨特的視角。在面對1960年代逐步提出的有關現代化和發(fā)展的一系列爭論的時候，他們基本上都不取各執(zhí)一端的態(tài)度，而是依據各種已有的研究成果，來分析經濟和社會現象在不同條件下的特殊因果關系。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尤其強調足以影響因果邏輯的中介變量的作用。該學說的目標，就是在一些表面上看起來互相矛盾的理論之間建立起一種互相補充的關系。

　　促成這種新的視野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將一些原來在發(fā)展理論中一直被忽視但又非常重要的因素重新納入到視野之中，如國家的作用、階級分析、人民群眾的作用等，新比較政治經濟學重新將這些重要社會因素納入到了自己的分析之中。

　　國家與市場的關系

　　在發(fā)展研究中，對于國家或政府在發(fā)展中的作用，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乃至針鋒相對的爭論。

　　以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和社會進化論為學術背景的研究者主張，應將政府在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降到最低的限度；
而另外的一些研究者則極力強調在落后國家經濟發(fā)展中政府的作用。而且在這當中我們大體可以看到一種分野：以西方發(fā)達國家為研究對象的現代化論者更加鐘情于市場，而以發(fā)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發(fā)展理論家卻更強調政府的作用。之所以如此，不在于后者更喜歡政府，而是他們認為這些發(fā)展中國家民間的經濟力量很弱，這樣就不得不經常需要政府來扮演企業(yè)家的角色。

　　然而從實踐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發(fā)展中國家發(fā)展的歷史則提供了多樣性的啟示：有些國家在政府的推動下，經濟有了迅速的發(fā)展；
但也有一些政府積極介入經濟發(fā)展的國家，經濟卻一直處于停滯的狀態(tài)。東亞國家的發(fā)展過程以及由此總結出的東亞發(fā)展模式，經常被作為前者的證據，只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后，由于東亞模式的弊端開始逐步暴露出來，人們才開始對此進行新的反思。而一些拉美國家，特別是當時的智利和阿根廷，經常被作為后一種邏輯的例證。

　　在對這些國家的發(fā)展過程進行大量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新比較政治經濟學認為，雖然國家與市場的關系還要受到許多其他因素的影響，但總起來說，韓國和巴西這樣將國家干預與市場取向結合起來的國家，要明顯優(yōu)越于像智利和阿根廷那種由軍人建立的、允許市場無限制運轉的體制，后者往往造成反工業(yè)化的結果。然而，僅僅看到政府干預與市場取向相結合的優(yōu)越性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同樣是實行這種結合的國家，韓國和巴西等國實現了經濟的迅速發(fā)展，而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其經濟發(fā)展卻相當緩慢。

　　問題出現在哪里？新比較政治經濟學認為，關鍵的因素是在于國家與政府本身的性質與特點。其中一個是政府機構的能力。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國家，由于種族沖突、宗教沖突、部族政治等種種原因，強有力而穩(wěn)固的中央政府無法建立，國家經常處于動蕩之中，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管理和協調能力是相當有限的。相反，韓國和巴西等國的政府則較為穩(wěn)定，而且具有較強的行政管理能力；
二是政府獨立于社會中各利益群體的自主性程度。比如一些非洲國家政府的社會基礎非常脆弱，因此急于在農村和城市的上層階級中尋求支持，于是就用利益來直接進行收買。這就形成某些非洲國家政府干預經濟的獨特特點：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干預，在口頭上是為了國民經濟的發(fā)展，但實際上則是通過國家干預使利益分配更有利于上層階級，并提高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

　　這對于我們看待政府職能與定位問題有著直接的啟示。在政府較多直接介入經濟活動，甚至直接成為市場中的利益主體，政府與商界關系越來越密切的情況下，如何保持政府的超越性和公正性，已經是一個越來越現實的問題。在我國一些地方，經濟社會政策偏向個別強勢群體，在勞資關系中立場更多地站在資方一邊等現象遠不是個別的，甚至一些地方出現官員“傍大款”的現象。這種狀況必然會扭曲政府的定位與職能，甚至成為損害公正和秩序的根源。因此，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如何保持和重建政府的自主性與超越性，使得公共權力能夠公正地行使，將是我們要面對的嚴峻問題之一。

