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個亞洲大陸的金融、經(jīng)濟與國際貿(mào)易中心。港內(nèi)著名學者、跨文化研究專家張隆溪教授指出：“香港是個非常國際化的社會”，當然也是一個“很傳統(tǒng)的中國人的社會”。香港的“大學（包括傳媒）的環(huán)境非常開放，非常自由”，因而香港的文化與社會也表現(xiàn)出“國際性”、“開放”、“自由”等文化的特性。這個繁榮而喧鬧的國際大都會，表現(xiàn)出中國與西方文化的水乳交融，是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典型代表，因而，她的文化特質(zhì)，表現(xiàn)出與大陸、臺灣較為不同。時至今日，香港回歸中國已逾十載，因此，香港的文化與社會亦倍受關(guān)注。從文學上看，在英屬殖民地時期，她始終未能發(fā)展出一個英語的文學創(chuàng)作傳統(tǒng)，“這個空間一直由中文及中文創(chuàng)作占領(lǐng)”。盡管她尚未形成主流與真正意義上的“香港文學”。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2月，魯迅應邀赴港講演，講題分別是《無聲的中國》和《老調(diào)子已經(jīng)唱完》，他的“報告及隨后發(fā)表的有關(guān)文章，把矛頭指向香港舊文學，在香港產(chǎn)生了強烈的反響”。正是魯迅等大陸作家“頻繁南游香港，推動了香港文學的發(fā)展”。

　　1937年日軍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以來，上海、廣州相繼淪陷，大批流亡作家如茅盾、范長江、夏衍、戴望舒、蕭乾、施蟄存、葉靈鳳、蕭紅、端木蕼良赴港，來港作短時逗留的郭沫若、郁達夫、巴人以及曹聚仁等現(xiàn)代作家群，他們的到來，“促使了持續(xù)四年的文學繁榮期”，他們組織文藝社團、創(chuàng)辦刊物、發(fā)表作品，豐富和繁榮了香港文壇，使香港成為中國戰(zhàn)時的全國抗戰(zhàn)文藝中心。

　　抗戰(zhàn)勝利后，由于國民黨政府加重了對意識形態(tài)與文化領(lǐng)域的控制，“進步文藝界大批作家被迫轉(zhuǎn)移香港”，他們在港“發(fā)表雜文散文”，風格從“以往隱晦曲折”變的“明快暢達”。聶紺弩、林默涵的散文、雜文集都是這時在香港出版的。解放戰(zhàn)爭時期，茅盾、邵荃麟、秦似、周而復等大批作家再次抵港，《小說》、《文藝生活》、《大眾文藝叢刊》、《北方文藝》、《野草》等刊物創(chuàng)刊并在香港亮相，一大批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作品在港創(chuàng)作并出版，“形成了香港文學的第二次高潮”。

　　自1927年魯迅來港以來，香港文學的主流一直為“南遷”與“客居”的非本土中國作家所主宰。到了四十年代末，才出現(xiàn)了呂倫和黃谷柳等少數(shù)本地作家，并寫出了《窮巷》、《蝦球傳》等較有影響的作品，才有了“名副其實的香港文學”。如改編成繪畫書和電影的《蝦球傳》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依然深有影響。

　　國民黨政權(quán)赴臺后，海峽兩岸陷入隔絕，此時香港成為了大陸與臺灣的文化界的紐帶，不少來自臺灣或大陸留學英美的人文領(lǐng)域的學者留港任教或工作。香港事實成為兩岸三地乃至全球華人文化的平臺與交流港。香港文化與文學的構(gòu)成如此繁復，而“作為真正地域文化特征的香港文學，主要是六七十年代之后，才逐漸形成規(guī)模的”。

