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名高中生小張通過司法渠道，向班長的權力發(fā)起挑戰(zhàn)。他認為，班長鄧某向學校反映其有盜竊嫌疑，導致自己在同學中評價降低，甚至遭到同宿舍學生毆打，為此，他以侵犯名譽權為由將鄧某訴至法院。不過，法院近日于一審中駁回了小張的訴訟請求。

　　也許這位班長確實沒有損害小張的名譽權。有意思的是，鄧某在法庭上表示，其“作為班長”，在發(fā)現(xiàn)手機丟失時，有“義務”向學校反映情況。該書面材料是一種反映當時情況的“內部報告”，其目的是為了讓學校領導了解當時的情況。而法庭判定鄧某勝訴的一個理由也是，法院認為，同學的手機丟失后，鄧某作為公民以及“班長”，“有義務有責任”向學校反映情況云云。

　　學生總是需要以某種方式組織起來的，否則，一個班幾十口子人，無法從事學生公共活動。這種組織方式，大體上可以有兩類，第一類是學生自我組織、自我治理。其實，孩子本來就有這樣的能力，在游戲的時候、在日常生活中，青少年中間總是會形成某種自發(fā)的秩序，從而能夠組織游戲、組織各種活動。假如他們享有充分的自由，則在學校、在班級，他們也完全可以自發(fā)組織起來，形成一套秩序。在這種自我治理過程中，孩子們也可以學習到未來進入社會之后以公民身份自我治理的觀念、經驗和技藝。

　　不過，在中國，學生則是以另一種方式被人組織起來的。中國當代教育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化、行政化，政府的行政性權力自上而下滲透在教育體系內部，學校內部的管理就是行政化的。這一體系一直延伸、滲透到在校學生中間，為的是自上而下全面塑造學生的精神。而系統(tǒng)設立的學生干部體系，包括“班干部”，就是行政權力自上而下管理、組織學生的管道。

　　所以，“班干部”確實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在中國，“干部”就是官員，人們用“干部”一詞形容學生中那小部分人，倒也恰如其分，因為，班干部確實就是“班里的官員”，他們在班級內對于普通學生——就是“群眾”——享有某種權力，類似于干部對民眾的權力，也類似于國有范圍干部對員工的權力。

　　這種權力的含金量，小學生的家長們都清楚地知道，所以，一些有遠見、會算計的小學生父母會想各種辦法，包括游說、賄賂班主任，讓自己的孩子當班干部。而學校大約為了滿足學生們當干部的欲望，設立了名目繁多的干部崗位。由于大家似乎都有當干部的愿望，為了滿足這種愿望，也建立了嚴格的任期制度�？傊�，學生干部、班干部的一切制度，似乎都是模仿學校內外成人世界的官員制度。

　　那么，這些學生干部的權力有哪些？從何而來？通常，在低年級，班干部是由班主任指派的。當然，在學生較為成熟一些的中學及大學，班干部可能是由學生選舉的，但是，班主任所代表的管理權力，則始終高居于這種選舉程序之上，若未得到這種權力認可，選舉產生的結果就沒有效力。在成人世界，官員的權力來自上級，同樣，在學校，學生干部的權力最終是來自學校、來自老師的。

　　當然，學生干部享有這種特殊地位和權力是有條件的，其中一項條件，就是本案中法院所說，鄧某作為“班長”，“有義務有責任”向學校反映學生中間的情況，包括同學們在宿舍里的議論。那位班長的陳述中更是強烈地表達了這種作為班干部的責任感。他只是個孩子，當然還沒有資格充當管理者，他畢竟沒有被賦予獎懲的權力。但是，他可以向學校、向老師“反映”他所認為應當反映的情況，從而啟動學校、老師進行獎懲的程序。

　　這樣，學生干部借助自己與老師、與學校當局之間的特殊關系，在相當大程度上改變了自己與同學的關系。學生干部不再是學生中的平等一員，相反，他的地位要高于那些未當干部的普通學生。他可以巧妙地依托老師和學校，追求自己的利益，或者滿足自己征服、控制、命令其他同學的虛榮心與權力欲。這正是班干部令其他學生恐懼又羨慕的原因所在。正是依靠這些干部，學校在學生中間建立了一種十分便于動員、組織的秩序。

　　可以說，與當今的學校體制相配套的學生干部制度，讓學生們提前體驗了行政體系的全部精神，讓學生們提前生活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命令者與服從者的角色之中，從小就實踐權謀文化與利益計算。進入社會中，他們當然也就不習慣于也不知道如何扮演平等的、負責任的公民角色。要么拼命地要當管理者，要么甘于被管理者的位置。與人類議論紛紛的灌輸式教育方式和應試教育模式相比，這恐怕才是當下教育制度最嚴重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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