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價格決定問題是一切有分量的經濟理論的核心。但對價格決定問題的回答，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是大不相同的，其基本原因在于研究者所信奉的不同的思想和哲學基礎的不同。本文從這一認識角度，具體分析了各種經濟理論在不同歷史階段對于價格決定問題的不同分析思路并指出其主要缺陷，著重指出：唯有解釋了交換者在現實的商品交易過程中的行為方式的價格決定理論，才是有意義的經濟理論。

　　概括而言，經濟學是闡釋各種價格的決定或形成過程的理論。提出這個命題的理由是：舉凡商品的價格、成本、利潤、利息、工資、地租等概念，都屬于價格范疇，圍繞著這些價格的形成過程，才有了所謂產權、市場、貨幣、交換、分工、競爭、壟斷等等概念。因此可以說，一切經濟學都圍繞這些價格概念而展開，或者根本就是闡釋這些概念的理論。有鑒于此，人們有時直接把所謂微觀經濟學稱為“價格理論”。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理論，一般可以把經濟學說的歷史區(qū)分為三個時期，即：古典理論時期，新古典理論時期和制度交易理論時期。

　　大致說來，1870年代以前的經濟理論，基本屬于古典經濟理論。

　　古典經濟理論有兩個顯著特點：其一，他們要為諸如利息、利潤、工資、地租等尋找“來源”和道德依據。經濟問題最早起源于對社會公正、公平等概念的倫理和道德原則的討論，古典理論因而不可避免地延續(xù)了相同的問題以及同樣的思考問題的視角；
其次，古典經濟學家基本上都受到當時的形而上學哲學精神所支配，因而在價格決定問題上，熱衷于尋找存在于商品背后的、或“內在于”一切商品之中的、不變的因而客觀的價值。他們相信：發(fā)現商品的價值并找到價值的計量方法，就能解決一切價格的決定問題。

　　17－18世紀是形而上學思潮高漲的年代。形而上學的思想核心，是探討和研究事物或概念“內部”的本質、理念或共相。從思想方法的角度看，倫理學探討絕對的善和絕對的社會正義，社會學探討內在于社會之中的自然法，經濟學探索內在于商品之中的絕對的和客觀的價值，這些思想方法都與當時時代的哲學精神密切相聯(lián)。

　　形而上學哲學在受到休謨（David Hume）哲學，尤其是近代以來受到現象學和語言哲學的巨大沖擊以后，人們開始從對事物的“內在本質”的關注，轉向對事物之間的關系的探討了。

　　我們在書中通過分析指出：任何試圖通過尋求商品本身“內在的”、“不變的”和“客觀的”價值來解釋價格的決定問題的方法，以及以此為基礎建立的理論，都不可能有任何意義。在這里，“沒有意義”的意思是：這類命題沒有真假值，因而談不上對錯，但與人們的經濟實踐沒有任何關系，讓人不知所云。

　　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架構就體現了上述思想方式的轉變。新古典理論的核心，是從供求──買賣或交易──雙方的相互作用來理解價格的決定問題。此外，這還是一種真正形式化的理論：理論建基于三個假設基礎之上，即經濟人假設、完全競爭假設和交易費用為零假設[１]；
理論以“供給”和“需求”及其相互作用為核心，為不同的物品——普通商品、勞動、土地、資本等——建立了不同的價格決定模型。但遺憾的是，他們并沒有將這一原則貫徹到底。

　　新古典理論的架構大致是這樣的：

　　關于消費需求（普通商品）的價格決定：需求者（購買者）以“效用最大”為行為目的，其中起作用的是一條“邊際效用遞減定律”；
而物品的供給方（售賣方）則以利潤最大為目的，他的行為遵循一個成本模型規(guī)定的方式──只要邊際收益（售價）等于邊際成本，他愿意售賣的最大數量就是確定的；

　　關于生產要素（勞動、資本和土地）的價格決定：對生產要素的需求稱為“引致需求”。需求者（同時又是消費物品的供給者）仍然以利潤最大為目的，其中起作用的是一條“邊際生產力遞減定律”；
其與勞動力的供給方相互作用的結果形成了工資、與土地供給方相互作用的結果形成了地租、與資本供給方相互作用的結果形成了利息。

　　當然，這樣描繪的圖景是“應然”的而不是“實然”的，例如在利息的形成方面，新古典理論就沒有采用這種價格決定模式，而是保留了古典理論的思維方式，即從“資本的生產力”來解釋利息的形成原因，從門格爾（C. Menger）、瓦爾拉斯（L. Walras）到維塞爾（F. Wieser）都莫不如此。帕累托（V. Parato）甚至宣稱：“（物質）資本產生利息正像櫻桃樹結櫻桃那樣，是理所當然的�！盵２]其后的諸多利息理論，例如龐巴維克（E. Bohn－Bawerk）和費雪（I. Fisher）的利息理論，并不比這高明多少，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們都脫離了交易雙方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來理解利息。這表明，新古典理論在思想方法上的轉變并不是非常徹底。