　　本文由香港文化入手，論述香港文學的簡況，以香港散文為中心引述以“小品”散文為代表的香港主流散文作家的作品以及風格、內(nèi)容、文學特質(zhì)。

　　進入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尤其是散文作者群體空前強大，有曾敏之等同代近百余眾，八十年代更是散文新星云集，有來自海外的、大陸的、臺灣的、香港本土的，如金耀基、董橋、梁錫華、陳耀南、黃河浪等幾十人，此時香港散文界真可謂百家爭鳴，風格各異、佳作頻現(xiàn)，蔚然可觀。

　　現(xiàn)代著名作家曹聚仁之子，資深新聞人曹景行說：“說到香港的文化，我認為不存在‘沙漠’一說”，筆者深以為然。環(huán)視現(xiàn)當代以來香港散文界的人物（雖然香港散文家多出自香港中文大學、嶺南大學、香港大學等院校及報業(yè)新聞界），即可一目了然。

　　1917年出生的老散文家曾敏之，先后任職香港《文匯報》副總編、香港作家聯(lián)誼會首任會長，其舊學淵博，長于隨筆、雜文，文字“精煉”，文風“辛辣”；
1931年生的散文家梁錫華（與大陸著名學者、散文家林非同年），早期留英攻讀哲學博士，先后在港中文大學任教，并一度主持香港嶺南大學文學院與中文系，他的散文“富書卷氣，語言雋永幽默，感情與理智并生”，其作品“較為耐讀”；
與梁同期稍晚的還有1934年生的學者散文代表人物劉紹銘，后文將專門論述；
1935年生的散文家金耀基，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新亞學院院長（錢穆先生為首任），他工于紀游散文，景物故事，“富知識性，文字流暢華麗”；
1935年生的散文家張君默，其散文“平淡中見功力”，“瑣事”具“哲理”，山水田園散文“清簡脫俗”，有魏晉之風；
1939年生的小思，散文“風格清新”、文風“溫柔敦厚”，文中“處處有真性情”；
1941年生的陳耀南，曾執(zhí)教香港大學中文系，其散文“識見過人”，“行文重趣味”并“情理兼?zhèn)洹保?br>1947年生的黃繼粱“傾向古典主義”，散文“重知性”、“理趣自得”且“清通雅重”；
1948年生的梁秉鈞，其散文“細致冷靜，思路綿密”，行文“意象豐富”；
此時，香港文界可謂文星燦爛，文風之盛史所罕見。

　　九十年代以來，香港文壇有散文“五大家”的說法，有“老派文人”劉紹銘，散文寫得好，其文字與學問“動人”而“清幽”，是“吃過馬鈴薯的日子之后燃點一爐煙火的境界”；
有“香江第一健筆”美譽的林行止，其財經(jīng)短評和閑讀隨筆“雜樹生花”，不僅有資訊，還有知識、良知，誠信與現(xiàn)實關(guān)懷，不放空言，言之則有物；
主治文學史論，寫學者隨筆的李歐梵，“飽受西洋洗禮”，在散文中“勇敢地面對現(xiàn)實”，化作真誠的“自白”，展現(xiàn)“激情或傷感”的“心路歷程”，立在“西潮的彼岸”那種“浪漫之余”的小路，“如人生中夾的兩片臘葉”，匯載著歷史的脈絡(luò)和“年輕時代”與“浪漫情懷”；
除董橋外，另二家，一說是“信手拈來，滿卷書香”的陶杰，又一說是內(nèi)容“鮮活生動”又“令人稱奇”的蔡瀾，不僅是“文章妙手”且為“性情中人”，滿眼里對異性與美食的欣賞與尊重，本文中所討論的，正是香港五家別無爭議的、近年來頗引人矚目的“小品散文”代表人物董橋。

　　董橋散文的確能夠稱得上自成一家的，香港名學者劉紹銘在評論董橋時，認為他的散文筆法天然，“不賣弄”。他說：“董橋佩服錢鐘書的學問”，但覺得他的散文“太刻意去賣弄”。那種掉書袋，以典故學問為炫耀資本的散文之風確不可長，這同時反映了董橋獨到的散文觀與其作品特性。

