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是中國生物學的創(chuàng)始人，享有世界聲譽的植物學家。一九四九年以后，胡先骕沒有走，而是留下來繼續(xù)他的生物學研究，那年他五十五歲，還是一個科學家最好的年齡。

　　一九五五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時，在自然科學家中，胡先骕是極少幾個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在此前幾屆評議委員會委員的基礎上選出的，就是說，評議會委員到了一九四八年選舉院士時，都當選為院士。一九三五年，胡先骕四十二歲的時候就是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委員，他在中國生物學界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說是泰斗級的人物。但為什么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重選學部委員，就沒有胡先骕了呢？這可以說是最能見出一個時代意識形態(tài)對學術研究的制約了。在一個正常的學術環(huán)境里，學術有它自己的尊嚴，有他自己獨立的品質。胡先骕是留學美國的生物學家，對科學有他自己獨立的判斷，但就是因為他堅持自己獨立的科學思想，在一個新時代里，他最終很難和他所處的時代達成平衡，他是中國生物學界少有的享有世界聲譽的科學家，但在一個一切以政治為首要標準的時代里，科學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骕就因為反對李森科的非科學理論，而最終沒有成為學部委員，對胡先骕來說，這算不了什么，一個科學家的聲譽并不是靠外在的名聲，而在他自己對科學的真正貢獻，胡先骕根本沒有把這些放在心上，但他自己在乎不在乎是一方面，而這種科學體制為什么會把一個第一流的科學家排斥在外，這才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對1955年學部委員的選舉來說，胡先骕的落選，不是他個人的恥辱，而是這種體制的恥辱。

　　一九五四年，胡先骕在寫作《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中，針對李森科的（蘇聯農科院院長）“小麥變黑麥”的論點做了嚴厲的學術批判，指出其不符合現代遺傳學的實際，是反達爾文演化學說的非科學理論，并批評李森科是靠政治力量來支持其反科學的理論的。他在書中告誡中國的生物學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類學工作者：“必須有深刻的認識，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雖然那時蘇聯也有科學家對李森科的非科學理論進行了批判（如蘇卡高夫等），但在中國科學界，公開對李森科理論進行批判，胡先骕還是第一次。張建偉、鄧琮琮合著的《中國院士》（江蘇文藝出版社）一書中也認為這是胡先骕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主要原因。我在《從院士到學部委員》一文中也用了這樣的說法（見《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但我的朋友胡宗剛先生（現在廬山植物園工作，是研究胡先骕生平的專家，曾編過胡先骕年譜）在一篇未刊的文章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說：“胡先骕批判李森科偽科學的言論，是寫于其專著《植物分類學簡編》之后，該書于一九五五年三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科學院向中央報呈學部委員名單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中央審批在五月十五日，《簡編》一書出版僅兩個多月，還沒有引起反響，兩事沒有關聯。指出《簡編》有‘嚴重政治性錯誤’的始作俑者，是北京農業(yè)大學六位講師助教于是年夏給出版社的信函，要求停止《簡編》的發(fā)行，隨后在高教部的蘇聯專家提出‘嚴重抗議’，說‘這是對蘇聯在政治上的誣蔑’。繼而中科院在紀念米丘林誕生一百周年的紀念會上，對胡先骕的觀點進行了批判，這些都在中科院學部成立之后�！焙�宗剛認為胡先骕沒有成為學部委員主要是因為他過去的政治觀點。

　　最近我看到陳清泉、宋廣渭合作的《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陸定一當時是中共的宣傳部長，而我們知道，當時學部委員的選舉工作主要是由中宣部負責的。雖然胡宗剛的說法為我們深入了解這件事提供了新的視角，但從《陸定一傳》中所披露的資料看，應該說胡先骕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主要原因，確是因為他反對李森科的非科學理論�？茖W院在最初上報的一個238名學部委員名單中本來是有胡先骕的，但在最后確定的二三三人名單中拿掉了胡先骕等幾個人（參閱李真真《中國科學院學部的籌備與建立》，《自然辨證法通訊》一九九二年四期四十六頁）。李真真認為：“他們最終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落榜”。所謂政治上的原因，具體到胡先骕，就是我們上面說到的那些原因�！蛾懚ㄒ粋鳌芬�述了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陸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毛澤東《論十大關系》時做的一次發(fā)言，他在講話時，毛澤東、周恩來和康生都插過話。陸定一講到了胡先骕。因為這是過去不常見的材料，我抄在下面：