　　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關系

　　總起來說，盡管新比較政治經濟學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論著不少，但所形成的理論遠不如關于國家與市場和增長與民主的理論那樣豐富。但其中的一些觀點依然可以對我們思考中國的問題有所啟迪。

　　關于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關系的傳統(tǒng)理論有兩個突出的特征：第一，認為在經濟增長的最初階段上，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增長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
第二，認為經濟的進一步增長，會自動地導致收入分配平等的趨向。而在這兩個最基本的觀點背后的，則是一個未經論證的假設，即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存在著一種嚴格的因果關系。

　　事實上，對于這種邏輯關系，在學界一直存在質疑的聲音。從經驗上來看，在一個長時段里，確實存在收入不平等，從低到高再到低的趨勢，即所謂的倒U型曲線。問題在于，經濟發(fā)展水平較高階段上的極度不平等是怎么出來的，是自然出現的，還是社會針對之前嚴重的不平等所采取的干預措施的結果？更進一步說，其中間階段不平等的嚴重化，是不可避免的規(guī)律，還是由于經濟社會政策失誤造成的教訓？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真的存在直接的、嚴格的因果關系嗎？而且，不同國家發(fā)展的歷程也表明了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復雜而多變的關系，比如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型工業(yè)化浪潮中，拉美的經濟快速增長與巨大的貧富差距被稱為“雙重奇跡”，而東亞國家和地區(qū)以及以色列等國家，卻在經濟快速發(fā)展的同時實現了相當平等的收入分配，以至于這些國家和地區(qū)被稱之為發(fā)展與平等最為和諧的地方。

　　對增長與分配關系的研究，新比較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福利與經濟增長兩者之間并不存在著一種如傳統(tǒng)經濟學所認定的那樣一種負關系。在那些嚴重依賴對外貿易的小國中，由于在資本和強大的工人運動之間達成了默契與妥協，由于工人可以得到失業(yè)救濟金、免費的或給予補貼的商品和服務的“社會工資”的補償，他們往往會對雇主限制“市場工資”的要求作出讓步，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福利的發(fā)展對經濟增長會有積極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只有在上述特定的條件下才會出現。也有相當多的個案研究可以證明，在社會福利與經濟增長之間并不存在這樣明顯的因果關系。比如像奧地利和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國家，社會福利較為發(fā)達，經濟增長是很快的；
但像法國這樣社會福利發(fā)展居于中游的國家，以及像日本這樣社會福利較少的國家，經濟增長也都是很快的。

　　這些研究實際上暗示了這樣一種結論：收入分配的平等與不平等，固然與經濟增長有著密切聯系，但是它也有相對獨立的一面；
收入分配的平等化，不是經濟增長某個階段必然的結果，而是與另外的一些因素密切相關；
收入的平等狀況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不是線性的，而是由于其他因素的作用而呈現多重的狀態(tài)。

　　在我國，就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來說，人們看法的分歧就更大。然而我們認真分析就可以發(fā)現，其中不乏線性的簡單化論證。因為貧富差距的擴大可能是不同因素導致的結果，而這些因素既可能是正常的市場競爭，也可能是權力尋租甚至是腐敗。不同因素造成的貧富差距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生活的影響會是相同的嗎？在不同的經濟發(fā)展模式下，以及在不同的經濟發(fā)展環(huán)境下，貧富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會有什么不同？在兩種相當不同的背景之下，貧富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會呈現出一成不變的邏輯嗎？

　　經濟發(fā)展與民主政治的關系

　　經濟的發(fā)展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生活的種種的變化，會不會對民主政治的推進產生積極的影響？在發(fā)展理論中，對這個問題一直存在著兩種尖銳對立的觀點，而這種對立到現在也沒有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新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發(fā)現，這兩種觀點的對立，與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著直接的關系。許多使用跨國統(tǒng)計分析方法所進行的研究，大都證明了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會直接對民主政治的推進產生積極的影響。相反，從歷史比較研究中得出的結論則與此完全不同。他們認為，經濟發(fā)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變遷，與政治民主化之間并沒有一種明顯的正相關。