　　海派評論家陳子善認為，董橋散文，所敘“文壇往事，藝苑軼聞，文人雅興，學者風范”，他所“經(jīng)歷的，欲查考的、所向往的，經(jīng)他的妙筆一描畫，一點染，無一散發(fā)著迷人的風致”。他的文字“匠心獨運”、“精純圓熟”，使人“讀后掩卷沉思，總覺得思味深長，氣象萬千”，董橋的癡人舊夢里“充溢筆端的舊人舊事、舊文舊書、舊字畫、舊掌故、舊風物”，那些如煙的往事無不彰顯他的“堅守”和“文化情懷”。所有的文字如他的珍愛的一方閑章所刻的“董橋癡戀舊時月色”。

　　這一點，劉紹銘更有腥腥相惜，所評所敘，更似“知音”。他說，“散文要人看下去，除有學問才情外”，還要有點幽默和言外之義才好。

　　董橋的散文些許篇章，確能稱得上散文園中“上品”，其文字“銷魂”、“嫵媚”，亦有些“靈氣”，多“神游古人、浮沉典籍”，有胭脂氣，如閱六朝金粉。董橋“睹物思人”，他“沉迷事物”，近乎“情癡”，有點“病態(tài)”。對于散發(fā)著歲月光澤的古玩和“清麗”的女人，他內(nèi)心涌動著太多的柔情、愛憐�！耙褂昵餆簟�，他似重溫舊夢，他的閑散，他的濃情蜜意，他的哀愁與顧影自戀的 “凄涼況味”，真有晚清民國“遺老”的趣味。

　　諸多評家中，劉紹銘先生是筆者印象較深的一個。說到這里，我們需多費些筆墨。事實上，我們談論董橋，就無法繞過劉紹銘。劉是廣東惠陽人，同董氏同為東南部人氏，原在臺灣大學外文系讀書，后畢業(yè)于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為比較文學博士，從事的是樂黛云教授的“比較文化與比較文學”那一行顯學，劉與董氏教育背景同，國際視野自然廣闊，知識體系應是肩挑雙擔，“會通東西”的那種，他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大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任教，還是嶺南大學翻譯系講座教授、中文系主任。較有影響的譯著有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國傳統(tǒng)短篇小說選集》，專著和散文隨筆《曹禺論》、《二殘游記》、《文字不是東西》、《吃馬鈴薯的日子》、《一爐煙火》、《煙雨平生》。文筆與文風與董氏各有默契。其文字“取材隨心所欲，當然乃有感而發(fā)”。董氏、劉氏，為人為文追求“老派”，亦有可貴的“平常心”，為文不追新立異，力求“舊人類”文體，確是香港文壇的一大風景。

　　下面重點介紹香港散文界“小品”散文的代表人物，本文的核心作家董橋。

　　董橋，香港著名報人、散文家，1942年生人，原名董存爵，福建晉江人�！吧贂r隨父母遠赴南洋，在印尼度過童年和少年時期”。1964年畢業(yè)于臺灣成功大學外文系，后到香港不久即赴英倫就讀倫敦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80年回港任職，加盟查良鏞“明報系”，任《明報周刊》總編輯、《明報》總編輯職。另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負責人，《讀者文摘》總編輯。業(yè)余以散文隨筆文字見長，先后結(jié)集出版《雙城雜記》、《在馬克思胡須叢中和胡須叢外》、《另一種心情》、《這一代的事》、《跟中國的夢賽跑》、《辯證法的黃昏》、《鄉(xiāng)愁的理念》、《故事》、《董橋小品》等。

　　說到“董橋小品”，就是講究一個“玩”字。他在《也談藏書印記》中稱，所謂讀文識物，“玩玩而已”。他認為，“本來就沒有什么太大的道理”，人生無非是“關(guān)起門來種種花，看看書，寫寫字，欣賞欣賞《十竹齋箋譜》之類的玩意”。所謂談玩喪志，在董橋看來，“玩物自有其志”，他認為“玩也是一種生活方式”。董橋“身處香港這個文化交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熏陶，而且性情更放開一些”。所以“心態(tài)自由、大膽”、“玩得更灑脫”，更“滿足自得”。