　　“均衡”概念是新古典理論的核心概念。均衡概念的數學意義，是兩條曲線的交匯點或共同解，其現實意義是交易雙方的“交易合意”。顯然，上述利息概念與這樣的“均衡”過程無關，這是值得人們關注和思考的。

　　上述所有這些“供”和“需”相互作用的集合就是市場，它由“一般均衡理論”加以描述�？梢姡�總體說來，新古典理論的基本框架，是一種從供求機制及其相互作用來全面解釋價格形成過程的一種經濟理論，因而也是迄今為止最好的經濟理論。

　　作為新古典理論產生和形成的精神背景的，是一種被稱為科學主義的思想方法。在這一思想方式的主導下，人們視伽利略、開普勒和牛頓所代表的物理學為實證科學的最高和最完美的典范；
人們真誠地相信：一切其它的實證知識只需模仿和運用物理學已經確立的方法于自身領域，就不難達到同樣完美的境界。不難理解，在這一思想方式主導下，新古典理論從一開始就基本排除了從供給者和需求者的行為方式（交易）來理解價格的決定過程，而僅僅關注“供給”和“需求”的形式化模型及其數量關系。把人設定為無差別的“經濟人”，正是把“供給”和“需求”抽象化和形式化的必要條件。

　　這一方法的好處是明顯的：經濟學因而越來越像物理學了；
相應代價則是：經濟學開始脫離經驗現實并與之越來越遠。

　　在具體方法上，新古典理論強調自己屬于實證科學，而實證科學是不必在意其理論前提和假設的真實性問題的。但這一觀點顯然忽視了他們的“典范科學”所具有的一個重要特點，即：自然科學無例外地，都以實驗驗證和理論預測作為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基礎，而經濟理論至少到目前為止還做不到這一點。經濟理論和其“典范科學”的這一區(qū)別可能是致命的，因為在這一條件下，仍然強調理論的前提和假設的真實性無關緊要，就不免顯得過于盲目和偏執(zhí)。

　　其實，新古典主義學者并非都認同這一思想路線。在新古典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門格爾和以他為首的奧地利學派那里，就堅持從供給者和需求者的行為方式來理解價格的決定問題，從米塞斯（L. Mises）、熊彼特（J.A. Schumpeter）到哈耶克（F.A. Hayek）都強調：經濟學必須以解釋人的行為為己任。但在科學主義盛行的年代，他們基本都屬于邊緣學者。

　　新古典理論的上述基本缺陷，在科斯(R.H. Coase)指出交易費用的現實存在以后，就非常惹人注目地凸顯了出來�？傮w說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幾個前提假設都是不真實的，科斯堅持認為，這是新古典理論遠離經驗世界的基本原因�？扑惯M一步提出了一種全新的理論原則：理論必須面向真實世界；
并且特別強調，理論賴以建立的前提和假設也必須是真實的。

　　理論賴以建立的前提和假設必須是真實的，這意味著什么呢？這意味著：價格決定問題必須放到現實的交易背景中來理解——科斯以此把對價格決定的分析，轉換為對交易及其條件的關注——這種思索，引導科斯發(fā)現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并進而注意到產權界定對交易效率的意義�？扑沟某删透�源于其思維方式的轉變。

　　由于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一個基本差異——后者可以進行實驗驗證和理論預測、從而保證了理論始終踏足在現實世界的堅實土地上，但該原則不適用于前者——因此，科斯的原則可能是新古典理論獲得救贖的唯一方法。正是根據這一理論原則，經過數十年的發(fā)展，一種被稱之為新制度主義的理論架構的方法論基礎已經基本形成，從而開啟了經濟理論發(fā)展的新階段。

　　應該說，人們在對科斯思想原則的方法論意義的認識方面是存在相當差異的。不少人花費了太多精力去孤立探討“交易成本”、“產權”、“制度”等概念及其“內在本質”，例如把商品交易抽象為“兩組權力束”的交易，或諸如此類，這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注定是沒有結果的徒勞。我們如果把那些對于制度、產權、契約以及交易費用等概念的、就事論事的和枝節(jié)蕪雜的、甚至形而上學因而無意義的議論去除掉，就能從中清理出一種從現實的交易過程來理解價格形成的原因和過程的理論架構。這個理論架構的基本思想原則，筆者認為，就是以人們的交易為核心，從交易雙方行為人的行為方式和交易條件來理解價格的決定過程。

