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本來是個農(nóng)村的孩子，人民培養(yǎng)了他，讓他進了京城，在中國人民大學讀研究生。最后有出息了，當上了人民大學的教授、博導和系主任。一面教書上課，一面做學問寫文章。據(jù)說聲譽很不錯，想必待遇也不會差。這是多少教師夢寐以求的“滋潤”日子。照理說，張鳴應該（照時下流行的說法）心懷“感恩”地安分守己才是�？伤�放著這么“滋潤”的日子不好好過，卻要和頂頭上司鬧意見，而且在媒體上公開，最終鬧出個“張鳴事件”。這不是有點讓人不可思議嗎？

　　看起來，張鳴雖然身為教授，卻在某個方面非常無知——對于如何在今天的大學“為人處世”缺乏基本的常識。因此，似乎有必要在這里給張鳴教授補補課。

　　首先，大學里的“知識分子”個個都有自己的主見，但大家都明白，不可輕易“暢所欲言”。尤其在表達批評見解時，“察言觀色”才是更要緊的“潛規(guī)則”。所以我們都懂得控制自己的意見，特別不要在與自己（比如職稱、房子和獎金等）利益無關的問題上輕率發(fā)言。況且，學校不僅沒有虧待你，而且十分重用你。那么，你犯得著為了別人的事情大動干戈嗎？一個同事的職稱問題、一群學生的“答辯費”問題跟你張鳴的利益有關嗎？

　　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不能和領導鬧意見，特別是自己部門的領導。你常聽到領導說自己是“公仆”，是為老師和同學“做服務工作的”，但就算真有這樣的領導你也不能信以為真，否則你就太幼稚了。你必須懂得，領導當然可以隨時打斷你的發(fā)言，但你永遠不能打斷領導的發(fā)言。以平等而尊重的態(tài)度對待領導是遠遠不夠的，你應當對領導抱有“敬畏之心”。你開始不明白這個“潛規(guī)則”只是不夠成熟，但領導已經(jīng)明確向你提出了“敬畏”的要求，你仍然無所畏懼，那就顯得狂妄了。

　　第三，最為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單位的問題要在“內(nèi)部”解決。如果你的意見與部門領導相左，而溝通交流之后仍然無法解決矛盾，那么你的第一選擇就是放棄己見，服從領導。如果你要堅持己見，就必須通過各種關系和方法說服更高層的領導（足以使本部門領導“敬畏”的領導）來解決矛盾。無論如何，你不能將矛盾對外公開，在媒體上引發(fā)爭論，這會嚴重影響學校的“形象”。你張鳴認為這是原則之爭，但對許多領導來說，“形象”問題就是原則問題，因為事關“政績”，可能還是最高的原則。因此，你所有的原則都要服從“形象原則”。由于你破壞了“形象第一”這個“潛規(guī)則”，本來或許支持你的同事也會感到你“走得太遠”。于是，你可能成為眾矢之的，要獨自承擔“嚴重的后果”。

　　說話切記察言觀色，絕對不要冒犯領導，矛盾問題內(nèi)部掌握。諸如此類的原則當然不會寫入任何一所大學的“教師守則”，但以張鳴的聰明好學竟然悟不透這些為人處世的“潛規(guī)則”嗎？顯然，“張鳴事件”的發(fā)生并非出于他的“無知”，而是他根本就不買這些“潛規(guī)則”的仗。大概是長期鉆研歷史的緣故，張鳴也染上了他所謂的“歷史的壞脾氣”。

　　公允地說，“張鳴事件”中所涉及到的許多具體問題，公眾都還不了解全部事實，張鳴教授與李景治院長或許都在說自己的“一面之詞”。但是，我們已經(jīng)可以從中發(fā)現(xiàn)兩人對于大學理念的觀念沖突。比如，張鳴批評的是評審職稱過程中的“行政主導”問題，而李院長“鄭重”答復的是“學院評職稱的工作完全是按照學校的有關規(guī)定來進行的”。李院長作為領導“照章辦事”當然不錯，但這完全沒有答復張鳴的質(zhì)疑。張鳴反對的恰恰是“連學術委員會也是院長辦公會決定的”這類行政主導的規(guī)定。

　　至于大學的“內(nèi)部問題”是否可以接受公共討論的問題，雙方也存在嚴重的分歧。李景治院長在公開信中指出，“張鳴教授在國內(nèi)開了個先例”，因為他把“單位內(nèi)部的問題拿到媒體上大事炒作”，而李院長本人“堅決反對在媒體上‘打亂仗’的做法，因為這有損國際關系學院的形象”。似乎在李院長眼里，中國的媒體既不是“人民的喉舌”，也不是可以理性爭論的“公共領域”，而只是“炒作”和“打亂仗”的地方。這讓人想起兩年前，美國哈佛大學時任校長薩默斯在一次經(jīng)濟學會議上的發(fā)言，他聲稱性別之間的先天差別妨礙了女性在數(shù)學方面獲得杰出的成就，結(jié)果在美國各大報紙引起激烈爭論，最終以薩默斯發(fā)表道歉聲明告終。哈佛大學是私立學校，而中國人民大學是國立大學。我們大學中所發(fā)生的爭論，如果不涉及國家機密，為什么就不可以向納稅人公開，接受公眾的討論？

　　從3月12日張鳴在博客上透露“也許將被迫離開人民大學”的消息，至今不過三個星期，國際關系學院已經(jīng)撤銷了張鳴政治系主任的職務，并且“考慮到張鳴的言行，目前學校和學院正在研究與其解聘”。這體現(xiàn)出極為高效率的行政能力�！皬堷Q事件”或許還有一些公眾不知道的細節(jié)。但就李院長目前發(fā)表的四封公開信而言，我們還看不出張鳴除了“壞脾氣”之外還有其它什么嚴重的問題�！皼]脾氣”當然會比“壞脾氣”更易于“管理”，也更有利于工作“照常運轉(zhuǎn)”。

　　但是，如果“團結(jié)”與“和諧”的真正價值不只是照章辦事、正常運轉(zhuǎn)，而且意味著凝聚與自己有意見分歧的同事，如果大學的成就不只是體現(xiàn)在一堆“業(yè)績指標”，而是致力于養(yǎng)育“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那么，我們今天的大學是不是容得下一個“壞脾氣”的教授，就不是一個“單位內(nèi)部”的問題。這在我看來是衡量一個大學究竟有多“大”的尺度之一。

　�。ㄔ�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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