　　近年來，以推崇“性靈散文”與研究林語堂而著稱的散文評論家王兆勝對董橋小品“趣”與“味”有獨到的發(fā)現(xiàn)。他認為，“講究趣味是新時期散文的重大收獲”。談到中國現(xiàn)代散文，他認為林語堂和豐子愷非常注重“趣味”的，林語堂專門著文《記趣味》表達自己的“審美理想”。新時期較有代表性“趣味”一派作家賈平凹，董橋、伍立揚等，“董橋?qū)戇^《說品味》、《聽那立體的鄉(xiāng)愁》、《滿抽屜的寂寞》、《文章似酒》……，僅僅以文章的題目即現(xiàn)出作者的審美趣味，這是對生活和藝術(shù)中真、美和趣味的無邊欣悅與崇高。為了表達趣味之妙，作者往往運筆自如，行云流水，妙語連珠，有時真似如有神助一般。這是中國文化散文重‘性靈’的一脈……董橋散文中有一種‘怪味’，賈平凹散文多了一股‘妖氣’。（筆者按：是一種鄉(xiāng)村背景下敬畏神靈與天命的那種冥冥之中的因未知而無奈的暮氣、神秘與鬼靈古怪），而伍立揚散文則將林語堂的舊文風度（董橋也有此風）加以發(fā)揮，增添了如許華美�！�

　　“蘇派”評家朱棟霖認為，董橋散文“既有思想散墨，文化眉批，又有鄉(xiāng)愁影印，感情剪接”。同樣在“蘇杭”的評家莊漢新顯然受其影響，其援引朱氏之論甚有概括力。從董氏成長的背景來看，他“出身書香世家，從小便受到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薰陶，愛讀書，喜寫作，嗜好收藏圖書、字畫、愛彈琴，也愛讀周作人散文和明清小品，具有濃厚的文人雅士風范。負笈英倫的留學生活又使他以開放的胸襟吸納西方文明……他的散文既顯示出中國人的智慧，也不乏英國式的幽默�！逼湮淖帧皫в姓芾硪馕兜娜松�雋語，既親切自然、活潑生動又充滿理趣”。其“語言精雕細刻，文筆干凈洗練，在簡約濃縮的語境中尋求品味與美感”。他身上有傳統(tǒng)文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舊風，“濃濃的書卷氣，儒雅的文化精神，熱烈的中國情懷，精致的文字，英國式的幽默”，構(gòu)成獨特的“董氏風格”。

　　劉紹銘先生亦說：“董橋風格，自成一家”。他也談到董氏的少年時代的舊學積累，“他這把年紀的人，沒有幾個不是被業(yè)師或父母逼迫著終日吟哦‘云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長大的。唐詩、宋詩、《古文觀止》這類古書讀多了，胸中自成樓閣。日后下筆，個人的見解，認識、信念，自會與當年從斷簡殘篇吸納得來的千絲萬縷，渾然融會成為一體，機杼別出”。當然，這也就是董橋散文“堪一讀再讀”的原因。

　　名散文家卞毓方也說：“董橋先生的文章可以讀兩三遍”的。劉紹銘又說：“讀他的散文要讀出味道，中西文化僅有點底子還不夠，你還要他一樣對文字迷戀”。有一點“癡”勁，且“癡得可愛”。董橋談到自己時認為，“寫文章一向冷靜、用功、很辛苦”，意匠經(jīng)營，“恨不得字字句句一夜之間都泛起歲月的風采”。