　　本書立足于科斯的上述理論原則和思想方法，堅持從交易雙方在交易過程中的不同行為方式、交易條件及其變化來理解各類價格的形成過程。具體說來就是：反對和摒棄一切對概念的孤立的、就事論事甚至形而上學的、貌似“深刻”的但實質無意義的分析，而把所有價格和經濟范疇都放到實際交易過程中來理解、放在相互聯(lián)系、相互觀照的意義境域中來加以闡釋。

　　把價格以及相關經濟范疇放在人們的交易行為、交易過程以及具體交易條件之下來理解，這種理論原則是有著堅實的思想基礎的。按后期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觀點：任何語言中的詞語（因而包括理論術語），本身只是一種符號，沒有任何意義；
一個概念或詞語的意義，就是在正確使用概念的具體語境中所界定的那個東西。維特根斯坦把詞語的用法取代詞語的意義，這至少有這樣兩點深意在[３]：其一，強調詞語使用的特定情境和環(huán)境；
其次，強調命題的意義取決于其與命題使用者的密切關系，而并非取決于命題與事實的關系。

　　任何詞語，人們都只能在使用中或訓練中學會它的具體用法——人們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學會了使用詞語的規(guī)則，并按這樣的語法規(guī)則談論所關心的事物和人類活動——在這樣的特定使用中，詞語才通過使用，表述出特定的意義。因此，詞語的意義實際與人的生存意志相關聯(lián)；
詞語意義的基礎，源于人們共同的生活實踐和共同的生活形式：“人們在所使用的語言上取得意見一致。這不是意見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上的一致�！盵４]

　　按照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哲學的解釋，人是被“拋入”世界中（存在）的，人本然地就是世界中的一分子和構成部分。人必須掙扎求存，這本身沒有特定的意義。人在生存過程中與世界必然發(fā)生碰撞，從而產生和形成了對生存環(huán)境的領會。孩子對世界的領會常常讓大人發(fā)笑；
有了這個領會，人才“成人”了。在海德格爾那里，“領會”從來不專指智力活動，而泛指親處于事的能在。對人類理解而言，領會具有在先的含義。領會是經驗的，但先于經驗，因為經驗本身天然就包含了某種理解。

　　人在對生存環(huán)境的碰撞中使事物產生了對人的意義，這個意義又被稱為“因緣聯(lián)系”。如果要問：桌子有什么意義？我們就會說：桌子對人有著作為桌子的用途并因此才有了意義，因此桌子的意義和桌子的使用者是分不開的；
離開使用者，我們不能談論物品的意義。按維特根斯坦的說法：世界的意義必定在世界之外；
因而：樹枝由于使用才成為杠桿。當我們把某件物品“權代桌子”一用時，該物品就把某種用途（意義）展現給了我們——除此之外物品談不上任何意義。海氏舉例說：錘子與錘打有緣，錘打又與修固有緣，修固又與房屋有緣，房屋又是為我們人的某種存在可能性的緣故而存在的。事物的這種因緣“指引”和人們的“尋視”共同構成了事物的意義。這種看不見的“因緣聯(lián)系”構成了我們生存的“意義境域”。

　　因此，事物是在作為“因緣聯(lián)系”的世界境域中與我們照面的。世間一切事物只有在以因緣聯(lián)系的方式進入我們的意義境域后，事物才獲得了理解。凡進入我們經驗的意義境域中的事物因此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總是“相互指引”、“相互觀照”的�？梢姡�人類的理解總根源于自身的生存體驗，因此人的理解絕不是可以與人的生存活動相割裂的某種純智力活動。

　　如果說，維氏強調從人們的生活實踐來理解詞語的意義（強調詞語的意義就是詞語的用法），那么海德格爾則強調從人的生存實踐中理解事物的意義；
筆者以為，兩位哲人的思想都可以在人的實踐的層面上取得互通。

　　舉例說：如果我們要回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存在是什么？”或“價值是什么？”維特根斯坦的方法是：我們必須從人們如何使用“存在”和“價值”這些詞語處著手分析。海德格爾則把這看成是一個發(fā)問。世界上唯有人這樣的存在者才能提問，因而一個發(fā)問必定可解析為三個方面：“問之所問”、“問之所及”和“問之何以問”。這里“存在”和“價值”就是“問之所問”，對問題的解答卻必須從“問之所及”和“問之何以問”兩處著手�！皢栔�所及”是指發(fā)問的語境，“問之何以問”是指發(fā)問者的意圖。所以一個概念的意義總與發(fā)問者的處境有著某種潛在的聯(lián)系。