　　應當說，這兩種觀點都是有自己充分的經驗證據的。如何對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進行解釋？新比較政治經濟學為此提出了“相對階級力量”以及“國家相對于社會的強度”這兩個概念，以解釋經濟發(fā)展與政治民主化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

　　所謂“相對階級力量”，實際上是指階級力量的對比關系，尤其是在對待民主化過程有著不同態(tài)度和立場的社會力量的對比關系。但新比較政治經濟學認為，只是用“相對階級力量”的概念來解釋民主化的進程還是不夠的，同時還要輔之以對國家作用的考察，也就是必須考察“國家相對于社會的強度”。

　　東亞的例子更典型地說明了必須用“國家的相對強度”分析來補充“階級相對力量”分析的必要性。東亞國家發(fā)展的前期，以專制的政權推進發(fā)展幾乎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比如，當時這些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模式基本是出口導向。這種政治模式確保了統(tǒng)治當局和上層精英對勞工階級的控制和政治排斥，從而保證了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的競爭力。但與另外一些國家相比，東亞國家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無疑是成功的。一些學者認為，這直接與下面的因素有關：這些國家此前大地產的力量就比較弱，工業(yè)化起步前又都進行過土地改革，大地產的力量進一步被削弱。這樣就使得東亞國家的政府具有較強的自主性。也正是這個因素使得這些國家能夠在經濟發(fā)展的較高階段上，順利實現民主化。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韓國。

　　就此而言，至少從發(fā)展中國家的經驗來看，在政治民主與經濟發(fā)展之間，并沒有什么必然的直接的因果關系。因此一些學者提出，應當更加重視社會發(fā)展水平、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文化傳統(tǒng)與政治制度的關系、政府對經濟的干涉程度和卷入方式、政黨關系以及文化傳統(tǒng)等因素的作用。而民主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情況就更為復雜。在比較專制的政權下和在比較民主并有廣泛政治參與的政權下，都有過經濟發(fā)展的成功和失敗的情形。而在民主國家中，情況也各不相同，不能否認的是，有相當一些國家的民主政權未能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但如此簡單的結論是容易產生誤導的，關鍵的問題要看，是民主政權中的一些什么因素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作用。

　　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的關系

　　在許多關于發(fā)展的理論中都包含著對國際因素的強調，特別是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就更是強調國際因素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重要作用。而新比較政治經濟學則更加強調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之間的互相作用，它對發(fā)展的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的研究所作的貢獻，大體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

　　第一，外部因素的作用改變了特定國家內部發(fā)展的邏輯性。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新比較政治經濟學對國際移民所作的大量研究。在二戰(zhàn)以后，跨國勞動力流動大量增加，這種現象不僅對流出國與流入國的勞動力市場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也影響到生產的過程與組織，同時還對兩方國家的經濟社會生活產生間接而重要的影響。其中的影響之一，就是這些移民有相當的一部分是以非正式的方式進入流入國的勞動力市場的，結果是加速了流入國中的某些行業(yè)中的“非正式化”的趨勢。

　　第二，依附型發(fā)展的可能性及其條件。用新比較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發(fā)展中國家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國際紐帶建立在協商的基礎上。而要形成這樣的一種能力，國家的作用是異常重要的。該理論雖然注意到變革國際經濟關系的余地是存在的，從而依附型發(fā)展的機會也是存在的，但同時也提醒人們，這種余地也是有限的。

　　第三，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的雙向互動關系。既然在國際依附格局不變的條件下，改變國際經濟關系從而實現依附型發(fā)展的余地是很小的，那么，依附國家的出路又何在呢？新比較政治經濟學認為，必須把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的互相作用，看作是一種循環(huán)往復的過程，而不能在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上偏執(zhí)一端。盡管在既有的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下，依附型發(fā)展的余地是有限的，但如果能夠利用這有限的發(fā)展機會，就能夠在一定程度內重建國民經濟，從而使他們在國際分層秩序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增強與發(fā)達國家商談其經濟關系的能力。這一點已經為新興工業(yè)化國家的發(fā)展歷程所證明。

　　經濟觀察報 2006年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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