　　他的文字“幽婉”、“蒼�！�，暮氣十足，文中的女人多“容顏秀麗”、“幽怨”、“柔媚”、“惆悵”、“俏皮”、“風華絕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多“古典的媚韻”，真是人亦“好看”，畫也“深情”，字也“深情”。以搞戲劇研究而半路殺入文字行的章詒和進入了董橋的視線。他說：“章詒和五十年代在北京什剎海初見潘素”時，“她豐盈，白皙，眼睛烏黑，腮邊笑靨浮蕩萬般嫵媚”，他又說：“前幾年《老照片》封面上登過潘素一幀三十年代的玉像”（這幀照片筆者亦曾見過，確言不虛）。民國美女潘素“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邊”，一領(lǐng)“長長的黑旗袍和長長的耳墜子襯出溫柔的民國風韻：流蘇帳暖，春光宛傳……幾乎聽得到她細聲說著帶點吳音的北京話”。真是令人神往，是必親見而無法言說的意境。董橋之文，大多如此。

　　說到影響，董橋受到中國現(xiàn)代散文林語堂、周作人一派影響頗多。波拉德著《中國散文》之譯者說：“周作人對‘美文’”的理解亦深受西方模式的影響，譬如說把文字看成是作者‘個性的延續(xù)’”。劉紹銘言：“‘美文’其實是周作人所說的閑適小品，那種不說教，不載道，落墨‘平淡而有情味’的隨筆”。

　　董氏早期小品如《薰香記》、《繆姑太的扇子》，“吐古吞今，發(fā)潛質(zhì)之幽光，最能代表他在散文領(lǐng)域獨樹一幟的成就”。峰回路轉(zhuǎn)，劉氏進一步發(fā)問：“什么是經(jīng)典之作？”他請出了布魯姆，“經(jīng)得起一讀再讀的作品就是”。這個被稱作“傳統(tǒng)文化遺老”的董橋，“筆下處處留情，溫柔敦厚一如其人”，其“文采與感情”加之“冷艷迫人”，真有點呆書生的味道（與湯一介、樂黛云的學者散文、林非散文等主流的中國文化散文并不相同）。董生文字，“書香撲鼻”，又“偶見三分無賴，盡得風流”。且“風格自成一家”，如此，董橋散文自當在中國當代文壇自立一戶，自然順理成章。

　　從臺灣到香港，從蘇州到上海，從海外到北京，海內(nèi)外評論界對董橋散文是“一路綠燈”，叫好一片。董氏散文的序言作者劉紹銘稱其“文體冷峭、孤僻”，“怪怪的”，即如評家王兆勝所說其文有“怪”味，亦多贊語。散文家卞毓方則認為，董橋散文英文雜然其中，是“不美的”。筆者十分認同此論。

　　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傮w上看，近年來，董橋散文有偏狹之弊，格局較小。他的眼里只有令人迷醉的“器”與“物”，而看不到那些“器”與“物”消魂的光澤中那些歲月的蒼桑和20世紀中國文化人物背后的血和淚，水與火，傷與痛。如他所寫的張伯駒、潘素的《故事》與大陸戲劇研究家章詒和的散文《往事并不如煙》、《伶人往事》、散文家林非《半個世紀的思索》、《讀書心態(tài)錄》在境界、格局上相差甚遠。他醉心于“物”而未擺脫于“物”，終為“物”、“器”所累，他沒有站到整個歷史及其大背景下思考中國文化與歷史人物的命運與對生命的大關(guān)懷，缺少憐天憂人的悲憫情懷和對人類命運的終極思考。就象一首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有人看到新人笑，有誰聽到舊人哭”一樣，近年來董橋散文只見“一葉”，不見“泰山”。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深深的遺憾。當然，這不能不說也是受林語堂、周作人的小品文的影響。在20世紀整個中華民族大敵當前的時候，林語堂提倡“幽默”與“風度”顯然不合時宜，周作人“苦住”在“苦雨”中的“苦茶庵”里，做純粹文人、“都市大隱”，最后難逃附逆大節(jié)的虧失，表面的歌舞升平、窗明幾亮掩蓋不住歷史的風潮浪涌，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王兆勝先生在評論周作人書話時，借曹聚仁“從書卷中出，脫不了書卷氣”，指出周作人小品的局限性，這里我們也可以用來看董橋散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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