　　相應地，科斯方法論的基點在于：從人們的經濟實踐的過程——交易過程——來闡釋各個經濟范疇。其基本理由在于：任何脫離現實交易過程闡述的價格和相關經濟范疇，都沒有意義。仔細品味一下維特根斯坦以下論述，或許有助于我們的深入理解：“一個命題，一個假設是以不同的自由程度與實在相聯(lián)系的，這個程度達到極限的情況下，就不再有任何聯(lián)系了，實在可以隨心所欲地行動而不會與命題發(fā)生沖突。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命題（假設）就是無意義的�！盵５]必須著重指出的是：維氏在這里所談論的“實在”，不是傳統(tǒng)哲學的那個外在于我們的“客觀實在”，而是指我們的經驗本身。如此一來，這一原則就可簡單地歸結為：一切與經驗無關的命題都沒有意義。

　　因此，從交易雙方行為人的行為方式和交易條件來理解價格的形成，這是一切價格范疇獲得其對于人的真實意義的重要方式。筆者傾向于認為，這是唯一的方式。根據這一原則，本書搭建了以下敘述架構：

　�。�1）對不同經濟型態(tài)的理解

　　筆者把人類為獲取需求物品而進行的一切經濟活動，都視為特定的交換或交易行為。由此出發(fā)，交易的對手不同，就成為區(qū)分不同經濟型態(tài)的標準：

　　如果與之交易的對手是大自然，人們與之交易的物品就是勞動——人們用自己的勞動與大自然進行交換，以直接獲得所需的各種消費物品——這種經濟型態(tài)就稱之為自然經濟；

　　如果與之交易的對手是自給自足的勞動者，人們相互交換的是剩余物品，這仍然屬于自然經濟型態(tài)。因為此時，人們的勞動目的是（消費）需求，交換的目的也是（消費）需求；
兩者無實質差別；

　　如果與之交易的對手是小商品生產者（例如服從社會分工的小手藝人），這就是商品經濟型態(tài)；
如果與之交易的對手是以利潤為目的的經營者，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型態(tài)[６]。

　　因此，如果把消費物品的需求方作為交易的一方，他與任何交易對手進行交易時、都具有不變的行為方式、服從始終一貫的行為法則，這應該是合乎邏輯的。換句話說，（消費）需求者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的行為方式，如果與任何其它的──例如與自然經濟條件下的──行為方式居然會不同，這種理論解釋必定是錯誤的。解釋（消費）需求者行為方式的理論，就是價值理論。

　　供給方的行為方式就復雜多了。在自然經濟條件下是不存在供給方的。具體說：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對需求者行為的分析，就已經能夠解釋交易雙方的行為方式了；
在商品經濟形態(tài)，供給隨勞動一起從需求行為中獨立出來。此時，供給方的行為方式是“收入最大”，相關行為工具是機會成本，但這時的供給不具有新古典意義；
新古典意義的供給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形態(tài)。此時，供給者的行為方式是“利潤最大”。

　　因此，從決定供給者行為方式變化的相關交易條件的變化去把握經濟發(fā)展，就是理解經濟發(fā)展史的重要基點。

　　經濟形態(tài)的結構屬于制度范疇。各經濟型態(tài)的轉變，也就是所謂制度的變遷過程。決定制度變遷的因素，因而就必須從人們的交易條件、交易方式、交易目的等方面去尋找。

　�。�2）各個價格范疇都是人們交易行為的結果

　　交易必定是交易雙方的相互作用的行為過程。據此，新古典理論中的所謂“分配理論”沒有任何意義——原因在于：這類“分配理論”[７]都脫離了交易即供需的相互作用過程來解釋價格的形成過程。

　　普通商品的交換價格，是對商品有消費需要的需求者、與前述不同交換對手的具體交換行為的產物；
利息是貨幣借貸者與貨幣需求者之間進行交易的結果：與貨幣借貸無關的所謂“自然利息”或“利率”是一種思維的譫妄；
地租是土地所有者與需求者交易的結果。總之，解釋價格的形成過程，就是要解釋交易雙方在進行具體的交易時是如何行為的，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原則。對價格范疇的概念分析如果與交易者的行為無關，都必定是毫無意義的胡說。

　　我們把組織視為人們交易的產物，因此，公共產品是國家交易的產物，成本和利潤則是企業(yè)交易——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結果。

　　不僅如此，成本、利潤、資本等概念，都必須與具體經營者的交易行為相聯(lián)系才有意義──在筆者看來，這種理論視角的強調絕不是無足輕重的。以往幾乎所有的經濟理論都脫離“資本家”（行為者）來談論這類概念，因而他們的議論往往因脫離實際而毫無意義。我們且舉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他的《價格理論》一書中的一段話為例來說明這一點。