　　從前胡先骕那個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夠辨護一下，那是很難辨護的。那個時候我們給他加了幾句，就是著重他的政治問題，因為他那個時候罵蘇聯，所以我們就氣了。他講的問題是生物學界很重要的問題，這個人在生物學界很有威望（毛澤東插話：不是什么人叫我們跟他斗一斗嗎？）。后來我們把那個東西和緩了，報紙上沒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個什么米丘林的紀念會上有幾個人講話講到他，我們掌握了這一點，就是報紙上的一個名字都不講，因此沒有和他撕破臉（毛澤東插話：胡先骕的那個文章對不對？）他批評李森科的觀點很好，那是屬于學術性質的問題，我們不要去干涉比較好（康生插話：我問了一下于光遠，他覺得胡先骕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對李森科的，什么問題呢？李森科說，從松樹上長出一棵榆樹來，這是辨證法的突變，松樹可以變榆樹（笑聲），這是一種突變論。毛澤東問：能不能變？康生答：怎么能變呢？那棵松樹上常常長榆樹，那是榆樹掉下來的種子長出來的。這件事情胡先骕反對是對的。但胡先骕說李森科可以吃得開是有政治支持著的，其實，斯大林死了以后，蘇共批評了李森科，沒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這一點沒有說對。但整個的來講，胡先骕講得還是對的，他只講錯了一個例子，我們不應該去抓人家的小辮子，就說他是錯誤的）。那到不一定去向他承認錯誤（毛澤東插話：那個人是很頑固的，他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年紀七八十了。他贊成文言文，反對白話文，這個人現在是學部委員嗎？）不是，沒有給（毛澤東插話：恐怕還是要給，他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見該書415頁）

　　從這些材料中，我們可以把過去一些說不清楚的問題說清楚。

　　第一，最早反對胡先骕的正是他的同行，也就是當時以樂天宇為主要代表的北京農業(yè)大學那些贊成李森科理論的人，以后就是蘇聯專家，是他們給中宣部寫信告狀。中宣部認為胡先骕在政治上是有問題的，“很生氣”，毛澤東所說的“不是什么人叫我們跟他斗一斗”，我想這個“什么人”，可能就是樂天宇。中宣部從策略考慮，沒有點胡先骕的名，但對他已有了很壞的印象，用陸定一的話說就是僅僅“沒有和他撕破臉”。

　　第二、毛澤東對胡先骕是有印象的，但并不了解具體情況，知道他在五四時期反對過白話文，那時胡先骕是《學衡》的主要撰稿人，也是主將之一。毛澤東說胡先骕“年紀七八十了”，其實那時胡先骕只有六十三歲，只比毛澤東大兩歲。

　　第三、中宣部對胡先骕產生壞印象時，正是學部委員由中宣部認定的時候，因為有那樣的印象，所以就有陸定一口氣很硬的回答：“不是，沒有給�！边@一點也符合1957年陸定一對胡先骕的一個評價：“胡先骕是不用戴帽的右派”（江西廬山植物園編印《胡先骕 秦人昌 陳封懷生平簡介匯編》第12頁，1994年8月）

　　第四、毛澤東沒有反對胡先骕成為學部委員，是那些具體管事的人對胡有很大的成見。

　　第五、胡先骕批評李森科，說他靠政治來支持自己的理論，這一點雖然在時間上有一點出入，但胡先骕對李森科的批評從根本上說沒有錯，李森科就是一個靠政治吃飯的科學騙子。

　　第六、在對胡先骕的問題上，雖然領導人承認了他是對的，但最后卻：“那倒不一定向他承認錯誤�！�

　　第七、陸定一在對胡先骕的態(tài)度上，沒有表現出對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寬容。

　　胡先骕于一九六八年去世，終年七十五歲。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極大的折磨，他由原來所住的一所約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遷到了一所僅有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的圖書、資料和尚未發(fā)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盡。一代科學宗師，就在這樣的處境中離開了人世。

　　二ＯＯＯ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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