　　弗里德曼說，以往關于利潤的概念，包括會計利潤概念，都是不正確的。他進一步這樣解釋道：公司利潤，“其功能的發(fā)揮視不同的企業(yè)金融結構而定。我們以兩個在其他方面完全一樣的公司為例，一個公司通過發(fā)行固定利息債券獲得其所需的大部分資本，另一個則通過發(fā)行普通股票籌集其全部資本。假定兩個企業(yè)所有其他收入和支出都一樣，則一項相同的金額在第一家公司簿記上表現為兩部分，即‘付出利息’和‘利潤’而對第二家公司則全部表現為‘利潤’。再假定，第一家公司使用的土地靠租賃，而第二公司自己擁有所需土地，則在第一家公司簿記中列為租金的金額，在第二家將列為利潤�！盵８]

　　弗氏的解釋是存在很大問題的。他的問題也是其他經濟學家的問題。為解釋這一點，我們還要從對資本一詞的理解談起。

　　大致說來，新古典理論對資本一詞有以下三種不同的理解：其一，把資本定義為財富的存量。例如費雪把人類的一切財富存量都視為資本，但大多數人則把這個范圍限制在某種特殊的存貨，如門格爾把資本定義為在“生產上使用的一筆錢”；
其次，把資本看作是預期報酬流量的貼現價值。也就是說，資本概念有時以資本的價值的外貌出現，而不是直截了當以資本的外貌出現；
第三，資本被視為生產的三要素之一，與勞動、土地（所謂自然要素）相并列（有的理論主張包括“企業(yè)家能力”在內的四要素）。

　　弗氏正是把資本一詞視為處于一切領域中的財富存量，并在這個基礎上來理解利潤的。因此，在他的論述中，兩個公司“在其他方面完全一樣”，意味著各自擁有的“資本量”完全一樣，但會計利潤卻完全不同，弗氏于是得出結論：這些利潤概念不正確。

　　實際上，概念本身是無所謂正確或不正確的；
對概念只存在使用正確或不正確。當概念與人們的經濟實踐無關，以至于你如何使用這個概念都不會錯時，這個概念就是無意義的。我們完全有理由要問：弗氏自己對資本概念的理解有意義嗎？

　　當我們把一切有用物品都定義為“資本”時，這樣的概念就是無意義的。其實，資本只對資本的所有人有意義。理由是，某種物品之被稱為存貨、還是被稱為資本，抑或被稱為財富，這取決于該物品與其所有人的關系。物品有時被稱為財富、有時被稱為資本，這與物品本身的性質無關，而僅僅取決于其使用者是如何使用該物品的。物品的所有者以什么目的來使用這些物品，這是這些物品成為財富、還是成為存貨，成為消費品、還是成為資本的唯一標準。如果按費雪那樣把一切有用物品都定義為資本，那么“財富”和“資本”兩個概念必有一個是多余（無意義）的。

　　舉例說，人們對糧食的需求是消費需求呢，還是引致需求？這只能以人們買糧食的目的為區(qū)分標準：如果目的是消費，這便是消費需求；
如果目的是進行一定加工后出售，這便是引致需求。因此，物品的性質或意義，是由于人們的具體活動才產生和形成、并外在地賦予物品的。人們的經濟活動，構建了物品的“意義境域”。所以，一個企業(yè)的所有存貨并不都構成企業(yè)所有者的資本。以弗氏的方式理解的資本概念——或者說，弗氏以一個無意義的概念為基礎進行分析——導致了一個這樣的結果：武斷地把一個原本有意義的利潤概念說成是“錯誤的概念”。

　　不僅對資本的理解應該是這樣，其它諸如成本、利潤等概念也只對企業(yè)主才有意義；
利息也主要發(fā)生在生產企業(yè)和貨幣借貸企業(yè)之間的交易過程中；
因此，一切對企業(yè)產品（收入）的“分配”理論都是無意義的：勞動者從企業(yè)取得工資，這是一種交易而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分配”，工資的決定只能從勞動的交易來理解；
貨幣借貸者從生產企業(yè)取得借貸利息，這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實質上，都是一種現實的交易行為；
你固然可以把企業(yè)的自有資本“視為”借來的因而必須（向自己）支付利息，但這種想象出來的利息是一種幻象，因為其中不存在這樣的借貸交易，你對這種利息的任何想象都可以成立，但都沒有意義。

　　假如企業(yè)主所獲得的利潤恰好與存款利息在數量上相等，這僅僅說明，企業(yè)主的投資行為與他把錢存在銀行的行為是等價的。你把這個東西稱為利潤還是利息，絲毫不改變問題的實質──利潤來源于企業(yè)經營（組織交易）；
貸款利息對企業(yè)主，是借貸行為的結果；
對銀行，則是交易中從企業(yè)主那里獲得的一種經營收入。利息和利潤，兩者對應的交易行為不同，意義迥異。因此，把利潤想象為某種機會成本（或“企業(yè)家能力”的“租值”甚或別的什么），這是脫離交易談論的價格。經濟學家固然以此“解釋”了利潤，但仍然不能消除人們心中的疑惑：這個“企業(yè)家能力”的“租值”──“租值”同樣屬于價格范疇──是如何決定的？利潤是如何產生的？當利潤為負數時，是否意味著負的“租值”的存在？

　　本書從現實的具體交易過程中解釋了：通過市場交易和企業(yè)交易，商業(yè)利潤和企業(yè)生產利潤是如何產生的──利潤通過節(jié)約交易成本而形成；
利潤是經營者或企業(yè)主通過重組交易過程，以節(jié)省交易成本的方式創(chuàng)造出來的社會財富。

　　（3）普通商品的價格形成

　　這里所謂的普通商品，是指用于滿足人們生活消費需要的商品。人們的生活消費需求是普通商品的價格決定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從需求者角度分析：需求者的行為取決于價值判斷。筆者把解釋消費者行為的理論稱為價值理論；
而價值理論的基礎性概念是“需求結構”。

　　需求與需要之間有重大區(qū)別。需要是源于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欲望，需求則是指向具體物質手段的需要；
需求因而總和需要的選擇相關聯(lián)。在此基礎上，在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的作用下，每個消費者都將根據自己的消費經驗形成一個只屬于自己的需求結構；
根據這一需求結構，需求者的需求將會在訴諸行動以前，對需求物品進行價值判斷。

　　需求者的行為在一切經濟形態(tài)中都具有不變的行為方式。在闡釋對價值問題的這種理解時，本書清楚闡釋和區(qū)分了價值概念與交換價值、市場價值、價格等概念之間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并結合對交易和市場的理解，定義和分析了交易成本概念。

　　從商品的供給者角度分析：在供給者行為表象下，實際存在著的是人們的勞動選擇過程。由于供給者的行為方式是區(qū)分經濟形態(tài)的標志，這實際意味著，區(qū)分不同經濟形態(tài)的，是人們的勞動方式。

　　價值與選擇有關，機會成本也與選擇有關。兩者的區(qū)別在于選擇的標準和選擇的目的方面的不同。與價值有關的選擇，人們考慮的是如何滿足需要，因而價值的選擇與需求者的需求結構有關，這是站在消費者角度所作的選擇；
與機會成本有關的選擇，人們考慮問題的出發(fā)點是收入最大，這以商品生產為前提，并且是站在商品生產者的立場進行的選擇，并且僅涉及勞動方式和勞動內容的選擇。

　　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們的交易都以服從價值理論所揭示的行為方式進行，因而這種交易沒有供給者而只有勞動者——勞動者和需求者是同一的。表明這種同一的標志是：支配需求者行為的是人的需求結構，支配人們勞動的選擇的，同樣是人們的需求結構。因而我們可以把自給自足的勞動者的勞動，視為勞動者在用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進行交換，而人與人之間的物品交換僅僅是前一交換（與大自然的交換）的補充。此時的勞動者（同時又是需求者）是站在需求者的立場進行選擇和行為的。

　　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小商品生產者的勞動目的是為市場生產商品。此時，需求和供給才第一次發(fā)生分離：支配需求者行為的是人的需求結構，支配人們勞動選擇的，則是收入最大�！笆杖胱畲蟆睆膶儆跈C會成本概念。這從另一面表明，進入商品經濟形態(tài)以后，人們對勞動的選擇是獨立于需求的；
機會成本或收入最大，成為人們勞動選擇的唯一重要的選擇工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成為自給自足的勞動者，還是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成為雇傭工人，抑或成為經營者（“資本家”），這些選擇都屬于勞動的選擇，在這些選擇中，收入最大原則是左右人們行為的根本力量。

　　從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資本主義經濟，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從一種勞動方式過渡到另一種勞動方式，其重要推進力量是人們所面臨的勞動條件的變化；
勞動選擇的動機不變，但勞動條件的變化和不同，這是不同勞動方式形成和變化的唯一原因。但勞動選擇和勞動條件又相互影響：人們用自己的勞動選擇改變著市場交換條件，而市場交換條件的改變又促進了人們進一步改變自己的勞動選擇，從而最終生發(fā)出資本主義的勞動方式。

　　“資本家”的勞動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社會供給的來源。人們一旦選擇成為“資本家”，人們的行為就受到利潤的支配。此時，人們的行為原則表現為利潤最大。利潤最大涉及兩方面：首先涉及不同經營機會的選擇；
其次才涉及“生產函數”的極值問題。前一方面的選擇與人們的判斷能力和條件有關，此時談論最大利潤是否“客觀存在”沒有意義；
凡與生產函數有關的成本都是“支付成本”。

　　經營者的逐利行為，既左右著商品的社會供給，又成為社會對雇傭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引致需求的力量來源。因此，對企業(yè)主行為的解釋，是理解資本主義經濟形態(tài)下經濟過程的中心環(huán)節(jié)。

　　（4）對交易和市場的解釋

　　本書借鑒和糅合了米塞斯和康芒斯（J. Commons）的研究成果，把交易區(qū)分為三類：自身交易、人際交易（商品交易）和組織交易。

　　交易成本是交易者在這些交易過程中為獲得特定物品而實際支付的代價。

　　從人的勞動與大自然的關系來看，勞動是一個（人與大自然的）交易過程；
從獲取生存資料的活動的角度，交易也是勞動。勞動和交易因此是一個（獲取生存資料的）完整過程中的兩個環(huán)節(jié)。因此，交易成本是與生產成本相對舉的概念，兩者都是在勞動過程中支付的成本：前者在交易過程中支付，后者在生產過程中支付，支付的目的物都是某個特定的產品。

　　任何在過程中發(fā)生的成本都是支付成本（會計成本）而不是機會成本——一種選擇時發(fā)生的成本。不同的概念只對不同的行為有意義。

　　如果這種理解是正確的話，那么，“假設交易成本為零”這個命題無異于說：假設無需交易，交易就能自動完成；
或類似于說：假設勞動過程的勞動成本為零。這類假設是多么荒謬和無厘頭！

　　如果要指出存在于經濟理論中的僵化的教條的話，那么其中最大的教條就是：“一切成本都是機會成本。”在這種教條的妨礙下，人們既不能理解交易成本，也不能理解利潤。一個基本原則是：如果用一種絕對的態(tài)度，排除一切聯(lián)系和條件來孤立看待某物的性質時，概念的意義必將離我們遠去。

　　對交易成本的現實理解因此必然涉及兩方面：其一，問題涉及的是哪一種交易過程？其次，問題涉及的是何種產品？

　　自身交易指經濟主體在不同勞動之間的替換。這個經濟主體可以是個人（自給自足的勞動者），也可以是一個組織。主體在不同勞動之間的替換，其中是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的。

　　人際交易包含了默契交易和商品交易。默契交易曾是歷史上一種重要的交易方式。商品交易則與市場交易有著重大區(qū)別：前者是普通的商品買賣過程，后者是一種組織交易。

　　組織交易視不同的組織而區(qū)分為：國家或政府交易、市場交易和企業(yè)交易。國家或政府交易的目的是生產公共產品；
市場交易的目的是節(jié)省商品交易的交易成本；
企業(yè)交易的目的則是利潤。

　　國家交易的目的是生產公共產品。公共產品既可以是需求物品（滿足消費需求），也可以是工具物品（為社會的交易和勞動提供秩序和保障）。公共產品同樣是交易的產物，其交易價格就是稅賦。

　　一般而言，公共產品的交易模式有兩類：壟斷的和自由議價的模式。前者被稱為專制制度，后者被稱為民主制度。但同樣，兩種模式的“好”“壞”的區(qū)分并不是絕對的；
兩種模式歸根結底都是人們根據特定歷史和物質生產條件，并在歷史選擇的基礎上形成的。

　　國家交易是一切制度的最終來源。公共產品中的相當大的部分本身就是制度。離開國家交易，人們將無法理解市場交易和企業(yè)交易，因此，制度必須放在基本的組織交易層面上來理解、通過人們在組織交易中的行為來獲得解釋。進一步說，制度只有在國家交易中才能獲得真切的理解。國家交易的條件（包括自然因素、歷史傳統(tǒng)和內、外部關系）、方式、結構等，規(guī)定和制約著制度的形成和變遷過程。

　　產權是由制度界定和保護的、歸屬于法律主體的利益。產權概念既然從屬于制度，那么有兩點結論：其一，不同的制度形態(tài)，總對應著不同的產權形態(tài)。本書具體分析和討論了不同的產權形態(tài)，指出：凡屬“授予的”產權，都屬于不公正的產權，也都與現代產權制度格格不入；
其次，制度的變遷，決定了產權形式的變遷。因此，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和建立現代國家制度是一回事。

　　產權制度一般可解析為三方面：其一，產權的來源或形成規(guī)則；
其次，產權的保護制度；
第三，對利益主體的限制。在現代產權概念框架下，與個人（私人）產權相對舉的是法人產權。

　　對產權概念的理解，是理解現代企業(yè)和企業(yè)制度的鑰匙。書中強調了一個產權問題原則：凡能夠用法律和制度明確加以界定的利益，才是有意義的產權概念。因此，“所有制”概念是個內涵模糊的概念。理由是：首先，“公家”不能有意義地用制度手段加以界定；
“公家”或“全民”不是法律主體。而“私有制”在與“公有制”相對舉時才有意義，既然“公有制”無意義，“私有制”概念就是不必要的；
其次，大部分生產資料在來源上就是勞動產品，其歸屬方式由產權形成規(guī)則所界定。在不同的產權原則下，包括生產資料在內的勞動產品的歸屬方式是不同的。

　　從產權是利益形成規(guī)則的角度看，任何生活消費資料，其在消費前都必須“私有化”——明確歸屬某個確定的個人——否則無法現實地消費，因此，人們關于“私有化”或“私有制”問題的爭論，實際涉及的其實是生產前私有化還是生產后私有化。凡主張生產前私有化的產權制度，都主張勞動者對勞動成果的占有——或“按勞分配”——原則；
凡主張生產后私有化的產權制度，都必須否定勞動者占有勞動成果的正當性�！鞍磩诜峙洹币虼颂烊痪褪悄撤N“資產階級法權”。

　　所謂的“兩權分離”同樣是一個假問題。公司運作的重要原則是：企業(yè)是一個組織。公司是由出資人發(fā)起并組織起來的經濟組織。（大）股東天然就是并且永遠是企業(yè)的組織者，但卻絕不能說：“企業(yè)的財產是企業(yè)的老板的�！爆F代產權制度賦予公司以獨立利益主體的地位，在此條件下，公司股東對公司僅僅擁有股權而沒有財產權；
企業(yè)的財產權只屬于公司本身；
公司內部和外部所涉及的復雜的產權關系，必須依靠企業(yè)會計的手段進行產權界定——會計在這里被理解為產權界定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會計制度被視為現代國家民法的重要構成部分。經濟學家習慣于指責“會計利潤”概念的不正確，這實際意味著：由會計所界定的產權關系是不正當的。理論家們蔑視常識是要冒風險的。

　　在市場理論方面，我們同樣強調要從組織交易的過程來理解市場。書中討論了市場容量和人口的關系、以及由此決定的市場中的產業(yè)結構及其變遷過程，探討了經濟周期與市場結構變遷過程中的某種聯(lián)系和可能性。

　　上述的敘述架構極粗略地勾畫了本書的總體思考脈絡。顯然，其基本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理論的架構，也即從交易雙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去理解和闡釋各經濟范疇，但卻以現實的、人的經濟活動（交易）為核心，從人的現實生存過程的歷史展開中去理解人類的經濟生活，從而具體展示了筆者對科斯思想方法的理解。筆者私意：這將比目前“微觀＋宏觀＋制度”這樣三層皮且互不統(tǒng)屬的理論結構更接近于科斯所謂“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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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沒有人去有意假設“交易成本為零”，交易成本只是為人們所忽略而已。但交易成本在被“發(fā)現”后，要“放進”新古典體系卻非易事——此時，不想作此假設亦不可得——因為其中并不存在放置它的一丁點的位置，因此嚴格說起來，“交易成本為零”只是一種理論“預設”。

　　[２]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卷三）》，朱泱、孫鴻敞等譯，臺北：左岸文化，2001，第193頁。

　　[３] 參閱江怡，《維特根斯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４] 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第241節(jié)，《維特根斯坦全集（卷八）》，涂紀亮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５] 維特根斯坦，《哲學評論》，第225節(jié)，轉引自江怡，《維特根斯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第193頁。

　　[６] 資本主義經濟形態(tài)下的生產是一個組織交易過程，或者說，是以組織交易手段形成的團隊生產，從而與自然經濟條件下自給自足的勞動者的勞動有著根本區(qū)別。

　　[７] 所謂“分配理論”，只不過是有關利潤、地租和工資的不同理論的混合物，每一種理論都是以它自己的不同原理為基礎的。

　　[８] 弗里德曼，《價格理論》，魯曉龍／李黎 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第361頁。

　　本文是作者《經濟選擇的秩序——一個交易經濟學理論框架》一書的導言。該書已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于2006年6月出版。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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